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忍就像其他罪惡一樣,不需要任何外在動機;其需要的不過是機遇。
——喬治·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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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著名心理學家皮埃爾·讓內(pierre janet)在談到人類的心靈時說:「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用盡一切辦法拼湊而成的藝術品。」艾倫娜——也是我最值得一提的來訪者——確實動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她保持理智的其中一些方式是如此巧妙,簡直堪稱藝術。
艾倫娜受到過極其殘忍的嚴重虐待。不過,儘管她的經歷十分可怕,我卻逐漸意識到,她遭受的種種惡行依然難以掩蓋她人格的閃耀光輝。這名年輕女子憑藉堅強性格、智慧和母性本能經受住了創傷。艾倫娜比我遇到過的任何人都更能證明,人的心智慧夠經受住巨大的考驗並依然保持完整。
將艾倫娜介紹給我的是一位專注於性別問題的心理治療師同事。這位同事首先講述了她是如何得知艾倫娜的。
同事在若干年前接收過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的來訪者,並在心理治療期間見證了克里斯托弗轉換成簡的過程。克里斯托弗是一名語言學教授,他在孩子們上大學以後與妻子離婚,開始經歷漫長又艱辛的從男性到女性的轉換。接受心理治療的跨性別人士現在已經司空見慣,但在當時(四十年前)克里斯托弗轉換性別的時候卻極為罕見,不僅公眾對此不太能接受,性轉換的激素治療與手術也比現在落後很多。我的同事幫助他度過了其中最痛苦的那個階段:切除器官,接受會對身體產生巨大影響的雌激素治療。那時,這依然是醫學界一個小小的全新細分領域,而且性別轉換往往要耗時數年。不過,簡的性格特立獨行,歷經艱險之後,她最終在身體和精神上都恢復良好。
1996年10月,我的同事接到了簡的電話,簡詢問她是否能為自己的伴侶艾倫娜進行心理治療。這對情侶都對計算機語言感興趣,二人是在大學圖書館的計算機區域認識的,已經幸福地在一起生活了十一年。
通常而言,一名心理治療師不適合對同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員進行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師對來訪者的忠誠度可能會混淆——因此她將艾倫娜介紹給我。當我問起問題的性質時,她回答說,曾經的來訪者簡只說了這樣一句話:「難以用語言形容。」一名語言學家說出這樣的話,足以說明問題。
我答應見艾倫娜。她當時三十五歲,比簡小了將近二十歲。對我來說,這一案例在很多方面都前所未有。而且,這些「第一次」從我走進等候室去見艾倫娜時便接踵而至。一般來說,來訪者會坐著等待。艾倫娜卻像個全神貫注計程車兵一樣背對著唯一的那扇窗戶站著面對我,眼睛睜得大大的,眼裡充滿恐懼。
她骨架很小,有一頭自然捲的粉金色短髮,皮膚白皙,略帶雀斑的臉上沒有化妝,美得像精靈一樣。她身穿灰色t恤,外面罩著一件敞開著的法蘭絨格子襯衫,下身是一條卡其色工裝褲和一雙黑色高幫跑鞋。(在我與她會面的那些年裡,她的行頭都大同小異。)
為了幫助她平靜下來,我提議給她端杯茶。接著,我帶她進入我的辦公室,她坐在椅子的邊沿,隨時準備溜走。茶端來之後,我問起能為她做些什麼。「也許什麼也做不了。」她說道。與其說她是心懷牴觸,不如說是單純在陳述事實。我問她有什麼煩心事,她低下頭笑了,還撓起自己的手來。她的雙手鮮紅,像是被浸在了甜菜汁裡似的。「我想我很緊張。」她說。這時,她的呼吸變得短而急促,聽起來就像是繪本《小火車頭做到了》裡的小火車頭在爬山。她的臉色如此蒼白,連雀斑都褪了色。我擔心她暈倒,於是勸她趕緊喝口茶。
我問起艾倫娜的家庭生活,她說她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魯珀特王子港長大。艾倫娜快滿三歲時,她的母親由於被兒童保護協會判定失職而離開了她。此後,她和妹妹格雷琴由酗酒吸毒的父親撫養長大。艾倫娜接著解釋說,是父親把海洛因放在母親口袋裡栽贓給她並報了警。警察趕來後,艾倫娜的父親指出自己的妻子十幾歲時曾在卡爾加里當妓女。艾倫娜對此表示自己「出身並不光榮」。她的母親當時只有二十二歲,為了保住孩子們還在法庭上奮力抗爭,可是法庭卻判定艾倫娜的父親是更加盡責的家長,因為他被貼上「天才」的標籤,而且在一家大型計算機公司擔任程式設計師,有著一份令人欽佩的工作。多年以後他才因為吸毒、酗酒及各種匪夷所思的行為遭公司解僱。
我希望她舉個例子。艾倫娜說,他殺死了住在公司倉庫裡的那隻名叫「活線」的貓。「他把貓電死是為了取樂,還在貓的脖子上掛了塊牌子,上面寫著‘活線不活’。他被解僱時才意識到其他人並不覺得這有多好玩。」
虐待狂——即通過施加痛苦或羞辱獲得快感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讓別人多麼反感。他們最終會像艾倫娜的父親那樣,開始與同樣擁有反常癖好的其他虐待狂來往。
我又問了一些關於艾倫娜父親的問題。她告訴我,這麼稱呼他讓她感到難過。(她的父親也對此感到不快,因此要求兩個女兒都直呼其名:阿特。)她要求我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都不要再用「父親」稱呼他,而是叫他阿特。
第一次會面結束時,我試圖搞明白為什麼艾倫娜置身我的辦公室會如此不安。她坦白說:「我擔心你要是知道我腦袋裡在想些什麼,會把我關起來。」
對於心理治療師來說,這樣的恐懼往往非常棘手,因為如果艾倫娜對自身或他人構成威脅,就必須入院治療。由於艾倫娜的母親曾被錯誤地指認為傷風敗俗、吸毒成癮且無法勝任家長一職,她想必害怕會遭受類似的干預。我並不想嚇到她,於是沒有追問下去,而是詢問她是否可以描述其中的一種症狀。「你可以告訴我一種不會危及生命的症狀,我們下週可以就此展開聊聊。」我提議道。
「有些事物會讓我感到噁心,還會幹嘔。如果我不馬上遠離,就會難以控制地噴射性嘔吐。」
顯然,收集完整病史可能超出了艾倫娜的承受範圍。無論是雙手充血、換氣過度還是瞳孔放大,種種身體反應都是她內心極度動盪的外在跡象。我們要謹慎地向前推進。
艾倫娜在下一次的會面中帶來一份清單,上面列著導致她噁心、乾嘔或嘔吐的各種觸發點。我問她這些症狀對工作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她說她在律所工作已有數年時間,每當她感到不適都可以隨時離開房間,沒有人會過問。
我問起艾倫娜的律師資質,她說她只在大學待了不到一年時間,二十出頭時在這家公司的計算機部門找了份工作後便一路往上爬。如今,她主要為庭審準備案情摘要。她話語間透露自己正為城內最好的律所之一處理一件金額涉及數百萬加元的案子。可是,由於她並非律師,因此工資從未達到律師標準。艾倫娜有著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和極高的智商,能同時處理好幾個案子並把所有細節都記在腦子裡。儘管她最喜歡的領域是家庭法——她對自己童年的案例做過研究——律所最看重的還是她在專利法領域的知識。他們離不開艾倫娜。用她的話來說就是:「我救過他們好幾百次燃眉之急。他們知道我很古怪,因此不會打擾我。」艾倫娜在公司來去自由,「不過,他們要是有大案子要開庭,我可以面不改色地連續熬好幾個通宵。」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既然她如此擅長,為什麼不親自去當律師?但我忍住沒問——在這個緊要關頭,她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形式的對立。
