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生存的社會叢林中，沒有同一感就不會有活著的感覺。
——愛利克·埃裡克森《同一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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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是克里族人。這一民族有著狩獵與誘捕的傳統，過去的原住民在森林中過著游牧生活，每年與哈德孫灣公司進行毛皮交易。他的家人來自北部遙遠的馬尼托巴省，與加拿大其他地區都相隔甚遠。親身經歷過如此舉足輕重的北美歷史的人竟然走進了我的辦公室，我感到特別驚訝。丹尼和我同齡，當他和家人在林中誘捕獵物時，我卻一直在電視上看好萊塢經典西部片「牛仔與印第安人」。
對我來說，這一案例在許多方面都頗具開創性。它迫使我意識到心理治療對丹尼而言有著如此巨大的文化隔閡，簡直難以起到應有的幫助。我也就此明白瑞士著名精神病學家卡爾·榮格（carl jung）在1925年與一位原住民相處後的感受——榮格說，他意識到自己「被囚禁在白人男性的文化思想之中」。
和歐洲其他所有心理治療的創始人一樣，弗洛伊德對原住民文化幾乎一無所知。我也是如此。但正如我父親曾經說的那樣：「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於是，我聯絡原住民療愈師，託他們花大量時間為我介紹原住民的各種風俗習慣。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肯定會舉步維艱。
這個案例就時間而言比書中的其他幾個都更具時代特色。那時尚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寄宿學校的種種恐怖事蹟依然不為眾多北美白人所知，要等到後來才得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證實。當時的術語如今也早已過時：丹尼稱自己為「印第安人」和「土著」，兩者都是八十年代的常用語。
1988年，丹尼在我過去的來訪者引薦之下來到我的辦公室，那位來訪者擁有一家大型貨運公司，經常會通過人力資源部門將尋求幫助的人介紹給我。丹尼是他手下的長途貨運司機之一。由於公司老闆親自給我打來電話，我因此知道，這位員工一定很特殊。
這位老闆一上來便說丹尼是他那兒最棒的司機。我問他這話具體是什麼意思，他以一貫簡短有力且抑揚頓挫的語調說了起來，語氣聽起來就像馬戲團裡招攬觀眾的人。「把昂貴的貨物從一邊的海岸運送到另一邊的海岸是份特別危險的工作。」他說，「需要忠誠、勇敢又強壯的人。假設有一個裝滿勞力士手錶的集裝箱通過海運從瑞士送到這裡由碼頭工人解除安裝，而這些港口裝卸工也許與竊賊團伙有勾結，會通風報信，說有一卡車貨物會從哈利法克斯運送到溫哥華。於是，強盜們便會開著卡車跟著我的貨車穿越加拿大，等到無人看管時——哪怕只有幾分鐘——把貨劫走。」他還補充說，要是他的公司採用司機接力的方式將貨物從一個司機轉運至另一個司機那裡，就不會有人對這起盜竊案負責了。「司機們都會相互指責。」老闆說，「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花一大筆錢確保只讓一個人來運送那些勞力士，並且按時交貨。那個人就是丹尼·莫里森。他不得不睡在駕駛室裡，到哪兒都不能離開貨車。
「讓我給你舉個丹尼工作的例子。」他接著說道，「他當時載著一車工業鉑金在全國各地跑，當他在梅迪辛哈特的一家餐廳用餐時，三個小偷闖進了駕駛室。」
丹尼等候餐點時一直看著窗外。「他拽住小偷扔出車外，三個人都進了醫院，其中一個住了一個多月。據說，他們在救護車裡時就像沙丁魚那樣擠在一起躺著。」丹尼僅僅扭傷了手腕。他從不抱怨也不找人幫忙，只是繼續朝溫哥華開去。「這就是我要說的。」老闆總結說，「我欠他一個大人情。」
我問及丹尼的主要問題時，他首先說，丹尼已經四十多歲，是個有著寬闊肩膀的大塊頭，身高六英尺四半。「我從沒見過那麼大的手掌。碼頭上的傢伙們叫他‘起重機’，就是‘叉車起重機’的簡稱。」丹尼並不健談，實際上，他特別沉默寡言，而且避免與人有目光接觸。不過他很聰明。「他把所有的地圖和里程費用都記在了腦子裡，從來沒算錯過一分錢。」
接著，電話裡一陣沉默。終於，老闆深吸一口氣說了下去：「大約兩個月以前，我們接到一通電話，說丹尼的妻子和唯一的孩子——一個四歲的女孩——在401公路的車禍中去世了。」
「他應對得如何？」我問道。
「奇怪就奇怪在這裡。他似乎一點也不傷心。可是他確實是個顧家的人，他肯定多多少少會難過吧。我問他想不想帶薪休假，他只是搖了搖頭，葬禮結束後第二天就來上班了。」
老闆提議出錢讓丹尼接受心理治療，可是他顯得有點兒遲疑。「我於是告訴他我以前也在你這裡接受治療，對我幫助非常大。」老闆說。
「丹尼是否對此感到驚訝？」
「即便丹尼確實感到驚訝，你也永遠看不出來。」
幾星期後，丹尼答應嘗試心理治療。
等候室裡的那位男子有著深色皮膚，長長的黑髮梳成了兩根辮子。他身穿法蘭絨襯衫、皮夾克、藍色牛仔褲，腳蹬一雙灰色尖頭鯊魚皮靴。
我向他做自我介紹。他點了點頭，看也沒看我。在我請他坐下之前他就一直站在門口，面孔上絲毫看不出情緒。為了打破沉默，我說他的老闆對他評價非常高。他只是低頭看著地板。我打量起他的臉，發現他其實很英俊。他的身高、身板、完美的身形，加上敏銳的黑眼睛和無瑕的肌膚，不可否認，他十分俊秀。
我對他的妻女去世表示哀悼。我有種感覺，他希望我和他之間能保持一定距離。我於是告訴他最好先從出身背景與家譜開始說起。我問起他的父母，問他們是否在這樣的艱難時期給予他幫助。他說他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和弟弟們住在馬尼托巴湖西北部的一個保留地裡，對他的近況並不清楚。當我問他是否願意分享失去至親的感受時，他搖了搖頭。第一次來訪的剩餘時間乃至接下來三個月的所有會面期間，他一直默默地坐在那裡。
我們之間的靜默並沒有憂鬱症的那種膠著沉默感，就好像他只是想獨自待著。可是，他依然每週都來。丹尼身上有著某種令人難以抗拒的特質，我發現自己願意就這樣陪他默默坐著。這對我來說很新鮮。
不過，我意識到我在這個案例中需要幫助：說到底，我收費可不是為了一聲不響坐著的。於是我在圖書館黃頁中搜尋原住民精神科醫生，結果一無所獲。1988年時，我對療愈圈及原住民其他各種習俗及儀式一無所知。我接著嘗試去聯絡各個第一民族辦公室以及當時被稱為聯邦印第安事務部的部門，可是沒有人回我電話。多倫多接收原住民患者最多的那家醫院的精神科收治人員告訴我：「印第安人不太習慣接受心理治療。他們中的大多數案例都與酗酒有關，所以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些匿名戒酒協會小組。他們有時會出席，有時則不。」
