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內心容不下懦夫。
——d. 安託瓦內特·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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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志得意滿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這是我作為心理治療師開設的私人診所營業的第一天，我已經用學到的知識武裝好自己，深諳的規則也讓我胸有成竹。接下來，就等那些有待我來「解決問題」的病人上門了。
我太天真了。
好在我當時對臨床心理學這一行有多複雜還一無所知，不然的話，我可能就選擇去做理論研究了，至少各種研究物件與變數都在可控範圍之內。但現在，我不得不面對每週魚貫而來的全新資訊，學會如何靈活應對。開業第一天，我完全不知道心理治療並非由治療師來解決問題，而是治療師與來訪者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面對面交流，爭取獲得某種彼此能夠達成共識的心理真相。
讓我真正體會到這一點的是勞拉·威爾克斯——我的第一位來訪者。介紹她來我這兒就診的全科醫生在電話錄音留言中說：「等她自己告訴你具體情況。」我不知道勞拉和我相比，誰對此更加畏怯。我在不久以前還是身穿牛仔褲與t恤衫的學生，轉眼便按照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著裝禮節換上了絲綢襯衫，以及墊肩厚度堪比橄欖球中後衛的名牌西服，搖身一變成了職業人士。端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後面的我，看起來彷彿是心理學家安娜·弗洛伊德與演員瓊·克勞福德的合體。幸好我二十多歲就早早長出白髮，這恰如其分地為我的舉止增添了幾分莊重。
勞拉身高不過五英尺，身材玲瓏有致。她長著一雙大大的杏眼與兩瓣飽滿的嘴唇，要是我在三十年之後見到她，肯定會以為她的嘴唇注射過肉毒桿菌。她一頭濃密的挑染金髮長及肩膀，肌膚如陶瓷般白皙，與烏黑的雙眼形成鮮明對比。她雙唇鮮紅，五官在精緻妝容的襯托下顯得分外標緻。她身穿定製款絲綢襯衫、黑色鉛筆裙，搭配一雙細高跟鞋，看起來特別時髦。
她說自己二十六歲，單身，在一家大型證券公司工作。她一開始是秘書，後來受到提拔進入人力資源部門。
我詢問如何才能幫助到她，勞拉卻坐在那兒久久地凝視著窗外。我等她告訴我問題何在。我所面對的這種持續等待便是所謂的「治療性沉默」——來訪者置身於這種不自在的安靜中時，更容易吐露真相。終於，她開口了：「我得了皰疹。」
我問她：「帶狀皰疹，還是單純皰疹？」
「生活不檢點才會得的那種。」
「性傳播的那種。」我幫她翻譯道。
當我問起她的性伴侶是否知道自己患有皰疹時，勞拉說，她交往了兩年的男友艾德對此矢口否認。不過，她回憶說在對方的櫃子裡發現了一個藥瓶，和她配的藥是同一種。我對此提出疑問後，她卻表現得不以為意，覺得自己對此無能為力。她說：「艾德就是這個樣子。我已經狠狠說過他了，還能怎麼辦呢？」
這種漫不經心的回答表明，勞拉對於自私與欺騙的行為早就習以為常。她說，她之所以被轉到我這兒來看病，是因為連最強效的藥物都無法控制病情，醫生認為她需要接受精神科的幫助。但勞拉明確表示不希望接受心理治療，她只想快點兒治好皰疹。
我解釋說，對於有些人而言，壓力是潛伏的病毒發作的主要誘因。她說：「我知道‘壓力’這個詞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感覺。我不覺得自己有壓力。我就是一天天地過日子，身邊全是愚蠢的鄉巴佬。」勞拉告訴我，她這輩子沒遇到過太多困擾，不過她也承認皰疹對她造成了莫大的影響。
為了讓她放心，我告訴她，十四歲到四十九歲的人之中，每六個人就會有一個得皰疹。她的回答是：「那又怎麼樣？大家都深陷泥潭，自身難保。」我改換策略，告訴她我理解她為什麼難過。一個聲稱愛她的男子背叛了她，而且這病疼痛難忍——事實上，她幾乎都沒法坐下來。最難受的則是羞恥感，從今以後，她不得不告訴所有和她親密接觸過的人自己得過皰疹或者是皰疹病毒攜帶者。
勞拉也這麼認為，但對她而言最糟糕的是，儘管她想盡一切辦法擺脫原有的家庭環境，自己卻還是像家人那樣，深陷在一片混亂的生活之中。「就像是流沙。」她說，「不管我多麼努力地試圖爬出這灘汙泥，還是不斷往下陷。我自己清楚，我已經盡了全力。」
我請勞拉談談自己的家庭情況，她說她不想細說「那些爛事」。她說自己很務實，只想減輕壓力——無論其來自何處——這樣一來，皰疹帶來的疼痛也能有所好轉。她只打算來這麼一次，希望我要麼給她開點藥片，要麼就「治好」她的「壓力」。我不得不給她潑冷水，告訴她壓力或者焦慮有時很容易緩解，有時卻很頑固。我向她解釋，我們需要預約好幾次會面才能搞清楚她的壓力究竟是什麼、她對此有什麼樣的感受，以及壓力源自何處，然後再尋找緩解的辦法。我說，有可能是因為免疫系統忙著對抗壓力，就沒有餘力再去對付皰疹病毒了。
「真不敢相信我會經歷這種事。我原本以為自己是來拔牙的，結果一不小心，整個腦袋都被連根拔掉了。」勞拉一臉不悅，但最終還是妥協了，「好吧，再幫我預約一次吧。」
無意尋求心理治療的來訪者特別難辦。勞拉只想治好皰疹，而且在她看來，心理治療只是達成這個目的的一種手段。她也不想細數家族史，因為她不覺得這跟皰疹有什麼關聯。
從事心理治療的第一天便發生了兩件我沒有料到的事情：第一，這個女人怎麼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壓力呢？第二，我讀過數百個案例研究，看過許多心理治療的錄影帶，參加過幾十次大型巡診，其中沒有一個病人會拒絕提供家族史。即便是我在精神病院值夜班的時候——他們把那些迷失的心靈安置在醫院深處的病房裡——也從未聽到病人對此有任何異議。甚至像某位病人那樣，僅僅透露自己來自以色列的拿撒勒，父母分別叫作約瑟夫與瑪利亞，那也算是家族史。可現在，我的第一位來訪者卻什麼都不肯說！我意識到自己必須遵從勞拉的奇怪路數，配合她的節奏循序漸進，不然她就不會再來了。於是我在寫字板上寫下：「第一樁任務：讓勞拉開啟心門。」
弗洛伊德曾經提出過一個名叫「移情」（transference）的概念，指的是來訪者對心理治療師逐漸產生感情。在他看來，這是心理治療的基石。相應的，心理治療師對來訪者產生感情的過程則被稱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經營私人診所十多年以來，我發現，如果我們沒有真正喜歡上來訪者、沒有給予其支援，來訪者都會察覺，而治療也註定失敗。來訪者與心理治療師之間存在一種化學紐帶，只不過，這種紐帶可遇不可求。有的心理治療師也許不這麼認為，但在我看來，他們是在自欺欺人。