談到這裡,艾倫娜顯得更像是在談工作,還拿出那張寫著觸發點的紙:「導致我噴射性嘔吐的原因清單上的第一項,」她開始說了起來,「是魚的氣味。我沒法去美食廣場,因為我擔心自己會噴吐到某張桌子上。」我問起原因後,她平靜地透露阿特在她四歲到十四歲期間一直會侵害她。阿特還說,如果艾倫娜不從,他就去隔壁格雷琴的房間。年幼的艾倫娜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在實際遭受傷害與羞辱的時刻表現出享受的樣子。「我一直很喜歡算術,於是我會數牆紙上的花,然後在他侵犯我的時候用花來編排數學題。」她說,「我痛恨自己這麼做,也痛恨他,但我拯救了我的妹妹。他一直逼迫我,直到我聞起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像魚一樣’。正因為此,我聞到魚就會感到噁心。」
我沒有表現出對如此駭人的殘忍行徑感受到的震驚。我通過其他有過極端遭遇的來訪者瞭解到,如果我表達任何超出常規的情緒,他們便會感到害怕,變得沉默不語。艾倫娜對他人表達同情或同理心並不習慣;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她認為同情既虛假古怪又讓人感到疏遠。她後來這樣解釋自己對同理心的感受:「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後發現阿特開始像和顏悅色的幼兒園老師那樣說話,我會被嚇壞的,或者至少感覺不對勁。你看,這就是我對他人展現同理心時的感覺。」
艾倫娜的症狀清單上的第二項是輕觸,因為阿特就是這樣靠近她的。輕觸會讓她乾嘔。第三項是咀嚼的聲音,或者用她的話來說,「咂嘴。」這還是跟阿特令人髮指的行徑有關:如果她不顯露快感,他就會咬她的私處。
第四項是浴室。她不管去什麼樣的浴室都要屏住呼吸。我問起原因時,她跑出我的辦公室在洗手間裡嘔吐了起來。在艾倫娜與我展開心理治療的這些年裡,她從未透露阿特在浴室裡對她做過什麼。她說如果講出來的話就會變成現實,這樣一來,她可能無法「回到這個世界」。
艾倫娜對這一問題的迴避讓我感到很矛盾。在任何弗洛伊德式或以無意識為主導的心理治療中,目標都是將來訪者腦海中無意識的部分引入意識的領域,這樣他們就不必再按照自己強大但無意識的需求行事。只有將創傷性事件說出來,來訪者才能在會面中回顧那些時刻,並在治療師的幫助下克服焦慮、羞恥或內疚的情緒。不過,當時的我執業已經很長時間,我知道並不存在什麼正統的做法,每個來訪者也都各不相同。艾倫娜讓我意識到,有些經歷真的很難再次回首。
她稱之為「嘔吐清單」的列表上全是頻繁遭到侵害導致的觸發點。她表示,最讓她感到噁心的就是阿特逼迫她假裝高潮使她看似成了同謀。她說:「這些身體上的折磨其實可以忍受。更加嚴酷的傷害,或者說是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會收到的‘禮物’,是不斷閃現的假裝與阿特都很享受高潮的回憶。那幅畫面讓我的心隱隱作痛,每次回想起時的羞恥感都讓我無法呼吸——就好像我的胸膛被一把老虎鉗緊緊夾住了一樣。」
我點點頭。從長遠來看,羞恥感存在的時間往往比身體上的痛苦更長久。「不管是誰,只要想起一段屈辱的記憶,都彷彿重新經歷一遍那樣歷歷在目。」我說。
儘管艾倫娜有過可怕的遭遇,但她依然極為風趣,黑色幽默更是手到擒來。比如說,她第一次觀看電影《當哈利遇到莎莉》,當主演梅格·瑞恩在餐廳假裝高潮的著名場面出現時,她說自己在五歲就學會了。她後來終於琢磨出要怎麼做才能讓自己在夜晚剩下的時間裡不受到阿特的打擾。艾倫娜說:「阿特不僅是個強姦犯,還是個自大狂。他需要相信自己是個優秀的情人。」
阿特還會強迫艾倫娜和他的朋友上床,還會向他們收費。阿特非常喜愛電影《計程車司機》,對朱迪·福斯特扮演的雛妓更是情有獨鍾。這位女演員與艾倫娜同年同月出生,而且長得也有點兒像——尤其是在她們十二歲的時候。阿特買來朱迪·福斯特在電影中穿的同款粉色短褲和花襯衫,讓艾倫娜換上這套衣服,還希望艾倫娜用朱迪·福斯特在電影中與羅伯特·德尼羅對話時用的俚語和他說話。
更糟糕的是,艾倫娜還被強制喝酒吸毒:從大麻、可卡因到致幻劑,什麼都有。在大約六歲到十四歲期間,艾倫娜差不多每週會服用一次迷幻藥。令人驚訝的是,她並沒有出現藥物誘發的精神錯亂或任何閃回。(服用大量毒品的人經常會出現閃回,產生幻覺、被害妄想和精神錯亂,即便在多年以後也依然如此。)
艾倫娜說自己從未受到男性吸引,並且往往喜歡傳統而言男性感興趣的事物,比如組裝電腦,參加空手道、柔道、自由搏擊或是玩很暴力的電子遊戲。艾倫娜並沒有將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作為問題來關注,因此我也沒有。
我詢問她現在與簡的親密關係狀況,她說自己沒有任何生理慾望。「我有很多身體和心理上的傷痕,簡也是。我們兩個都不太關注性。對我來說,‘美好’和‘性’這兩個詞聽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她與簡飽經世事,能過上安靜體面的平凡生活就已知足。用艾倫娜的話來說就是:「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讓自己保持理智。」由於她並不認為這是有待解決的問題,因此我也將注意力放在更加緊迫的事情上。
我問起阿特犯下的身體暴力,她說她很少遇到。她的反應往往先於阿特,知道什麼時候該消失,什麼時候又該安撫他。然而艾倫娜母親以前卻經常會遭到阿特毆打。
艾倫娜童年時遭遇的最可怕的事件之一發生在她大約六歲、格雷琴三歲的時候。她們和阿特一起乘坐自制的木筏沿河順流而下。阿特當時嗑了迷幻藥。「他忽然暴跳如雷,把我和妹妹推下木筏獨自回到岸上。」她回憶道。他大喊著說她們是「女妖」,讓她們別再像小寶寶一樣,要學會游泳。「格雷琴開始溺水,我試圖讓她浮出水面,也因此溺水。」
阿特的朋友蒂姆曾因性犯罪入獄,他一直在岸上嘲笑阿特的怪誕舉動。「他後來總算意識到我們真的溺水了,格雷琴都已經沉下去了。」蒂姆游過去救她們上岸。等到他們都氣喘吁吁地上了岸,又驚魂未定地給格雷琴做心肺復甦。蒂姆一拳打在阿特嘴上,告訴他這麼做太過火了。阿特說:「我想你說得對。我差點兒把下金蛋的鵝給弄死了。」
艾倫娜說那天的情形像慢動作播放的電影一樣歷歷在目。格雷琴再也不是從前的她了,還患上了恐懼症。艾倫娜意識到阿特根本不在乎她們的死活。「不過最不可思議的是,真正讓我保持理智的竟然是蒂姆說阿特是‘變態混賬’。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阿特有問題。我原本還以為有問題的是母親和我。阿特經常大吼,說我像我母親一樣是個‘冷漠的婊子’。我不太清楚那是什麼意思,但我聽得出來,那不是什麼好話。」
「兒時的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遭到侵害,只知道自己不願合作、十分‘冷漠’,不管這意味著什麼。」我總結說。