我擴大搜尋範圍，最後找到克萊爾·布蘭特博士（dr. clare brant），一位哈佛畢業的原住民精神病學家。他碰巧也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參與戰鬥的著名酋長約瑟夫·布蘭特的直系後裔。我給他寫去長信講述這個案例，描述了我與丹尼溝通時遇到的困難。布蘭特博士的答覆讓我感到很欣慰：他說他理解我不得其所的心情，因此在信中附上了他寫的有關考察原住民世界觀的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十分引人入勝，簡直應該當作所有加拿大人的必讀文章。我對他真是感激不盡。後來我又跟他通過信件溝通了很長一段時間，那段經歷真是彌足珍貴。
按照布蘭特博士的說法，在關係緊密的小型社群中——尤其是在嚴酷的北方環境裡——人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個體之間的衝突。為了在極為親密的生活中保護個人隱私，避免相互干涉至關重要。這就意味著某些社會行為中的規範會就此確立：比如「干涉」的意思是向別人提出問題、給予建議以及社交中過於不拘禮節。
我意識到，丹尼可能覺得心理治療很粗暴。我一直鍥而不捨地窺探他的心靈，結果「干涉」到了他。我越想跟他交流，他就越是拒不開口。可是，我要是試著保持安靜，這樣的情況就可能無限延續下去。在這樣的局面下，我很難找到對策。
於是我決定還是跟丹尼簡單解釋一下我的沮喪心情。我說我知道他可能會如何看待我的角色，但我無法做出大幅度的改變——這是我的文化，白人的心理治療就是這麼進行的。我向他尋求幫助，想知道我能做點什麼。我說心理治療起作用對我來說很重要，而且我明白自己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
丹尼頭一次發問，不過，他還是沒有直視我：「為什麼這對你來說那麼重要？」
「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做好。」
「我還以為你會說一些不真實的話，比如說你很關心我。」
「我還沒有和你熟悉到會關心你的程度。」我接著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我對你有共鳴，而且希望幫助你擺脫痛苦。」
「我不痛苦。」他一如既往地以單調的語調說。
「好的，這是你告訴我的第一件有關你自己的事。」我說，「所以對你來說，讓我覺得你不痛苦一定很重要。」
「你說是就是。」
「我確實這麼說了。」我決定在這一點上堅持我的立場，「為什麼這對你來說很重要？你是不是認為只要感覺不到痛苦，我就無法傷害你？」
他在那兒坐了大約有十分鐘——也許更久——接著說道：「是的。」那次會面的最後二十分鐘裡，他再也沒說過話。
終於，我在四個月之後取得了一些進展。丹尼承認——或者說，按我的理解——他是在保護自己免受痛苦。我下決心慢慢來。如果慢慢來意味著一週只有一次互動，那也行。因為如果我追問太急，便會注意到他又變得沉默不語。
一週接著一週，他慢慢開了口。我儘量只充當見證，決定不過問他的妻子與孩子，也不問他為何不哀傷——如果他從來沒有意識到痛苦，那麼不哀傷也不足為奇。
不過在某一時刻，我確實說了這樣的話：「感覺不到痛苦的人也無法感受到快樂。」
他前所未有地與我有了眼神接觸，他說：「我沒有快樂也能活。」
「你覺得內心沒有痛苦嗎，還是說，你把痛苦都鎖了起來？」我試探著說道。
他沒有再說什麼。但過了一個星期，他走進房間坐下來後，彷彿我們依然在進行之前的對話。他說：「是鎖了起來。」
我說：「要是你能通過心理治療把痛苦一點一點倒出來，之後就不再痛苦了呢？那樣的話，快樂就能觸及之前痛苦曾經存在的地方。」
「快樂？」他嘲弄地說著，就好像我在暗示某種可笑的五旬節派體驗似的。
我換了個說法：「就算不快樂，也可以感到滿足。」
「我挺好的。」他向我保證。
我讓他跟我說說童年，並解釋說可以對痛苦和快樂略過不提。接下來的故事是他在我們第一年的會面中逐漸講述出來的。我小心翼翼地不示以任何同情或安慰，不然的話他就會沉默不語。我單純充當見證。
丹尼來自馬尼托巴省西北端——遠在林木線以北——的一個捕獸家族。他們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獨自在森林中過日子，但在每個捕獵季臨近結束之際，當他們要將毛皮賣給哈德孫灣公司時，便會搬到一個小小的交易站定居地。
丹尼有個年長他三歲的姐姐，名叫羅絲。他們在年紀還小的時候會幫助父親解開陷阱線。羅絲幫母親曬獸皮，丹尼則會餵狗。
丹尼最初的記憶都與陷阱線有關。一天，父親警告丹尼和羅絲不要和他一起沿著陷阱線走——暴風雪造成的積雪改變了地形，使這一帶變得很危險——可他們還是跟著他進入了森林。父親相信，既然他已經告誡過孩子，那他們再跟過來就得自擔風險。由於平日裡的標記都被埋在了雪裡，丹尼的姐姐找不到這些陷阱的位置。跑在前頭的她被一個巨大的捕獸器夾住了腳，腳踝處的傷口深到見骨。她不得不依靠狗拉雪橇耗費數日回到最近的定居地。由於傷口沒有養好，自那時起，丹尼的姐姐便一直拖著一條腿走路。丹尼在那天學到了一課：捕獵時要小心謹慎。
丹尼的父親在孩子們沒有聽從警告後並未執意阻止或進行干預，這一點十分值得玩味。這是白人和原住民育兒方式有別的一個例證。按照布蘭特博士的說法，原住民以身作則但不干預，而白人則主張積極主動的教導與塑造。後來，這種育兒方式上的差異會再度給丹尼帶來困擾。
我從丹尼幾乎難以察覺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他是多麼喜歡回憶自己在陷阱線上的日子。他開始說起在森林生活的更多細節。有一次他甚至搖著頭說道：「好傢伙，我已經好幾年沒想起過這些了。」丹尼的回憶讓我著迷，他也對我如此喜歡關於捕獵的細節感到驚訝。我有時還會打斷他，詢問為什麼要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做事。比如說，為什麼他的父親要用狗拉雪橇而不是開雪地摩托？丹尼解釋說，如果雪地摩托在森林深處拋錨，人就死定了。但要是有一隊狗，最壞的情況就是失去一隻狗或者扯斷一根可以修補的挽帶。此外，雪地摩托的汽油費也會佔去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潤。
