娜斯佳做好了接受任何工作的準備，無論它多麼低賤，報酬多麼低微。她跑遍了整個城市，願意為任何人效勞，但沒有人需要她。所有行業都瀕臨崩潰，到處都在裁員，沒有地方僱用新人。與她風風雨雨共事了二十五年的同事大家庭也漸漸瓦解，所有人都自顧不暇，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
「生意」這個詞成了新的咒語，未來屬於創業者。娜斯佳試過賣小餡餅，她把林子裡採來的蘑菇做成餡料。她也嘗試過裁縫活兒，她拆開自己的舊裙子，照著法國時尚雜誌上的衣服樣子，用縫紉機踩出一條新裙子。她甚至真的把自己做的一件成功賣了出去。買家是過去的一位同事，她和丈夫開了烏克蘭的第一家影印店，靠它過上了不錯的生活。但後來娜斯佳聽說，某天早上，這對夫婦發現兩個持武器的陌生男人等在自家的店門口。那兩個人對他們說：「回家去吧。這家店現在屬於我們了。」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警察是不會插手的，他們已經被收買了。所有人都被收買了。這個國家現在屬於那些自稱寡頭的人。
幸好羅曼還在。雖然他也沒辦法再按時領到工資，但至少可以不時地接濟娜斯佳一些錢，讓她給孩子買酸奶和碎蕎麥片。有的時候，她就只能寄希望於一份慷慨的施捨了，或是指望朋友們發出晚餐的邀請，但他們同樣一無所有。所有人都在砸鍋賣鐵。娜斯佳賣掉了自己的刀叉、餐盤、書籍，還有她那件漂亮的狐狸領外套。據說有人甚至賣掉了自己的一個腎，這才有錢來購買食物。
眼下她經常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想起西班牙宗教大法官和基督之間的對話，又一次降臨世間為人們帶來自由的基督第二次被判處死刑，因為宗教大法官認為，對於人類和人類社會來說，沒有什麼比自由更難以忍受了。是這樣嗎？她，娜斯佳，有生以來終於第一次嚐到了自由的滋味？她如此渴望的自由，難道就意味著喪失任何一種保障、割斷任何一種聯絡、是生是死都不再與任何一個人有關嗎？
一個計劃在她的心裡漸漸成形。她的姐姐塔尼婭已經在德國生活了好幾年。因為塔尼婭嫁給了猶太人，他們的兩個兒子以猶太人的身份離開了蘇聯前往德國，丈夫去世後她通過家庭團聚程式和孩子們一起定居在了德國。戰爭和大屠殺結束後，蘇聯的猶太人處境得到了暫時的改善，但反猶主義蘇聯向來就有，很快，反猶就死灰復燃。伴隨這種歧視產生了一個弔詭的有利條件：猶太人被允許離開蘇聯。在一些人試圖隱藏自己的猶太身份以避免歧視的同時，另一些人卻拼命想在自己的家族歷史中找到一位猶太祖母或曾祖母，憑藉家譜中一個哪怕十分不起眼的猶太分支，他們就能跑去西邊。
過去，德國不僅接收猶太人，還接收每一個越過邊境的蘇聯公民，因為他們都被視作共產主義制度的受害者。如今，這個制度已經不復存在，沒有人再會扣留已解體了的蘇維埃帝國的公民，他們可以隨時離開，去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但也因此，這個世界上不再有任何地方允許他們進入。不過娜斯佳還是聽說了不少傳聞，比如有人在成功拿到了德國的旅遊簽證之後去打了幾個星期的工，回來時便揣著一筆錢，這筆錢足夠在烏克蘭生活半年。