出於好奇,我問蒂姆後來是否再次幫助過她們。她說蒂姆救她們的唯一原因是不希望自己成為兇殺的同謀。他和阿特不同,他蹲過監獄,不想再回到裡頭。他雖然會與阿特激烈爭執,卻始終是朋友。阿特與蒂姆是在泰德·邦迪粉絲俱樂部認識的。臭名昭著的美國連環殺手泰德·邦迪終於在1989年被執行死刑。他兩次越獄,每次都會繼續展開瘋狂殺戮。邦迪和阿特一樣非常聰明,他曾就讀法學院,還為自己辯護。阿特就曾模仿邦迪,在判定妻子有失母職的審判中擔任自己的律師。邦迪身材高大,黝黑英俊。阿特則個子矮小,長著雀斑和一頭紅髮,但他幻想自己和泰德·邦迪一樣既邪惡又極為英俊。可惜他的這種看法只對了前面的一半,後半句大錯特錯。艾倫娜講述以下事蹟時,彷彿在說阿特是當地扶輪社成員一般稀鬆平常:「他和他的病態同夥們會在每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唱生日歌並向邦迪祝酒慶生,還會定期舉辦泰德·邦迪粉絲俱樂部聚會。」
蒂姆和阿特都視邦迪為偶像,也想受到崇拜,就像邦迪的粉絲「崇拜」邦迪一樣。艾倫娜直到十幾歲時才發現,泰德·邦迪根本就算不上英雄。
我省略了這一案例中大部分的恐怖細節,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這些描述都太過可怕。我向精神科醫生諮詢艾倫娜是否可以接受藥物治療時曾介紹過她的病史,就連這位醫生也不忍聽下去。她眼裡噙著淚水,問我為何能對這麼恐怖的遭遇如此坦然。
我思考了一段時間後發現,這可能和我自己的童年有關。我主要由父親撫養長大。四歲到十三歲期間,我和他一起在家裡開的藥房工作,給人送藥。我在那段時間裡目睹了各種可怕的境遇:貧窮、賣淫、人們獨自死去、女性遭到毆打,還有各種各樣的精神疾病。然而我父親指出,我的工作並非為路上的每個客戶提供服務;如果有人需要幫助,我應該主動打電話聯絡警察或救護車;我的職責是不斷前進,把所有的藥都送到他人手中。如果我執著於其中一位需要幫助的人,就會被情緒左右,無法完成工作。司機和我常常到天黑後才收工。簡而言之,我在很小的年紀就已學會如何把個人情緒分隔(com#footnote-8-123"type="noteref">,但我以為生活就是這個樣子。」祖母家讓她大開眼界,她見識到了另外一個——可怕又狂熱的——現實世界。艾倫娜說:「我們會去教堂,教堂裡提供早餐,人們在裡頭交談,還用火焰和硫黃作為警告,提醒人遠離道德淪喪的泥沼。」
艾倫娜剛搬進祖父母家時並不清楚「性取向」是什麼意思,她也不知道阿特與她發生的是「性行為」。然而去教堂參加禮拜後,她隱約察覺這樣的行為極為可憎。長輩們在教堂裡連番斥責性的罪惡。艾倫娜知道阿特違反了一項禁忌,而她自己也做出了令人憎惡的行為。想象一下,小小的女孩忽然明白過來,阿特強迫她做的事情是如此令人髮指,以至於她可能永遠被「天國」拒之門外。她說:「我當時不知道上帝是誰,反正他聽起來比阿特和奶奶要善良得多。不過話說回來,誰不會這樣想呢?我很高興上帝在天國會接納所有人。可是,當我意識到自己做了那些事情以後連他也不會接納我,我心都碎了。」
她正是在那段時間第一次經歷身體變形的幻覺。祖母堅持讓她每天穿上熨燙過的棉布裙子。艾倫娜開始覺得自己長著巨大的生殖器,而且所有人都看得到。她說生殖器碩大發紫,因為血液的流動而不斷搏動,生殖器懸掛在她的裙子底下,幾乎垂到地上。在此期間,她簡直得了緊張症(catatonic)(緊張症是一種伴隨精神麻木的靜止狀態,非常像是動物的冬眠),整天坐在椅子上不願起身,害怕人們看到她走路時搖晃著的巨大器官。她拒絕上學,當然也沒有人會強迫她去學校。
我希望能從無盡的痛苦中找到她體驗過的微小善意,於是問她在祖父母家生活時有沒有發生過美好的事情。她想了很久。「有一次,除了上教堂之外從不離開椅子的爺爺——他看也沒有看我——默默地把星期天報紙上的漫畫那版遞給了我。」她眼裡噙著淚水,哽咽地說,「我依然記得頭版登著名為《吉格斯與瑪吉》的四格漫畫,」她閉起眼睛笑了笑,接著說,「還有報紙的油墨味。我直到今天仍能畫出每個格子裡的畫面、寫出對話泡泡裡的文字。」我告訴她那部漫畫的名字其實是叫《想起老爹》,她搖了搖頭說:「這個標題真是諷刺,畢竟我多年來一直‘想著老爹’。」她指的始終伴隨她左右的「嘔吐清單」。
祖母逼迫她睡在屋外的車庫裡,到了冬天就給她一個睡袋。即便是在很小的年紀,艾倫娜也寧願在妹妹打掃屋子時一個人待在車庫裡擺弄那裡的工具。到了晚上,她冷得只好用燒烤架的防塵罩和汽車的地墊當毯子蓋。
阿特從來沒有探望過她們。不過,他後來被加拿大皇家騎警趕出柯克蘭萊克,護送到了城市邊界,還被告知再也不準回來。之後他便去接女兒回家,並再次侵害了艾倫娜。
艾倫娜就是在那個時候決定自殺的。第二天,她拖著沉重的身軀來到斯基納河邊躺到一塊石頭上,希望自己能被凍死。她記得自己再也堅持不下去了,累得連胳膊也抬不起來。這樣的折磨她一天也無法忍受。當時年紀漸長的她——已經八歲了——不僅感受到了一直以來的困惑、痛苦、無望與孤獨,和祖母一起生活之後,這股複雜情緒之中還多了內疚與羞恥。她在岩石上躺了一晚上,醒來以後雙腿動不了了:這是失溫症的先兆。她鬆了一口氣,自己終於快要死了。
暫停一下對這一幕進行思考對我來說很有幫助。我相信那是艾倫娜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她在選擇到底要不要繼續活下去。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象徵意義上而言,許多人在一生中都經歷過這樣的轉折點。難怪哈姆雷特的獨白會成為西方文學史上的經典段落: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
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無涯的苦難,
通過鬥爭把它們掃個乾淨。
任何想要自殺的人都得在「生存還是毀滅」之間做出選擇。然而就某種程度來說,每個人在生活中不是都需要做出類似的種種選擇嗎?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在繼續或改變之間做出選擇。我們是甘願成為安穩又平淡的日常生活的奴隸,還是打破常規、按照想象中的方式重塑生活?真正的改變很可能會帶來風險與痛苦,可能還有焦慮與繁重的付出,但這正是「生存」與苟活之間的區別。我們在各自的故事中都曾是懦夫或英雄——這完全取決於我們的處境與做出的選擇。在岩石上的這一幕中,艾倫娜就像哈姆雷特一樣,必須決定是否要與「命運暴虐的毒箭」做鬥爭。
維克多·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中寫到自己在納粹集中營裡面臨的困境也與此相同。他描述囚犯面對可怕處境會表現出三個階段的心理反應:首先是驚恐,其次是冷漠,第三則是人格解體與道德出軌。弗蘭克爾的觀點是,只有那些賦予生命以意義的人才能好好活下來。他指出,即使處於最可怕的煎熬之中,我們也依然擁有選擇的自由。對弗蘭克爾而言,愛就是人類終極追求的最高目標。他努力為他人付出,盼著再次與妻子相見。他的希望與善意是連納粹也奪不走的東西。
艾倫娜曾經過著「命運暴虐」的生活,而且經受著無比鋒利的「毒箭」,可即便如此,她依然擁有選擇。就像弗蘭克爾說的那樣,我們必須從痛苦中尋找意義。他引用尼采的話,後者以另一種形式表達了相同的意思:「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