我很走運。我一開始就與勞拉有所共鳴。她矯健的步伐、斷然的語氣和嚴肅的態度都讓我想到自己。她每週工作長達六十小時，卻依然堅持去上夜大，一門一門課業逐個攻克。當時二十六歲的她正在攻讀商業學位。
接下來的那次來訪中，勞拉帶著四本有關壓力的書走了進來，書上貼滿了黃色的便利貼。除此之外，她還費力地拿著一個碩大的掛紙白板，上面是她精心製作的彩色圖表，最頂上寫著：「壓力？」下面分成好幾欄，紅色的第一欄標題為「應付渾蛋」，底下則列出了一些「渾蛋」：第一個是她的老闆克萊頓；第二個是她男友艾德；第三個則是她的父親。
勞拉告訴我，開始閱讀這些有關壓力的書籍後，她便試著尋找自己生活裡的壓力來源。她整個星期都在忙著製作這張圖表。當我評論說這裡面沒有任何女性時，她仔細打量了一番說：「有意思。確實如此，我不認識什麼渾蛋女人。即便我認識，也能躲開或者避免自己因為她們而生氣。」我指出我們距離查明她的壓力來源越來越近了，隨後讓她就這些男性登上這一欄的原因舉一個例子。「他們不把任何規矩放在眼裡，不在乎任何事情的成敗。」她向我說道。
我說，考慮到她的父親也在這份名單上，我希望能對她迄今為止的生活經歷有一個大致瞭解。她聽了之後，白眼翻得都快背過氣去了。我繼續說下去，問勞拉對父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她立即說起自己四歲時從滑梯上摔下來，腳被一塊鋒利的金屬劃破了，父親溫柔地將她抱起，帶她去醫院縫針。他們在候診室的時候，一位護士說勞拉傷得如此厲害，卻像個真正的勇士那樣一聲不吭。父親摟住勞拉擁抱她，說：「不愧是我的女兒，真是讓我驕傲。一聲不吭的，就像馬一樣強壯。」
勞拉那天接收到一條對她影響深遠的資訊，她自此永遠不會忘記：只有堅強不吭聲才能贏得愛與關懷。我指出其中的一體兩面性後，勞拉說：「所有人被愛都需要理由。」顯然，無條件的愛——即無論孩子做了什麼都會得到雙親的愛——這樣的概念對她來說相當陌生。
我問起勞拉的母親，她說自己八歲時母親便已去世。我接著問起她母親的為人。勞拉只說了兩個詞語：「疏遠」和「義大利人」。這在我聽來有點兒不太尋常。她想不起關於母親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追問下，她也僅僅提起自己四歲時母親把一個玩具爐子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了她。在她開啟盒子的時候，母親笑了。
至於母親是怎麼死的，勞拉也不太確定。我為此不得不提醒她說得再具體一點。「她早上還好好的，等到我和弟弟妹妹放學回家後卻沒有午飯吃。我覺得有點兒奇怪，於是推門進到父母的臥室。我發現母親在睡覺，於是推了推她，然後把她翻到面朝我的方向。我至今依然記得雪尼爾床罩在她臉上留下的印子。我不知道父親在哪裡上班，因此沒有打電話給他。我讓弟弟和妹妹回學校去，隨後撥打了報警電話。」
警察找到勞拉的父親後，用警車把他送回了家。「他們用毯子蓋住我母親的面孔，毯子上還印著‘多倫多東部綜合醫院財產’的字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還記得這個。」她說，「然後那些人用輪床把她抬下樓，她的遺體就這麼消失了。」
「沒有守夜或者舉行葬禮嗎？」
「我記得沒有。我的父親出門去，接著天就黑了。那時已經過了晚飯時間，沒有人給我們做飯。」勞拉意識到，現在得由她來做晚飯，還要告訴弟弟妹妹母親去世的訊息。她說了之後，六歲的妹妹哭了，五歲的弟弟卻毫無反應，只是問勞拉是不是現在開始會成為他們的母親。
她母親的家人既沒有出席葬禮，也沒有向外孫和外孫女伸出援手。「我母親從未提起過他們，但我從父親的冷嘲熱諷中大體可以猜到，他們基本已經與她斷絕了關係。」勞拉解釋說，「他們都是真正的義大利人。你知道，就是隻在小義大利一帶走動，整天都穿黑衣服，像是一直在為別人服喪一樣。我的母親是家裡六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兒，她十歲以後便不被允許出門，必須待在家裡做飯打掃。她無法單獨上街，唯一的外出機會便是陪她母親去購物，連每天上學放學都得由其中一個兄弟陪同。」
儘管家教嚴格，勞拉的母親還是在十六歲時懷孕了。勞拉的父親是個有著蘇格蘭血統的加拿大人。在這家義大利人眼中，他就是搞大他們女兒肚子的十七歲小流氓。勞拉母親的兄弟們把他狠狠揍了一頓，還說如果他不和她結婚就要殺了他。婚禮那天之後，勞拉母親的家人就再也沒來看過她。
勞拉的母親在婚禮的五個月後生下勞拉，二十個月後產下她的妹妹，過了一年，又迎來了她的弟弟。我問勞拉是否去小義大利看望過外祖父母，她表示對此毫無興趣。
我好奇勞拉的母親是否患有憂鬱症，並因此陷入情緒無能的狀態。童年時被用拳頭說話的男性家人保護得密不透風，長大後又嫁給一個無意與其結婚的男子，而且後者不僅沒什麼能耐，還可能對她施加了情感及身體上的虐待，因為記恨她而對她不理不睬。就算沒有發展成精神創傷，試問誰不會因此陷入抑鬱？她的父母也和她斷絕了關係，從未對她讓家人蒙羞的行為釋懷。她因此無路可走。我詢問勞拉她母親是否死於自殺，她說她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據她所知，警方沒有進行屍檢。
難以置信的是，勞拉在接受心理治療的四年時間裡關於母親的回憶唯有這個玩具爐子。在此期間，我與勞拉嘗試自由聯想法，讓她寫下關於母親的日記，去拜訪母親的墳墓，可依然一無所獲。
接下來的那次來訪中，我們的話題又回到了勞拉的父親身上。勞拉告訴我，他曾是一名汽車銷售員，但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失業了。勞拉的父親一直為酒精、賭博和「誤解」所困。儘管他金髮碧眼，既英俊聰明又富有魅力，卻還是日漸落魄。
勞拉母親去世後的第二年，她父親帶著全家搬到了多倫多東北面的鮑勃坎基恩。勞拉認為他是為了躲避在多倫多找他麻煩的那些人，不過她也不是很確定。為了謀生，父親搞來一輛餐車，向來此地消暑的人們販賣薯條。勞拉會在一旁開汽水罐、遞送薯條，她的弟弟妹妹則在停車場裡玩耍。勞拉因此成為父親口中的「得力助手」。他們一家住在鎮外的一間小木屋裡。木屋主人那家人的地皮上有好幾間簡陋的小屋，這些屋子四散在樹林各個偏僻的角落。
勞拉九歲那年，她和弟弟妹妹都在九月開始上學了。度假的人們離開以後，賣薯條的生意便難以為繼。他們為這間只有一個房間的小木屋買了個小小的暖爐，然後全都擠在爐子周圍。勞拉記得，有一次，兩個男人出現在家門口討要餐車的錢，她的父親則躲在廁所不肯出面。驅趕這兩個人成了勞拉的職責。
後來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她父親說要開車去鎮上買菸，結果一去不回。三個孩子沒有吃的，衣服也只有兩套。勞拉在講述這段故事時沒有表現出恐懼、憤怒或任何其他情緒。
由於害怕被安置到寄養家庭，她不希望有人知道他們遭父親遺棄，因此還是保持原來的生活習慣。這些位於湖區森林深處的小木屋的主人是一個五口之家。勞拉和他們的女兒凱西一起玩的時候，那家人的母親格倫達一直對她很好；那家的父親羅恩不多話，經常會熱心地帶著勞拉六歲的弟弟克雷格和自己的兒子一起去釣魚。
