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椅子邊緣，髮際線上冒出了汗珠，「吉爾迪納醫生，請不要說我英俊，我認為這不關你的事，而且這麼說讓我感到很不自在。」
「丹尼，我很抱歉說了這樣的話。我不希望讓你在心理治療中有這樣的感覺。我再也不會說了。」
他笑著說：「唉，原來是一句話就能化解的事情。真不敢相信我會因為這個中斷會面。現在我明白了，是過去遭受的虐待讓我害怕到顫抖。」（這是丹尼第一次使用「虐待」一詞並承認其存在。）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我說，「你都有權提出要求。你無須忍受你所說的‘顫抖’。」
我把這次回顧形容為「英俊事件」後，他佯裝不可置信地搖了搖頭說：「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都找得到詞來形容。」
丹尼此前對性虐待的遭遇僅略有提及，但當我們解決了「湯頭」和「英俊事件」後，他似乎更強大了。他開始明確自己的情感，意識到什麼是自己的錯、什麼不是。他現在已經做好深入討論性虐待經歷的準備。
後來，等到丹尼訴說完長期遭受虐待的可怕細節後，他顯得不再那麼困擾。這一事件最痛苦的地方在於，施虐者是一個真正幫助過他、喜歡過他的神父。這位神父帶他去四健會俱樂部，儼然是個父親般的人物。神父對丹尼說了很多關愛的話，還說丹尼很英俊，並把他抱在腿上摟著。這讓一個孤獨的七歲孩子感到特別開心。可後來，神父在未造成身體傷害的前提下對他施以性虐待（這就是讓莉莉安坐在大腿上及我說的「英俊」一詞成為觸發點的原因）。
來自基督教兄弟會的暴力性虐待對丹尼的傷害要小於善良神父的性虐待。遭遇野蠻的性虐待時，我們清楚「掠奪者」就是敵人，這一點明確無疑。然而對於丹尼來說，一個人既和藹可親又施加性虐待，會在情感上給他帶來困惑。作為一名孤獨的小男孩，他很享受神父的親密與關愛，可是後來等到他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便對自己的參與感到內疚。他不僅失去了純真，還遭到親密朋友的背叛。從情感角度而言，知道敵人是誰對我們來說會更加容易面對。
談論過性虐待的經歷以後，丹尼說他梳理了自己的情感，覺得現在能夠把女兒抱在腿上了。對他來說，被擁抱和被抱在懷裡，與違背意願的性挑逗聯絡在了一起。他對這一切都感到如此不解，因此索性避免與女兒有肢體接觸。
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受到性方面的創傷困擾。妻子去世後，他偶爾會有一夜情，但依然害怕真正的親密關係。
我們談到如果能與妻子分享感受，他的婚姻會是什麼模樣。他甚至都無法克服尷尬，自然地摟住她。這種感覺有時是如此強烈，他被壓抑得氣都透不過來。作為顧家之人，他最喜愛做的就是開車：妻子和女兒坐在一旁，他則把雙手放在方向盤上。他覺得這樣的距離剛剛好。他還說，不管他出差去哪兒，每天晚上都會給家裡打電話。他很珍惜這些通話。同樣的，他在這樣的距離下也感到很自在。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丹尼來會面時彙報說他去給妻女掃墓了。他試著吐露了一些過去沒能說出口的話。「她們在世的時候我還太軟弱，說不出那些話。」他說道。
我說他其實很堅強。他對自己發誓永不喝酒，之後便一直信守諾言。五歲的他在寄宿學校用克里語向姐姐問好，繼而因為這個「錯誤」遭到毒打，此後，他便再也沒有在學校犯過任何「錯誤」。在我眼中，丹尼就是個英雄。哪怕是在寄宿學校，他還會通過照料動物和番茄設法改變自己身處的環境。他工作勤奮努力，這一特質也被貨運公司老闆看在眼裡。儘管遭受了種種變故，他不僅想要活下去，而且還想成為最好的自己。沒有人能夠擊垮他。
隨著時間的推移，丹尼開始更客觀地看待自己。他在聖誕節收到一大筆獎金後不再感到困惑，正如他所說的：「嗯，我為公司付出了很多。不過我還是很感激。」
我問他其他人是否也收到了差不多的獎金，他說他既沒有過問，也從未告訴任何人他收到了多少。他說：「這不是我的風格。」
我開玩笑道：「這麼說你現在有自己的風格啦？」（三年來的第三個笑話。）
丹尼對工作很滿意，還將其比作在平原上騎馬：他孤身一人——這正是他所喜歡的——一邊翻閱地圖，一邊把北美幾乎跑了個遍。他儼然是個自己當家立業的現代游牧民，可以自由地任思緒發散，每次吃飯時還能看書。（他的皮夾克口袋裡永遠揣著一本破舊的平裝書。）此外，他還非常善於探察環境，從沒有一個強盜成功截獲過他那些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貨物。他出色的探察本領不僅源自與生俱來的能力和早年經驗，也得益於他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患有ptsd的人始終保持高度警覺——由於見識過太多危險，故而會不斷審察周圍的環境。這就是ptsd如此令人不堪忍受的一部分原因。
第三年的心理治療臨近尾聲，丹尼已經在情感上取得巨大進展。他任由自己去感受縈繞在心頭的孤獨和遺憾，不僅體會到對妻子的情感，對女兒的感受更是分外強烈。他已經學會如何對自己的周遭環境施加影響，而且，他還逐漸確立了自我價值意識。
如今丹尼已經——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解凍」，我們必須進入心理治療的全新階段。我們在這三年裡展開的只能說是白人的心理治療。這既幫助丹尼瞭解到自己的感受，也讓他學會如何向他人表達這些感受，並最終確立個人邊界。丹尼將這最後一項比作「在自己想要保護的神聖之物周圍架設電柵欄」。我們已經達成目標。
不過，我不希望用白人的心理標準來衡量他的成功或評估他是否痊癒。我知道他還有更多事情要做，我也清楚自己需要得到更多建議才能幫助他。
我在接手這個案例的第一年中諮詢過一位原住民療愈師，他對我說：「印第安人必須成為印第安人，不然就會變得空洞。」三十年後，美國原住民作家湯米·奧蘭治在小說《不復原鄉》中寫道：「他像個印第安人那樣打扮、像個印第安人那樣跳舞，這至關重要，哪怕只是在表演，哪怕他始終覺得自己像個騙子。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成為印第安人的唯一辦法就是讓自己的外貌和舉止都像個印第安人。」