八歲的艾倫娜躺在岩石上凍得半死,她雖然從未聽說過弗蘭克爾或尼采,但她經歷的危機完全符合他們的描述。艾倫娜想到如果格雷琴失去姐姐會承受怎樣的煎熬——格雷琴在服用阿特給的藥物時比艾倫娜更加痛苦,而且她天性特別溫順。艾倫娜知道自己對格雷琴來說就像母親一樣,是她與阿特之間唯一的緩衝。阿特在夜裡將艾倫娜當作伴侶,到了白天則視她如死敵。如果她死了,格雷琴就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艾倫娜拿定主意,自殺太自私了。為了妹妹,她必須活下去。
艾倫娜試圖起身回家,但她雙腿發軟,難以站直身子。她一直坐到中午太陽直射到身上才站起來。起初她不得不爬行——她的雙臂比雙腿先恢復過來。最後,根本沒有人問起過她的去向。
艾倫娜告訴我她的決定時,提到了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她讀到過宙斯想要對普羅米修斯施以永恆的懲罰,不僅用鎖鏈將他縛在懸崖上,還派一隻鷹去啄食他的肝臟。由於普羅米修斯永生不死,他的肝臟每天晚上都會重新長出來。艾倫娜說她非常瞭解普羅米修斯的感受。她那天在斯基納河畔決心活下去,這也象徵著她的身體將被「掠食者」一次又一次地反覆吞食。大多數英勇壯舉都發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但艾倫娜就像普羅米修斯那樣選擇日復一日經受折磨,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英雄之舉。
艾倫娜無私的母性本能幫助她從岩石上爬了起來。「那是我的低谷期。」她告訴我,「我覺得自己真是卑鄙,竟然想要拋下妹妹,而且離開圖靈我會很傷心的。」圖靈是她心愛的貓,也是她生命中為數不多的常駐角色之一。貓與艾倫娜的名字都來自被譽為計算機之父的英國人艾倫·圖靈。諷刺的是,圖靈——阿特的偶像——同樣遭受了折磨。在圖靈那個時代,同性戀行為在英國依然被視為犯罪,因此當他受到「嚴重猥褻罪」的指控時,法庭迫使他在坐牢與化學閹割之間做出選擇。他最終在1954年自殺,去世時年僅四十一歲。
我試圖說服艾倫娜這並沒有什麼好羞愧的,而且恰恰相反:「你是個英雄。你在整個童年時代都成了戰俘,但你每天早上都堅持起床並保持理智。你這麼做是為了保護妹妹免受你遭遇的痛苦。你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更加勇敢。」像她這樣的孩子應該得到一枚獎章才對。我對此的感受如此強烈,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聲音因為情緒激動而變得極為高亢。
艾倫娜第二次在心理治療中展露真情實感。她的眼睛溼潤了,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認為。
「真的。我還想為你這樣勇敢的人們寫一本書呢。」我回答說,「在我看來,勇敢並非一次性的行為,而是直面難以戰勝的困難,每天起床反覆經歷相同的煎熬。」我不禁說出了肺腑之言。然而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叫作「重構」的治療方法,我在勞拉的案例中也用過。艾倫娜不應將自己視為尋死的懦夫,而是應該看成在忍受折磨的同時還能保持理智的勇敢的人。我相信,重構比我用過的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幫助到她。我瞭解她的過去,可以藉此為她重構那些事件與格局。
我們第一年的心理治療就這樣結束了。我逐漸意識到,艾倫娜是我經手過的來訪者中遭受虐待最嚴重的一位。雖然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傾聽,但我能夠見證她經歷的殘酷往事,並將其重構為屬於她的力量。
一個人的自尊或自負——即自我意識——往往經由父母的幫助,在童年早期就開始發展。自我意識在我們的本能與現實世界之間起著中介作用。艾倫娜的自我意識充其量也只能說是脆弱。她從未獲得過構建自我的機會。每當她試圖鞏固對現實、對自我的認知,或是搞清楚如何在這個世界前行,她的父親或祖母就會將其撕成碎片。我擔心自我意識薄弱的人有時會失去對現實的控制,因此,我想與艾倫娜放慢腳步,先鞏固她的自我意識,然後在此基礎上繼續展開。
隨著我們的心理治療進入第二年,我注意到艾倫娜似乎對自己的聰明才智不以為意。她如果在工作中獲得成功,就會說自己之所以能夠解決問題完全是因為其他人「都是有頭無腦的笨蛋」。我的猜想則是她比那些傻瓜都更加聰明。她記憶力拔群,擅長作詩,晚上則會閱讀數學和物理書籍。她除了愛好跆拳道和空手道,還精通各種暴力的電子遊戲,因此獲得了參加全國錦標賽的資格。她甚至向遊戲公司寄去改進產品的建議,結果其中一家公司發來程式設計工作的邀約。我為此稱讚她,她卻說:「玩這些遊戲的都是些腦袋空空的怪人,所以遊戲公司老闆發現玩家竟然有點兒頭腦時,肯定會很震驚。」
此外,艾倫娜也否認自己具有聰明才智,理由是不希望從阿特那裡繼承任何特點。她和阿特不僅外貌上很像——相同的蒼白皮膚、雀斑、泛著紅色的金髮與單薄的身軀——頭腦也一樣靈光。父女二人在程式設計乃至包括文字遊戲在內的各種頭腦體操中都表現得一樣出色。「記住,他是個變態的渾蛋,」艾倫娜對我說,「所以我為什麼想要成為他那樣的人呢?跟他相似讓我感到噁心。」因此,她一如無視自己的精緻外表那樣——比如說,用指甲刀剪頭髮——無視自己聰明的腦袋,否定自己的智慧。
不僅如此,艾倫娜對於阿特說她愚笨也篤信不疑。假話聽過上千遍多少會讓我們信以為真。艾倫娜說她很擅長矇騙他人(我當時應該對這樣的坦白更加留心才對),但她強調,狡猾並不意味著聰明。於是,有一天她走進我的辦公室時,我用韋氏成人智力量表——也就是wais iq測試——對她進行突擊測試。我並沒有給她任何預警,因為我知道這會使她焦慮不安。我覺得這樣做有助於消除她認為自己不聰明的謬見。
艾倫娜的測試結果是我見過的最高分——她的分數比99.2%的人都要高。她沮喪地說道:「唉,完了。這就是奶奶說過的阿特的智商水平。」我指出阿特智商雖高,但他還是虐待狂和性變態者,這三者不可混為一談。「泰德·邦迪不僅是法律專業的學生,還是謀殺犯,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律師都是謀殺犯。成千上萬的人都希望擁有你這樣的智商。」我說她應該對自己繼承的是優點感到慶幸。她既聰明又漂亮,雖然智慧與美貌並非美好生活的保障,但可以讓人生更加順遂。後來,艾倫娜在接受心理治療的那些年裡也確實開始重視自己的智力,在自我價值感方面也有所進步。
智商測試一個月後,艾倫娜在我的建議下向律師事務所要求加薪。從未擁有過個人權利的人會在一開始維護自己的權益時感到非常困難,這一舉措也給她帶來了巨大的焦慮。我們於是為面談進行了多次排練。
艾倫娜事後告訴我,當她向這間擁有四百名員工的律師事務所的創始合夥人提出加薪後,對方不僅嘲笑她,還提議說既然她連法律助理都算不上,就應該對自己享有「空前的自由」而知足。艾倫娜覺得受到輕視,行將崩潰,不過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吉爾德,」她用她給我起的暱稱叫我,「我像鳳凰一樣涅槃重生,我假裝自己是你,用你的思路武裝自己,開始炮轟那個合夥人。我讓他找其他人去加快處理他們的重大專利申請、閱讀所有相似的專利,並找出一些工程裝置與另一些的不同之處,然後在二十四小時內就這些不同之處寫一份三十頁的報告。他清楚得很,尋找部件差異最拿手的人就是我。」
專利部門和其他部門的人都替艾倫娜說話,因為他們都依賴她的才能,到頭來要靠她完成的工作才能賺錢——同時頻繁搶走她的功勞。艾倫娜的工資就此翻倍,第二年還獲得一筆高額獎金。