丹尼告訴我，他的工作是用凍魚餵狗。在他四五歲的時候，當他父親要把海狸從捕獸夾裡撈出來時，他會很自豪地扛起鑿冰用的斧子。他的父親話不多，但丹尼說，即便在他那麼小的年紀，他們工作起來就已經如左右手般配合流暢了。此外，他也懂得不去抱怨寒冷：每個人都知道捕獵季短暫，而他們的生計全繫於此。
丹尼對於每次跟隨父親——順便提一下，他的父親當時只有二十多歲——外出好幾個月感到興高采烈。捕獵季結束時，他們會走幾百千米的路，去一個不到三百人居住的交易站出售獸皮。丹尼在那兒見識過其他男孩一起玩耍，他也好奇，要是在姐姐之外還有一個玩伴會是什麼感覺。
他們家裡既沒有電視、音樂、電力，也沒有抽水馬桶。然而在丹尼四歲時，有一天，哈德孫灣的商人——丹尼很羨慕對方擁有一間辦公室和一張桌子——送了一本書給他。丹尼當時還不識字，於是一邊翻書一邊編故事。（主人公們永遠是調皮的海狸。）丹尼很喜歡這本書，每天晚上都會「讀」，還常常「讀」給羅絲聽；羅絲也聽得非常入迷。他告訴我，他一生對閱讀的熱愛都歸功於這本書，那是他擁有的第一樣東西。他依然記得母親會用克里語中的所有格稱呼這本書：丹尼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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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丹尼全家都待在溫暖的小屋裡，消磨從佈設陷阱到收集毛皮所需的數星期時光。丹尼正和父親坐在桌旁削木頭，忽然，他聽見母親的哭喊，「就像一隻被郊狼包圍的動物」。之前他從來沒聽見過輕聲細語的母親抬高聲音。
她在門口和兩個白人爭吵。這兩個人明顯不是獵人，「卻不知怎麼透著危險」。丹尼記得他們穿著奇怪的皮鞋；在厚厚的雪地裡穿這樣的鞋子特別古怪，因為不穿海豹皮靴（一種又高又軟的靴子，一般由海豹皮製成，內襯毛皮）腳會凍住。二人走進屋裡，宣佈他們要把丹尼和羅絲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寄宿學校。由於這是法律規定，父母如果不立即交出孩子，就會被關進監獄。
這兩個人操著英語，家裡沒有人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最後，他們大致聽懂了：這兩個政府派來的白人要偷走他們的孩子。「我不確定我的父母是否意識到那意味著永遠。」丹尼說道。
「母親去臥室收拾我們的東西，那些人追上去喊道不需要任何東西。父母看起來就像被箭射中了心臟，卻依然站著。」
1988年時，我對寄宿學校尚一無所知。我原本以為那是為住在森林深處無法上學的原住民設立的寄宿學校。其實不然。這屬於蓄意抹殺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政策。加拿大第一任總理約翰·a. 麥克唐納將第一民族稱為「野蠻人」。此後，聯邦官員在1920年明確目標：文化滅絕。當年，負責印第安人事務的副主管在下議院宣佈，他的目標是繼續開辦寄宿學校，直到「加拿大所有印第安人都成為國民的一部分，再也沒有印第安人的問題，也沒有印第安人的部門」。
丹尼和姐姐被塞進車裡，眼見著數百英里的凍原在身後消失不見。許多個小時後，他們被塞進一輛擠滿其他原住民兒童的火車。沒有人有任何行李。他們乘了好幾天火車，車廂裡一片可怕的沉寂。丹尼對大片的牛群感到十分困惑：他從未見過動物在啃草卻無人狩獵，也不知道牧場或農場是什麼。不管是棉白楊樹還是參差不齊的山峰都讓丹尼和羅絲驚訝不已。丹尼感覺自己即將進入一個驚心動魄的世界，裡頭充滿斑斕的色彩。最終，他們在一個小鎮上被接往鄉下。隨後，「在一片平坦的荒蕪之地」，他們來到一棟窗戶上裝著柵欄的紅磚大樓前。
抵達之後發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丹尼和姐姐被分開了。他眼見著姐姐一邊喊著他的名字，一邊被兩個穿著長袍的神父——「他們看起來就像黑熊」——拽到另一棟樓去。
第二件事讓他極為震驚：他的長髮被剪掉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眾多原住民都將頭髮視為靈性生命在現實世界的延伸。許多部族的人們會在家人離世時剪去頭髮。有些人則認為頭髮與神經系統相連，是處理社會資訊的必備部分，類似於貓的鬍鬚。丹尼的族人認為剪去頭髮是為自己犯下的過錯羞辱自己，或是因為過失的判罰當眾進行羞辱。但丹尼對自己犯了什麼罪過一無所知。
所有兒童都被分配到制服與編號。丹尼在十八歲前一直被稱為「78號」。沒有人相信他只有五六歲——就那個年齡而言，他個子挺高的——因此被安置到八至九歲的那群孩子中。丹尼以為父母過幾天就會來接他，因此一直偷偷朝窗外張望。「有好幾次，我真的認為自己看到拿著菸斗的父親。」他說，「但我猜那是我想象出來的。」
開學第一天，他們被告知身為「印第安人」或「土著」（這兩個詞語被交替使用）是不好的，等到他們離開學校時就不再是印第安人了。他們將成為會說英語的加拿大人。丹尼那時不會說英語，但他明白了「土著是壞人」這一點，不過他沒有聽懂「再也不能說克里語」的那部分。
開學第二個星期，丹尼在課間休息時參加了一場神父組織的踢球遊戲，他凝視著長長的場地，看到了柵欄後面的姐姐。「我高興得渾身發抖，於是一邊向她跑去，一邊喊‘塔恩塞’，那是克里語裡的‘你好’。」丹尼說道，這是他第一次在會面中流露情感，「神父抓住我的胳膊制止了我，而我則奮力掙扎。他當著其他男孩的面用鞭子抽我，那種鞭子是用舊的馬韁繩做的，上面還有金屬接扣。他說我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後都不能再說印第安語了。」
丹尼的姐姐無助地站在大門旁哭了起來。「我還是在叫喊，‘尼米斯’，那是‘姐姐’的意思。」（在克里語中，親戚的稱謂取決於他們與我們之間的關係。）神父認為丹尼是在公然違抗，因此狠狠地抽了他一頓，使他在醫務室裡好幾天都下不了床。「我很難過。姐姐從柵欄的另一側眼見我被抽得皮開肉綻，傷心極了。」他頓了頓，「我在那裡的十二年間再也沒有說過一句克里語。到最後，我都不記得怎麼講了。我再也沒法跟父母交流了。」
我想到了自己當時七歲的雙胞胎兒子，試著想象他們從我身邊被帶走，然後被告知英語是一種野蠻的語言，而且他們是壞人，得拋棄自己的文化並被改造成另一個民族。要是他們試圖用英語和九歲的哥哥打招呼，結果因此被打得鼻青臉腫怎麼辦？光是想想就可怕到令人心碎。
經過整整一年的心理治療，我才與丹尼建立起些許信任。考慮到丹尼與白人之間的過往，現在回想起來，光是做到這一點就已經出乎我的意料了。