勞拉的妹妹翠西「一直在抱怨」，勞拉特別煩惱地說道。翠西想去格倫達和羅恩那兒跟他們說有人帶走了父親，還想知道是否可以和他們住在一起。
勞拉和弟弟妹妹不同，她意識到父親已經拋棄了他們。「他被逼得走投無路，欠別人錢，天知道還欠了什麼。」她說。幾個小孩在母親去世後難以管束，父親便威脅說要把他們送到孤兒院去。勞拉明白他不是在嚇唬他們。她只知道，自己的任務就是讓生活照常繼續下去。當我問勞拉被遺棄後有什麼感受，她看著我，就好像我在危言聳聽。她說：「我父親並沒有徹底拋下我們，他知道我會打點一切。」
「你當時九歲，身無分文，孤零零地住在樹林裡。你會如何形容這樣的生活呢？」我說道。
「我想，從表面上看，父親確實遺棄了我們，但他離開鮑勃坎基恩是情非得已，他其實不想跟我們分開。他別無選擇。」
我到那一刻才認識到勞拉和她父親有多親密，而她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以免感到失落。動物和人類都有建立情感紐帶的傾向，都想要親近父親或母親，當對方在身邊時會感到安全。勞拉不記得當時的「感受」了，她有的全是「計劃」。換句話說，她讓生存本能接管了一切。畢竟，在加拿大冬日的荒野裡她要讓兩個小孩吃飽穿暖。勞拉之後依然會對我不斷詢問她的感受嗤之以鼻，並且不止一次表示，感受是那些生活無憂又——用她的話來說——不用「動腦子」的人的奢侈品。
我明白勞拉說的計劃與感受的區別。我自己在生活中遭遇逆境時，也沒有時間去琢磨感受；我有的無非是應對的工夫。我兒時家境優渥，但在十幾歲時，我那位極其明智的生意人父親開始顯露出精神疾病的跡象。我們後來發現他腦部有腫瘤，且已經無法手術。我打電話給父親的會計後得知他已經徹底沒有錢了。於是，我不得不邊上學邊打兩份工來養家。我和勞拉一樣，根本不記得有過任何感受。我當時滿腦子都在琢磨如何應對生計。
我在一開始為勞拉進行心理治療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同行督導小組。小組裡都是心理治療師，大家會聚在一起討論案例併為彼此提供建議。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我「止步於她的心理防衛」，沒有充分挖掘勞拉的感受。我意識到，為了確保我對創傷的反應不會影響到此次心理治療，我必須深入探究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我的同行很可能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想知道他們是否曾遇到過眾所周知的那堵壁壘：如果沒有時時刻刻聚焦於現實生活，便有可能受到嚴重傷害。畢竟，沒有什麼比生存需求更能讓人集中精神的了。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無法深入瞭解勞拉的感受讓治療變得更加困難。我很快認清自己的首要工作並非詮釋她的感受，而是進行挖掘，隨後再加以詮釋。
我在總結第一個月的心理治療時在筆記裡是這樣寫的：「此次的來訪者無意尋求心理治療，對曾經和自己相處八年的母親也沒有什麼清晰的記憶——這一點在文獻中聞所未聞；她不知道什麼是壓力，卻希望能將其擺脫，她在自己遭遺棄時也不記得有過任何感受。我接下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勞拉繼續講述她的遭遇。很明顯，她的頭腦一直都很清醒。她發現大多數木屋都在越冬前打掃過了，於是帶著弟妹搬到最偏遠的屋子，因為那裡到春天才可能開放。他們還帶上了暖爐。她知道他們必須保持原先的生活習慣，不然就會有人察覺。因此，他們每天會走將近一英里的路去坐校車。勞拉會跟其他人談起自己的父親，像是他已經回到了小木屋；她讓弟弟和妹妹也這麼幹。
「所以說，你們在九歲、七歲和六歲的年紀被孤零零地留在小木屋裡過日子。」我說，「如果你要蒐集造成壓力的事例，可以把這一件寫進去。」
「首先，一切都結束了。再說了，我沒有被打倒，」勞拉反駁道，「九歲不小了。」
「你們這樣生活了多久？」
「六七個月吧。」
那次來訪結束前，我總結了自己對這一情況的看法。「你一直都很勇敢。你的遭遇聽起來相當艱難，有時還很可怕。被遺棄後你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單獨住在森林裡，而你又年紀太小，無法擔起家長的職責。」我說，「你經歷了《糖果屋》裡的種種危難，還沒有面包屑指引回家的路。」
她呆坐了足足有一分鐘才開口。在近五年的心理治療過程中，這是她為數不多的幾次雙眼溼潤的時刻，只不過，她湧出的是憤怒的淚水。「你為什麼要這麼說？」她質問道。
我說我是在表達同理心，她斷然駁斥了我。「這是有人去世時才會說的話。聽著，醫生，如果我還會回到這裡，我絕對不希望再聽到你這麼說，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同理心或隨便什麼東西留給自己吧。」
「為什麼？」我問她，由衷地感到困惑。
「你談到感受的時候，我看到有一扇門開了，門裡全是妖怪。我永遠不會踏進那個房間。」她堅決地說道，「我得不斷朝前走。我要是開始沉溺——哪怕就一次——就會淹死。況且，這也不會讓事情有所起色。」
我點頭的時候，她又說：「在我今天離開之前，你必須保證再也不會說這些。不然我可沒法接著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永遠不希望從我這裡感受到任何善意、同理心或同情？」
「正確。如果我想要同情，買賀曼百貨公司的賀卡就能擁有，要多少有多少。」
要記得，勞拉是我的第一位來訪者。我可不希望在她的病態需求面前做出妥協。不過，我看得出她是真的想要退出心理治療。我的那一丁點同理心對她來說不堪重負，讓她感到害怕。這成了目前心理治療中的大忌。
我如果是個更有經驗的心理治療師，就會把我感受到的難處擺在她面前。我們可以按照格式塔療法（gestalt therapy）的創始人弗裡茨·皮爾斯（fritz perls）的方法，用他提出的「此時此地」原則（the here and now）來解決這個問題。皮爾斯相信，治療師及來訪者在心理治療中建立起的互動關係，跟來訪者自身及其面對的世界之間的互動關係是一致的。我其實可以這樣說：「勞拉，你是在要求我表現得像你的家長那樣，對你的痛苦漠不關心。你已經習慣於沒有人回應你的悲傷。但我不想成為那樣的角色，我現在覺得很為難。」
但我當時說的是：「你顯然已經下定決心。我會尊重你的意願，接受你的要求，我也希望讓你感到自在，這樣才能順利進行下去。不過，我不會在整個心理治療過程中都按照這個要求來做。」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勞拉又帶著各種書籍出現，還指出她的工作場所是壓力來源。「我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我的老闆克萊頓來得很晚，還會跟和他有外遇的秘書花兩個小時吃午餐。」她解釋說，「他五點下班，所以說，我上班時間比他早，下班也比他晚好幾個小時。」