儘管艾倫娜在生活中不斷向前發展並取得了進步(這正是心理治療的意義所在),但那段時期對她來說壓力很大。我還略微鞭策了她一下,讓她去申請法學院或攻讀高等數學學位。她拒絕了,說自己無法集中注意力。我問起原因時,她敞開心扉開始訴說。經過一年多的心理治療,艾倫娜終於準備好要告訴我她腦袋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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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娜曾說阿特一直陰魂不散。他喋喋不休說個不停,聲音像是被儲存在錄音帶上似的在她腦海中迴圈播放。每當她踏出舒適區就壓力倍增,「錄音帶」的聲音也變得越加響亮。
我讓她詳細說說都會播放些什麼。「嗯,昨天我在閱讀一份關於井溫計的檔案,我需要證明它與其他井溫計不同,並說明為什麼這款井溫計應該擁有屬於自己的專利。」她開口道,「‘錄音帶’裡的阿特便說,‘你幹不了這個。你連加法都不會。你對工程學一竅不通。’接著,他變得玩世不恭,還說我是個‘爛婊子’。就這樣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我必須努力擺脫在我腦海中縈繞著的大喊聲,堅持思考。」
我想到,艾倫娜能夠正常工作完全有賴於她的高智商。哪怕她經常分心也依然表現出色。
當艾倫娜置身高壓環境時,腦海中聲音的干擾就會加劇。「這就是我避免承擔過多責任的原因。」她說,「當我取得了某些成就,阿特就會大喊‘你這個該死的騙子’,聲音大得讓我的心都怦怦直跳。」艾倫娜在講述這些事情時明顯變得焦慮。我問起阿特在現實生活中是否常常喊叫,她說,「很少。他有其他拿手的控制手段,他喜歡鬥智。」我指出,與一個害怕又依賴於他的孩子鬥智並不公平。實際上,這是懦夫的遊戲。
她講述了一個體現阿特惡形惡狀的例子。「我小時候喜歡玩數字遊戲;我會玩骰子,將它們按照數字從小到大疊在一起。然而上學之後我特別害怕,我以為老師在騙我。」我表示不解,她於是告訴我,阿特故意教了她錯誤的算術,「他說二加二等於四,但是二加三等於六。他說我以為答案是五真是笨。」艾倫娜面對如此困惑的局面感到非常頭疼噁心,「最後我一點加法也做不了了。我上學時會把空白的作業本交上去,這樣至少比被嘲笑要好。」沒有一個老師聯絡過她的家長。
艾倫娜喜愛讀書,她說阿特會撕毀她從圖書館借來的書。「這樣一來,我非常欽佩的圖書管理員就會沒收我的借書卡。」
艾倫娜說到這裡低下了頭,看起來很沮喪。我略作詢問,她指著我那盆雜亂的一品紅說聖誕節快到了——阿特一直會做一些讓別人以為他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家裡擺一棵聖誕樹。可是樹下往往沒有禮物。有一年阿特問她想要什麼,她說她在這世上最想要的東西就是一張書桌。阿特給她買了個洋娃娃,而想要洋娃娃的格雷琴則得到了一張書桌。「我當時九歲,已經過了玩洋娃娃的年紀,而且我從來都不喜歡這個。我要是坐在妹妹的書桌前,他就會懲罰我。我因此懂得永遠都不能告訴他我喜歡什麼或者想要什麼,不然就會被他奪走或取笑。他還一直挑撥我和格雷琴的關係。不過這招從未奏效。」她說道。
「說明你贏了這場戰鬥。」我表示。
隨後,艾倫娜講述了一件有關她們心愛的貓圖靈的可怕事件。有一次,阿特夜裡開卡車載著艾倫娜和妹妹去兜風,說他想去山的那邊看月亮。「於是,圖靈、格雷琴和我在半夜擠到他的小貨車前座。阿特一邊開車一邊把圖靈拎到窗外,在駛出城後把它扔向路過的第一個停車標誌。圖靈跌下去後立即死了,阿特則繼續朝前開。我知道如果我表現出痛心或難過的話,下一個就會是我。我和妹妹都直視前方,強忍住眼裡的淚水。」
「所以你只好假裝不喜歡對你來說重要的東西,而且也吸取了沒有假裝享受上床的教訓。」
「正是如此。他無須大喊,也不用動手。」
阿特玩的心理遊戲讓我想起1944年的電影《煤氣燈》。影片中,一名男子設法矇騙妻子讓她以為自己瘋了,從而使她真正失去理智。我播放這部電影給艾倫娜看時,她冷冷地說那名丈夫是個外行,寫劇本的人應該找阿特諮詢意見。她接著說自己無法像電影中英格麗·鮑曼扮演的妻子那樣迅速恢復過來。實際上,她說:「我不得不離開大學就是因為被他搞得快要精神錯亂了。」
對於心理治療師來說,治療來訪者的過程就像是在破解謎團。艾倫娜描述她突然退學時,我便錯過了一個重要的線索。儘管當時我已處於職業生涯中期,但我依然沒有掌握「不能一直信賴來訪者對事件的描述」這個道理。就像讀者會在文學作品中遇到不可靠的敘述者一樣,心理治療師也會在辦公室裡遇到類似的情況。
首先,我對於艾倫娜其實上過大學感到十分驚訝。她告訴我她憑藉一篇名為《如何改變世界》的文章——主題由扶輪社擬定——獲得了扶輪社的全額獎學金。「搞得好像我知道如何改變世界一樣。我像是在寫‘只要沒有阿特和他的朋友,這個世界很快會振作起來’。我能得到獎學金的原因可能是魯珀特王子港沒什麼人申請吧。」她還告訴我阿特認為她能得獎學金是因為鎮上其他人都太笨了。我指出她並不需要阿特的「錄音帶」,她早已將他的批評內化到這種地步,自己也能想出差不多的說法。
艾倫娜避開所有阿特擅長的學科領域,轉而攻讀文學專業研究起詩歌來。她的一位教授是個受人尊敬的詩人,他讓學生提交自己寫的詩歌,並在之後那堂課上說自己特別喜歡其中的一組詩。他隨後叫出艾倫娜的名字,讓她大聲朗讀一首。艾倫娜羞愧萬分。「我以為他和阿特一樣是在嘲笑我的作業,於是我跑出教室,再也沒有回過學校。」那次事件之後,艾倫娜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處在她認為是緊張症的狀態裡。她唯一確定的是,她對那段時間的記憶一片模糊,什麼也不記得了。
回想起來,我本應該追問那段被艾倫娜遺忘了的時期,但我沒有問,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對教授的表揚做出的反應上。「你如今是不是明白了呢,他並不會像阿特那樣詆譭你。」她看起來十分不解,我因此換了種說法,「現在回想當時,你有沒有意識到他是真的很欣賞你的詩歌呢?」
她停頓了很久之後說:「算有,也算沒有。我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想法很瘋狂,但另一方面,我純粹是不想再上當了。我害怕被逼到崩潰。那個時候,我完全以為他是又一個阿特。」
我為此提醒艾倫娜,她當時既沒有朋友,也沒有其他成年人引導她瞭解這個世界,她有的只是阿特。那位教授是第一個對她表達善意的人。「所以那時你認為他在取笑你。如今你雖然理智上知道他沒有像阿特那樣玩弄你,但就情感上來說,你卻依然難以確定,對嗎?」
「對,即便後來教授還給我寫了一年的信,讓我務必聯絡他。阿特如此聰明狡猾,彷彿是用瘋狂的線纏繞著我結了一個繭。這些細線如同遊絲,我雖然能夠像透過薄膜一樣看到外面,但就是走不出這個繭。」
我很疑惑,於是要求她舉例說說這種籠罩著她的影響。「我們下國際象棋的時候,如果我佔上風,他就會編造規則。比如說,如果我將某顆棋子挪到某一格,就必須在接下來的三步棋中拿走我的後。」她回憶說,「我離開家後跟別人下棋才知道他撒了謊。不再處於劣勢的感覺好極了,但我贏棋的時候卻覺得自己在作弊,因為這些並非我所熟悉的規則,也就是那些對我不利的規則。」她接著告訴我阿特會如何用錯綜複雜的方式改動規則,讓她一直沒法贏棋。就這樣,阿特日復一日、周復一週、年復一年地破壞她對現實世界原本就搖搖欲墜的理解。