在情感上幫助他堅持下來的事情之一是他五歲前受到的良好教育。無論之後遭遇了什麼，至少他的根基很紮實。可是，綁架及隨之而來的種種殘酷行徑——失去雙親、語言乃至自己的文化——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創傷，他的情感也就此凍結。這雖然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卻阻礙了他為妻子和女兒的離世像樣地哀悼。
在第一年的心理治療中，丹尼對我說過的最重要的話是他「沒有快樂也能活」。我的工作就是讓他重新獲得感受快樂的能力，哪怕知道悲傷也會隨之而來。由於他已經有太多悲傷的體驗，因此修復工作必須以他可承受的速度展開。對丹尼來說，心理治療就是從冷凍狀態緩慢解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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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的心理治療進入第二年，我已經學會如何更有效地與他交流。馬尼圖林島上的一位令人難忘的原住民療愈師曾經告訴我：「不要把他釘在十字架上，而是跟他聊聊。」我發現與丹尼開展心理治療的最佳方式是提出一些無傷大雅的問題，他要是願意，便可以藉此進入更深層次的心理領域。如果我直接問他心理方面的問題，他就會變得默不作聲，有時整個會面都是如此。丹尼後來對此是這樣說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方式和節奏。」
我在一次會面中問起了丹尼的校園生活。他說他「像白人一樣」上學，並且竭盡全力當個白人。他接受了別人灌輸給他的想法：印第安人是壞人。用他的話來說：「不然為什麼修女、神父和其他白人要這樣對我們呢？我們是天主教家庭。我信任修女和神父。」他接著說，「學校裡凡是有點兒職權的人都認為印第安人是壞人。」
五歲的他是學校裡最年幼的孩子之一，可是既沒有人幫助他也沒有人安慰他。「所有人都必須安分守己，大家也都是這麼做的。有一天，我醒來時發現我旁邊的孩子死了。我不敢告訴大人，害怕他們認為是我殺了他。等到他沒來吃早餐——我依然記得他的編號是122——他們才發現他死了。不到一個小時，他就被抬走了。大家對此隻字未提。」
我對寄宿學校做了些調查之後發現，《蒙特利爾每日星報》上刊登過一篇1907年的報告，其中提到全國就讀於寄宿學校的原住民兒童死亡率為24%（如果算上那些因病被送回家後不久死亡的兒童，死亡率為42%）。這些孩子死於肺結核、飢餓或是單純因為疏於照管。許多孩子就這樣消失了，他們的父母從未收到任何音信。2015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公佈大約有四千到六千名兒童死亡。由於很多孩子其實下落不明，實際的數字可能要高得多。超過十五萬名兒童在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喪生。由於死亡率太高，寄宿學校就此不再進行統計。
丹尼在學校表現很好，從不惹麻煩。「我為那些無法遵循白人方式做事的男孩感到難過，他們的生活簡直是人間地獄。」他說如果他們沒掌握乘法口訣表就會被扔到寒風中，全身上下沒有外套，只有一個帶著切口可以伸出手臂的垃圾袋。丹尼因為在若干領域成績優異脫穎而出，但他感到很難堪，甚至覺得是種恥辱。
原住民的民族精神中包含這樣一條：不與他人競爭或炫耀自己的功績，這樣就不會讓他人感覺那麼糟糕。加入冰球隊沒什麼，但為自己的球隊加油就顯得不顧他人的感受，因為這樣可能會讓另一方的球隊感到不快。布蘭特博士在《原住民倫理與行事規範》一文中寫道：「這種不重競爭的特點在工作中也有所體現，儘管事實上其往往被非原住民僱主視為缺乏積極性和抱負的表現。」丹尼並沒有陶醉於學業上的成功，反而覺得這些跟自己沒什麼關係。畢竟，那些稱讚他「成就」的人正是讓他捱餓的人（學年結束時，他雖然長高了，體重卻掉了一半）、折磨他的人、將他從父母身邊奪走並關進監獄的人。
說到這裡，丹尼問我：「這並不光榮，你明白嗎？」我很高興他在接受心理治療一年多後開始詢問我的意見，而且還會在溝通中關心我是否理解。當時我已經很清楚丹尼對假話驚人地敏銳，我得實話實說才行。我於是說：「我確實明白。但我想知道，他們的稱讚中是否有任何讓你感到自豪的地方？」
他一臉失望，我接著說道：「我的意思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是不是有點兒認同白人的獎勵體系了呢？畢竟那是當年的你所擁有的一切？」
丹尼說他從來都不想待在那個學校，「我知道自己是囚犯，因此希望保持這種狀態。我不想成為他們的一員。」他靜靜地坐了大約十五分鐘，接著說，「並不完全是這樣。我喜歡飼養動物，給它們餵食，讓它們雜交。我和我養的豬被送去參加四健會的比賽，贏得一條榮譽綬帶後我還感到很驕傲，尤其是因為這跟學校沒什麼關聯。」丹尼對動物很有一套，十幾歲便成了學校的養殖負責人。「我還喜歡耕地、種莊稼。我有一些種地的秘訣。」
「比如說？」
「春天時，我會把裝著水的垃圾桶放在太陽底下曬，然後用這些溫熱的水澆灌溫室裡的番茄。這些番茄往往會最先成熟。」
我問丹尼是從哪裡學到這些竅門時，他猶豫了。「有個神父教會了我各種事情。」接下來的三十分鐘裡丹尼一言不發。他一動不動地坐著，眼睛盯著窗外，就連眨眼的頻率都慢了下來。
一週後再次出現時，他坐下來說道：「那個教給我很多東西的神父干涉了我。」
「什麼樣的干涉？」
「性方面的。在穀倉裡，一次又一次。他告訴我他有多喜歡我，我真是感到噁心；我的意思是，這不單單是心理上的感受。」丹尼說，「我就此意識到，其實他並不認為我擅長那些農活。他只是想對我做那種事情，而且持續了好幾年。」
我想他從我的臉上看出了我有多麼震驚。當時關於神父的性虐待行徑尚未被世人知曉，而寄宿學校的種種虐待行為也並未被公之於世。要等到丹尼向我講述可怕往事的三十年後，政府才向原住民公開道歉併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丹尼停頓了一會兒，之後接著說：「我從八九歲起便經歷這些，直到我十一二歲時才能與他們抗爭。十二歲時，我因為發高燒躺在醫務室裡，那裡的醫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干涉了我。我就是搞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一直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他看著我，希望我能給出答案。我說：「這些男人都很變態。這可能就是他們一開始被派到那裡的原因。我懷疑天主教會知道這些神父有問題，但教會非但沒有解除這些人的職務，反而把他們送到林木線以北，認為到那裡就不會有人舉報他們的所作所為。」