我感到丹尼需要與他的文化重新建立聯絡，體會弗洛伊德式心理治療中從未存在過的靈性療愈。（我常常想，如果弗洛伊德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維也納猶太人，接待的來訪者也並非以猶太人為主，那麼他的理論是否依然會被廣泛採納。如果弗洛伊德在諮詢室裡遇到的是原住民，他的精神分析過程會有多不一樣？）
在與丹尼展開心理治療的四年多時間裡，我多次求助於原住民療愈師和精神病學家。這些療愈師既慷慨又耐心，我因此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他們如此熱忱地給予我幫助——考慮到白人社會對摧毀原住民文化所做的一切——著實令我感到驚歎不已。我心裡清楚，如果沒有采取綜合療法，我便無法成功治癒丹尼。
我對這最後一段歷程的成功持審慎樂觀態度是有原因的。白人花了數百年時間千方百計消滅原住民文化卻未果。丹尼就是這段歷史的化身。他留著長長的辮子——這是他對自己原住民身份做出的顯而易見的公開宣告。他在白人學校唸書及至後來為白人工作，那麼多年以來，他依然會有原住民式的夢境，在夢中，動物會對他說話。在那個靈性世界，他得到過狼的幫助，還在森林中從一隻得了白化病的潛鳥那裡收到一顆碩大的鳥蛋。（在此後的二十年間，我遇到的其他原住民來訪者也擁有相似的靈性動物之夢，其與白人的夢境有著顯著區別。）
顯然，丹尼應該考慮重新找回他所說的「印第安人身份」。可是，他自詡是個獨來獨往的人，對揭開舊傷疤也持有無可非議的謹慎態度。他即將踏上的這條道路並不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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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與他的傳統建立聯絡的方式之一，是通過家庭成員。我認為，他在家人的幫助之下可以接觸到更廣袤的文化傳統。丹尼說起打算加班多少時間的時候，討論這一問題的機會出現了。我問他既然已經積累了那麼多加班費和獎金，為什麼還要加班。「沒有別的事情可做。」他說，「而且我不介意。」
「你從來不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嗎？」
「我難得會跟其他司機一起出去。但他們只是去酒吧喝酒。」
「他們之中有沒有原住民？」
「沒有。」
「你會和原住民打交道嗎？」
「我要是去溫尼伯，就經常去一些酒吧尋找姐姐。但說實話，那裡不適合我。」
「什麼不適合？當一個原住民？」
丹尼看透了我的心思，輕輕地說：「我想那是寄宿學校害的。你知道嗎？以前我們在學校裡告解的時候，我要是沒有罪過可提，便會懺悔說自己是個印第安人。」
臨近聖誕節的一天，丹尼說他為了掙雙倍工資載著一車貨物穿越落基山脈。
「你開車送貨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順便去你家所在的保留地看看？」我問道。
「順便？」他略顯鄙夷地看著我，「開車到不了那裡。我得先坐飛機北上，然後搭乘越野飛機，接下來還要花半天時間乘全地形車穿過冰面。」
「我敢肯定，你要是向公司老闆提出，他會幫你出錢的。」
「我有這個錢。我就是不想去。」
隨後，我問起他父親與弟弟們的具體情況。丹尼估計他的父親已經六十多歲。至於那兩個弟弟，他幾乎一無所知，因為他們出生時他已經去寄宿學校了。
「那羅絲呢？」
「我還是會去溫尼伯打聽她的下落。她現在應該四十五歲了，可能已經死了——遭人謀殺。我已經跑了三趟警察局。」
「警察不關心嗎？」我問道。
「這世上沒人關心。」
「你會關心。」
他點了點頭。我第一次見他眼眶溼潤。之後，我們默默地坐了好長一段時間。
聖誕假期前不久，我再次提出去探望家人的主意。可丹尼依然很抗拒。「我感覺自己有所好轉，不想冒再次失去自我或遭凍結的風險。」他說，「北面那麼冷不是沒有理由的。」他說得有道理：他的根基還沒有打穩，也許，應該等到狀態更加穩定之後再回保留地。他比我更清楚這一點。
一月的第一個星期。丹尼走進我的辦公室坐下之後說道：「嗯，我去看老頭子和弟弟了。」
丹尼向來知道如何挑選時機。儘管反對我的建議，他還是按照自己的節奏回了一次老家。他描述自己如何坐直升機抵達，然後搭乘當地治安官的便車回家——後者當時剛好去一家診所取藥。「他是印第安人，問我在保留地的家人叫什麼。我報出父親和弟弟的名字後他並沒有說什麼‘哦，對，他是捕獵老手之一，現在年紀大了，他還會說克里語’——完全沒有，」他停頓了一下，「這不是個好兆頭。」汽車駛出幾公里路，四十二歲的丹尼回想起來，自從參加母親的葬禮後，他差不多有二十年沒見過父親了。「我記憶中的他依然是二十多歲，整天都在捕獵，然而現在，他已經是個老頭子了。」
丹尼說這個定居點十分貧瘠，中央有一座磚砌的現代式學校，周圍則是一些弱不禁風的木隔板搭成的房屋。治安官直接把他送到了家門口。他家的屋子外牆斑駁，門上沒有把手，空著的把手洞眼裡塞著報紙防寒。「我不知道是該敲門，還是拿出當兒子的樣子直接走進去。」他回憶道。
敲門之後他內心感到遲疑，擔心這次回家探望是個糟糕的主意。丹尼進門後，只見父親躺在一張破舊的沙發上。
「他看起來特別蒼老，顯得比實際年齡還要大。他的臉又腫又黃，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還佈滿了痤瘡印子。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他有任何皮膚問題。」丹尼說，「他以前是個高大瘦削的捕獸人，身形和我很像，但現在身高縮了一截，還挺著個巨大的肚子，看起來像是一張被橫著撐開了的獸皮。」父親一開始沒有認出丹尼，接著他又看了兩眼才說：「誰叫你回來的？看來我的病已經沒藥救了。」