我之前寫到過父母的地位有多特殊,每天能對孩子施加數百次正強化或負強化。他們向我們投來的每一個眼神都訴說著我們是誰、在這個世界的等級秩序中又處在什麼位置。換句話來說,他們無意識中構建了我們。然而,艾倫娜被構建的過程完完全全是被洗腦的過程。
她依然聽得到「錄音帶」,而且,她越是想要擺脫阿特口中愚蠢可悲的自己,那個聲音就越是響亮。「這就是為什麼當你嘗試新鮮事物時,‘錄音帶’裡的聲音就大喊大叫。」我解釋說,「每當你試圖在這個世界取得進步、擺脫阿特編造的愚蠢的失敗者形象,‘錄音帶’的聲音就會越來越響。」
艾倫娜糾正我:「不單單是失敗者,還是個笨拙的騙子和蕩婦。我要是有一份需要告訴別人去做什麼並要求他們尊重我的職位,‘錄音帶’就會阻撓我正常工作。」我指出她為多倫多最優秀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做了不少出色的腦力工作,而且那些律師需要靠她蒐集論據才能順利出庭。她解釋說,當她獨自待在辦公室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不要去打擾她。他們會把工作傳送給她,等她寫下答覆。有時別人也會徑直走進去向她提問,她則會回答。偶爾有人請她出庭時,她會拒絕,因為她既不希望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也從來不想當誰的主管。「我不知道我的大腦什麼時候會不辭而別,或者用我的話來說,‘阿特而別’,所以我需要擁有快速離開的可能。」
我讓她具體說說除了「錄音帶」之外,還有哪些「腦袋裡的問題」,可她卻答不上來。她說有時腦子裡會一片空白,要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恢復正常。她說這是一種植物人般的狀態,類似於緊張症,她不希望被其他人看到。艾倫娜無法承擔在法庭上發作的風險,因此需要待在房間裡靜靜地工作,這樣如果她失去控制,就可以立即離開。
艾倫娜在幾星期內兩次提到這種她含糊地形容為「緊張症」的情況。我本應該更仔細地探究下去,可是,我當時更專注於瞭解阿特的心理遊戲,而非她對其做出的反應。
那天艾倫娜離開後,我在整理筆記時意識到,她雖然大部分時候看起來鎮定自若,但她精心打磨的舉止其實是為了在阿特面前保護自己。只要她表現出任何脆弱之處,阿特就會撲上去攻擊她,奪走對她而言非常寶貴的東西。這也難怪她會比看上去要脆弱得多。回想到我們治療的後半段發生的悲劇事件,我應該在那個時候就看清她的沉著只是一種偽裝。
心理治療師有時應該問自己為什麼要將來訪者朝某個特定的方向推動。我希望艾倫娜從事一份與她的天賦相匹配的事業,但我很快意識到,我比她更想實現這一點。我簡直能夠想象到我父母會說些什麼,比如要我別低估自己,說我需要一份事業。這對他們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目標,最終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我一直在把自身的需求投射到艾倫娜身上。我被她幽默冷靜的舉止和頻繁閃現的銳氣給迷惑住了。我現在才知道她受的傷有多深,因此,我決定放慢步伐。
在一年半的心理治療中,艾倫娜除了說起母親在她三歲前消失之外,再也沒有提到過她。終於,我在臨近母親節的一次會面中問起她的母親在失去孩子以後的生活。艾倫娜用平淡的語氣說她搬去了英國——母親擔心阿特接下來還會陷害她,而且知道自己無論是頭腦還是威脅手段都敵不過他。她將自己僅有的那點兒積蓄用來在法庭上爭取探視權,最後在艾倫娜九歲、格雷琴六歲時獲得法定許可,每年有一星期的時間可以讓兩個女兒去英國見她。
艾倫娜一開始說起母親時讚不絕口:她是世上最好的母親;沒有了孩子,她的生活猶如地獄。孩提時代的艾倫娜肯定把母親理想化了,儘管對她的記憶早已稀薄,卻渴望和她待在一起。她對母親最清晰的記憶是當阿特在屋子裡橫衝直撞地尋找她們時,她們和母親一起躲在卡車裡的情形。
幾個星期後,艾倫娜坦言自己更喜歡夢中理想化的母親,而非重新見到的真實的她。她對母親的幻想在與妹妹展開每年為期一週的倫敦之旅時破滅了。母親為她們買了同款的連衣裙和同款的娃娃,對真實的艾倫娜彷彿視若無睹。公平地說,艾倫娜呈現在母親面前的很可能是個從容鎮定又彬彬有禮的小孩前來做客的完美形象。她們參觀白金漢宮,乘坐巴士去古老的豪宅見識老傢俱,還一起逛街。當我問起這段關係中的情感質量時,艾倫娜說:「我幾乎不認識她了。我三歲之後就沒有再見到過她。我當時九歲或者十歲吧,還為了她穿上傻乎乎的連衣裙、白色的褶邊短襪和瑪麗珍皮鞋。」
「但這依然無法說明你們相處時的情感基調。」
她用一段生動的對話作為對我的回答。母親問起女兒為何如此瘦削時,艾倫娜說是因為阿特不怎麼給她們吃飯。「母親哭著說她希望這不是真的。‘艾倫娜,你在撒謊對不對?’她說著,投來懇切的目光。她當然明白這是真的,她和阿特一起生活過,知道他是個變態。她只是難以接受現實罷了。」於是艾倫娜讓步了,說這不是真的,她的妹妹因此感到很困惑,「我們要裝出興高采烈的樣子,穿著上了漿的裙子在倫敦街頭蹦蹦跳跳地徑直向前走,真的特別難。」
我指出她作為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不得不扮演相互矛盾的角色。她必須假意放縱,好讓阿特覺得她是個出色的情人,然而到了母親面前,她又不得不扮演一個在海外生活的天真女孩。真實的艾倫娜根本沒有存在的空間。
艾倫娜茫然地看著我,依然想要維護母親。「我不怪她。」她說,「阿特狡猾極了。母親在與他的鬥爭中落敗,不得不把年幼的女兒們交給一個戀童癖,她肯定因此痛苦萬分。」她講述了母親是如何通過法律手段與阿特鬥爭多年,直到花光所有的積蓄,「但她從來沒有忘記我們」。
她的母親最後無計可施,只好把孩子拱手讓給戀童癖,我想象不出世上還有什麼磨難比這更加痛苦。然而,我希望真實的艾倫娜能對母親做出真實的情感回應。無論這位母親是多麼努力地設法奪回女兒們,就情感上而言,艾倫娜依然是個遭到遺棄的孩子。「否定自己承受的痛苦想必非常困難,而且你不僅捱餓,還被下藥並反覆遭到性虐待。」我說,「可是,你的母親卻明確表示她不敢聽下去。」
艾倫娜反駁說母親已經盡力,如果她對她們的糟糕生活無能為力,聽她們說又有什麼意義呢?她還說母親在寄養系統中長大,被重新安置過多次,年少時因為被毆打不得不離家出走,十四歲又因為賣淫被警方記錄在案。艾倫娜之後還費心地解釋母親為何會選擇阿特:因為她早已習慣被虐待,對此感到稀鬆平常。在法庭上,母親面對受過良好教育的阿特根本不是對手,況且,當時的阿特過著像樣的生活,有一份可靠的工作,可以假裝是個體面人。
我懷疑艾倫娜在無意識中對母親的憤怒比她願意承認的要多。兒童被遺棄後的心理感受並不會遵循邏輯。即便父母去世,孩子依然會因為遭到遺棄而憤怒。儘管父母沒有過錯,但這並不能讓他們感覺好受一些。
第二天,艾倫娜發來她記錄的夢境,題目是《蜘蛛和水》,描述的是她與我討論過母親之後的生活與心理狀態:
夢中的艾倫娜回到魯珀特王子港,她沿著熟悉的馬路向前走著,四周的房屋全都被水淹沒,裡面的人們——大部分是嬰兒——都被淹死了,漂浮在窗戶前。終於,艾倫娜找到自己從前的屋子,那裡沒有受到水淹,房子遭棄置後有點兒骯髒。她來到自己從前的房間,發現有個女孩躺在她過去的床上。艾倫娜抬起頭,看見幾十隻小型貴賓犬大小的毛茸茸的蜘蛛。床上的女孩似乎並不驚慌,而是堅持要喂蜘蛛。於是艾倫娜拿起碗去餵它們。接著,她從窗戶爬出去,來到一個交易站,那裡的天花板如此低矮,她不得不彎著腰行走。交易站裡有個女人,身穿小丑模樣的衣服(綴有碩大紅色圓點的寬鬆襯衫和緊身褲),看起來瘋瘋癲癲的。女人懷裡抱著的嬰兒哭得驚天動地。瘋女人把嬰兒塞到艾倫娜手裡之後便趕忙離開。接過寶寶的艾倫娜試著來回踱步,但彎著腰這麼走十分困難。這個夢在艾倫娜試圖安撫嬰兒時結束了。