她與住在柏林的姐姐取得了聯絡，並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要實現這個計劃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首先她得籌到去柏林的火車票錢，同時她必須找到一個能為她在德國的居留提供擔保的人，比如她在德國生病了，那個人就要承擔她的治療費用。她的姐姐並不是合適的人選，她自己也靠社會救濟維生。她外甥們的物質條件也相當有限，所以他們提供的擔保同樣不會被接受。不過他們認識一個俄羅斯人，在做跨境販賣二手德國汽車的生意。這個叫阿爾喬姆的男人擁有德國永久居留權，他可以證明自己的收入非常豐厚，也願意為他朋友的小姨提供擔保。
娜斯佳收到了從莫斯科寄來的擔保宣告後，便帶著它去了德國駐基輔大使館。在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員的監督下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之後，她把簽證申請遞交了上去。幾周後，她又去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全身被傾盆大雨澆了個透，終於拿到了蓋了簽證的護照。她獲得了許可，可以在德國停留四個星期。這個小小的印戳，以及這張貼著她照片的不起眼的小紙片，就是她跳往世界的另一邊所需要的全部，而她長久以來已經對此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是如果不解決旅費問題的話，所有的努力就會功虧一簣。於是她向每個朋友都借了一小筆錢，所有人都盡了自己的一份力，彷彿娜斯佳正代表著他們所有人前往一個對他們來說仍然如同傳奇一般的世界。而照顧斯拉瓦的任務，在這段時間裡就落到了羅曼的身上。
1992年7月裡一個炎熱的日子，娜斯佳在基輔火車總站登上了開往柏林的火車。她的行李十分簡單，只是背上的一個雙肩包，和她平日裡的旅行沒什麼分別。過了利沃夫，就出了蘇聯的地界，這是她生平第一次離開這片土地。進入德國的第一站是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第二站是柏林-利希滕貝格。她從等候在站臺上的人群中認出了自己的姐姐塔尼婭，她在德國的這些年裡圓潤了不少，花白的頭髮剪了一個波波頭造型。她們已經六年沒見過面了。姐妹倆的關係從來都稱不上親密，兩人不僅年齡相差很大，性格上也沒有太多共同點。
火車站離地鐵站不遠，一路上娜斯佳看到的都是她在家鄉隨處可見的板式裝配建築，她彷彿只是從烏克蘭的一個「obolonj」搬到了德國的「obolonj」。不同的是，這裡矗立著許多被腳手架包圍著的高樓，整條道路都在手提鑽的轟鳴聲中震顫，遠處還林立著把巨型手臂伸向雲端的大吊車。在塵土飛揚的空氣裡，娜斯佳也嗅到了幾絲家鄉的味道：那是東歐汽車排出的廢氣味，它們氣喘吁吁地顛簸著從她身邊駛過，而閃亮的西歐汽車則靜靜地漂浮在瀝青路面上。行人必須不時繞過建築基坑，還得留心遍地都是的狗屎。人行道上老化開裂的焦油瀝青被髮燙的正午熱浪烘烤得發軟。那年夏天似乎是很多人記憶裡最熱的一個夏天。眼前的所有東西都彷彿與娜斯佳隔著一團霧氣。她感到精疲力竭，整個人渾渾噩噩。在火車上的二十四個小時裡，她幾乎沒有合過眼。
