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者聽見音樂

頃刻間被簇擁

——羅伯特·勃朗寧《勃朗寧詩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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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與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們一層層不斷向下挖掘，然後小心翼翼地撣去出土文物上的灰塵，最終發現一整個比小說還要離奇的被掩埋的世界。

1986年，一位主治性功能障礙的泌尿科醫生打來電話，說他有個不同尋常的病例。患者是一位三十四歲的華裔男子，名叫彼得·張，患有陽痿。泌尿科醫生在他嘗試同房前一小時為他注射某種強效藥物，之後對結果感到震驚：「從業那麼多年以來，除了有嚴重血液迴圈問題的病人之外，我從沒見過這種藥不起效的病例。」彼得並沒有血液迴圈方面的問題。這種藥物有時會引起併發症，可能導致持續三天都保持勃起狀態。然而，這種百試百靈的藥物對彼得·張卻完全不起作用。醫生推斷：「不管他腦袋裡發生了什麼，都強大到足以抵擋這種萬無一失的針劑。」

當我問起彼得是否有可能是同性戀時，醫生說他聲稱自己是異性戀。醫生告訴彼得，經過詳盡的檢查，泌尿科團隊推斷他的性功能障礙並非生理問題，而是心理問題，因此建議心理學家接手。醫生說會寄一份書面轉診單給我，並且提議我要是查明病因可以一起會診，因為他們科室的人全都對這個病例束手無策。他在結尾部分說：「這真是個值得一書的病例。每當我們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的時候，就會有人證明，我們其實對人類的狀況一無所知。」

儘管轉診時偉哥尚未被髮明，但近年來我也遇到過來訪者服用偉哥毫無效果的情況，不管劑量多大都是如此。（泌尿科醫生向我保證過，偉哥比那些老式的注射劑藥效更弱。）治療勃起功能障礙的藥物只有在身體確實出現問題時才會起效，血液流動再怎麼增加都無法解決情感上的問題。不管是什麼樣的性反應，大腦都必須和身體協調配合才行。

彼得迫不及待想要開始心理治療，因此預約了我最早的一個檔期。我走進等候室，看見一個其貌不揚、說話輕聲細語的男子，他打扮低調，身穿印著「雅馬哈」字樣的黑色t恤、牛仔褲和跑鞋。他走進我的辦公室後並沒有直視過我，而是以一種鉅細無遺的風格交代了自己的過往。他訴說各種令人不安的細節時與其說是談論自己，更像是在發表學術論文。

彼得在一個樂隊裡擔任鍵盤手已經十五年了。為了補貼收入，他白天還有一份鋼琴調音師的工作。他獨自住在公寓裡，沒有伴侶。當我問起能以什麼方式幫助他的時候，他說：「主要是我很孤獨。我希望和女性談戀愛，但好像做不到。」

我問他是不是在說性關係。「是的。」他輕輕說道，眼睛看著地板，「我無法進行性交，卻還是渴望擁有情感關係。我希望有人一起聊天，一起分享。」

我問他之前是否嘗試過建立情感關係，他表示肯定，又說經驗十分有限。接著，他略帶尷尬地笑了笑：「大部分都是我的想象。」

我告訴他，無論面對什麼問題，心理學家都會收集有關病人家族史的資訊，因為這些人際關係是其他所有關係的基石。1943年，彼得的中國父母取道越南來到加拿大。等到1952年，這對夫婦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彼得的姐姐比他年長四歲，如今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小孩。彼得特地指出，他姐姐的丈夫不是華人。

彼得的父親在他九歲時去世了。當我問起細節時，他扮了個怪相，想了半天之後說：「類似於自殺。我父親有糖尿病，但他拒絕為此調整飲食。我的母親每天都為他做甜食，告訴他是時候去死了。他變得非常胖，再也無法用腫脹的雙腳站立。那幾年裡，他就這麼靜靜地坐著，或者說是鬱鬱寡歡。我猜想他是陷入了抑鬱。後來有一天，他心臟病發去世了。」

我十分同情，說他父親去世時他才九歲，年紀還小。他說：「我很難過，但母親說，這都是為了這個家好。」

彼得描述母親是如何盼著父親死去，還在明知他患有糖尿病的情況下給他吃甜食，導致病情加速惡化，並最終在他去世後表示解脫，就好像這一切稀鬆平常。我對他母親的狠毒行為感到吃驚，但我不想在第一次會面時就顯露擔憂。我需要與彼得建立融洽的關係並瞭解他的過往。於是我故作輕描淡寫，暗示他母親有點兒嚴厲。然而彼得為母親申辯：「我母親是為我們好，她一個人要做三份工作。」我指出一個人的一天沒有那麼多時間，他說他母親一次同時做兩份工，接著再去做另外一份。他們在安大略省的小鎮霍普港——現實證明，這個名字頗為諷刺——開了鎮上唯一一家加籍華人餐館。

彼得告訴我，他父親當時是餐館裡的廚師，母親則是服務員，負責打點其他所有事情。當她有多餘的時間，就會製作精美的串珠首飾賣給多倫多的一家高檔百貨公司。夏天她會在大花園裡種大家平日吃的食物（中國蔬菜），還為中餐供應商提供批發業務。彼得頓了頓說：「我到現在都記得，我半夜裡透過窗戶能看見母親頭戴礦工燈一連好幾個小時採摘蔬菜和除草的情形。」

「同時做三份工，還要照顧孩子？」

他遲疑了一下，隨後平靜地解釋說，他姐姐待在廚房的嬰兒床裡，等長大一些，就會坐在餐館的高腳凳上。母親不准她說話，也不能弄出任何聲響。「她一直很乖，我卻不乖。我很小的時候——還不到兩歲吧——會坐在凳子上打轉，而姐姐則安靜地坐在卡座裡。我記得有一次我用選單做了個紙飛機，想要飛著玩。我母親可不允許有人在餐館裡這麼胡鬧。她忙得四腳朝天，我這麼做會打擾到客人，可我就是不聽話。」