艾倫娜來參加下一次會面時,我請她對這個夢展開自由聯想。她說洪水是阿特的詭計,他讓那裡看起來似乎只有他們家沒有被水淹,以此引誘艾倫娜進入。蜘蛛同樣代表阿特,因為他在那個屋子裡無處不在,非常可怕。而且,當他發現艾倫娜對蜘蛛極其恐懼之後,便會假裝自己是蜘蛛。「他還經常把蜘蛛帶回家放在我的床上嚇唬我,然後大笑著說‘騙到你了吧’。床上的另一個女孩就是我。從窗戶逃走的那個人也是我。而床上的女孩——另一個我——知道自己無處可逃,並且需要為此付出代價。我必須做飯餵飽屋子裡所有象徵阿特的毛茸茸的蜘蛛。這種恐懼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做早餐時的感受。」
艾倫娜不知道那個身穿紅色圓點襯衫的瘋女人是誰。但當我問起她是否認識誰有這樣的襯衫時,她揚了揚眉毛,彷彿洞悉了什麼秘密:她的母親在聖誕節時買過一件這樣的衣服。
很明顯,將嬰兒交給她的瘋女人就是母親,而那個寶寶是格雷琴。那間屋子很小,天花板很低(艾倫娜曾經開玩笑說阿特篤信低開銷),艾倫娜需要彎著腰才能在裡頭行走,照顧起孩子來也特別困難。儘管如此,艾倫娜還是做到了。就像她說的那樣:「現實中渺小的是我,而不是那間屋子。我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照顧嬰兒,抱都抱不動她。夢裡的我還被迫彎著腰。」她坐著沉思了一會兒,「上週聊起母親之後,我發現自己有很多原本沒有意識到的怨恨。她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是瘋女人,那為什麼在我的夢裡會成為瘋女人呢?」
我解釋說,夢境需要呈現畫面,也就是具有情感內容的具體形象,好比神話會通過畫面——其具有普世性的原型——來詮釋人類心靈一樣,夢境在個人層面上也具有同樣的功能,能為做夢者提供個人無意識思維的畫面。在艾倫娜的夢境裡,那件襯衫就是線索,襯衫上波爾卡式樣的紅色小圓點成了小丑裝上的碩大圓點。艾倫娜的母親不知道要如何應付阿特,結果被誣陷成瘋子與不合格的家長(在夢裡就變成了小丑般的可笑形象)。艾倫娜承接了母親的角色,但這對她來說十分艱鉅。「這個夢是你第一次意識到,身為學齡前兒童當母親非常艱難。你不管在字面意思上還是象徵意義上都被迫彎腰屈從。」我說。
艾倫娜的手越來越紅,我安慰她說,生母親的氣並不代表對母親不忠。這只是屬於她的感受,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
孩子們如果在很小的年紀就被賦予成年人的責任,他們以後便一直會擔心要如何恰當地履行自己的責任;他們似乎從來都無法接受自己太過年幼而無法完成任務這一事實,而是將未能完成的失敗深深記在心裡。第一章裡的勞拉年幼時被留在森林裡,她便專注於自己所謂的未能好好撫養弟妹的失敗,很少提及自己也遭到遺棄的事實。艾倫娜的情況也差不多,她並沒有為自己從三歲起就開始照顧格雷琴感到驕傲,而是擔心因為上學而疏於照看妹妹。
遭到虐待的兒童由於認為自己每時每刻都處於危險之中而常常高度警惕。他們早已學會如何感知威脅,因為他們的生命往往取決於此。有一個星期,艾倫娜說起一件在律所發生的驚恐事件。一位心懷不滿的男子出現在接待處,要求見某位律師。後來大家才知道他是在離婚案中失去孩子監護權的一方。他怒氣衝衝,打算殺死妻子的律師。可在當時,除了艾倫娜,沒人注意到他有多瘋狂。艾倫娜在擁擠的等候室裡注意到他,隨即叫來保安和警察。當他們朝這名男子圍上去時,後者拔出了槍。辦公樓裡二十一層整個樓面的人都被疏散,這名男子也被制服並帶走了。
艾倫娜說她對存在暴力傾向的瘋子有第六感。「所有受虐兒童都像獵犬一樣。」她說,「他們必須掃描環境,尋找可能出錯的地方。因為如果不這麼做,就是死路一條。要我說,這就是‘溫室花朵’的對立面。」
她與第三章裡能察覺到公路強盜的貨車司機丹尼一樣,對危險極為敏感。他們都曾與「掠食者」一起生活。艾倫娜說,阿特喝酒嗑藥之後經常掏出槍指著她和格雷琴,告訴她們最好靠牆並排站著再對他說幾句好聽的。「我們身後的牆上佈滿了彈孔。等到他昏睡過去,我們便給他蓋上毯子,然後把槍收起來。」
「你有沒有想過要拿起來朝他開槍?我是說,在你十幾歲的時候。」我問道。
「當然有過。我以前玩電子遊戲時一直會幻想朝他開槍,現在也是。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擅長玩遊戲。」她說,「但我認為他不值得我被終身監禁,那隻會讓我變得和他一樣不正常。」
「你在為保持理智而鬥爭。」我搖著頭說道,「那種幻想肯定充滿誘惑。」
很久以後,艾倫娜告訴我,那一刻是她在心理治療中的轉折點。她從我臉上的表情和我眯起眼睛的神態中看得出,那是我的肺腑之言。在那以前,她一直認為同理心很虛偽,對我來說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但當我暗示她有充分理由殺死阿特時,她終於確信我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詢問艾倫娜為什麼沒有殺死阿特顯然不是我最專業的時刻。但這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更加牢固。這是我在以自己的方式表達:我不僅理解她的無能為力與困頓,還理解她的憤怒——那種永遠不見天日的憤怒。她看到了我眼睛裡映照出的屬於她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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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艾倫娜幻想過殺死阿特,但她最終沒有動用暴力就成功逃脫。與她故事中童話般的荒誕情節一脈相承的是,策劃這次營救的是魯珀特王子港的其他人。為了更好地講述這次救援,讓我們先來看看小鎮這個外部世界與她的家庭之間的關係。
艾倫娜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後,阿特給了她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議:學校是個爛地方,所以最好保持低調,不然她就會被送走並且再也見不到妹妹。這一建議加上阿特故意教錯算術帶來的困惑,以及她對格雷琴獨自在家與阿特共處一室的恐懼,導致她在學校變得十分孤僻。她在家大量閱讀,在課堂提交的作業卻空白一片。艾倫娜後來才知道,阿特並沒有猥褻格雷琴,而是兀自出門會友,把她留在家裡無人照管。艾倫娜一回到家格雷琴就會緊緊抱住她。格雷琴很少哭,但她會用手指緊緊攥住艾倫娜的手不肯鬆開。
令人震驚的是,據艾倫娜所知,整整十二年裡從來沒有人打電話到阿特家裡或要求對她進行心理評估,也沒有訓導員調查過她頻繁缺勤的原因。當艾倫娜多年來都身穿相同的髒衣服上學,當阿特一如既往拒絕為她的實地考察表格簽字,或者當她從不帶午餐或牛奶錢時,沒有一個校方人員對此進行過調查。她八歲時為她開具避孕藥的醫生也好,十幾歲時為她受損的陰道出現感染看診的醫生也好,都沒有聯絡過任何人。