丹尼說他之前在溫尼伯，因此決定北上跑一趟。「他只是疑惑地看著我，接著說，‘真沒想到你還留著辮子。’我沒理他，因為我知道他其實想說我是個‘蘋果’——外面紅、裡面白。」這似乎很不公平。丹尼的父親肯定知道，在那個年代留著長辮要融入白人社會有多麼困難。長時間的沉默之後，丹尼注意到屋子裡亂糟糟的，地上還有威士忌酒瓶。父親說：「聽說你去溫尼伯找羅絲了。」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沒有找到她。」
「沒有人找到過。」
父親英語水平有限，但還是勉強能溝通。丹尼問起弟弟們時，父親揚起手，指了指四周的啤酒箱。「他們在這裡找不到工作。」他說，「你要是不屬於部落政府的一員，就沒人會開後門給你介紹一份在學校看門的工作，沒有什麼可做的。不過他們還是和我住在一塊兒。」丹尼感到父親是在暗示弟弟們始終非常忠誠，丹尼則不。父親見他注意到屋子裡的凌亂模樣後說：「得靠你母親打理。」說完便開啟了電視。
「我們在屋裡坐了大約一小時。」丹尼回憶說，「我看得出他希望我離開，這樣他就能去喝酒了。但我沒地方可去，我在那裡誰也不認識。最後我跑出去買菸，回來發現他已經喝上了。」丹尼的弟弟們回來後也開始喝酒。「我覺得他們的工作就是開著雪地摩托車在保留地四處收集空酒瓶，然後送去回收站——儘管這塊保留地按理說禁止飲酒。」
「你的弟弟們有什麼樣的反應？他們長得像你嗎？」我問道。
「他們把頭髮給剃了，眼睛與我母親的相似。他們長得有點兒像因紐特人，但有著克里人的身形。羅絲和我長得更像父親。他們和我握了握手，接著就開始喝啤酒、看電視。他們看到我一點也不驚訝，而且也沒有顯得特別好奇。」
「真的嗎？這可是沒見過幾面的親哥哥啊。」
「我並不介意。原住民就是這樣，不會大驚小怪或者多管閒事。」
丹尼一反常態，站起身開始踱步。他最後說道：「我在那間屋子裡感受到了憤怒。他們喝得越多，怒氣就越重。喝醉後，他們的朋友也來了，於是他們開始向朋友說我的壞話。他們說這是在‘開涮’，說我是匹獨狼，從來沒上過床——諸如此類。他們還說我跑回家純粹是想要看著父親去死，然而我像白人一樣來早了。所有人聽了那個笑話都哈哈大笑。」
「你父親病得很重嗎？」
「嗯，把我從越野飛機那裡送回家的治安官跟我交代了基本情況。父親患有胰臟炎、肝硬化，還有肝癌之類的毛病。反正他早晚會把自己喝死。」
「你家裡人沒有說起過這件事情？」
「他們只是開玩笑說我來早了。」
我並沒有忘記這次災難性的旅行是我提的建議。
「我父親就躺在沙發上喝酒，他們奚落我的時候，他就在一旁跟著笑。我看得出來，弟弟們因為想要得到他的稱許而開始變本加厲。我感覺要出事情。」丹尼嚴肅地說。他最後決定離開，於是給當地警察打了電話，後者讓他搭車去小機場過夜。
「我知道他們認為我選擇離開顯得特別像個白人。我沒有留下來用破啤酒瓶跟他們幹架：在他們看來，那樣才算是真正的印第安人。我覺得他們還做著毒品販賣的勾當，因為不斷會有人上門找我弟弟去臥室談話，隨後沒多久便又離開。令人難過的是……」丹尼頓了頓，「嗯，我猜難過的事情還不少。」他沉默了好久之後繼續說道，「我的弟弟們覺得酗酒打架才是印第安人。我注意到他們剃光了的頭上佈滿疤痕，看起來就像貼滿售價標籤的公海象。」
「更令人難過的是，你的父親其實心裡很清楚，他知道真正的印第安人並非如此。你覺得他對你的探訪作何感想？我是說，深埋在所有這些酒精與痛苦之下的想法？」
「他是不是還記得我和羅絲還有母親在森林裡的幸福日子？我不知道。他現在住的地方亂糟糟的。但我還記得他在營地生活時一切都井井有條。他把每一把刀都磨得特別鋒利，還會按照大小排列整齊。那裡有剝皮曬皮的區域，有放置狗糧和挽具的區域，每一樣東西都會歸置妥當。他沒日沒夜地幹活，只有在定居點賣出獸皮時才會喝酒，一年半載來上一次，而且都是一個晚上就結束了的。」
「他是不是覺得讓你看到他現在的模樣很丟臉？」我問道。
「我覺得他已經喝得稀裡糊塗的了。」他猶豫了一下，「嗯，也許在內心深處，他只是不希望我當面對他‘評頭論足’。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丹尼躊躇地看向窗外，「事實也確實如此。他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計，又失去了妻子，孩子之中也有兩個再也沒有回家，他的尊嚴一去不復返。他認為現在再做改變已經太遲。我覺得他已經喝得腦子都不清楚了。」
丹尼拖著身子走到我的辦公室門口，他走路時雙腿僵硬，腳上的靴子彷彿無比沉重。他把手搭在門把手上說：「他們想把他變成白人，但沒有成功。不過，他們還是奪走了他的印第安人身份。他現在只是個把腦子都喝傻了的黃胖子。他們擊垮了他。」我聽著丹尼緩緩地走下樓，靴子與臺階摩擦著發出的聲音聽起來特別蒼老。
丹尼描述的情況其實就是代際創傷（intergenerational trauma）。幾十年後，隨著寄宿學校的倖存者不斷髮聲講述各自的故事，這個術語也變得越來越為人所知。這一創傷在莫里森家族中表現得最為明顯：丹尼和羅絲被帶去寄宿學校，遠離了自己的家庭與文化，之後又在心理與生理上遭受創傷，甚至遭到性虐待。而他們父母這一輩人則因為孩子遭綁架而悲痛欲絕。他們既失去了土地與生計又失去了孩子，因此開始酗酒，成為會出口傷人的酒鬼。丹尼的兩個弟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成人，他們不僅同樣染上酒癮，而且對將來如何好好養育自己的孩子一無所知。
在接下來的那次會面中，丹尼頭一次表達了自己的抑鬱情緒。「我們花了那麼多時間讓我能夠重新體會到自己的情感，我幾乎都忘了當初為什麼要擺脫它們。」他說，「那些感受太痛苦了。過去這一週，我不斷遭到回憶的輪番轟炸。」他用那雙操作起重機的手抹去臉上的淚水，「我既沒有故鄉也沒有身份，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白人，既不是父親也不是丈夫。我的弟弟們至少還有彼此和父親——或者說，父親的軀殼。他們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我有時覺得活下去根本沒有意義。」他說這番話時情緒如此激烈，向來內斂的丹尼·莫里森是在以此呼救。我擔心他會產生自殺的念頭。
在我與丹尼展開心理治療期間，按當時《加拿大百科全書》的資料，加拿大原住民的自殺率是全國平均自殺率的六倍。（在北方的某些地區，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全國平均自殺率的二十五倍；而因紐特青年的自殺率則高達四十倍。）我很清楚，這並非空洞的威脅。