「你跟克萊頓談過這個嗎？」
「當然了！我甚至都朝他大喊大叫，但他根本不理睬我。」
「所以說，你承擔了太多工作。」
「我實在沒有選擇。我得幹他的活兒和我自己的活兒。」
「感到別無選擇確實會讓人壓力很大。」我總結道。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如何應對克萊頓的問題。實際上，勞拉沒有看出他有任何轉變。就像她男友艾德說的那樣：「克萊頓過得好著呢，為什麼要改變呢？」
「有意思，這話居然是艾德說的。」我說。
「為什麼？」她問我。
「你看，艾德也會把問題推到你身上。克萊頓把工作推給你，艾德則把皰疹傳染給你，他就這樣讓你去處理問題。你對他生氣的時候，他拒不承認自己攜帶病毒，當你發現他也在服用治療皰疹的藥物時，他還找了個站不住腳的藉口，說自己以為這病不會傳染。這樣認為的人要麼來自另一個星球，要麼就是在自欺欺人。」
「至少艾德道歉了。他寄了兩打玫瑰到我公司，隨附的卡片上還寫著‘因為我愛你’。」
她覺得這樣就能原諒他把皰疹傳染給她這件事嗎？我當時說的是：「艾德不是在捷豹經銷商工作嗎？你跟我說過，每當有女的去試車，他第二天都會送去玫瑰花。這並不難辦。」
「你是想讓我生氣嗎？」
我向她保證我無意激怒她，我說我只不過想知道她對艾德的行為作何感想。
「那我該怎麼辦？永遠都不原諒他嗎？」
我指出我們一開始說的是艾德對克萊頓的評價，而這兩個人裡，前者不太靠譜，後者也不怎麼靠譜。艾德認為由於勞拉包攬了一切，所以克萊頓才不需要做出任何改變，我希望勞拉能明白這樣的話由他說來是有多諷刺。可勞拉兩手一攤，表示自己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於是我問勞拉，她與艾德的戀愛關係裡誰付出得更多。當她承認是她自己時，我沉默了。最後，她問我到底是在針對誰。
「艾德老是遲到、拈花惹草，還把皰疹傳染給你，你都不跟他計較。」我直言道。沉默了好一陣後，我問她為什麼不期待男效能做出得體且成熟的行為。
「至少他道歉了。這已經比我父親強了。」接著，她望著窗外說道，「而且，我父親在當父親這件事上也沒那麼糟糕。他在我母親去世後沒有把我們丟開，很多男的會直接打電話給兒童保護機構。」
「不過，他確實把你們扔在了北面鮑勃坎基恩冰天雪地的小木屋裡。」
「我已經說過，我們應付過來了。」她的語氣不屑一顧，就好像我喋喋不休地反覆在絮叨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她採用的心理技能叫作「重構」（reframing），指的是賦予某一概念新的定義，以此改變其中的意義。她把我眼中的疏於照管進行重構，並將我的擔憂視作「過度保護」。
「你第一次來的時候說起‘生活中的那些渾蛋’，我們能不能展開聊一聊這個話題？」勞拉看起來很茫然，於是我改換措辭，「你所說的渾蛋是不是那種一味索取卻從不付出的人？就是隻顧著滿足自身需求的人？」
「所有人都只為自己著想，這是我父親的座右銘之一。」
「他是想讓自己的行為顯得合乎情理。有多少父親會出門買菸然後一去不回？」
「肯定有這樣的父親。我是說，世上有孤兒院。為什麼會有成千上萬的孩子進入兒童保護協會？因為父母拋下他們不管了，這就是為什麼！」
「職場上有多少當主管的因為有助理加班打掩護，即便偷懶還是能保住工作？」我問道。
「好吧，你看，如果我把克萊頓逼得太緊，他也許會開除我。」
「有多少人在得皰疹這麼可怕的事情上被男友欺騙？」
「可能跟花冤枉錢看心理醫生的人一樣多。」
勞拉一邊氣憤地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一邊搖著頭喘著粗氣說：「我語氣是重了點，但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得聽這些沒用的廢話。」她隨後補充說，除了「幾次失誤」，父親在她的生活裡一直沒有缺席。實際上，她大聲強調，她經常和父親見面聊天。
勞拉依然是個不願意接受心理治療的來訪者，而我也依然是個操之過急的新手治療師，一心想要卸下她的防備。我逐漸發現，我是否知道來訪者的問題出在哪裡其實一點兒也不重要。心理治療的關鍵在於來訪者是否知道問題何在。如果我們用力過猛，他們就會關上心門。勞拉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才搭建起這樣的心理防禦，要將其一層一層卸下勢必需要時間。
我有我自己的心理困境。我需要鍛鍊自己身為心理治療師的耐心，可我內心深處卻埋藏著a型性格。人的性格分為兩類：a型和b型。a型性格的特點是有野心、侵略性和控制慾；而b型性格則比較閒散且與世無爭。（這是比較寬泛的概括，大多數人其實介於a型和b型之間。）a型性格的人急於求成，而這種內心的慾望有時會轉化為壓力。事實上，這些特徵往往與壓力相關的疾病有關。比如，勞拉的壓力就導致了她的皰疹病情加重。
許多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人的性格型別與生俱來，這意味著我們天生就擁有特定的傾向，並不會隨著成長而改變。當然，無論我們是哪種性格型別，我們的出生順序、父母的教養方式乃至社會變數都會產生影響，不過，這些影響很有限。換句話說，一旦你是a型，就永遠是a型。勞拉和我都是a型性格。好的一面是我們都工作勤奮、有所成就；不好的一面則是我們都缺乏耐心和同理心。我們往往會在實現自己抱負的過程中傷害到他人。因此我要格外注意，避免與勞拉發生a型性格之間的對峙。如果我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心理治療師，就得學會收斂這樣的性格。耐心——a型性格人群的短板——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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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者經常會在心理治療中提到各類文化典故。他們講述的夢境裡會出現——比如說——電視劇角色，或者自己在夢裡成了政治人物，或是遇到新聞裡發生的事情。他們通常會以為我對這些內容也很熟悉，可我其實往往一無所知。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整整二十年裡幾乎不看電視也不聽廣播。我上大學時家裡沒有電視機，而且因為一邊學習一邊還要忙於各種工作，也根本沒時間看電視。接著，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生下一個兒子，一年之後，又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我丈夫也還在讀書，我們倆帶著孩子住在一家商店的樓上，狹小的空間裡還擺著一輛三人座嬰兒推車，外加三個嬰兒汽車座椅。我必須在規定時間內拿到博士學位，因此那時會把鬧鐘定在清晨四點半，圍繞嬰兒的作息安排工作。我丈夫和我都沒時間看電視或聽廣播，我們把空餘時間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了照顧孩子或工作上。我也因此處於一種奇怪的境地：我對十九世紀的科學瞭如指掌，尤其是與達爾文和弗洛伊德有關的內容，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流行文化則一竅不通。許多年以後，我並沒有發現自己有任何遺憾，我有書看就足夠了。