我指出男孩通常比女孩更加好動，而他的舉止其實很尋常。他謙恭地點了點頭，接著又把之前說的那句話重複了一遍：「她這麼做都是為了這個家好。」我注意到他已經牢牢記住了母親的教誨，認為自己「特別淘氣」，雖然他只是做了同齡的普通男孩都會做的事。我問起他母親對於他的行為有什麼樣的反應。他說：「從我記事開始，除了摺紙飛機的記憶，能記得的就是一個人被鎖在餐館的閣樓上。我母親早上會送來當天的食物。她要是來抱我回家的話，我在那個時候一般已經睡著了。」我問他在閣樓上被關了多久，他說一直到五歲。彼得說他母親每天都把他關起來，因為父母一直要從清晨六點忙到半夜。

我在椅子上坐直身子，感到難以呼吸。我意識到眼前的案例實屬罕見：這名男子在童年至關重要的時期一直被關著。兩位兒童心理學的先驅埃裡克·埃裡克森（erik erikson）與讓·皮亞傑（jean piaget）提出，兒童的發展有若干關鍵階段，其中的每個階段都建立在前一個階段的基礎之上；如果彼得在大約兩歲到五歲期間一直與世隔絕，他的身心發展就會脫節。他也許已經錯過了最初的幾個發展階段，比如建立依戀關係和情感紐帶，還有語言發展等。我們在兒童時期都會經歷所謂的「視窗期」，在此期間會習得一些與發展階段相對應的特定技能；隨著兒童的成長，這些視窗會逐漸關閉。如果孩子錯過了某個時期相對應的階段，之後很可能也難以彌補。舉例而言，與世隔絕的孩子往往無法彌補語言方面的缺陷。

我對彼得的駭人往事有所消化之後，開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他：這位來訪者的勃起功能障礙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發出警示或者讓他覺得自己很不尋常，就有可能嚇到他。於是我小心翼翼地繼續提問，請他描述對那段獨處時光的回憶。

「嗯，冬天很冷，夏天又非常熱。」他說，「我被丟在嬰兒床裡。我記得自己有一天學著爬上欄杆翻出嬰兒床。我挺高興的，但等我發現門鎖著之後，又變得很難過。」

「你早年印象最深刻的記憶是什麼？」

「那段回憶有點兒難以啟齒，但我想坦白。」彼得接著描述了自己小時候如何在一個空的番茄醬罐頭裡排便。他記得那是個商用的大容量裝罐頭，邊緣特別鋒利，根本沒法坐在上面。「我擔心極了。要是我弄到罐子外面，母親就會很生氣；要是我割傷了自己，她還是會很生氣。」

我說：「一個兩頭不討好的如廁體系。」

他微微笑著表示同意，臉上的表情不一會兒便消失了。「我記得自己因此很害怕那個罐頭，我要是給母親添了麻煩，她就會用竹鞭抽我，抽得我紅腫出血。」

我說這聽起來很痛苦，他便又一次說起口頭禪，說母親別無選擇，只能努力謀生，不能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他皺了皺臉說：「我把絕緣材料剝下來做玩具那次被打得最慘。我當時想有個能拿在手裡玩的東西。」

我插嘴說，要是母親給他一個玩具，他就不會這樣做。彼得說他們很窮，所有華人移民都得做出同樣的犧牲，這是他們在加拿大生存的唯一辦法。

事實當然並非如此。華人移民不是非得把自己的孩子一週七天、一天十八個小時一直鎖在閣樓裡，而且一鎖就是好幾年。彼得跟勞拉一樣，早已將家長的病態行為視為常態。在他們看來，家長疏於照顧很正常，因此他們會維護自己的父母。

隨著談話的深入，我開始質疑彼得對華人移民生活經歷的解讀。最終，我問他是否真的以為所有華人男性在各自生命前五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被鎖在房間裡。他的回答令我震驚。「嗯，是我不好。」他靜靜地說，「我在櫃檯前的凳子上打轉，還跑來跑去。我母親沒錢請人照看我。我的姐姐已經學會安靜地坐著，我卻不聽話。」很顯然，他還沒有準備好要看清這無疑屬於兒童照管不良與虐待的過去。

實際上，彼得最深刻的童年記憶——也是唯一被他視為快樂的回憶——是夏天時從閣樓的窗戶看母親坐在餐館後門的臺階上切蔬菜。母親偶爾會上二樓拿一包儲藏在那裡的大米。彼得聽得見她的腳步聲，巴望著她會到三樓的閣樓監獄來；彼得記得自己當時有多麼渴望母親會上來看他，因此心臟怦怦直跳。可是，母親幾乎沒有來看過他。（她一直到半夜他睡著以後才會上來把他抱回隔壁的家中；天亮後，又會抱著熟睡的他去開工。）母親回到樓下的餐館後，他的心也因此往下一沉。

「最糟糕的就是孤獨感。」他回憶那些歲月時說道，「雖然我偶爾會捱打和挨凍，但最令我痛苦的其實是揮之不去的孤獨。」他記得自己看見樹上的松鼠時會乞求它們到窗前來。「我當時還不識字，但我記得自己在離開閣樓很久以後才學會了‘孤獨’這個詞。大約七八歲的時候，我在電視上看到動畫片《綠巨人》。綠巨人說他為了不被別人發現自己的身份而與世隔絕地生活，因此感到很孤獨。他在動畫片的最後不得不離開小鎮，這時候的音樂顯得十分悲傷。我記得自己對於別人也和我一樣會孤獨感到特別震驚，而且終於為那種糟糕的感受找到了描述的詞語——一個叫作‘孤獨’的標籤。」