治療人格解體——即一個人失去所有同一性的情況——的一大風險，是當這個人重新找到自我認同感之後發生的事情。其雖然重新體會到自己的真實感受，但同時也會重新感覺被困在了當初帶來劇烈痛苦的煎熬環境之中。對丹尼來說，「凍結」的感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防禦機制。他確實無法感到悲傷或快樂，但他生活一切正常，並沒有因為失去妻女而沉淪。在貨運公司工作的幾十年裡，他從未請過一天假，而且還是位優秀員工；他存有積蓄，沒有對任何東西成癮，也並沒有察覺到任何抑鬱情緒。我是不是不應該打破這種平衡？
我在執業期間犯過不少錯誤，可是，我並不認為建議丹尼回老家是其中之一——不管到頭來是多麼令人難過。丹尼必須面對他家人的遭遇，一如他必須面對自身的問題。他一直迴避父親，而回避對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好處。無論過程有多麼悲傷，他至少能因此擁有一段和父親有關的回憶。
丹尼的前路確實崎嶇不平。他後來抑鬱得臥床不起，甚至都沒有打電話給公司請病假，也沒有在和我約定的會面中出現。他的老闆也打電話給我，說他的出勤率變得很不穩定，向來一絲不苟的他看起來失魂落魄。當老闆詢問丹尼是否向我尋求幫助時，他陰沉地笑了笑。我聽了十分擔心，因此致電丹尼的家庭醫生，請他為丹尼開抗抑鬱藥。（心理治療師雖然擁有博士學位，但並非醫學博士，所以無法開具處方。）貨運公司老闆則前去丹尼的住處，建議他當著自己的面服藥。兩星期以後，我憂心忡忡地催促丹尼的老闆，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親自把他帶來。
最後，丹尼憑藉自己的力量前來會面。抗抑鬱藥物開始起作用，現在他至少可以四處走動了。他無精打采地靠在椅子上，只說了一件事：「我從來沒有直面過任何事情。」
「真的嗎？」我說，「你患有情況複雜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我把精神科醫生朱迪思·赫爾曼（judith herman）的書作《創傷與復原》（it/iir/iia/iiu/iim/iia/ii /iia/iin/iid/ii /iir/iie/iic/iio/iiv/iie/iir/iiy/i）拿給他，接著舉起手指列舉書中提到的每一條特點：
1. 在缺乏照管與庇護的環境中長大。
「你在寄宿學校長大，沒有人愛你，也沒有人照顧你。你受凍捱餓，周圍的孩子則接連去世。」
2. 存在無力感與無助感。
「沒有人能幫助你，你也找不到人求助。等你回到家，母親卻說那些神父——也就是對你施加性虐待的人——是好人。」
3. 在社會、心理與法律層面處於從屬地位。
「白人依照法律將你從父母身邊帶走，你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被鎖在寄宿學校。當你向父母求助時，他們卻說你站在了敵人的那一邊。」
4. 受到種族歧視。
「你因為用克里語‘塔恩塞’向姐姐問好而遭毒打，至今依然擁有生理與心理上的傷痕。你被告知原住民是壞人，還被分配到一個號碼而非名字。你的人格被剝奪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以至於你在告解時為自己的原住民身份懺悔。」
5. 無家可歸，極度貧困。
「你不得不在學校工作，即便如此也依然只能維持生計。而在家裡，你父母靠救濟金生活。他們雖然沒有足夠的錢購買北方極其昂貴的食物，卻有錢去買酒喝。」
6. 在生活中不斷遭受人際侵害（interpersonal victimization），其中包括兒童時期遭受的虐待以及其他身體暴力。
「那個對你關愛有加的人在你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性騷擾你。而那些沒那麼友善的人則以極其暴力的方式對你施以性虐待。你酗酒的父母不僅說你是投奔白人的叛徒，還嘲笑你獲得的四健會獎牌。」
我把書往桌上一扔。「這份清單上甚至都還沒提到你妻女的去世。你說你從未直面過任何事情？你明明極其英勇地直面自己的心魔並獲得了勝利。誠然，你曾經封閉了一部分情感，而我們已經鑿開這座冰山，讓你的心靈逐漸解凍。與此同時，讓我們來看看你沒有做的是哪些事情。酒精是罹患這種疾病的人首選的成癮物品。它能消除痛苦，麻木人的神經，讓人畢生遭受打罵與虐待所鬱積的憤怒得到些許釋放。可是，你從未沾過一滴酒。」
我繼續說道：「你說你永遠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經歷你目睹自己父親喝醉時的感受。可悲的是，許多遭受過性虐待的寄宿學校受害者後來都成了生活中性虐待與暴力的施虐者，因為他們對此之外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你在學校裡也是這麼被‘養育成人’的，可是，你卻從未做過那些事情。你生怕自己犯下錯誤，甚至都不讓女兒坐在你的腿上。」
接著，我提到了丹尼的姐姐。「你從未像其他人那樣放棄尋找她。你唯一一次與人起爭執——遇到卡車劫匪之外——就是因為對方誹謗你姐姐。
「你有一份工作，之後還成了公司裡最優秀的司機。你存得下錢，還跟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結婚並用心經營婚姻。你從未對她動手或做過任何你所遭受的事情。你親身經歷了一場未遂的文化滅絕，卻拒絕將恐懼傳給下一代人。你如此堅強勇敢，無論遭遇什麼，你都堅持了下來。
「戰場上的英雄經受的都沒你多。他們憑藉某一天的一樁英勇之舉獲得榮譽勳章。而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各條戰線上抗爭，還都取得了勝利！所以永遠不要說什麼‘我從未直面過任何事情’！」
我知道自己脾氣不好，還常常把這歸結於我的愛爾蘭天主教徒血統。我說完這一大通抨擊之辭後才意識到自己不僅抬高了聲音還忘記了時間，做了一件我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我說得太久，超時了。不過我確實感到無比憤慨：丹尼明明是一位心理意義上的英雄，他自己卻對此毫無頭緒。