在艾倫娜成為我的來訪者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在魯珀特王子港附近的迪格比島機場度過了一個霧濛濛的夜晚。等待被飛機接走的另一名乘客是當地的重要官員,我曾在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多次看到過他。他說起魯珀特王子港的社會服務事業接收了大量撥款。於是我忍不住告訴他,我以前有位遭受虐待的來訪者在小鎮住了十八年,從未得到過任何人的任何幫助。他回答說,魯珀特王子港失業率很高,漁業和林業都被摧毀,罐頭廠也被大火夷為平地,當地40%的人口還是原住民,這些情況導致了種種社會問題。所以說,如果一名白人女孩有房住、有家長,還會去上學,遭到遺漏在他看來實屬意料之中。
我問艾倫娜為何從不向任何人尋求幫助或是致電兒童保護協會,她說這太危險。儘管他們會相信十幾歲的艾倫娜,但她不想冒險和格雷琴分開。而且,她們除了寄養家庭無處可去。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情了,在當時,人們很少討論亂倫和家庭虐待問題。如果相關機構不相信她而是聽信阿特——就像她母親的遭遇那樣——她就會在提出指控後被迫繼續和阿特一起生活。她知道阿特會殺了她或格雷琴,或者是用某種難以想象的方式折磨她倆。賭注太大,她不敢冒險。
不過,艾倫娜在十四歲時終於擺脫了阿特的控制。有一天,她在城鄉接合地區路過同學瑞秋的家,瑞秋和她母親正坐在門廊上,那位母親隨即邀請艾倫娜進屋做客。艾倫娜小心翼翼地在椅子邊緣坐下,因疼痛不由得皺了皺眉:阿特的「關注」讓她痛苦萬分。那位母親注意到後便開始詢問。她見艾倫娜反應如此驚恐,不禁警覺,認為一定是出了大問題。她對阿特有所耳聞,她的丈夫有時會參加阿特的狂野派對,她對此深惡痛絕。於是,她報警舉報了阿特。
不到一星期後,警察在阿特「招待賓客」之際上了門,立即帶走了艾倫娜和格雷琴,二人自此再也沒有見到過阿特。
格雷琴後來被安置在一個開面包房的德裔家庭中。她愛上了那裡的生活,還開始學習烘焙。實際上,她後來還以此為業:她最終在多倫多的一所大學教授烘焙與糕點藝術。
由於艾倫娜已經十多歲,社會服務機構在安置她時難度更大。她不想冒險被又一個瘋子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不想住進寄養家庭,而是希望去離妹妹不遠的集體家庭。「如果有個瘋子在集體家庭工作,」她解釋說,「那頂多是八個小時一個班次的時間。最壞的情況無非是疏於照管,而這對我來說簡直就是天堂。」艾倫娜接下來的三年裡確實住進了格雷琴附近的一個集體家庭,直到她到了眾所周知的「脫離系統的年紀」。後來,她在大學裡一蹶不振後一直住在妹妹附近,等到格雷琴年滿十八歲,二人便一起搬到了多倫多。
儘管艾倫娜在地理距離上遠離了阿特,但她在情感上卻從未真正擺脫過他。阿特的觸角早已探入她的大腦,他利用殘酷的操縱使艾倫娜懷疑自己的認知,並且導致她在腦海中不斷播放自我厭惡的「錄音帶」。她受到的傷害如此嚴重,需要不斷努力區分現實世界和阿特的邪惡世界。這種掙扎使她在大學時期跌落谷底,不幸的是,她也因此不得不中斷學業。
我們結束了第二年的心理治療,我也開始看清艾倫娜有多脆弱。她開始治療沒多久便向我吐露自己的遭遇,我現在才意識到這對她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就另一方面而言,正如我向艾倫娜指出的,她也開始採取一些具體的措施,比如在工作中堅定立場、要求加薪並得償所願。她還開始更現實地看待並談論母親,以及年幼時充當格雷琴的家長一職有多困難。
艾倫娜一心盼望在治療中取得「重大進展」,可是,伴隨宏偉計劃出現的卻是不可預見的影響,並最終引發災難性的事件。
艾倫娜的康復之旅和所有兒童一樣,會經歷心理發展的不同階段。大部分階段都相當一致,兒童會在其中一個階段度過一定年限,然後進入下一個。神奇的是,不管是原始時代還是現代,這些階段在整個人類譜系中都會發生。(而且我們可以從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叛逆青少年身上看出各種不同的階段。以納爾遜·曼德拉為例,他在自傳中描述在自己所屬的非洲部落裡,所有十三歲的男孩都會被帶到一個青少年之家,與家人分開生活,以此確保家中的安寧。)
心理創傷會阻礙情感發展。兒童如果需要耗費精力去應對創傷,就不會有情感成長的餘裕。隨著艾倫娜在心理治療中有所好轉,她在情感上也逐漸成熟。她開始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經歷各個成長階段——從嬰兒期到青春期後段再到成年邊緣。我對此略感不安,因為我不確定自己在會面的不同星期看到她發展到哪個階段。
第三年起,我們開始討論艾倫娜說起的「像孩子一樣亂髮脾氣」的情況,這近來只有在她與伴侶簡相處時才會發生。舉例而言,艾倫娜略顯尷尬地表示自己有時會為打算吃什麼與簡起爭執,她有時還會把餐點扔進垃圾桶裡。(比艾倫娜年長二十歲的簡只是搖了搖頭,隨後便離開房間。)
大約在同一時期,艾倫娜執意購買起各種新衣服來。她花了好幾個星期將衣櫃裡的衣服悉數替換,不過在我這個外行看來,她的新衣服和過去那些法蘭絨格子襯衫與工裝褲相差無幾。艾倫娜倒是覺得這些行頭不羈又新奇,每個星期都會炫耀她從馬克工作服屋買來的新衣服。儘管如此,她還是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解。「我就像是我兩歲的侄子,」她有一次說道,「要是讓他在冬天穿超人緊身衣的時候披上外套,他就會發脾氣。」我指出,她的整個童年時期都與阿特一起度過,從來不被允許擁有一件她真正想要的東西,而行使選擇權是人格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艾倫娜正處在被稱為「可怕的兩歲」的典型發展階段。她實際處於兩歲的時候,阿特正設法擺脫她的母親,因此將她關在了房間裡,她沒有任何機會發脾氣並將自己與他人區分開來。這個家庭有阿特在已經夠嗆,無法再承受另一個被寵壞的嬰兒。如今她終於懂得「我的」這個詞語的真正含義,即便她在成人之後才經歷「可怕的兩歲」,我依然為她在發展的階梯上向上攀升而感到欣喜。
艾倫娜說起自己的新變化時顯得十分驚喜。「另外,我還會在辦公室裡開玩笑,模仿訴訟部門的負責人。他講話時語調奇怪、遣詞造作,從不會好好說話,非要說什麼‘請允許我在此插一句話’什麼的。而且他在走廊上遇到人時不說‘你好’,而是說‘拜賀’。我不僅能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忽然覺得自己特別有趣,真是太新鮮了。我以前從來不希望別人注意到我,現在倒是挺享受的。」她此刻正在進入社交階段,希望與他人互動而不是把自己藏起來,她想讓自己顯得與眾不同。
進入心理治療第三年的下半年後,艾倫娜依然會將狂野的夢發給我看,這些夢往往先於她的意識感受踏入無意識的領域。其中一個夢裡出現了一頭擱淺的鯨魚,她於是把整個夢境都寫了下來:
簡和我在一個巨大湖泊岸邊的公園裡。我們身邊有個長得很像吉爾德的女人,她走在我們前頭打量四周。簡和我發現了一頭擱淺的藍鯨。我們叫住吉爾德,她跑過來和我們一起仔細檢視藍鯨,確認它還活著。我們得把鯨魚弄回水裡。吉爾德拿出一袋可以將湖水變成鹹水的化學品倒了進去。我們做了一個精巧的滑輪系統把鯨魚拖入水中。鯨魚充滿活力地在水裡遊動、跳躍等等。
我回到車裡去找簡,但她忽然消失了。原來她在樓梯間裡噴繪塗鴉。
我們爬回車裡,吉爾德駕駛汽車往家開去。簡在路上背誦了一首她年輕時寫的詩。那是一首非常痛苦、令人難過的詩。最後,我們坐在家門口的車道上聊天。簡的詩讓我感到不安,我為她擔驚受怕。她好像有自殺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