「可為什麼是我？並非所有人都會在不同場合遇到這種事情。」（在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寄宿學校中兒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如此之高。）
「我猜想，這是因為你又高大又英俊。我懷疑他們並不在乎你是否聰明。他們總得選一個人，為什麼不選長得最好看的呢？說到底，他們都是‘掠食者’。」
接著，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丹尼在會面進行到一半時起身離開了。我不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接下來的那次會面他沒有來，再下一次也沒有來。我慢慢反應過來，他已經放棄了心理治療。我不想打電話「干涉」他，因此沒有打攪。通常而言，當來訪者忽然中斷心理治療時，我會寫便條或者打電話，說希望能有一次告別會面，藉此討論終止治療的事宜。我會解釋說，化解衝突很重要。不過，從來沒有人在會面中途離開過。
顯然，我在某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犯了錯。我猜想自己犯了一些只有白人才會犯的錯誤，而且對此毫無頭緒。我覺得丹尼再也不會來了，並且在這個時候意識到，與他展開的心理治療對我來說變得有多重要。無論是文化差異還是政府試圖實施文化滅絕的慘劇都深深觸動了我。最重要的是，丹尼作為一名個體而言具有某種可敬又可嘆的品質。我認識到自己對他有多欽佩：他承受住了大多數人都難以承受的痛苦。
再沒有什麼比失敗更能讓人開闊眼界的了。這促使我前去拜訪更多原住民社群的療愈師和藥師。我聽得更加認真，還在全省各地參加各種煙燻淨化儀式。我敢肯定，心理治療之於丹尼就像煙燻淨化儀式之於我一樣陌生。但我正是在那段時間裡開始明白，原住民的世界觀與心理上的優先順序和以歐洲為中心的白人社會截然不同。
大多數白人接受心理治療是為了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用一位原住民療愈師的話來說：「為了靈活應對生活。」與之相反，原住民的療愈指的是以一種意義深遠的方式與靈性世界建立連線並實現和諧。傳統的心理治療以人與自然對抗的範式作為基礎，而原住民的療愈則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過了幾個星期，丹尼回來了。他若無其事地開始說話後，我打斷了他，說我強烈認為我們需要好好討論一下他在會面進行到一半時離開的原因。他只說了句：「印第安人從不爭辯。」
最終，我打破隨後出現的沉默：「丹尼，你中途離開了心理治療，我想知道原因。我這麼問可能違背了原住民的傳統，但我是一名白人心理治療師，我也必須遵循自己的一些傳統。」他什麼也沒有說。接著，我出於憤怒說了這樣一些話：「丹尼，你有沒有想過，並不是所有原住民的傳統都是好的，就好比不是所有的白人傳統都是壞的一樣？也許我們可以相互學習。如果你願意試試，我也會這麼做。」
「你心裡清楚自己做了什麼。」他喃喃地說道。
我感到很困惑。他站起身，像一隻在籠子裡來回踱步的老虎一樣巡視房間。終於，他將自己龐大的身軀朝門上撞去，說：「你就像神父一樣，奉承我，說我英俊。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我這下驚呆了，於是看著他說道：「我很感激你讓我知道，我不僅越了界，還讓你感到不自在。我對此很抱歉。」我解釋說，我說他高大英俊並在學生中脫穎而出，是想告訴他，狐狸會從雞棚裡挑選最大最肥美的雞。「我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告訴你，你並沒有做任何故意引誘那些神父的事情。這單純是因為你的長相，你對此無法控制。」我說我現在明白他是如何誤解了我說的話，因為他遭受的虐待始於諂媚的恭維。「我說的‘英俊’其實不是恭維，而是種描述。也許在你看來像是調情，但我向你保證並非如此。」
丹尼前所未有地指責說：「我永遠不會說你漂亮。」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我說沒有說我漂亮的男人可多了，他可以排在他們後面。他聽完也笑了起來。
說丹尼英俊成了他的觸發點。其他多次遭受性虐待的來訪者也有著非常強烈的觸發點。我告訴他，大多數性虐待受害者都有觸發點，我就觸發了一個。
他輕輕地說：「性虐待受害者？」他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說法，或者是從沒想到這個名稱適用於他。在當時，有關性虐待的討論並不多見，大家生活在一種不為人知的恥辱中，覺得必須向他人隱瞞這些事。我告訴丹尼，性虐待受害者會出現許多症狀，其中就包括情感麻木。我隨後提示說，他在妻女去世後便出現了這一症狀。
他點了點頭，好像剛剛悟到了什麼。我注意到丹尼消化資訊的模式之一是先承認其中的一些，然後他會根據自己的節奏，過後再來面對或談論。他會在幾個月後繞回之前的一個話題，就好像我們上一次會面剛剛討論過一樣。就這次的情況而言，他說他會在準備好以後討論遭受虐待的事情。這對我來說很難。我喜歡趁熱打鐵，以線性的方式處理問題。但這並非丹尼的應對方式。我想我應該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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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丹尼尚未準備好直面在寄宿學校受到的虐待，我便問起他分隔兩地的家人境況。有一次，我在他描述父親傳授的追蹤獵物技巧時指出，他在後來的回憶中都沒有提起過父親，這讓我感到很奇怪。「你向我講述了理想家庭的具體模樣，然後政府把你帶走了。之後就是一片空白。我知道你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依然健在。除此之外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你大致都知道。父親依然在北方。」丹尼沉默的時間變短了。兩年之後，我可以從他平淡的語調中捕捉到細微的情緒變化。