不過，我倒是會每年前往紐約電視和廣播博物館朝聖，那裡收錄了有史以來所有電視節目的複製（當然，那個年代還沒有youtube）。公眾可以在閱片室裡挑選並觀看節目，我就是在那裡補劇，瞭解我的來訪者們提到的電視節目以及幫助他們塑造性格的各種角色。知曉一部電視劇之於某位來訪者的意義後再觀看，就特別有意思。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沒有充分得到過家長的引導，因此，電視劇與電影中的人物互動方式對他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勞拉就是一個完美的例證。她的電視劇夢為心理治療帶來了全新的轉機。跟往常一樣，要讓她講述夢境特別困難；我問她做過什麼夢的時候，她便說自己從來不做夢。不過，她難以抑制自己的上進心。接下來的那次來訪中，她腳踩高跟鞋來到診所，帶著一份手寫的近期夢境報告，上面還用熒光筆高亮標出了關鍵詞句。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說：「我夢見了波特上校。」
「你有親戚在服役嗎？」我問道。
她說：「哦，天哪！你不會不知道他是電視劇《陸軍野戰醫院》裡的上校吧？」她看我一臉茫然，於是說，「別告訴我你不知道波特上校。我可不希望遇到一個來自外星球的心理治療師。」
她說這是一部情景喜劇片，講的是朝鮮戰爭時期的美國醫療隊。波特上校是一名職業軍官，也是這支醫療隊的負責人，他本人還是一名外科醫生。勞拉說他很善良，而且不管面對什麼樣的白痴，他都不會妄加評斷。
「所以說，他是個可敬又可靠的人。」我注意到，這是她的老闆、男友和父親都不具備的兩個特點。
「我夢裡的波特上校戴著飛蠅釣愛好者的那種帽子，上面掛滿了魚餌。」她說，「我穿著病號服一瘸一拐地走在醫院走廊上，他則朝我走來，身上的裝束和電視劇裡的軍裝一樣，只是帽子是飛蠅釣的帽子。我繼續跛著腳朝前走，他一隻手放在我肩膀上，什麼也沒有說。我醒來後感覺特別開心。」
「波特上校對你來說代表著什麼？」
「哦，我可不想聊這些，我的天！我為自己在父親離開的日子裡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這個夢肯定和那段時間有關。」
我知道勞拉喜歡明確又實際的解決方案，於是說：「我知道你想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改善。羞恥感像是凝固汽油彈，不僅黏稠、會灼傷人，還會一直黏附在人身上。如果可能，最好一點一點將其剝下。」
「羞恥感和壓力是一回事嗎？」勞拉問我。她還是在從務實的角度考慮，希望能為壓力找到歸屬，藉此擺脫痛苦的皰疹。
「要我說，羞恥感自然會帶來壓力。」我回答道，「這是一種令人不快的羞辱或悲痛的感覺，其成因是在某種程度上被我們的社會視為禁忌的行為。弗洛伊德認為羞恥感讓人覺得自己不會被愛。羞恥感比內疚感更有害，因為後者是一種關於自身行為的痛苦感覺，而前者則是關於自身作為一個人的糟糕感覺，因此在心理層面具有更大的破壞性。」
勞拉聽了這話揚起一邊的眉毛，然後點了點頭，像是意識到自己得好好琢磨一番。
「那麼，」我繼續說道，「我們繼續聊聊你九歲時和七歲的妹妹、六歲的弟弟一起在小木屋的生活吧。」
她說：「這就像面對冰冷的湖水，最好的辦法是一頭扎進湖裡遊起來。所以說，你不要打斷我，讓我一口氣講下去。你聽完會說：‘怪不得她會得皰疹，她活該。’」她最後那句話是典型的內疚與羞恥的結合，因此聽起來顯得她十分厭惡自己。
勞拉看著窗外，一邊避免與我有視線接觸，一邊開始以一成不變的語氣講述自己的故事。「我父親離開後過了幾天，我意識到我們得吃飯。此外，克雷格的老師還跑到我的班上，問我他為什麼沒有帶午餐。」她描述了克雷格是如何哭泣的。其他學生讓出一些午餐，老師則注意到他會把餅乾放進自己的口袋。「她問我家裡的情況好不好。我說一切都好，而且我父親那天就會拿到工資。她想往我家打電話，但我跟她說我們家沒有電話。」老師於是讓她叫母親致電學校。
「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從牛奶箱裡偷錢的。」勞拉接著說了下去，「大家把牛奶箱傳來傳去，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的錢放進去，我卻把錢從裡面拿了出來。我拿得不多，不然會被發現。等到放學後，我就把錢給翠西，讓她去雜貨店買點幾便士的糖果。她分散店員的注意力時，我就去偷火腿罐頭和其他各種食物。我偷起來特別拿手，還會光顧鎮上的不同商店，這樣就沒人會懷疑我了。」
隨後，勞拉講述自己是如何在沒有洗衣機的情況下讓弟弟妹妹有乾淨的衣服穿的。「我們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是《迪士尼奇妙世界》，因此，我會讓他們在迪士尼之夜洗澡，把他們的髒衣服都扔掉，然後趕在週末來臨之前的星期五去巨虎折扣商店偷星期一穿的新衣服。我和父親一樣是個了不起的小偷，我猜這是遺傳。我曾經看過帕蒂·麥科馬克主演的電影《壞種》，電影裡的那個人就是我，外表漂亮善良，內心卻狡詐險惡。」
在勞拉講述這些經歷的過程中，我格外注意避免用自己的見解打斷她。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聆聽。
「我感覺翠西一直在哭，克雷格則除了嚷嚷餓之外什麼也沒說。但他尿床了，我一開始會對他大喊大叫，後來就不再理會，任由他睡在被尿溼了的床上。最後我還想到一些辦法，比如對他們說，如果不停止抱怨或者不按我說的去做，我就拋下他們不管了。這招很有效。我就這樣成了他們的母親。」
令我震驚的是，沒有任何官方機構介入過，就連克雷格的老師後來也沒有跟進。
勞拉低頭看著地板，我能夠感覺到她的羞愧。她一般不會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我看得出來，她接下來要說的話對她來說意義重大。「我不是個好母親。我不允許他們提起父親或他離開的事。如果他們開始哭鬧，我就說我們必須這麼過下去。誰開始哭我就揍誰。」