塔尼婭住在威丁區，過去東西柏林的交界處。就在幾年前，她從自家的窗戶往外望，還能看到那道被塗得五顏六色的牆，牆只有朝向西邊的這面是彩色的，背後則是另一個世界的延伸，那是一個灰暗而無望的世界，她曾經就屬於那裡。再往前，還能看到一棟房子破敗骯髒的背面，上面的窗戶被東德用混凝土封了起來，這樣一來，住在裡面的人就看不到牆另一邊的西邊世界了。/sup。房間裡有冰箱、全自動洗衣機和可以接收兩個俄羅斯頻道的電視，它們全都來自慈善機構的捐贈。陌生的德國生活裡的殘餘物，就這樣在塔尼婭的公寓裡完成自己最後的使命。娜斯佳找了一張沙發當作自己的床，她姐姐的床則放在房間一個專門為它闢出的凹間裡。/aside塔尼婭為她準備了烏克蘭羅宋湯和肉末餡餅，配上面包和酸奶油。娜斯佳已經說不出她上一次吃到這些是什麼時候了，她也幾乎忘記了自己心愛的加糖黑咖啡的味道。飯後她喝了三杯咖啡，抽了兩支菸，洗了個冷水澡，就躺在沙發上睡著了，美妙的咖啡香氣還在她的鼻尖繚繞。
第二天一早，她就穿上綻了線的烏克蘭麻底鞋，邁著少女般輕盈的步伐，和姐姐一起從維滕貝格廣場走到了選帝侯大街。塔尼婭帶她參觀了卡迪威百貨商店、紀念教堂、著名的克蘭次勒咖啡館，但比起這些標誌性建築，路邊的景象才更加讓她印象深刻。街邊的紅色遮陽傘下，人們坐在露天餐桌旁大快朵頤。一個女服務員為其中一桌端來了大銀盤，上面的烤肉堆積如山。娜斯佳還在納悶，這餐桌上的四個人怎麼能吃掉分量這麼驚人的烤肉，但隨後她意識到，這並不是四人份而只是一人份。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即使在最好的年景裡，你也永遠不會在一家烏克蘭餐館吃到這麼大分量的肉。一個人能吃得下這麼多，在她看來根本是不可能的。烏克蘭流傳著五花八門的關於西邊的傳言，但她還從來沒有聽說過這裡的人食量如此之大。像這樣的一份肉，再配上炸薯條和一大盤沙拉，足夠她和她的外孫吃上一整個星期了。
第二天，她就讓姐姐陪她去了夏洛滕堡區的一個地址。在柏林的這段日子裡，她要每天到那裡做五個小時的清潔工作。那個俄羅斯二手車經銷商阿爾喬姆不僅為她做了擔保，還給她介紹了這份工作。在烏克蘭的時候，她從來不會和一個俄羅斯寡頭有什麼交集，現在她就要在德國見識到他們的生活了。這家人住在選帝侯大街支路上的一棟豪華舊別墅裡，裡面有私人的橘園、游泳池和三間配著金色水龍頭的大理石浴室。這些人在俄羅斯混亂的轉型時期成功地從國有資產裡抓走了豐厚的一塊，從中賺取了難以想象的鉅額利潤。他們過著革命前的俄羅斯封建領主一樣的生活，把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視同自己的奴僕。
瑪麗娜·伊萬諾芙娜大部分時間獨自住在別墅裡。她的丈夫總是在各地出差，或者在莫斯科處理生意。這對夫婦在莫斯科大名鼎鼎的盧布廖夫卡擁有一處住宅，那裡是最受新貴們青睞的住宅區，裡面的每棟住宅都自成一體高度戒備。在德國，他們僱了一名管家和一名司機，娜斯佳則負責一些瑣碎的工作。她用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才把別墅的兩個樓層完整地打掃了一遍，然後一切又要從頭開始。她還得花好幾個小時把廚房和浴室的金屬配件擦亮，用吸塵器清理一張又一張的地毯，梳理地毯邊緣的穗子，爬上梯子撣去枝形吊燈的灰塵，把上面的每一塊水晶擦得晶瑩剔透。此外，讓所有瓷磚時刻保持光亮如新，整理堆放著大量陌生電器的廚房，也都屬於她的職責範圍。而她最最害怕的要數雜物間裡的三門櫥櫃了，那裡堆滿了讓人眼花繚亂的清潔用品。在基輔的時候，她只用蘇打水和家事皂來打掃衛生，而這裡的每件物品都配有專門的清潔劑。娜斯佳站在一瓶瓶貼著德語標識的容器前，彷彿面對著一片神秘的森林，每次她都會迷失。女管家瑪法是個和善的人，但也幫不了娜斯佳太多，她幾乎不會德語，還要忙自己的工作。她必須為瑪麗娜·伊萬諾芙娜和她的客人們做飯烤點心，清洗熨燙衣物，喂兩歲的尼娜吃飯。尼娜是個專橫的小女皇，每天都打扮得像櫥窗裡的人體模特，每次瑪法把盛著胡蘿蔔泥的勺子伸到她的嘴邊，都會被她打落在地。