我讓他說說夏天回家時的情形。丹尼說，他第一年回家時，父母聽到他和羅絲用英語交談非常震驚。他忘記了大部分的克里語，他被打得都記不得了。我猜想，他是因為過於焦慮而開始遺忘，這門語言本身已經成了情感上的觸發點。
丹尼的父母則認為這意味著他對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我和他們越來越疏遠的同時，他們也和我越來越疏遠。」他說，「他們就是這樣在經歷種種變故後活下來的。羅絲比我更善於找回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他說，這可能是因為她在被帶走時年紀更大，而且她天生健談，不喜歡受到冷落。「我記得她告訴父母她在柵欄另一邊看到神父打我。我的母親——一名天主教徒——讓她不要再說神父的壞話。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意識到，我永遠也不能透露在寄宿學校發生的任何事情。」
我問起丹尼與父母之間的關係隨著時間推移是否有所好轉，他說父母在他之後又生了兩個兒子，而他們的生活則因為政府的新政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的父母大部分時間都在森林度過。佈置陷阱需要時間，在收集獵物以前還要等待更長時間。他們將毛皮賣給哈德孫灣公司時，在貿易站附近幾十個人生活的小小定居點裡確實有一個臨時的歇腳點。」丹尼如此描述自己早年與父母在一起的生活。不過，他和羅絲所在的班級是寄宿學校的最後幾屆。丹尼在學校的那些年裡，政府頒佈法令，規定原住民必須搬到有學校的定居點。「這意味著我的父母不得不放棄捕獵，而且，政府還用某種帶有欺騙性的條約奪走了他們大部分的狩獵地，建了一些弱不禁風的小房子給這些捕獸人住，然後給他們發放保障金。這些人都擠在孩子們的學校附近生活，政府將這樣的地區稱為保留地。」
「你的父母平時做些什麼呢？」
「他們無事可做。由於住得離森林太遠，他們無法再設陷阱。而當地天氣又太冷，不能種植任何東西，也沒法飼養動物。」他回憶道，「我和羅絲每年回家都發現屋子變得越發凌亂，父親還一直喝酒。我問羅絲，母親的牙齒是不是因為嚼獸皮嚼壞的，結果她說是被父親打掉的。」父母看到丹尼和羅絲回家似乎不再那麼高興，而且連母親也開始喝起酒來。「喝醉之後，捱打就沒那麼痛了。」丹尼說，「我第一次看到母親捱揍是因為她讓父親收拾一下準備去教堂——他以前挺喜歡去教堂的。我當場就下決心這輩子都不會喝酒。我永遠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子體會到我在那一刻對我父親的感受。」
接著，丹尼十分少見地動情訴說起父母在他年幼時會如何整日忙碌。他們的營地一塵不染，每天都安排得滿滿當當。他們把家裡的碗碟都洗得很乾淨，還會利用空餘時間製作手工藝品當作聖誕禮物。「除了睡覺的時間，我從沒見過他們躺下來休息，他們天一亮就會起床。」而如今，他說，他們空洞的生活裡充滿了酒精、爭執和睏倦。
丹尼一邊描述他們的落魄生活一邊揉搓著雙手，彷彿是要磨去不愉快的回憶。他還會如同直視太陽一般眯起雙眼，像是要遮住他腦海裡浮現的畫面。
沉默了許久後他繼續說道：「我曾經犯過一個錯誤，我把白人文化和印第安人文化搞混了。這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在白人社會待得太久了。」十三歲左右的時候，他把自己在省級四健會比賽中獲得的那些獎牌拿給父親看。丹尼放低聲音，「他嘲笑我。」他的聲音輕得像是耳語，「他醉醺醺地戲弄我，發出牛一樣的哞哞聲，還問我的玉米稈是不是都排成了一排。我的母親哈哈大笑，羅絲則一臉茫然。那是我與家人分享的最後一件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第一民族的布蘭特博士公開批評原住民的唯一方面，針對的就是他們抑制憤怒的習慣。他說原住民不會用憤怒來教導孩子，而是通過戲弄、羞辱和奚落等非對抗性的方式使憤怒一點一點流露出來。他在一篇學術文章中寫道：「羞辱和戲弄成了所失去的特權的替代品，而父母的憤怒則會侵蝕孩子的自尊心，使他們在今後的生活中遇到類似情況時便會產生強烈的恥辱感。」他說，那是因為受到欺負的孩子難以搞清楚規則及如何應對戲弄和嘲笑。孩子可能會退避，在社交中變得害羞，還會感到羞恥甚或恐懼。
我對丹尼說：「看看你，既獲得了數學獎、科學獎、優秀學生獎，還憑藉自己的畜牧技能獲得省級四健會獎牌。然而，你卻遭到家人的貶低，難怪你無法感受或表現出任何情緒。當你在生活的每個領域都面臨攻擊，自然會變得疏離。這是你僅有的應對方式。」
他朝我揚了揚手，示意我說下去，但我沒有開口。他最後說：「你就直說吧。」我們都笑了。就像我能察覺他有心事一樣，他也察覺得到我什麼時候缺乏耐心。
我讓他想象，要是他父親沒有喝醉、沒有嘲笑或羞辱他並且能直抒胸臆的話，會說些什麼。「你就當作是你的父親，跟我說說看吧。」我懇求他，「我真的很想知道他為什麼會那樣回答。」
丹尼出人意料地做到了。他裝作是自己的父親，聲音更低沉，語速也更慢：「內括西斯，他們把你從我們身邊帶走，說我們是野蠻人，還說‘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可你依然喜歡他們的小玩意兒，還說是‘獎賞’。這些仇敵讓我們如此痛苦，你卻把他們奉為神明？他們把你從我們身邊偷走了啊。」丹尼停頓了一下，我點了點頭，他繼續說，「務農？那算什麼？把動物關在穀倉裡，再一排一排地種蔬菜。這不是技能，而是買賣。誘捕需要全心投入，每時每刻都要動腦子。你必須知道你要捕捉的獵物在想些什麼，而不是把它們關起來養大了再吃掉。而且你對打獵毫無興趣，認為那是野蠻人才會做的事情。你覺得我們腳下的泥地和沒有自來水的生活配不上你。」
我再次點點頭，終於有所瞭解。丹尼接著說了下去，情緒很激動，「你看不起我喝酒、沒有工作，連只老鼠都捉不住。你的弟弟們不會把我看作是個驕傲的獵手，不知道我收集來的毛皮比定居點裡的其他人都要多。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獨自在桌前打牌的醉漢，一個淪落到打好老婆的男人。白人奪走了我的生計、孩子和尊嚴，你卻覺得他們的牧牛獎牌了不起？」
我眨著眼睛不讓眼淚落下。他的獨白完美地刻畫出他的父親乃至家庭經歷的鈍重痛苦。不幸的是，當父親用醉酒後的話語刺痛他的內心時，他還太小，無法理解父親為什麼這麼說。