電視上播出的《陸軍野戰醫院》聖誕特別單元讓勞拉懂得了如何對弟妹更有同情心。「波特上校說，只要大家擁有彼此，有沒有禮物其實不重要。」勞拉出於絕望，開始聽從波特上校給手下年輕士兵雷達的建議，「他就像是雷達的父親，我也把他當作我們的父親。我假裝他去打仗了，我們得通過電視獲得他的訊息。我告訴自己，不管他說什麼，我都會照做。我把他從裡到外都瞭解得一清二楚，然後就能對自己說：‘波特上校遇到類似的情況會怎麼做？’」
勞拉就是這樣應對克雷格尿床的問題的。「我把克雷格當作雷達，把自己當作波特上校。我說：‘說吧，孩子，你哪裡不舒服？’」克雷格沒有回答，勞拉於是伸出胳膊摟住他，告訴他一切都會好起來。沒過幾天，他就不再尿床了。
「後來我開始跟波特上校說起我偷東西的事。他會跟我說：‘等戰爭結束了，你可以把偷竊的金額都補上。’他會說我不是壞人，說外面在打仗，我們只是迫不得已。他還說，‘總有一天，這一切都會結束，我們會回到自己的家園，我們愛的人都在那裡等著我們。’」勞拉隨即開始用同樣的話來安慰翠西和克雷格，「我告訴他們，我們都會長大，然後會找到波特上校那樣的人，他會愛我們，永遠為我們著想。這幫助我們渡過了難關。」勞拉至今依然會夢見波特上校，基本上都是在她感到孤獨或陷入困境的時候。
她靠回座位看著我，「好了，這下子你是唯一知道這一整出離奇往事的人了。我知道這意味著我是個小偷，不過，這是否也說明我是個瘋子呢？」她問我，「每當我在哪裡看到別人寫到瘋子的腦袋裡會冒出聲音，我就感到害怕。認為波特上校是自己的父親，還想象他對我說話，這樣尋求慰藉簡直太像個瘋子了。」
接下來輪到我來「重構」這段經歷了。「在我看來，你一點也不瘋狂。實際上，我覺得你非常足智多謀。你想盡一切辦法維持生計，你希望讓家人都待在一起，而且做得比大多數九歲的孩子都要好。我認為你特別英勇。」
勞拉沒有聽進去。她見我沒再往下說，便挖苦我說：「別跟我來羅傑斯先生那一套。」兒時很少得到表揚的來訪者在成年後往往不太相信他人給予的正面評價。兒童對自我的認知在童年時期形成，在此期間獲得的自我概念需要經過長期的正面肯定才能扭轉過來。
「我到現在還記得偷火腿罐頭時的恐懼，而且依然能聞到店主放在地板上吸附雪水的溼潤硬紙板的氣味。」她坦言道。
「你做這些是為了讓弟弟妹妹活下去。我認為波特上校是一個完美的父親，而我們都會向榜樣學習。這比其他形式的學習都更有效。你很聰明，找了一個讓自己乃至弟弟妹妹都能學到東西的榜樣。」
「可我對待他們時脾氣很差。」
「你比較務實，不可能一味地哭泣抱怨，否則你們都會完蛋。你管得很嚴，可一旦你學會像波特上校那樣處事，很快就解決了克雷格尿床的問題。」
勞拉並不這麼認為。「我真的不是一個好母親。翠西和克雷格都過得很糟糕。翠西高中都沒畢業，現在住在鄉下的某個破地方，在工廠裡摘火雞內臟。她跟一個名叫安德魯的勤雜工勾搭上，兩個人都不太懂人情世故，根本不知道怎麼談戀愛，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跟彼此相處。我的弟弟克雷格已經有了一個孩子。他沒有跟孩子的母親住在一起，還整天遊手好閒。他只幹一些季節性的雜活，比如掃雪，平時則整天抽大麻。」
「你知道自己擔起家長的責任時才九歲對吧？」
「那又怎麼樣？很多女孩都在九歲時當家長了。她們都做到了。」
勞拉根深蒂固的羞恥感顯然是建立在「九歲時就應該當個好母親」的錯覺之上。人們最大的痛苦往往就是源於一個錯誤的假設。我說：「她們並非沒有人幫忙。你被迫去做一份自己毫無頭緒的工作，失敗在所難免。」
遺憾的是，勞拉從未完全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這樣的錯覺：她認為自己沒能成為弟弟妹妹的好家長。她無法接受自己只是個小女孩且無法勝任這份工作的現實。
我在多年來的心理治療中發現，每當兒童在小小年紀就擔上成年人的責任且不可避免地失敗以後，他們在長大成人後便會一直為此感到焦慮。他們似乎永遠無法接受自己當時年紀太小無法勝任的現實，於是會將這種失敗藏在心底。勞拉糾結於自己作為家長的失敗，卻很少提及被遺棄的創傷。她從不認為父親疏於照管，而是把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
為了說明勞拉當時年紀有多小，以及她與她父親的期望有多不現實，我帶她去看學校裡九歲的孩子。我的一位當校長的朋友幫我們安排了一次小學三年級的實地考察。勞拉看到一群穿著緊身褲襪和罩裙的八九歲小女孩後驚呆了。不過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她並沒有在離開後說她對自己太苛刻，而是說：「天哪，她們那麼稚嫩。」我帶她看了三個不同的班級。最後，她在回家的路上說：「八歲和九歲的年紀比我記憶中的小多了。」
我想，她堅如磐石的防線在拜訪過小學之後出現了些許裂痕。在她存有差錯的記憶之中，生活在小木屋的自己是個成年人，但她現在意識到自己當時年紀有多小。這足以說明我們無意識中的需求會如何悄悄滲入記憶並對其進行篡改。勞拉在父親的引導下相信自己是個成年人，這是因為她的父親在當時的生活裡需要一名成年人，所以她才會這樣看待自己。
這是我的第一個個案，而我們當時正處於心理治療的第一年。慢慢地，勞拉認識到自己的生活與大多數人的迥然不同。有一次她提起曾經收到一份生日聚會的邀請，當時三年級的所有人都收到了。她對過生日的女孩說，自己的父親會在那天帶她去看棒球比賽。冬天的加拿大自然沒有棒球比賽，因此那個女孩的母親很可能有所察覺。這位女士在生日聚會的第二天來到學校，給勞拉帶來一塊蛋糕、一個寫著她名字的氦氣球，還有一個裝滿小禮物的糖果袋。勞拉來到學校時，這些東西就已經擺在桌子上了。她驚訝於這位母親的舉措，但同時又感到不安。直到多年以後她才體會到這是出於善意的舉動。每當勞拉看到那位母親在操場邊上等待接女兒放學時，她就會躲在廁所，直到她們離開。我問起原因時，她說：「我就是覺得怪怪的。我不知道她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勞拉無疑在生存模式下應對自如，面對人類的善意卻不知所措。
勞拉的情況並沒有因為心理治療而產生重大改觀，相反，她面前彷彿出現了一塊巨大的拼圖。一些拼圖碎片會時不時地落在正確的位置，但這尚不足以讓她看清整個畫面。
之後的那次來訪中，勞拉描述了他們在小屋裡如恐怖童話般的生活是如何告終的。「我搞砸了。我在巨虎折扣商店為克雷格偷內褲時被抓到了。」當時是四月，這幾個孩子已經獨自生活了六個月。
我將她所形容的「搞砸」重構為一場勝利。「也就是說，九歲的你帶著弟弟和妹妹在加拿大冬季的十一月到四月靠自己成功地活了下來。」
「警察抓到我們後，把我們帶回了小木屋。」勞拉回憶道，「他們特別震驚，連連搖頭，隨後敲開木屋主人格倫達與羅恩的家門，問兩人願不願意在他們聯絡上兒童保護協會或者我們的父親來安頓我們之前幫忙照看。」（他們的父親直到四年後才重新露面，不過，這一點留待之後再細說。）
格倫達和羅恩有三個孩子。勞拉看得出來，翠西和克雷格喜歡待在他們家，這讓她很難過。「我還以為我們自己過得挺好的。而且，我不習慣聽從他人。我們三個人裡，我最難以適應。」