丹尼看上去很驚訝。「那好吧。」他簡短地說完之後便退出我的辦公室，輕輕地關上了門。
我為什麼會如此一反常態地長篇大論呢？我是不是害怕他想自殺？我也不太清楚。我希望丹尼會把我的擔憂視作對他的關心。我感到自己被這個從未遭遇過的挑戰打敗了：一個人在自己最容易受到影響的年紀被人灌輸，認為一種文化野蠻又敗壞，要如何才能使其重新對這種文化產生認同呢？連克里語都成了丹尼的觸發點。
丹尼和我的這段為期五年的心理治療旅程已經過了一大半。我們一起度過了很多時光。丹尼還表示，他跟我說的話比他這輩子跟其他人說的都要多。
我認為自己是在幫助他。不過，我也深知他在某個非常特殊的問題上幫助了我。
我在有關勞拉的第一章裡描述過反移情作用：即心理治療師對病人的感覺。一開始見到丹尼時，他的外貌——即原住民的長相和辮子——實際上成了我的觸發點；我在精神病院工作時曾經因為遭到一名梳著辮子的克里族病人毆打而住院，從那以後，每當遇到與襲擊者外貌相似的人我都會害怕得心跳加快、透不過氣來。
我與丹尼展開心理治療的第四年，在一個下著雨夾雪的漆黑冬夜，我下班回家，正轉入位於多倫多市中心住處的人行道上，只見一名梳著辮子的原住民男子坐在我家昏暗的門廊臺階上。（我們的屋子離加拿大原住民中心只有幾條街的距離。）他詢問是否可以向我們借雪鏟。「我想靠剷雪賺點兒錢，但我沒有鏟子。」他說，「我看見你的門廊上有一把，於是按了門鈴，可是家裡沒有人。我明天早上會還過來。」我答應之後便沒有再惦記這件事。第二天早上，鏟子已經回到了門廊上。
我回到家後才意識到，我沒有產生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恐懼反應。梳著辮子的原住民不再是我的觸發點。我對丹尼的反移情變得越來越積極，這也為我的ptsd畫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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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度過了一段重度抑鬱的時期。他對妻女、對姐姐、對父母乃至對自己童年的哀悼終於在多年後一下子噴湧而出。他如今總算能夠體會真實感受，並且意識到自己童年時代最糟糕的部分不是性虐待、身體虐待，也不是挨餓受凍，而是絕望至極的孤獨。
為了確保不再復發，他又繼續服用了兩年抗抑鬱藥物。有一個星期，我讓他多加休息並記得服藥，因為我會帶他在下一次會面中踏上一條全新的道路。「好極了。」他一如既往不動聲色地說道。我當時已經明白，這是他表達幽默的方式。
擁有不同文化的人們表達自己的神情和語氣也各不相同。第一次見到丹尼時，我感覺他的聲音特別平淡。但等到我和他交談了將近兩百個小時以後，我發現他的說話方式中包含著表示幽默、痛苦、沮喪和其他各種感受的著重強調及語調變化。現在我更瞭解他了，這才意識到自己在最初幾年裡錯過了不少他說話時難以察覺的弦外之音。
我感覺丹尼太內斂，而丹尼卻覺得我說話又響亮又堅決。（說老實話，大多數白人都是如此。）有一天，丹尼進來後說起他在加拿大廣播電臺的節目中聽到我的談話，說他很喜歡。他以前從未稱讚過我，我於是問他具體喜歡什麼。他說：「聽廣播時能把你的音量調低。」
在接下來的那次會面中，丹尼先發制人地對我此前提到的「新方向」表示反對。「我知道你打算說什麼，我還沒準備好。」他宣告道。
「哦，我可不知道你除了會開卡車之外還會讀心術。你哪兒來的那麼多時間學這些？快跟我說說。」
「你希望我去接觸女性。」
「真的嗎？我其實沒打算那麼說。不過，你以為我要說那方面的事情這一點值得玩味。這很能說明問題。」
「哦，不好。」丹尼意識到自己的心思被我看穿，這對他來說很不尋常。他搖了搖頭，表示不打算繼續談論下去。我猜想他已經遇到什麼人或者希望如此，不過，我決定之後再聊這件事。
我其實想討論的是尋求原住民療愈的想法。我說我這些年來一直在自學這方面的內容，並且覺得他需要這樣的幫助。「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對你的引導終歸有限。」我說道。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我知道這意味著恐懼，或者至少是顧慮。「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治療已經結束。只要你需要我，我一直都會在這裡。」接著，我又加了句自嘲的話，「畢竟，是我把你從麻木的狀態帶入深深的抑鬱之中。」
「是啊，真是要謝謝你。」他面無表情地說道。
「我真心認為你需要原住民的療愈方式。你夢見的都是陷阱裡的動物，或是變成半人半獸的動物。你的內心在苦苦尋求這方面的引導。」我懇切地告訴他。接著，我說我認為他的治療中需要更多靈性層面的幫助——西方世界的歐洲文化關注的是心智、身體和情感，而原住民的世界觀則更加渾然一體。根據我的觀察以及原住民療愈師的教導，我發現他們的療愈儀式更側重心靈的滿足以及與宇宙合一的感受。我補充說，不同文化對健康的心靈有著各自不同的界定。
我提議丹尼嘗試集體療愈，並請他耐心聽我說完。
「集體。天啊，不行。」他的表情特別驚駭。
「丹尼，集體性的創傷需要集體性的療愈。」我感慨道，「只有同為原住民的人們才能理解自己的族人數百年來受到的創傷所造成的影響。」
這在我看來顯而易見。那麼多原住民都經歷了相同的創傷——失去土地與生計，在寄宿學校遭到性虐待與身體虐待——而且對於原住民的身份都持有相同的自我厭惡。此外，這也是一種在好幾代人之間不斷延續的創傷：許多被送去寄宿學校的孩子都受到過惡劣的對待，這導致他們在成年後對於如何撫養自己的孩子一無所知。「這幾代人需要傾聽彼此的痛苦，然後以自身的文化傳統作為基礎共同療愈。」我說。
丹尼搖頭表示拒絕。我於是做最後一次嘗試：「這與匿名戒酒會有點兒相似；你們都被困在了同一張網中，需要向彼此展示自己是如何設法爬出來的。你們可以當彼此的榜樣。」我告訴他，我接納酗酒人士進行心理治療的前提條件，就是他們首先要同意在六十天內參加六十次匿名戒酒會的活動。「聽別人講述各自克服困難的經歷會讓人受到鼓舞。」