那天丹尼離開的時候，我感覺我們的心理治療已經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他非但沒有緊鎖自己的各種感受，還能夠想象父親的痛苦、感同身受並與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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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療進入第三年，丹尼顯得輕鬆了一點。他依然會在辦公室前來回踱步半個小時，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但他的腳步聽起來不再如此沉重。在他從父親的立場發表那番假想中的真實感言的一星期後，他不經意地說道：「我這星期給父親打電話了。」
我非常驚訝。丹尼一如既往地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與節奏行事。
「你上一次和他說話是什麼時候？」我問道，依然感到很震驚。
「十八年前，在我母親的葬禮上。」
「你打給他時，他說了什麼？」
「我告訴他我失去了妻女。他說，‘不容易啊，是不是？’接著他問我有沒有羅絲的訊息。」
丹尼告訴我，他的姐姐羅絲在溫尼伯失蹤已經有十多年了。
當時，大量原住民女性失蹤或遭謀殺的報道尚未見諸報端，要等到四十年以後，我們才會瞭解到警方在這些失蹤案件中的不作為。（加拿大統計局在2017年表示，原住民女性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幾乎是其他女性的三倍。）
「那個對你關心備至又無比開朗的可愛姑娘後來發生了什麼？」
「羅絲一直往家裡跑，希望那兩個酒鬼會疼愛她。」丹尼說，指的是他們的父母，「她始終沒有放棄，我則早早斷了那個念頭。她被他們帶壞了，變得跟他們一樣。她和兩個弟弟後來也加入了酗酒的行列。母親去世後，羅絲便和父親一起生活。自從她跑去溫尼伯，我就再也沒見過她。」
「我想，你來多倫多是件好事。」
「我不知道，至少她還算得上是個印第安人。」
「你不是嗎？」我看著這個編著長辮子的男子。
「我不是白人。這我知道。」接著，他沉默了一會兒，「我的妻子是白人。」
終於，在我們開展心理治療的第三年，丹尼提到了去世的妻子。我雖然想立即追問下去，但還是剋制住自己，從一數到了一百。
「她來自挪威。」
挪威。沒開玩笑吧？我真好奇他們是怎麼走到一起的。
「她是重症監護室的護士。我在溫尼伯的一間酒吧跟人打架，最後住進了她當班的病房。我把那兒的酒吧都跑了個遍，想要找到姐姐。有個傢伙說了羅絲的壞話，我就跟他吵了起來。他用刀劃破了我的肚子。」丹尼說，「我包紮好傷口回到安大略省，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了，可後來我的傷口受到感染，於是在多倫多的重症監護室待了一段時間。」護士名叫貝莉特，三十五歲左右，和丹尼一樣都喜歡懸疑小說。「她說她不喜歡話多的人，我說那你是找對人了。她懷孕後想要結婚，我答應了。之後我們便有了女兒莉莉安。」
「你愛貝莉特嗎？」
「我不知道。」（十五分鐘的沉默。）「她是個好女人，從不撒謊也不會出軌，工作特別努力。」（又是一陣沉默。）「之後我們慢慢有了隔閡。她想要從我這裡得到的東西我給不了。」
「比如親密感？」
他點點頭。「我和她的親密程度一直都跟在醫院裡認識那會兒差不多。她說我們之間隔著一堵磚牆。我其實心裡清楚，我什麼也感覺不到。後來連跟她共處一室都讓我覺得不自在。」
「為什麼？」
「既內疚又憤怒吧。我知道她想要什麼，也知道這是她應得的。可我就是給不了，於是我開始躲她。」
「那莉莉安呢？」
「她更像我。她長得像我，安靜又害羞，喜歡在一旁默默看著別人。日託中心的人很擔心，說她不跟其他人一起玩，不過我覺得她不要緊。她在自己房間裡玩洋娃娃和玩具時挺高興的。我有時會跟她一起坐在地板上，我覺得我們……」丹尼猶豫了一下，「我說得上來的就是，共享著一片舒適的空間。」他的臉上再次露出像是在躲避耀眼陽光的那種表情，最後說道，「貝莉特希望我把莉莉安抱到腿上來，但我覺得這麼做很不自在，尤其是因為我和她差不多大的時候遭遇了那樣的事情。」
「你遭到性虐待，童年很長一段時間裡也沒有得到過父母的照顧，可大家卻期望你知道怎麼做。」
「我在森林裡無路可走，大家卻指望我知道該朝哪個方向走。」
「貝莉特是個好母親嗎？」
丹尼點點頭。「從白人的角度而言是的。她總是會教莉莉安各種東西，一刻也不停歇。我希望她不要一直管著孩子。莉莉安和我在車上時可以幾個小時都一言不發，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貝莉特在的時候就常常說一些‘牛’啊、‘馬’啊、‘車’啊之類的單詞，希望莉莉安能記住。在印第安人看來，這就是在瞎管。」
「你只是想模仿或遵循你父母在你小時候的養育方式，讓莉莉安根據自己的節奏去了解事物。」
「我在她摔傷的時候沒有理會，覺得她會自己爬起來。可貝莉特卻表現得像是世界末日一樣，認為所有人都會號啕大哭。」
我問他貝莉特是否知道原住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差異——即他們在管理憤怒、解決衝突與剋制情緒方面有不同看法——這意味著他們不會多管他人閒事，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她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告訴她？」
「我自己當時也不知道。我儘量避免發火，感覺自己像塊木頭。我現在說起這個才有所察覺。」
「貝莉特有沒有見過你的父母？」
他搖搖頭。當我問起他的朋友時，他說：「我獨來獨往。」
我於是問起貝莉特的父母。丹尼告訴我，他們住在挪威的農場上，就在他們兒子家的農場旁邊。不過，丹尼和他們只見過一面。他說：「他們都跟她一樣，善良熱心，腳踏實地，幹起活來特別賣命。貝莉特的父母幾乎不會說英語，即便他們會說，我也聽不明白。」
我問丹尼他們看到女兒帶著一個辮子齊腰的原住民男子回家是否驚訝。丹尼說：「我覺得他們認為加拿大人都長這樣。」我覺得特別好笑，於是和他都笑了起來。（心理治療兩年多來的第二個笑話。）
接著，我們默默坐了一會兒。後來他說：「我在想，我要是接受了這樣的心理治療，生活裡沒有貝莉特，莉莉安和我其實可以融洽相處。她像我，安靜又認真。我覺得貝莉特認為我是個壞家長。她甚至不希望莉莉安和我單獨待在一起。她覺得我沒有盡到家長的責任。」
「我知道你並沒有察覺到自己對此有什麼感受，但被視為不負責任的家長肯定讓你無意識中感到委屈又憤怒。這樣的看法有點兒侮辱人，畢竟，你們只是育兒方式有別罷了。」丹尼什麼也沒有說，我於是接著說道，「難怪你們會漸漸產生隔閡。」
「我開著卡車連續奔波數週時便感覺鬆一口氣，那種時候沒有人會向我索取我無法給予的東西。」
「你有沒有和妻子吵過架？」