我在之後的會面中問彼得，母親有沒有為他做過什麼貼心的事。他說母親有一次送給他一個白色玩具鋼琴。許多年後姐姐告訴他，這是一個帶著年幼兒子的顧客落在餐館裡的。昏暗的閣樓裡，彼得擁有的只是這個玩具鋼琴和那個番茄罐頭。他說：「我很喜愛這個鋼琴，還把它當成朋友。」

我問彼得如何與玩具鋼琴交朋友。他說：「鋼琴的名字是小彼得。我當時除了父親之外從來沒遇到過別的男性，所以不知道其他名字。我希望小彼得能跟我說說話，於是我開始彈奏，把叮噹作響的聲音當作對話。我既可以讓小彼得難過，又可以讓它開心。」（每當彼得聽到喬治·哈里森的歌曲《當我的吉他輕輕哭泣時》，就會想到小彼得。）彼得獲得玩具鋼琴後情緒也有所改善，他有了一個摯愛的朋友，對一直衝他發脾氣還把他當成累贅的母親的依賴也大大減少了。

我在會面的間隙去參考圖書館查閱關於彼得的資訊（當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腦還沒有普及）。我發現他在一個知名樂隊裡擔任鍵盤手，有一篇樂評還將他形容為「能讓鍵盤說話、哀號、哭泣或雀躍的人」。我想起彼得提到過那個玩具鋼琴之於他的意義，對這篇評論的準確性感到很驚訝。

小彼得是彼得僅有的親密朋友，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是他的「過渡性依戀客體」（transitional attachment object）。兒童對母親的依戀是一個複雜又關鍵的心理問題。正常的兒童發展過程中，在最初階段，母親就是兒童的整個世界。接著，在嬰兒時期到學步時期，兒童意識到自己與母親的差別，開始經歷分離焦慮，當母親不在面前時便會哭泣。通常，兒童為了避免焦慮，會選擇一個能夠代表母子依戀安全感的客體。這一客體就成了過渡性依戀客體，其通常是毛毯或毛絨玩具，會被蹣跚學步的孩子到處帶著，尤其是上床睡覺的時候。過渡性客體可以幫助兒童更好地從依賴走向獨立。

彼得與母親之間的依戀關係非常不穩定。母親從未向他表達過關愛，還從他很小的時候起就把他一個人關著。如果他調皮搗蛋、撒潑，甚或是在餐館裡大聲說話，就會受到懲罰。他唯有在小彼得面前才能吐露情感，因此無論什麼都只對小彼得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與小彼得之間的關係也變得越發牢固。

由於彼得隻字未提父親，我便問起他父親在家裡的位置。「我的父親和我或是家裡的任何人都不打交道。他人不壞，從不會訓我或者打我。他的工作是在餐館裡燒菜，一直會用收音機收聽美國的爵士樂。夏天裡廚房的窗戶開著時音樂聲會傳到閣樓上，我於是會試著用小彼得重複聽到的旋律。我特別喜歡夏天的那些音樂時光。」

我問起是什麼事情導致他父母的婚姻出現如此巨大的裂痕。他說：「我母親把三份工作的收入全都存了起來，從來沒花過一分多餘的錢。我們的所有衣服，包括我父母的，都來自多倫多的堂親。她在城裡揹著沉甸甸的包來來回回；她沒有車，也從不坐公共汽車。我的父親每個月會去一次多倫多購買日用品。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但他在其中一次去多倫多的時候投資了一個毫無價值的專案，所有的錢都被一個假冒的西貢進口公司騙走了。我母親存了31000加元，結果全沒了。」

我在筆記裡寫道，他的母親雖然不會說英文，卻能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加拿大的房屋均價只有7000加元出頭的時候存下31000加元，實在是數目驚人。我繼續追問，希望能搞清楚彼得的父親到底被捲入了什麼樣的騙局，可他當時年紀太小不記得了。他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鴉片上癮、賭博上癮還是隻是投資失敗。他一直沒搞清楚。總之他冷漠的母親動不動就發脾氣，每天都盼望自己的丈夫死掉。

他們後來不得不賣掉餐館還債，全家人從頭來過。當年五歲的彼得在舉家搬到多倫多時結束了與世隔絕的生活。他的母親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則把計件的工作帶回家做，一直忙到深夜。她還開始做某種食品進口生意，彼得一直沒搞懂具體的內容。失去餐館以後父親再也沒工作過。一家人住在中國城最貧窮的地區，與親戚一起生活，後者雖然不樂意，但還是礙於情面收留了他們。

在多倫多待了不到一個月，彼得就開始上幼兒園。他講到這裡顯得特別痛苦，比談到自己的孤獨時還要痛苦。他喃喃地說道：「我在幼兒園留級了，那是我最大的恥辱。我母親說我太笨，在中國人面前給她丟盡了臉。」

我在好幾次會面之後才搞清楚彼得在幼兒園裡經歷了什麼，總之，他似乎被嚇壞了。入園之前，彼得除了姐姐之外，只在開學前幾周與親戚的孩子略有相處，此外便幾乎未跟任何小朋友打過交道。而且，他既不會說英文也不會說中文。他在人生的頭幾年裡聽到別人用任何語言說過的話一共就沒幾句。他和姐姐都沒有學過如何說中文，這讓他們感到特別羞愧，尤其是在中式婚禮與正式場合中。