他們跟這家人一起生活了四年。我掩飾住自己對於這家人收留三個孩子的驚訝，問起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挺好的，我覺得」是勞拉的回答，她說在他們家要有紀律有秩序。「翠西和克雷格依然把他們視作家長，還會在聖誕節時去看望他們，我則不然。當母親的格倫達有一堆規矩，她希望我們都按照她的方式做事。」
當我問起她的弟弟妹妹比她更容易適應的原因時，勞拉說，因為她父親最寵愛的是她。「父親從來都不會虧待我，我也是對他最忠誠的一個。他不理睬翠西，對克雷格則很刻薄。」她的父親曾把身材瘦弱的克雷格稱作「媽媽的乖寶寶」。
相比之下，收留他們的那位父親態度就好多了。「羅恩平和又善良。他常常帶克雷格去釣魚，也從不在他口吃的時候不耐煩。」（克雷格在母親去世後便開始結巴。）「自從和他們一起生活，克雷格的所有煩惱都消失了。我得承認，不用擔心溫飽是一種解脫。」
我問起勞拉與格倫達之間的關係。
「翠西和克雷格覺得格倫達無所不能。而她也投入大量時間來安撫翠西的不安。」勞拉說完，坦言自己是另一番感受，「要知道，我一直和我父親很親。」
「你和母親從來都不親嗎？」
「是，從來都不親。所以說，我覺得我不知道有母親關愛是什麼感受。」勞拉停頓了一下，笑了，「嘿，你聽聽！我變得跟你一樣了，我在詮釋自我！」
勞拉描述自己是如何抗拒格倫達的關心。「格倫達會說：‘外面很冷，你要戴頂帽子。’我不明白，到現在都無法明白。把我當孩子為時已晚，我已經懂得如何持家。我們以沉默的方式針鋒相對。」
不過，她對羅恩心存感激。「他過去一直帶男孩們去釣魚。他有一頂那種釣魚時戴的帽子，上面彆著各種魚餌。他從來沒對我說過任何鼓勵的話，但他偶爾會對格倫達說：‘別管勞拉，格倫達。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指出，她夢中的波特上校也戴著一頂有魚餌的漁夫帽。「你夢見的男子會不會一部分是波特上校，一部分是羅恩呢——是一種善意的綜合體現？」
勞拉看起來很驚訝。「嗯，有可能。現在想來，我夢見的就是羅恩的那頂帽子。」她微笑著說，「我有時會幻想自己長大有錢了之後，給羅恩買一艘能乘風破浪的大船。他一直想買卻買不起。」
我與勞拉第一年的心理治療接近尾聲。我需要制定詳細的治療方案，還要規劃好實現的辦法。勞拉非常依戀父親，但這種依戀卻令人擔憂。勞拉原諒他的過失，現在還照顧他，簡直成了他的家長，而且並不認為父親需要為他自己的疏忽與自私負責。勞拉已經被遺棄過一次，因此緊緊抓住他不放，成了這段關係中的拯救者。家中沒有擔責任的成年人，為了一家人能生活下去，勞拉便承擔起了這個角色。她的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卻由於成長遲滯，停留在了不負責任的青春期階段。勞拉不得不支援父親，而她從中得到了什麼呢？活下來的可能。
勞拉是這個家庭裡真正的英雄，但問題在於，她在與其他男性的關係中也同樣承擔起了拯救者的角色。她以為這很正常，但實際上，這是一種適應性行為。她任由男友艾德與老闆克萊頓做出各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並且認為一如她對父親那樣，拯救他們也是她的職責。而我的職責就是要讓她意識到，她的無意識深處埋藏著想要成為拯救者的念頭，以及她是如何下意識地選擇像她父親那樣軟弱自私、需要得到拯救的男性。
識別模式是心理治療師的任務。在勞拉的案例中，軟弱——且有可能精神變態——的男性就是顯而易見的一種模式。不過，要讓勞拉看清這一點很困難，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她接受心理治療是為了治好皰疹，而非化解童年的心理問題；其次，她一心一意愛她的父親，甚至拒絕與善良的養父母建立感情。儘管勞拉的父親失蹤了，而且長達四年都沒有跟孩子聯絡，但她與父親的情感紐帶卻始終緊密。而勞拉挽救家庭得到的回報，就是他僅有的那一丁點愛。人們為了愛會做出幾乎任何事情，因此，這樣的關係很難被瓦解。在家庭中，無論我們因為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而獲得愛，都會一直扮演下去，哪怕為此付出代價。
儘管勞拉認為她掌控著自己的生活，但實際上，她失去了母親，是一個遭到遺棄、背叛和利用的孩子。顯然，勞拉和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b3/bb./bb /bb看/bb看/bb貓/bb拖/bb來/bb了/bb什/bb麼/b
隨著勞拉進入第二年的心理治療，我擔任治療師的第二年也開始了。當時我對於心理治療過程之難以預料有了日益深刻的認識。在開診所前，我並不知道理論與實際的來訪者之間竟會有如此之大的偏差。我很快認識到，純粹的理論完全是學術上的奢侈。身為心理治療師，我不管在什麼學科裡找到什麼武器，都會拿來使用。
然而，即便我受過必要的知識培訓，還是偶爾會在實踐中遇到困難。勞拉有滿腔怒火要發洩，她會花大把時間表達憤怒，卻並沒有獲得多少啟發。我引導她的方式也遠不夠巧妙——這項技能要加以學習才能掌握。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在《眨眼之間：不假思索的決斷力》一書中描述了我們的直覺判斷是如何通過多年的經驗積累而成，這可是任何書籍裡都學不到的內容。隨著我作為心理治療師的經驗越來越豐富，我也學會了如何聚焦於療愈所必需的東西。
聖誕節過後不久，勞拉告訴我，艾德送了她一床黑色緞子床單當禮物。當我問起艾德的禮物從心理學角度來說有什麼意義時，她說：「知道嗎，你對老好人艾德挺苛刻的。」還說他是個優秀的伴侶，「我有時候下班回到家發現他在房間裡點了一圈蠟燭。他還會給我買內衣、跟我跳舞。他特別希望我過得開心。」
「這件禮物很有趣，其中富有性意味。」我反駁道，「艾德正是通過性行為把皰疹傳染給你，辜負了你的信任，從而對你造成莫大的傷害。」
「哇，你是不是從來都不放過別人？比如說，你什麼時候說過：‘嘿，那是昨天的事。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我選擇放他一馬。皰疹的事讓他心裡難受極了。」
艾德失去捷豹經銷商的工作時，勞拉維護他，說他被解僱是因為另一名競爭不過他的銷售陷害了他。接著，艾德為了保住自己的豪華公寓，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賣起了可卡因。
我和勞拉談過不少關於心理邊界（psychological boundaries）的問題。人們確立這樣的界限，好讓他人以安全合理的方式與自己打交道。一個人的邊界感越強，心理也就越健康；他或她就能向別人表示自己能夠接受什麼、不能接受什麼。很明顯，艾德已經越過了勞拉的個人邊界。她不贊成酗酒、販毒和當個無業遊民，但她沒法直接說：「艾德，你傳播皰疹、販賣毒品又沒工作，這些行為我無法接受。我們分手吧。」即便艾德的行為給她帶來心理上的痛苦，她卻不知道自己有權利要求他改變。幾個月過去了，艾德並沒有找到工作。我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而是希望隨著我們對邊界有更多的探討之後，勞拉也能為自己確立一些界限。