「沒有。我會直接離開，等到她的憤怒——或者可能只是沮喪——平息之後再回家。」
「她知道寄宿學校的事情嗎？」
「嗯，但我只說那是公立寄宿學校。」
「所以說，她對你的遭遇一無所知？」
「嗯。但我之前也不明白。」
「你現在明白了嗎？」
「我有點兒緩過來了。我有時會為莉莉安感到難過，甚至都不想看到她的照片。她有一雙我這樣的悲傷的眼睛。」
「你有沒有看見擁有這雙眼睛的那個悲傷的男孩呢？」
「孤獨的男孩。」
「被遺棄的男孩。」我補充道。
「我的父母並不想遺棄我。」
我說這對於他的無意識來說無關緊要，被遺棄的感受依然會存在於其中。「無意識不會推究原因，它只知道你是個孤零零的五歲小孩，和莉莉安一樣大。」
「我從來沒有意識到事情發生時我年紀其實特別小。」丹尼說，「我還在十六歲到十八歲期間自願回到那裡唸完高中，真是瘋了。我當時想，‘寧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
他當時沒考慮過上大學，他說那是因為沒有錢。「而且，那是給白人唸的。我受夠了白人的世界。」
由於丹尼和父母的關係不佳，他也沒有回到保留地去。他滴酒不沾，這一點在有些人看來很奇怪。
「你堅持不喝酒這點挺耐人尋味的。」我試探著說。
「我很固執。」他回答道，「母親在我小時候這麼形容過我。」
我指出「固執」一詞略顯貶義。「你為什麼不說：‘是的，我堅強又執著，經歷了這麼多依然沒有倒下’？你有過這樣的感覺嗎？」
「沒有。」
「你沒有任何感受。為了不讓熾熱的熔岩在你的腦內爆發，你索性堵住了火山。不然你要麼發瘋，要麼變成酒鬼，你會像你父親那樣靠酗酒發洩內心的憤怒。你經歷了這一切，以及大多數原住民遭遇的寄宿學校種族滅絕事件，你必須設法去應對。你之所以選擇了一條破壞性最小的道路，是因為你擁有巨大的個人力量。你把感情的水龍頭關上了。」
「是啊，但現在開始滲漏了。墊圈漏水了吧，我想。」
我讓他展開說一說，他於是描述起自己晚上端詳莉莉安照片的情形。「我感覺到了一些東西。雖然不知道那具體是什麼，但我感覺到胸膛裡心往下沉。我真想挨著她一起坐在沙發上。」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丹尼失去女兒後感到悲傷實屬正常，失去孩子的悲痛是最糟糕的一種。之後有一天，丹尼說：「侵入我大腦的不僅僅是悲傷，還有其他感受在暗中潛伏。」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身體前傾，雙手則放在膝蓋上。我從他的肢體語言中看得出來，憤怒也開始滲入他的腦海。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我有件事要一吐為快。有個同事——裝卸碼頭的經理——會叫我‘湯頭’，我不喜歡這個稱呼。」
他說他不介意大家叫他「起重機」，因為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有綽號，可「湯頭」是「印第安人的蔑稱」。
「我同意，這個名字很侮辱人。」我說，「你有沒有想過去告訴他你不喜歡被這麼稱呼呢？」
「沒有。他就是個自以為風趣的白人。」
「要知道，憤怒聲名狼藉。」我斟詞酌句說道，「憤怒是我們用來從無意識中搜尋傷心與痛苦的燃料，也是我們告訴他人自己對他們的行為感到不滿的方式。叫你‘湯頭’的人對你不敬，他自己卻可能對此毫無察覺。等到他下次再叫你‘湯頭’時，你直接告訴他：‘不要這麼叫我。’除此以外，你無須向他做任何解釋。」
「他要是問我為什麼呢？」
「就說‘我不喜歡這個名字’。」丹尼一臉不可思議地看著我。我於是澄清說，「世界上的大多數人知道你不喜歡某件事情的話，都會注意的。」
「真的嗎？」他半信半疑。
「你的感情在成長環境中一直遭到忽視甚至扼殺，堪稱是一場文化滅絕。政府也好，神父和修女也好，都試圖把原住民變成白人。他們無法在達到這個目的的同時兼顧你的感受。他們的職責就是踐踏你的感情。」
他點點頭。
「丹尼，我們開展心理治療已經三年多了，我不僅希望能改善你的過去，也希望你當下的生活變得更好。」
「哦，天哪。我有種不好的預感。」他微微笑著說道，「我真希望自己沒有提這事。」
他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想讓你做一件小事：你去告訴碼頭經理，說你不希望他再叫你‘湯頭’。你友好地跟他講，有必要的話，再加上一點點惱火的語氣。」
他斜睨著眼睛看我。我建議他先排練一遍。他還沒來得及反對，我便用帶著些許傲慢的口吻說：「嗨，湯頭。」
他厲聲說：「別這樣叫我，夥計。」
「好極了。」
「他要是問我原因怎麼辦？」丹尼對交流中的這一部分特別糾結，他認為自己沒有表露情感的權利。
「就說‘我不喜歡這個名字’。你沒必要長篇大論跟他解釋原住民與白人之間的關係。」
「要是他再這麼叫我呢？」他反問我。
「我認為他不會了。你身高六英尺半，肩膀寬厚，強壯得被大家稱為‘起重機’，你不再是那個弱小的五歲孩子了。要是我搞錯了，我們可以等事情真的發生了再來討論如何應對。」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丹尼向我彙報說：「我走進倉庫時，果不其然，經理對著麥克風說：‘嗨，湯頭。’接著，坐在裝卸碼頭玻璃小屋裡的他重又低頭看向寫字板。我走到窗前對他說，‘不要再用這個名字叫我了。’他抬起頭，略顯驚訝，隨後吸了一口煙說：‘好的。抱歉啊，夥計。你今天開31號車。’然後就結束了。他一整個星期都沒再這麼叫我。多年以來，我每天都特別討厭他這樣跟我打招呼。」
我為丹尼感到高興。這是他五歲——用克里語說「你好」（塔恩塞）結果被揍——以來第一次試圖直接對自己的環境施加影響。我真想大喊：「大家注意，丹尼·莫里森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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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旦來訪者開始瞭解無意識如何運作，認識到自己有權擁有個人邊界，心理治療的進展便會加快。出於這種考慮，我請丹尼和我一起回顧心理治療第一年中發生的一起事件。他顯得很遲疑。我說我需要他的許可。他勉強答應了，還喃喃地說：「天哪，我真是討厭來這裡。」我說我想重現那個時刻，而且我希望他——有權掌控自己世界的嶄新丹尼——做出回應。他微微一笑說：「啊哦，這下我知道是要幹什麼了。」
雖然這麼做有風險，但我還是繼續說了下去：「丹尼，我認為你被頻繁選為性虐待物件是因為你高大英俊。」我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