我請教語言學專家時，他們表示，要麼是孩子由於受到虐待而遮蔽了施虐者使用的語言，要麼就是家長几乎不怎麼與孩子說話，讓他們難以在學習語言的關鍵年齡段學會這種語言。（他們的父親在失去家裡的積蓄後便整日沉默寡言。）兩個孩子長大後既沒有華人朋友也沒有與華人結婚。彼得聽到別人說中文時會感到些許焦慮。他說：「我直到今天聽到女性說中文都會起雞皮疙瘩。要是對方大聲嚷嚷，我就會嚇得要死。」

所以說，彼得開始上幼兒園時還不具備語言交流能力。其他孩子對他說中文他聽不懂，說英文他也聽不懂。一起玩遊戲時，他害怕跟人手拉手圍成圈。「我已經習慣用番茄罐頭上廁所，而且一直是不管做什麼都會捱打。有一次在幼兒園，我想上廁所卻不知該如何是好，結果尿了褲子。」

他還懼怕跟人有眼神交流，這讓他覺得自己像在公共場合赤身裸體。每當有人直視，他都覺得太過親密想要逃跑。他也從不知道在與他人分享空間時的正常狀態：由於一直獨處，他覺得所有人都站得離他太近。每當他不知所措的時候，就會躲到教室裡的黑色立式鋼琴底下，抓著鋼琴的木板條尋求安慰。實際上，那架鋼琴對彼得來說是幼兒園裡為數不多的美好事物之一。他將其視為小彼得的父親，想要擁抱它、輕撫它，與它靠在一起。（鋼琴成了一個更為巨大的依戀客體。）

令人難過的是，彼得在得知自己沒能從幼兒園畢業這個壞訊息之前，真心以為自己做得很好。彼得在鋼琴之外獲得的另一個積極影響來自一位善良的老師。彼得對於她的溫柔感到特別驚訝。彼得起初很怕她，在她面前畏畏縮縮。可老師卻對他微笑，這對他來說見所未見，他憑直覺認為這代表了接納。老師也知道他熱愛鋼琴，因此在演奏兒歌《三隻盲鼠》時便讓他站在身旁。彼得會把手放在鋼琴的一側，感受彈奏時的振動與呼吸，像是拉著母親手的孩子那樣不肯鬆手。彼得把白色的琴鍵看作牙齒，整架鋼琴彷彿在用燦爛的笑容接納他。這是他經歷過的最不同尋常的時刻。他聽著音符化作歌謠，眼睛裡湧出淚水。他相信鋼琴是在對他說話。這是他在幼兒園的紛擾中領悟到的第一件事。

彼得得知自己留級之後震驚至極。他原本以為老師喜歡他，這下子則認為老師討厭他。他母親告訴他，其他所有人都升學了，現在他得跟比他年幼的孩子一起念幼兒園了。彼得認為自己就像父親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失敗了。「當我發現自己沒能取得成功時，感到特別丟臉。」

我設法解釋，在幼兒園順利升學需要掌握多種習得性行為，被關在閣樓裡便無法學會這些。彼得錯過了太多階段，根本沒有做好入讀幼兒園的準備。那位教師察覺到了，於是讓他留級。我繼而講述一個人如何通過不同階段的發展在世界上獲得獨立。如果這些階段像彼得所遭遇的那樣被打亂，發展就會有所延遲。

首先，在一個人以健全的方式進入這個世界以前，母愛必不可少。每當我說起這個，彼得便會反駁，說他母親確實愛這個家，說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家。我說他的母親無法直接對他表達愛，當他被獨自關著的時候，也感受不到母親的愛。

母親必須抱著自己的孩子，感受到對其的依戀，反之亦然。到兩歲左右，兒童意識到自己是有別於母親的個體。為了鍛鍊自己作為個體的影響，兒童便會開始通過說「不」來反對周圍的人（也就是「可怕的兩歲」時期）。成功脫離母親的幼兒實際上是在表達：「不，我不會按你說的去吃東西、不會穿上靴子，也不會按照你說的去做。我是一個獨立的人。」這個階段既幫助兒童學習「我的」這一概念，也是在學習如何堅持自我主張。然而，彼得沒有機會在與母親的關係中發現獨立的自我。事實上，他說自己到現在都會不向母親提出要求——以任何方式將自己與母親區分開來——小時候就更不用說了。

彼得也很害怕其他孩子，不知道如何跟他們一起玩耍。棒球或其他各種遊戲的規則對他來說也似乎太過複雜深奧。我再次解釋這並不代表他很笨：大多數兒童在上幼兒園以前有四年時間參與集體行為。別的家長會把球投給孩子，讓他們練習擊打，或是帶他們上公園看其他孩子如何玩耍。兩三歲的兒童看到大家開心地玩滑梯的話，也會跟著輪流去玩；當兒童第一次爬上滑梯，他們的父母就在一旁看著。可彼得不知道「輪流」是什麼意思，他以為自己應該站在原地轉個圈。他不知道如何跟上其他孩子的節奏，那對他來說太過混亂。

我向他說明大腦在我們出生時並沒有發育完全，而是一部分一部分搭建起來的。在兒童出生後的頭四年裡，他們應該建立所謂的「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前額葉皮層必須在大腦中建立通路，這樣才能將學到的東西都聯絡在一起。舉例而言，執行功能有助於培養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學習如何忽略不相關的聲音並對多種需求的優先順序進行排序。這個世界何其複雜，我們需要循序漸進地去了解。

留級之後，彼得的情況大有改觀。他又遇到一位相處時極其友善的老師。我問他「極其友善」是什麼意思，他說：「她沒有對我大喊大叫，也沒有用竹鞭抽我。」那位老師很年輕，經常彈奏鋼琴曲，其中就包括彼得很喜歡的《巴士車輪轉呀轉》。他覺得自己與大彼得都對歌曲十分陶醉。