丹尼再次搖了搖頭，依然沒有被說服。「我住在城市裡，我要去哪裡參加呢？在商場裡敲鼓嗎？我可不要回保留地去。」
「我完全理解。」我說。我知道他家裡的情況，也知道他家所在的保留地是全國最混亂的地區之一。我提醒他，如今生活在保留地之外的原住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多倫多。
丹尼只是「嗯」了一聲，接著，在沉默了二十分鐘以後，他用夾雜著嘲笑與惶恐的語氣問我：「他們在市中心組織靈性療愈的活動時會做點什麼呢？」
「蒸汗小屋、鼓圈、談話圈、集體捕獵，各種活動都有。並非所有活動都在多倫多舉辦。你知道嗎，安大略也有片森林。」我說，「何不從這些開始瞭解，報名參加一些克里語的課程呢？」
「納莫亞。」他說道。大概是克里語的「不」。
我執著起來就像看到骨頭的狗一樣不依不饒。「這種語言聽起來十分迷人，尤其是其中具有的文化與習俗，體現出親緣關係對克里人來說非常重要。」
「克里語？你沒開玩笑吧？那我得從頭學起了。我在北方的時候，就連聽到我父親說克里語心都會怦怦直跳。我小時候被揍得都沒法說這門語言了。」他說完，像是在跟我示威一樣接著說，「想要用你的詞彙來形容嗎？好吧：克里語是我的觸發點。」
我不以為意，而是說他記得的詞彙比他認為的更多。「從出生到五歲的這段時間足以讓人掌握一門語言，再加上你有幾個夏天還回過家。我們可不能被修女和神父打敗了。該懺悔的是他們，不是你。」
他試圖以工作要求為由來回避。「別再為公司加班了，你要為自己投入更多精力。」我勸他，「你要像保護貨物那樣保護你的心靈。」他又眯起了眼睛，這意味著他要麼很焦慮，要麼想要開溜。「接納原住民的身份讓你感到害怕嗎？要是我曾經被揍到那種程度，也會感到害怕。」
「我還留著辮子。」
「是的。這很能說明問題。我從沒見過像你這麼原住民的人。」
「我從沒見過像你這麼白的人。」
我們都笑了——我皮膚確實很白，頭上還有白髮。「我為‘蒼白的臉’賦予了全新的定義。」我說。
我沒有再提起嘗試原住民療愈的事。丹尼會按照自己的節奏行事。他的節奏和我的節奏相去甚遠。
幾個月後，就在聖誕節前夕，丹尼想給邀請他參加聖誕晚宴的秘書買一份禮物。那位秘書領養的原住民女兒一直被視為「麻煩」，但如果換作是現在，她會被診斷為患有胎兒酒精綜合徵。身為白人的秘書坦然告訴丹尼，之所以邀請他是為了讓自己的女兒見一見別的原住民。丹尼因此想要準備一份見面禮，我於是提議買一件原住民風格的工藝品。
「去哪裡買？我可不想要什麼批發來的捕夢網。」
「兩個街區之外的加拿大原住民中心裡有一家商店。」
丹尼在接下來那個星期來的時候對我說：「塔恩塞。」我記得這是「你好」的意思，因此也回以相同的問候。
「你推薦我去原住民中心是不是因為你知道那裡每週有兩堂克里語的課程？」
「我不知道。真的，我發誓。」我予以否定，丹尼則顯得半信半疑，「我只知道原住民中心隔壁的圖書館。我經常去那裡，每週六還會帶孩子去參加‘故事一小時’的活動，我發現那裡有著全市最豐富的原住民著作與磁帶收藏。」
丹尼說他去原住民中心挑選禮物，結果看見隔壁圖書館掛著的指示牌上寫著「馬西納伊卡尼卡米克」。他說，那在克里語中是「存放書的小屋或場所」。
「你竟然還記得？」我驚訝地問道。
「我想是吧。我報了克里語的課程。」
結果，克里語的課程乃至與原住民中心建立聯絡為丹尼帶來了莫大的助益。住在城市裡的原住民會在中心聚會，保持與自身文化的聯絡，而丹尼也在我們展開心理治療的第五年——也是最後一年——設法重新找回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丹尼邁出的第一步是踏入戶外生活。他意識到自己多年來一直在模擬狩獵（「開著卡車追蹤獵物」），而現在，他決定動真格了。首先，他開始在加拿大森林中徒步旅行。（我也愛好徒步，當我們在等候室看見對方穿著一模一樣的山地裝備消費者合作社的夾克衫時不約而同地笑了，彼此的距離也更近了一些。）他獨自一人在安大略省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各種森林裡生活，還徒步行走了數百英里。接著，他開始去薩斯喀徹溫省北部獨自狩獵駝鹿，對此非常享受。
有一個星期，丹尼來會面時告訴我，他在馬尼托巴省遇到一個來自他家保留地的人，說他的父親已經在八個月前去世。丹尼家裡沒有人聯絡過他。但他看起來並不難過，還說對他而言父親在他五歲時就死了——他用的詞語是「被消滅了」。他也無意聯絡弟弟們，稱與他們已經「失去聯絡」。不過，他倒是有興趣結識一些想要追尋自己文化根脈的原住民。
大約在同一時期，丹尼還擴充了自己的行頭：他依然會穿黑色牛仔褲和皮夾克，但他把黑色t恤衫和法蘭絨襯衫換成了熨燙過的棉質襯衫。他同時養成了一個新的習慣，在與我會面之後步行前往原住民中心學克里語。
心理治療師照理說不應該開來訪者的玩笑，但如今丹尼和我已經非常熟悉，因此我忍不住對他說：「為什麼你以前來我辦公室的時候從不好好打扮，但現在要去原住民中心就忽然打扮起來了？」
「你在說什麼呀？」他嘟噥道。
「學克里語通常並不意味著去幹洗店送洗。」
「我猜別的學克里語的人都是這麼告訴你的。」
「‘我不過是說說而已’。」丹尼這句低調的口頭禪已經被我模仿得惟妙惟肖。
他笑了。「好吧，好吧。她名叫薩希納，是奧吉布威族人。她在原住民中心負責圖書交流的工作。」
「跟我說說她吧。」
「沒什麼好說的。」
為什麼我一點也不驚訝呢？終於，丹尼告訴我她長得很漂亮，比他小八歲，而且和他一樣想要尋根。她的父親上過寄宿學校，後來開始酗酒。她和她的兄弟則被捲入了「六十年代掏空運動」，和許多原住民兒童一樣被白人家庭收養。二人被來自滑鐵盧的德裔加拿大夫婦收養，成了他們僅有的孩子。「她說父母儘管為人很好，卻從未提起過他們的原住民身份。她後來與白人男性結婚，一年之後便離了婚。」丹尼透露，「後來大約在十年前，她和她的兄弟開始追尋自己的文化血脈。她還會組織各種各樣有關印第安人的活動。」
「她是原住民文化中心的正式員工嗎？」
「不。她是兒童醫院的社工。」
「那麼，你們約會過嗎？」我說完，意味深長地看著他。
「我們一起參加過一些印第安人聚會。我也跟著她出席了一些奧吉布威族的活動。她和她兄弟關係很好，還在東區買了房子一起生活。」
「你約她出去過嗎？」