當娜斯佳和瑪法在家裡忙碌、司機在外面奔波或者去採購的時候，瑪麗娜·伊萬諾芙娜通常都在打電話。她經常整日里披著長睡袍、踩著高跟拖鞋走來走去，一邊抽菸一邊和她在俄羅斯、美國、以色列以及德國的俄國朋友們談天說地。這個時候她就會露出自助吧檯女服務員那種略顯粗俗的口吻。就在幾年前，她還在莫斯科一家公司的食堂裡工作，很可能和娜斯佳一樣住在板式裝配樓或者破舊的集體公寓裡，三天兩頭遭遇停水，穿過走廊的時候還會撞到室友掛在牆上的腳踏車。
娜斯佳總想躲開瑪麗娜·伊萬諾芙娜時刻監視的視線，因為在這位女主人的眼裡她永遠都在犯錯。她總是遭到訓斥和百般挑剔，有一次甚至差點被掌摑，只是因為她在一張價值不菲的玻璃桌面上噴灑了水垢清潔劑而不是玻璃清潔劑。最後，這位女主人從她那天的報酬里扣了十馬克，並威脅她說，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就立刻把她掃地出門。
娜斯佳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侮辱和貶低，她在蘇聯生活的時候從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個俄羅斯暴發戶妻子的女僕。屈辱、羞恥、憤怒在她的內心不斷灼燒。每天她都發誓，寧願再次捱餓，寧願死掉，也不會再跨過這棟房子的門檻，但賭咒之後她總會想起斯拉瓦需要一件新的冬季大衣，想起他連一雙合適的鞋子也沒有，想起她生病的朋友達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她許諾從德國帶回去的藥物上。她回想起自己在基輔毫無指望的乞丐般的生活，她現在每天為瑪麗娜·伊萬諾芙娜工作五個小時掙得的三十馬克，兌換成烏克蘭過渡貨幣庫邦後，足夠讓斯拉瓦和她自己在基輔生活一個多星期，也就是說，在瑪麗娜·伊萬諾芙娜這裡多熬過一天，她和她基輔的外孫就可以多活一週。所以儘管眼下她過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難和痛苦，但第二天一早她仍然掙扎著從床上爬起來，坐車回到夏洛滕堡去服她的苦役，回到那塊從她那已經解體了的故鄉延伸出的領土——她原先對它一無所知，現在卻在柏林一睹它的真容。
塔瑪拉是她的外甥馬克西姆的妻子，她在基輔完成了音樂學院的學業，眼下在柏林潘科區的一所音樂學校擔任鋼琴教師。她私下裡還收了一些學生，為他們上門授課。有一天，她打電話給娜斯佳，說自己學生的家長正急著找人來頂替休病假的家政女工。
不久，娜斯佳便踏進了德國人的家門，生平第一次。這戶人家的男女主人同為眼科醫生，家裡有兩個孩子，禮貌而友好。娜斯佳終於不用時時刻刻在僱主的眼皮子底下幹活了，她的報酬也從每小時六個德國馬克漲到了十馬克。這裡雖然沒有瑪麗娜·伊萬諾芙娜家的富麗堂皇，但也讓娜斯佳大開眼界。僅僅是客廳就比她在基輔的整個公寓還要大，另外還有五個佈置舒適的寬敞房間、一個大廚房、一個儲藏室、一個露臺和兩間可供四人使用的浴室。女主人非常友善地帶她熟悉了家裡的情況，向她解釋了吸塵器的用法，給她看了需要洗燙的衣物，然後就留她獨自一人在家。這完全超出了娜斯佳的意料。他們就這樣爽快地把整間公寓託付給了她這樣一個陌生人，一個異邦人。她坐在廚房的椅子上，抑制不住地淚流滿面。她也說不清自己到底為什麼哭，或許是眼前的這間德國公寓，把她在基輔始終無法擺脫的對失去安身之所的擔憂反襯得尤為觸目驚心，又或許是這兩個德國人表現出的信任和關懷，讓早已習慣了瑪麗娜·伊萬諾芙娜頤指氣使的她一時難以接受。