那架鋼琴也改變了年幼彼得的生活。彼得放學後通常由姐姐來接，但有一天，他的姐姐沒有出現。他和老師有所不知的是，當天姐姐在學校操場上摔了一跤，於是去衛生室處理傷口了。老師去了解情況時，把彼得一個人留在了有鋼琴的那間教室。

彼得走上前擁抱大彼得。他張開雙臂靠過去時壓到一個琴鍵，奏響了一個音符，隨即開始彈奏。彼得說，他一開始就像老師那樣以歡快的曲調彈奏《巴士車輪轉呀轉》，但接著，他又以一種彷彿車子在路上疲倦又迷失的憂傷情緒彈了一遍。他並不清楚「高興」或者「悲傷」的意思，但他能通過鋼琴傳達。彼得不知道自己會彈奏這首曲子，他只是認真看過老師這麼彈而已。接著，他又模仿老鼠奔跑的節奏以爵士樂的即興曲調彈了《三隻盲鼠》。他的腿太短，腳還夠不到踏板，因此在彈奏個別音符時必須在琴凳上前後挪動身子才能踩到踏板。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等他抬起頭時，看到幾位老師站在門邊上看著他，一旁還有他的姐姐、學校護士、校長和看門人。看門人鼓起掌來，其他人也都加入其中。

彼得的演奏生涯就此拉開帷幕。這是他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之一。他在回家的路上感覺自己像變了個人。他的朋友大彼得替他說話，而且神奇的是，大家竟然聽懂了。他記得那是秋天裡的一個日子，所有的樹葉都在向他揮手。那天的色彩超乎現實。彼得意識到，在那一刻以前，他一直在用黑白兩色看世界，而且是字面意義的「隧道視野」。他並沒有注意過周遭的情況。他說他的深度知覺也就此改善，而且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笨拙了。這是彼得在人生中第一次成功表達情感，他的心情無比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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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從霍普港搬到多倫多過了差不多四年時間，儘管當時九歲的彼得已經不會再被關起來，他的家庭生活依然困難重重。他們從堂親家裡搬了出來，住在皇后街西端一間昏暗的一居室公寓裡。放學後，他和姐姐會在小小的屋子裡看電視等母親回來。通過唸書、看電視以及與姐姐對話，彼得的英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他不管去哪兒都會帶著玩具鋼琴，彈出他聽到的每一首歌曲。他說：「小彼得只有八個琴鍵，所以當我彈奏《吉利根島》的主題曲，我姐姐認出歌曲還跟著拍手時，我特別自豪。」

當時彼得的父親——迄今依然在這位來訪者的敘述中只佔據很小一部分——變成了一個超重的糖尿病患者，他不僅毫不關心自己的胰島素水平，還在妻子的提議下攝入糖分。離開霍普港的餐館後，他的父親由於疏於照管的糖尿病、超標的體重以及極其嚴重的憂鬱症而難以找到工作，整天只是坐在椅子上聽爵士樂。他偶爾會在聽到一段特別動聽的即興片段時茫然地指指唱片。彼得明白，搞丟家裡的積蓄後幾乎不再與他有眼神交流的父親是想要與他分享音樂。彼得聽堂兄說起過，父親小時候很有音樂天賦，看到新樂譜便能立即彈奏，但妻子並不贊成他將音樂當作事業，認為這些東西不切實際，是腐敗的西方產物。

彼得的母親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羞辱他的父親「毀掉了這個家的未來」。她一分錢也不給他，哪怕是用來買他心愛的唱片或香菸。彼得後來得知，父親來自一個音樂世家，用母親的話來說，就是受到西方音樂毒害，並且涉嫌在越南參與鴉片交易。他的母親將西方音樂視為造成他父親遊手好閒一事無成的一部分原因。

一天，彼得的姐姐正忙著做串珠的計件活，無事可幹的彼得則與父親一起坐在那裡聽爵士樂。這時，母親出其不意地下班回家了，她見狀氣急敗壞。「我能理解她為什麼如此生我們的氣，」彼得說，「畢竟她出門工作，我們卻在家無所事事。她說我和父親一個德行，都受到了西方思想和音樂的腐蝕，不比頹廢的法國人和其他歐洲垃圾好到哪裡去。」（在他母親小的時候，越南還是法國的殖民地。）母親越來越狂暴，聲音裡帶著一種似曾相識的危險音調，把彼得嚇壞了。「她衝進客廳，將唱片頂在自己的膝蓋上一張一張掰斷。我愣在原地，希望她不會衝我發火，但她還是過來了。」他回憶道，「她對付完父親收藏的唱片後立即看向我，隨後衝進我的臥室，一把抓起小彼得扔出窗外。」她使出的力道如此之大，把紗窗也一道扔了下去。

彼得當時九歲。表面上，他是因為沒有串珠子而受到懲罰，但實際上，他受罰是因為他與父親相像。我問他是否因為失去小彼得而震驚。他說他對失去已經習以為常，感受到的只有情感上的空白。「這很難說清楚。我看著窗外為小彼得感到難過，覺得它就像是童謠裡的‘矮胖子’。我倒沒有感到悲傷，就是空落落的。」他吞吞吐吐搜尋著字眼，「有點兒像是我沒有待在自己的身體裡一樣。」

我指出，在二十五年前數以百萬計的回憶之中，他記得的偏偏是小彼得的毀滅。我說我相信是因為這段回憶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創傷。「你當時遭受了人格解體（depersonalization），也就是你感覺與自己的心理自我產生了分離。你無法感受到自己內心的感受與情緒。整個世界似乎都很模糊，你與自己的聯絡也中斷了。」

「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充滿精神創傷的童年，這往往處在自我分化的早期階段，外加高度焦慮。」