「沒有。我因為她才對中心的一些活動產生了興趣。我以前只會在休息室裡坐著，從圖書交流處借書看。她介紹我認識了她的兄弟和其他一些人啊什麼的。」
「她為人怎麼樣？」
他思考了幾分鐘。「應該說挺平靜的。最好的一點是——她喜歡話不多的男人。」
「哦，那她可找對人了。」
他點了點頭，我忍不住笑了。
「所以說，你和她在一起時不覺得有壓力。」
「我可以單純當一個原住民，無須多費口舌。」他說著，向後靠在椅子上。
「那一定讓你鬆了口氣。」我說，「你的妻子雖然心地善良，可你在她面前依然要整天表現得像個白人一樣，一定很辛苦。」
「像是在寄宿學校。」
自從聊起薩希納（她的名字在奧吉布威語中的意思是「夜鶯」），我通過數星期的會面瞭解到，丹尼非常喜歡她。她和丹尼一樣感覺自己被困在了白人的世界，等到她調查身在保留地的親生父母后則發現，他們已經過於失常，難以建立有意義的聯絡。可是，她依然非常珍視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她在白人社會一直感到格格不入，即便她尊敬甚至愛戴養父母，卻還是認識到自己和他們不同。養父母還供她念大學，她也和丹尼一樣有著強烈的職業道德感，擅長做「白人的工作」（她兄弟則不然，在學校裡成績並不好）。
心理治療師需要詢問來訪者的性生活，但我知道丹尼非常注重隱私。然而，考慮到他曾經遭受性虐待，我也不瞭解薩希納的過去，我還是得問一問：「性生活呢？」
「性生活怎麼了？」他回答道，就好像我是個瘋子似的。
「嗯，這與我們一直以來所探討的童年問題有關。」
「我至少不用解釋為什麼我胸口不長毛。」他拐彎抹角地說。
我微笑著點了點頭，知道丹尼是在委婉地表示他並不緊張，與他喜歡的原住民女性發生性行為讓他感到安慰。
他沉默了一會兒，接著以近乎耳語的聲音說：「有一天吃早餐的時候，我正在喝咖啡，她坐到了我的腿上。」我們都知道這是他的觸發點之一，因為天主教神父以前便會讓他坐在腿上。丹尼望著窗外說道：「我想到了你，還有我們設法解決‘湯頭’問題的過程。我告訴她：‘我不喜歡別人坐在我的腿上。’她立即站了起來，神色窘迫又略顯傷心。我於是說：‘這讓我想起在寄宿學校時的一段特別糟糕的經歷，跟你沒有關係。’她似乎明白了過來，不再感到難過。老實說，我特別害怕開口。但我不顧內心的牴觸還是照實說了。我必須告訴她，不然就會像以前和妻子那樣漸漸疏遠。我不想重複過去。」
「親密關係是一門很難掌握的語言，對曾經遭受過打擊的你來說尤其如此。不過你已經學會了。」
「我說得都聽不出口音了。」他挖苦道。
我問起丹尼是否和薩希納住在一起，他笑著說差不多算是，因為她在幾個月前的一個週末去他那裡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過家。
一星期後，丹尼又邁過了一個里程碑。他在那次會面中說他和薩希納的兄弟一起去參加了一次帕瓦節的慶典。他說活動嘈雜擁擠，「不適合我」。我再次鼓勵他去參加一些原住民的療愈儀式。
他真的去了。他與另外八名男子一起前往多倫多附近的城市漢密爾頓，去體驗了蒸汗小屋。儀式期間，他們在圓頂帳篷裡坐成一圈，中央是加熱過的石頭。他了解到，圓錐形的帳篷代表孕育生命的大地之母；而這些石頭則被稱為「祖輩」，因為它們非常古老，見識廣博。石頭不斷被加熱，參與者則一邊流汗一邊交談。丹尼說帳篷裡熱到令人難以置信。石頭一共被加熱四回，第二回的時候，男人們汗流浹背地一個接一個傾吐內心的感受，就這樣持續了一整天。
丹尼告訴我，置身於黑暗中時就像是身處熾熱的子宮。他聽到其他男子訴說著的「可怕爛事」竟與困擾他多年的那些一模一樣。他感覺童年時代攝入的毒素正從體內釋放，他通過汗水將毒素排出，然後用毛巾拭去。當他聽見有人吐露自己酗酒成癮讓家人失望時，他想到了自己的父親，好奇要是父親能夠分享自己的痛苦，會說些什麼呢。
接下來的六個月裡，丹尼參與了各種各樣的原住民療愈活動，比如菸斗儀式，他在儀式中試圖與大地之母連線，並表達自己的一些希望。他還參加了談話圈，聽大家發言，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一直等到大家都說完，可能要花很長時間」。他最喜歡的儀式是煙燻淨化，就是用煙霧淨化周遭，既可以讓人集中精神，又能消除負能量。他和薩希納幾乎每天都會用煙燻淨化自己的家與內心。丹尼之所以會喜歡，是因為這樣的儀式迫使他振作精神，去思考每一天要把能量用在哪裡，讓他每天早上都能走上正確的道路。
會面快結束時，丹尼看著我說：「你知道嗎，你說得對。」
「我洗耳恭聽。」我回答道。
他搖了搖頭：「白人就是喜歡佔理。要是他們知道自己在理，肯定會當面嘮叨五十遍。」
「我超級白的頭髮和皮膚都能證明我有多喜歡佔理。跟我說說我說了什麼有道理的話，讓我高興高興。」我笑著說。
「白人的心理治療沒有靈魂，就像甜甜圈一樣，中間有個洞。」他說，「我因為你瞭解到自己內心存在痛苦，也學會了如何去體會各種情緒之類的，但這無關靈性，而靈性與痊癒關係最密切，所以我需要原住民療愈的幫助。」
心理治療的最後幾個月裡，丹尼加入狩獵隊，在冬天去北方露營，薩希納的兄弟也在其中。「我們要趴在地上守候駝鹿。」他告訴我，「這種動物易受驚嚇，必須離得遠遠的，伺機行動。要是獵人靠得太近，它們感覺得到。狩獵隊裡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嚴寒中堅持下來。我於是說我想試試。」
我情不自禁地歡呼：「那些上了年紀的奧吉布威人可比不上你這個經驗老到的克里人。」
「你說對了。我在地上趴了好幾天，終於逮到了。」
我把所有的客觀立場都拋在一邊，為他鼓起掌來。在大多數情況下，心理治療師不應表現出富有情感色彩的一面。不過，由於我們的心理治療差不多已經完成，我希望為丹尼做的不單單是充當一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療師。他需要有人支援，一個站在他身旁一心支援不求回報的人——一個希望他能夠幸福的人。經歷過嚴重精神創傷的人會變得麻木，一直要等到他們遇見富有同理心的見證者才會慢慢恢復。當他們相信這樣的見證者真實可靠，自己也會變得「真實」，並敢於敞開內心。
丹尼說，那場狩獵之旅棒極了。他們設陷阱時，他回想起小時候學過的各種把陷阱埋在雪裡的竅門。他還回憶起父親傳授狩獵技巧時有多麼慈祥耐心。撲面而來的回憶讓他萬分高興，他五歲以來頭一次感到神靈與自己同在。他一邊向我訴說，一邊露出前所未見的燦爛笑容，笑得一口整齊的白牙都露了出來。