過去，娜斯佳並不怎麼把家裡的清潔工作太當回事，但現在她幹起活來非常認真細心。在僱主眼裡，她動作麻利、為人可靠，幾乎找不到比她更出色的家政女工了。所以那家德國人又把她推薦給了別的家庭，她就這樣接到了一份又一份的新工作。瑪麗娜·伊萬諾芙娜當然不願意放她走，但這已經不是她可以左右的了，於是她只好換成一副乞求的嘴臉，突然亮出了自己無產階級的家庭出身。娜斯佳總害怕受到德國人的歧視，但她在一位俄羅斯寡頭的妻子身上嚐到了這種滋味，而今她終於可以擺脫這個噩夢，不用再依賴這個女人了。在德國人家裡工作時的失語狀態雖然令人痛苦，但沒有一個德國女人會把她看成渣滓，更沒有人責備她或是羞辱她。她從早到晚都在工作，但幾乎稱得上是快樂的，做家政女工賺的錢也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直到她第一次在柏林翻開護照發現，她的簽證前一天剛剛過期。
也許忘記這個期限的存在並不完全是無心之舉。或許就在她踏上旅程的那一刻，要把這個日期從記憶中抹去的念頭就已經沉睡在她的心底了。她永遠不會有膽量蓄意做出非法居留的決定，她只是不知不覺地聽從了這樣一種想法：對於斯拉瓦來說，一個為了給他掙生活費而不得不缺位的外祖母遠遠好過一個陪他一起捱餓的外祖母。她害怕回到一貧如洗的狀態，她不由自主地在這種恐懼中屈服著，這一刻，她才大夢初醒。她盯著簽證上已經錯過的離境日期，另一種恐懼開始浮現。這是她這樣一個在獨裁統治下出生的孩子在呼吸第一口空氣的時候就嗅到的恐懼：害怕事情敗露，害怕受到懲罰。她驚恐地環顧四周——已經有人在跟蹤她了嗎？他們是來逮捕她、把她送進監獄的嗎？
她一天天地拖延著，每多停留一天，她的罪惡感就加重幾分，也就更加不敢去面對出入境檢查。她和羅曼通過了電話，斯拉瓦的事用不著她操心，他的外祖父顯然會把他照顧得很好。羅曼的新婚妻子自己沒有孩子，對他的外孫也始終疼愛有加。娜斯佳的家鄉並不需要她，而她留在這裡的理由卻非常充分，她在德國賺到的錢可以幫助她的同胞渡過難關，可以用來資助她最貧窮的朋友。而她花在自己身上的錢卻極其有限。一天幾杯濃濃的黑咖啡用來對抗低血壓，幾根萬寶路用來替代口感苦澀的俄羅斯普瑞瑪，還有一張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月票和交給負責一日三餐的姐姐的伙食費，這些就是她所需要的全部了。
就這樣她拖過了一週又一週，一個月又一個月。半年之後，已經沒有哪一種清潔劑是她不認識的了。她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自己會遭受和女兒同樣的命運。她一直盼望著維卡有一天能回到家裡，而她自己現在卻像女兒一樣流落到了西邊，淪落成一個非法移民。在這座野蠻生長著的新德國東西交匯之城裡，躺在姐姐家沙發上過夜的她，成了那無法估量的非法移民灰色數字裡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