彼得說他之所以清晰記得那天的情形，是因為幾天以後發生的事。當時是夏天，學校放假，因此姐姐從早到晚一直都在串珠子。父親示意他跟著自己一起出門。當時父親雖然還不到四十歲，卻已經需要拄柺杖走路，且步履蹣跚，十分吃力。父親帶著彼得慢慢走向商場，走得大汗淋漓、筋疲力盡，腳踝都腫了。等他們來到商場，父親走到一家商店的音樂櫃檯拿起一個合成器，隨後便離開商店朝商場的公共區域走去。一名保安攔住他們並報了警。警察意識到彼得的父親有些不對勁，因為問話時他一聲不響。他們在彼得保證家裡有錢支付後開車將彼得和父親送回了家。「現在回想起來，我猜警察知道我們兩個不是小偷，而是精神出了問題。他們好心地默默把我們送回家，我則一路緊緊抓著合成器。」好在母親當時並不在家。姐姐動用積蓄支付了合成器的費用。警察不可置信地打量堆滿大量珠飾儼然工廠一樣的房間，還詢問姐姐為什麼獨自做著童工。彼得聽見他們相互交流，姐姐說這只是「中國習俗」。警察似乎很不解，但並沒有提出起訴。後來母親回到家，警察在離開前交代了情況。

彼得的母親就是在這個時候徹底失去理智的。他說母親平時就很可怕，但他從來沒見過如此令人恐懼的模樣。母親瘋狂地拉扯父親，將其打得摔倒在地。她用中文叫喊著，因此彼得不知道她在說什麼。父親搖搖晃晃地站起來，頹然地靠在牆上，接連好幾分鐘都在喘粗氣，後來便心臟病發作去世了。彼得告訴我，他一直覺得自己對父親的死負有責任，因為要是沒有給他買合成器，父親說不定還活著。

彼得沒有什麼關於童年的記憶，而其中之一正是父親偷合成器的事。他小心翼翼地解釋說，他感到羞愧是因為偷東西是無法接受的，而且他認識的人中也沒有人會偷東西。不過從另一種角度來說，他認為這是自己短暫一生中唯一獲得過的愛的表達。父親雖然身無分文，但知道自己快死了，所以希望兒子有一架鋼琴來取代被扔掉的那個。於是父親一瘸一拐地走進商店拿起一個合成器，甚至都不屑於藏起來。彼得認為，這是垂死之人絕望之愛的表達。

他也承認父親的死是一種慢性自殺。我問起他的母親有什麼樣的反應：「她也許盼著他死，但等到事情真的發生了，可能她又有了另一番感受？」

彼得深深嘆了口氣：「不可能。她不是那種人。她盼著他死，等到他去世了便感到鬆了口氣，說她少了一個負擔。父親死後，她除了說我像父親一樣又懶又蠢之外，再也沒有提起過他。」

「你像你的父親嗎？」

彼得說像。他們都有音樂天賦，都識譜並且能夠憑聽覺記憶演奏。此外，他們都很安靜，喜歡音樂，對賺錢或競爭則不太上心。彼得只會在自己的房間裡玩合成器，因為他害怕一旦母親意識到他如此珍視，就會毀掉它。

彼得的父親去世沒過幾年，他母親便買下一棟有四套公寓的小樓，四年之後又買了一棟。最後，她坐擁一排這樣的建築。她親自維護、修繕、收租，還單槍匹馬與市內的租金管制條令鬥爭。她在彼得二十多歲時將自己家附近樓內的一套公寓給了他。彼得的母親依然每天晚上為他做晚飯，她會跑回家做飯，接著跑去做下一份工作。與此同時，彼得的姐姐一離開家就嫁給了一名非華裔男子，成了全職媽媽，母親說她過著「懶散的加拿大式生活」。

彼得認為母親將他視為負擔。母親稱他為「窩囊廢」，不斷勸他去找一份正經工作。儘管彼得不在乎經濟利益，樂隊的巡演也沒賺多少錢，但他其實在音樂界已經逐漸有了名氣。

顯然，彼得的母親從他出生起一直到成年都認為他是個懶惰、遲鈍的壞孩子。沒有相反的證據能夠說服她。這究竟是因為她憎惡彼得與她丈夫的相似之處，還是她認為西方音樂很邪惡，或是她整體而言不喜歡男人，我永遠也不得而知。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當母親給我們貼上負面的標籤，我們會當真——還有誰會造就我們的自我形象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母親生活的更多有趣證據浮現了出來，她的行為也隨之變得合情合理。用弗洛伊德學派的話來說：「維也納沒有謎團。」

我們當時即將完成第一年的心理治療。那段時間，彼得的聲音變得越來越柔和，而且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他開始與我有眼神交流。由於極度缺乏情感上的經驗，彼得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才信任我。他必須認識到我關心他，隨後才能一起為恢復而努力。

然而，我還是擔心彼得的預後情況。他錯過了那麼多成長階段，我對於要如何幫助他構建自我感到擔憂。原材料如此之少，要用什麼作為基礎搭建呢？在不牢靠的根基上構建自我顯得有點兒危險。我感覺就像建築師在搖搖晃晃的支柱上建造房屋那樣惶恐不安。

給我帶來希望的是彼得莫大的善心。如果有人缺錢，他就會借給人家。有一次，有位女士在我的等候室裡哭泣，彼得沒有詢問她怎麼了，而是直接出門幫她買了一杯咖啡，告訴她一切都會過去。他對母親的忠誠——無論怎樣被辜負——都令人動容。善意與寬仁之心能讓人走得很遠。

可是，每當彼得感到憤怒或與他人的肢體接觸過於親密，便會經歷人格解體並感到嚴重的焦慮。我懷疑這些情況是他陽痿的根源。他焦慮得都出現了出體體驗，當一個人無法切身感受到生理上的興奮，便很難在性方面獲得成功。