看著他那毫無防備的笑容，我知道我們的治療結束了。我很失落，但依然得告訴他：「丹尼，我們的心理治療已經完成。我想你也已經感覺到了。」他站起身，我們心裡都明白，這是最後一次會面。他不露聲色，我也沒有做什麼表示。接著，他徑直站起身離開了。
我透過窗戶看他，看著這個曾經讓我害怕、如今卻情同手足的男子。他穿著短皮夾克和蛇皮靴子邁著大步離開，辮子在身後來回擺動。
b9/bb./bb /bb重/bb聚/b
大多數人在丹尼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屈服於精神疾病或藥物濫用，他卻堅持抗爭並打贏了這場生活的惡仗。這是為什麼呢？我想，第一個原因在於丹尼的人格特質與基本性格。他的母親——儘管鮮少在他的敘述中出現——說過一些有關他的關鍵性評價：他「一直很固執」。換句話說，他不會受人左右。他下定決心不讓任何人摧毀自己，並且堅持了下來。他決定不喝酒，然後——用他母親的話來說就是固執，或者用我的話來說——堅決地堅持了下來。第二點，他一直獨來獨往，而且從小就是如此。他沒有大多數人那樣的社交需求。以他姐姐羅絲為例，她留在了父母身邊，即便他們越來越落魄潦倒，也依然想要得到他們的關愛，結果自己也不斷沉淪。第三點，也是比任何先天素質都更重要的一點：丹尼從出生起到五歲期間從身心健全的父母那裡獲得了愛與關懷，而這正是兒童性格形成最關鍵的時期。如果丹尼的父母像許多原住民家長一樣，因為被送去寄宿學校而受到傷害，丹尼的境遇便迥然不同，也許會變得更加糟糕。
丹尼采用的是心理學中最強大的防禦手段之一：人格解體。他隔絕了自己的全部情感，藉此獲得了完美的防護裝備。這套萬無一失的盔甲的唯一問題在於，他幾乎無法對任何人敞開心扉，也無法感受到生活的樂趣。就像他在心理治療一開始說的那樣：「我沒有快樂也能活。」就某種程度而言，他說的沒錯。是能夠體會情感重要，還是保持理智更重要呢？許多年以來，他都選擇了後者。
儘管寄宿學校花了十三年時間費盡心思迫使他拋棄原住民的身份，他卻倔強地拒絕聽從。他在一生中也動搖過幾次：小時候在懺悔室裡告解時，他將自己的身份視為「罪過」，聽到別人說克里語也會感到焦慮。然而，丹尼如勇士一般無所畏懼。他堅持把長髮編成辮子，彰顯自己的血統。他還參加了五年的心理治療，把被偷走的身份一寸一寸全都找了回來。
對我來說，丹尼這一案例也非同尋常。首先，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有關多元文化心理治療的知識，也由此認清了一個可悲的真相：白人社會的體系與立場摧毀了他一家人的關係，對不止一代人的生活造成影響。我還不得不面對這樣一種令人不安的現實：我就是那個試圖同化並消滅原住民文化的團體中的一員。丹尼難以對我產生信任也不足為怪。
其次，這一案例讓我明白了心理治療的侷限所在。其在文化滅絕面前顯得如此無能為力，布蘭特博士在最初就跟我說到過這一問題。我「招募」了一小群原住民療愈師，為丹尼提供心理治療難以企及的事情：靈性療愈。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心理治療充滿了文化特異性，我也必須面對由此產生的種種侷限。
在丹尼成為我的來訪者的幾年以前，我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館報名參加了茅香籃子的編織課程。我把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做出來的小籃子擺在辦公室的桌子上。它如此微小，只裝得下四枚回形針。丹尼見到這個迷你的籃子覺得很滑稽，還說：「幹嗎費這個工夫？」
我與丹尼最後一次會面的幾星期後，我在等候室裡看見一個碩大又美麗的茅香籃子，上面有著別具一格的紋理圖案，可謂一件令人驚歎的原住民工藝品，富有收藏價值。看得出來，這件作品已經有點兒年頭，而且那些精巧的圖案都是用馬鈴薯染成的。
我特別感動，還把籃子放在了家中門廳的重要位置。十年後，我重新裝修房子時，搬家公司的人把我們的東西都打包放進了倉庫。等到我開啟包裹整理時，才發現唯獨那隻茅香籃子不見了。保險公司的人說，這隻籃子價值數千美元，品質堪比博物館的藏品。我並不關心籃子的價格，我只想把它找回來。可是，無論是這隻籃子還是丹尼，我都沒有再見到過。
我後來獲悉，丹尼開始為他人的靈性療愈旅程充當指導，還會參加各種療愈儀式。據說他對此極為擅長。他還四處奔走參加各種會議，發揮自己的專長。我之所以對此有所瞭解，是因為丹尼不時會介紹原住民來找我進行心理治療。他們告訴我：「丹尼說，我在跟隨他展開療愈之前，先得找你翻新除錯一下。」丹尼喜愛汽車與各種型別的發動機，我因此將這番話當作讚美。
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丹尼以來已經過去將近三十年。我想告訴他，我把他作為案例研究寫了下來。丹尼現在應該七十歲了。
我設法找到丹尼的前僱主，他如今已經年近九十。我問起丹尼的近況後，電話裡傳來一聲嘆息，他接著說道：「丹尼在五十出頭時因為喉癌去世了。」我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前僱主說：「他從不抱怨。後來他體重銳減、一直咳嗽、聲音嘶啞，卻依然堅持工作，跟他的妻女去世時一樣。他倒下之後沒過幾天就去世了，還要求葬在女兒邊上。」
前僱主說他去參加了葬禮，並且驚訝地發現有數百人出席，其中大多數是身穿民族禮服的原住民。一位女子——他猜應該是丹尼的女友——用原住民語言唱了一首歌，男人們則敲起了他們帶來的大鼓。
我正要結束通話電話的時候，前僱主似乎又想起了什麼。「我其實挺納悶的。他從來沒有在工作中接觸過石棉或任何會導致喉癌的物質，怎麼會得這個呢？我絕不會讓員工接觸到這些東西。是什麼引起的呢？」
我想說，這也許跟他整個童年時代都不得不嚥下的所有克里語詞句有關。那些未曾訴說的話語一直找不到出口，最終使他得了病。寄宿學校的生活將他折磨得無法再說克里語，那種痛苦真真切切地刺入喉嚨，成為他英勇過往的真實見證。
伊闊塞（再見），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