心理治療的目標是讓彼得構建自我，這樣他就能在面對壓力時懂得如何應對，不會在情感上與自我分離。自我（ego）——即一個人的自我意識——是個抽象的概念，很難給出明確的定義。這好比是座一塊塊磚瓦搭建而成的屋子，就象徵意義而言，這個家為我們提供庇護，保護我們免受外部世界的壓力，是個安全的場所。如果彼得的母親是一名心理更加健康的女性，就會說彼得很敏感善良、悟性很好、很聰明，還具有音樂天賦。讚揚這些正面品質能幫助彼得打下更堅實的基礎。等到狼來敲門時，彼得——一如兒童故事裡的小豬那樣——就會在堅實的磚房中得到保護。

恰恰相反的是，彼得的母親幾十年來一直說他懶惰、愚蠢、無法應對生活。彼得沒有由堅實磚瓦築成的地基，而是身在一座稻草屋裡。當彼得想要與他人交往或者發生性關係時，他無法在稻草屋中得到保護。他的自我還不夠強大，他不得不離開自己的身體，經歷人格解體。

我希望在心理治療中達成兩件事：首先，我希望彼得意識到他母親的心理異常，並且認識到她是如何通過自身扭曲的視角來看待他的；第二，我希望扮演「好母親」的角色，幫助彼得搬出稻草屋，住進磚瓦房裡。我的工作就是要幫他看清自己的正面品質，以此免受狼的傷害。我希望他能夠對狼說：「我是彼得·張，這是我的安全屋。需要離開的是你，不是我。」

心理治療進入第二年，是時候關注彼得的陽痿問題了。作為樂隊中的成員，他有大把機會結識女性。彼得說這與他的吸引力無關，無非是「搞樂隊的人都會遇到的事」。我指出就職業危害性而言，這比煤肺病更厲害。

他渴望體驗性行為，但與女性有肢體接觸卻讓他感到極度不適。對此，我們討論過可以先與女性建立友誼並慢慢發展關係，之後再以自己能夠接受的速度發展下去。

我告訴彼得，為了解決他的陽痿問題，我們需要審視他自出生以來的完整心理狀況。他遭遇的母愛剝奪（maternal deprivation）導致了英國著名精神病學家約翰·鮑爾比（john bowlby）所說的「依戀障礙」（attachment disorder）。對嬰兒來說，母嬰依戀（maternal attachment）比什麼都重要，連食物都無法相提並論，嬰兒會為之放棄一切。如果得不到，兒童就會焦慮，並且無法以任何正常方式探索或應對這個世界。依戀障礙不單單會影響到與母親的關係，對各種社交、情感與認知發展都會產生影響。如果孩子沒有依戀體驗，就無法發展到第二階段：信任他人、在情感上依戀他人，並最終在性方面對他人產生依戀。換句話說，如果嬰兒時期依戀體驗缺失，就無法在情感上獲得成長。

動物學家康拉德·洛倫茲（konrad lorenz）指出——這也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部分原因——我們可以從進化的角度來理解依戀理論，即母親可以為嬰兒提供安全保障。依戀性意味著適應能力，能提高嬰兒的生存機會，因此成了大腦中生來就存在的一部分。嬰兒需要母親的懷抱、愛和擁抱。

可是，彼得很難將自己在幼兒園的焦慮行為與他早年缺乏母愛聯絡起來，陽痿就更不用說了。心理治療師時不時會碰壁，因此不得不通過一些極端或非正統的方式尋求突破，以此讓來訪者發現固有模式。為了幫助彼得更好地理解母嬰依戀的概念，我安排了一場特別放映：心理學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對猴子進行實驗的電影，這可能是在社會心理學家實驗室中拍攝的最著名的電影。私人放映活動設在多倫多大學（我偶爾在那裡教書），放映員同意在我希望為彼得講解時暫停電影。儘管這些實驗按如今的標準來看不符合實驗倫理，但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瞭解依戀障礙的獨特渠道。以前這些影片只有心理學專業的學生看得到，但現在，任何人都能在網上搜尋觀看。

哈洛的這些影片成了彼得心理治療中的轉折點。影片一開始，哈洛教授就解釋了「母嬰維繫」（maternal bond）的概念——他稱之為「愛」——即嬰兒與母親之間的紐帶。實驗人員將剛出生的猴子放在籠子裡，與兩個假猴子母親一起飼養。「鐵絲媽媽」端著一瓶牛奶，幼猴得跳到母親身上才夠得到。「布媽媽」也是用鐵絲做的，只是上面蓋著一塊毛巾；它提供的並非食物，而是觸感，能讓猴子擁抱依偎。哈洛和其他人員震驚地發現，擁抱勝過了食物。小猴子每天抱著布媽媽的時間長達十九個小時，只有在需要喝奶時才會去鐵絲媽媽那裡待上幾分鐘。布媽媽被拿走之後，幼猴因為分離焦慮嚇得又哭又喊。當布媽媽和鐵絲媽媽都被拿走後，小猴子前後搖晃，還啃咬自己，把自己都給弄傷了。

彼得開始興奮地說起話來，儘管他的聲音依然略顯單調。他認識到自己就是那個前後搖晃還啃咬自己的猴子；他獨自躺在嬰兒床裡時曾經反覆用頭撞床，幸好玩具鋼琴拯救了他。彼得說：「小彼得就是布媽媽，會唱歌撫慰我，還會用音樂擁抱我。」他其實還記得或想象得出他的小鋼琴用舒緩的聲音撫慰他內心孤獨的情形。他說他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是自己在彈奏鋼琴發出聲音。他將玩具鋼琴視作生命體，一個能安慰他的活物。

電影繼續，我們看著幼猴第一次被帶出籠子，鎖在一個沒有布媽媽的房間。那個房間裡放著猴子通常會喜歡的物品，比如梯子和鞦韆。但小猴子縮在角落裡痛苦地顫抖，對一切都顯得很害怕。當布媽媽被重新引入房間後，小猴子立即爬到它身上抱住它。等到小猴子從布媽媽那裡獲得些許安慰，便開始探索周圍的環境。

彼得再次要求暫停放映。「我的天，」他說，「這就是幼兒園。其他所有人都有布媽媽，我卻沒有，因此害怕地躲在角落。我真為這隻小猴子感到難過。我現在想起來了，以前我還納悶為什麼其他孩子沒有像我一樣被嚇到。他們在那個布做的巨大毛毛蟲通道里跑來跑去相互追逐，我卻嚇得要死。」

接著，影片中出現一個怪物形象，看起來就像一隻巨大的金屬蟲子，長著碩大的牙齒和轉來轉去的腦袋。小猴子顯然很害怕，於是跑去抱住布媽媽。等到猴子抱夠了，得到了母親的愛戀，它便轉過身開始對大怪物發出威脅的聲音。

彼得表示希望再一次暫停放映。「我受人欺負，找不到安慰。」他告訴我，「我只有躲起來，之後便陷入了不斷被欺負的迴圈中。」

我們又看了幾部哈洛的影片。研究者發現，那些母愛被剝奪的猴子長大後無法保護自己。最令人吃驚的是，它們都不願意發生性關係。當它們被迫交配並分娩後也不知道如何當父母，無論公猴母猴都變得很殘忍。它們行為上變得殘暴，情感上則很冷漠，研究人員常常得將它們的後代移出籠子以確保安全。

最後一部影片放完，燈亮了，彼得卻呆坐在那裡。我凝視著他灰白的面孔。他一臉驚訝地看著我說：「它們不想性交。我的天！」

他終於恍然大悟。「沒錯，性是最終目的。」我說，「首先，你需要愛，接著是依偎、親近，然後是保護，這樣才能大膽地走向世界去闖蕩。童年時與世隔絕的人們錯過了所有的步驟，成年後便覺得性很可怕。」

彼得問我：「你看到那些只有鐵絲媽媽的小猴子長大後要跟正常猴子交配時有多恐懼嗎？我就是這種感覺。」我看到他腋下有很大一片汗漬，眨眼的速度也慢了下來。他太過心煩意亂，遲遲沒有離開放映室。他經歷了一次重溫幼年時期的可怕歷程。

彼得曾經聽信母親說他沒用、窩囊又愚蠢的話。我企圖改變這一印象，卻並沒能使彼得擺脫母親對他的看法。直到看過哈洛的電影，他才明白自己錯過了發展中的關鍵階段。彼得後來告訴我，沒有什麼比哈洛對猴子的研究對他的影響更大。這一舉措起了作用，自此，我們將心理治療的過程分為「哈洛之前」與「哈洛之後」。

彼得開始意識到自己既不愚蠢也不失敗，而是沒有為生活做好準備。但他不解的是，為什麼「其他有工作的中國父母的孩子沒有遭受相同的命運」。我必須小心應對。彼得一直以來都對母親很忠誠，從來沒有說過她一句壞話。他反覆提起的一句話就是：「她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們這個家好。」

在我看來，彼得母親極其缺乏母性本能。但作為心理治療師，我知道對彼得說這樣的話無濟於事。他需要親自認識到這一點，而且得等到他有能力接受的時候。如果我們在來訪者做好傾聽的準備或願意面對以前便指出一個「真相」——用一個比較好的詞語來形容的話——他們就會對心理治療師失去信任，內心被防備意識佔據，並且只會在表面上有所改善。對來訪者過度解釋是心理治療師缺乏經驗或信心的標誌。治療師可以將來訪者領到理解的大門前，但不應該強迫他們進去。來訪者會在自己做好準備後踏入門內。

無論有多麼曲折，從人格解體到找回人格的心理治療過程都很緩慢。彼得從未被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對待，所以他最終並沒有自己作為完整個體的感受。他在自己身體之外端詳自己。心理治療引導他踏上漫長的旅程，讓他感受到自己的人格，也感受到自己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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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隨樂隊在美國南部巡演時，在阿肯色州一間酒吧遇到一位當服務生的女子。他要在那裡演出一週。女子為他端上飲料，點了歌曲《佐治亞州》，歌聲悠悠唱著：「讓我看看你有多思念佐治亞，因為那兒就是我的故鄉。」彼得彈這首歌時，整個房間都安靜了下來。演奏結束後，彼得對著麥克風說：「這首歌獻給梅蘭妮，她思念自己在佐治亞州的老家。」樂隊成員大吃一驚，都轉過頭來看他：這是他們樂隊成立十六年以來他第一次在舞臺上發言。彼得說他看得出大家特別為他高興——他們雖然不知道彼得在接受心理治療，但還是意識到他有所突破。

梅蘭妮在演出結束後等待彼得，然後他們一起喝了一杯。彼得告訴我，他盡力不去想到性，而是專注於享受當下。梅蘭妮問彼得住在哪裡，他報出酒店名字後，對方看著他，意味深長地點了點頭。彼得說他想到了我們的會面，以及他應該如何調整才能慢慢適應。他告訴對方自己演了兩場十分疲累，但願意第二天一起共進午餐。梅蘭妮答應了。

彼得告訴自己不要太過擔心性方面的事，而是可以先發展友誼。午餐時，梅蘭妮告訴彼得自己的父親收集老式藍調音樂唱片，於是他們聊起了音樂——一個對他而言非常輕鬆的話題。他們之後又約會了幾次，但沒有發生性關係。他始終沒有帶對方去自己的酒店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