勞拉對自己生活中的窩囊廢男子三人組忠心耿耿。我認為其中最薄弱的一環就是她的老闆克萊頓。如果要讓她立場堅定地站在自己這邊，從拯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那克萊頓就是首選。勞拉無法改變他，但可以改變自己在面對他時做出的行為。她開始專注於自己的工作，不再為克萊頓打掩護。
由於勞拉從未學會如何建立心理邊界，面對克萊頓施加的壓力，她會在他的心理操縱下感到焦慮和內疚。她下意識地認為自己應該完成克萊頓佈置的工作，懷疑自己對他置之不理是不是太過殘酷。她不知道得體社會交往的基本原則。在她看來，人與人之間平等地付出與索取這樣的正常行為顯得虛偽造作。
我問她為什麼沒有自己的原則，她表示不解：「既然每個人都能踐踏邊界任意妄為，最後只剩一堆廢墟，要原則有什麼用？沒有人會按照我的意願行事。他們為什麼非得那麼做呢？」勞拉的描述恰如其分地解釋了什麼是無力感，而人際關係中的無力感正是壓力或焦慮的主要成因之一。
人在心理上做出改變也會引發焦慮。當我們對某種行為模式習以為常，不管它有多不健康，都是我們賴以為生的手段，因此改變相當困難。我們的無意識很強大，會拼盡全力保持原來的模式。
勞拉通過拒絕幫克萊頓完成工作打破了自己的模式。身為部門經理的克萊頓隨後因為怠工且薪酬過高遭解僱。勞拉不僅隨之顛覆了原有模式，還被提拔到克萊頓此前擔任的高薪職位。「他們責備的真的是他！」她又驚又喜地說道。這件事不僅讓她學到很多，還讓她有了幹勁。
大約在同一時期，勞拉出席了一場婚禮。她在婚宴上意外遇見了一位醉醺醺的伴娘。「我看你是跟艾德一起來的。」女子說，「他也把皰疹傳染給你了嗎？」
聽勞拉說完，我就這麼看著她，揚了揚一邊的眉毛。事到如今，她已經清楚我在想什麼了。「我知道你希望我離開他。」她說，「但有誰會要我呢？好男人是不會跟得了皰疹的人在一起的。」
她說得有道理，不過，我也指出這是比較不尋常的因禍得福。「你一直很漂亮，享受性愛，卻總是害怕親密。」我溫和地指出，「這下你得先培養親密的情感關係，然後再發生性關係。能夠在跟你發生關係之前接納你所有缺點的那個人，勢必非同一般。」
「吉爾迪納醫生，」她回答說，「你有沒有接觸過現實世界啊？」
一個月後，勞拉來會面時宣佈：「好了，我做到了。我知道艾德有外遇，但我不知道他把皰疹傳遍了半個城市。我跟他說我們結束了。」我問起艾德的反應，她說他哭了，「他說他很抱歉，然後說想娶我。我跟他說：‘艾德，我為什麼要跟一個對我撒謊、對我不忠、傳染疾病給別人，而且以販毒為生的人結婚呢？有個這樣的男朋友已經夠糟糕的了。’我這是在大掃除嗎？我正在擺脫生活裡的所有渾蛋。」她為自己感到驕傲，我也為她感到驕傲。
「渾蛋三人組」——按照勞拉的說法——裡頭唯一剩下的就是她父親了。這一位要棘手得多。他跟克萊頓和艾德不一樣，他是勞拉最鍾愛的人，將永遠在她生活中佔據重要位置。
揭示勞拉與父親的情感關係發生轉變的是她的夢。弗洛伊德說，我們的顯意識扼制住了無意識的衝動或本能，比如性慾或攻擊性，而我們置身的文明社會也不希望我們意識到其存在。因此，這些慾望受到壓抑、否認與昇華之類的防禦機制的層層防護。無意識慾望滲入我們意識的一種途徑就是夢境。在夢中，無意識中的內容偽裝成了各種符號。不過弗洛伊德也認為，如果我們對這些符號進行解釋與自由聯想，就有可能弄清楚其試圖透露的是什麼。如果夢境偽裝得太好，就難以詮釋；如果偽裝得不夠好，就成了噩夢。弗洛伊德有句話說得很對：「夢是通往無意識的捷徑。」所以說，夢在心理治療中至關重要。
勞拉和我通過詮釋夢境取得了一定進展。一天，她把夢境日記緊緊抱在胸前說道：「儘管弗洛伊德在許多方面都很渾蛋，他在有關夢的問題上確實有所建樹。我做了一個非常生動的夢，醒來以後心臟怦怦直跳。有那麼幾分鐘，我還以為這些真實發生過。
「我站在舞臺上，觀眾席裡有好幾百人。我穿著破爛的衣服，沒有塗口紅，感到很難為情。臺上有一隻紙糊的巨大黑貓。毒藥樂隊演奏新歌《看看貓拖來了什麼》時，我不停朝貓的嘴巴踢去，直到把貓踢散架為止。觀眾席中有一些人鼓掌了，但我感覺很糟，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忍不住這麼去做。」
分析這個夢的時候，勞拉說要弄清音樂的出處並不難，因為她最近剛在妹妹家聽到過這首歌。我問她「看看貓拖來了什麼」這句話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她的臉色隨即一沉，「我父親在我去監獄探望他時說過這句話」。
我對於她的父親坐過牢的訊息感到驚訝。勞拉讀懂了我的面部表情，沒等我開口便說自己一直不知道父親為什麼會坐牢。「去監獄要坐十三個小時的巴士。我當時十四歲，為了去一趟要存好幾個月的錢。我走進監獄時男人們吹起了口哨，我父親卻只是笑著說：‘哎喲，看看貓拖來了什麼。’」
「說得好像你是問題所在？」
「他一個勁地笑。我想衝他發火，但有什麼用呢？他已經很落魄了，所以我忍氣吞聲，不想把局面搞僵。更何況，回去的巴士要隔天才有。當我告訴他我只能在巴士站過夜時，他說：‘嗯，你這身打扮正好合適。’我那天穿的是當時流行的水洗牛仔褲，他看不慣那種裝束。那是我最後一次去監獄看他。」
「我想你應該很生氣。在夢裡，你憤怒到朝貓的嘴踢了過去。」
「我本想說：‘我來讓你見識見識貓拖來了什麼。’於是在夢裡摧毀了那隻紙糊的貓。」勞拉的臉色再次沉了下來，「真是個自私的蠢貨。而且其他犯人都在不懷好意地朝我拋媚眼，他並沒有說‘這可是我的女兒，都給我滾開’，而是用他那蹩腳的方式當著一群敗類的面油嘴滑舌。他的偉大形象就此崩塌。」
「你眼中的他曾經特別偉大，看到他變得如此渺小，一定很難過。」
她嘆了口氣。「我想他從來都不偉大，只是我自己這麼認為罷了。」
這是勞拉頭一回表達對父親實實在在的憤怒與失望，也是心理治療中的一個重要時刻。拼圖裡的一大塊完成了。
「所以說，你去監獄看他，用課外打工掙到的錢買車票，在十四歲獨自出遠門，結果他侮辱你、嘲笑你，也沒有在其他囚犯面前維護你。你覺得自己很狼狽，而他的獄友則色迷迷地打量你。在夢裡，‘沒有塗口紅’和‘觀眾’代表的是你暴露在其他囚犯的目光之中，沒有得到父親的保護。在夢裡，你憤怒地踢著的那隻貓就是你的父親，可你還是感到內疚。觀眾席中有一些人鼓掌了，另一些人則沒有。那是怎麼回事呢？」
「我生他氣的時候感到內疚，但我知道你希望我對他發火。但話說回來，探監那次是他唯一一次批評我。」
我糾正說，我是希望她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待他。這樣一來，她才能建立一段對他們二人都有益的關係。我說他們無意識中跳起了探戈舞——他不負責，她則太過負責。
「你和世界上的所有女兒一樣，和父親建立了情感紐帶。達爾文指出，所有物種中都會出現情感紐帶。你與父親之間的聯絡不僅正常還很必要。然而，我認為你將這種情感紐帶誤認為是愛。情感紐帶並非一種選擇，而是生理的必然性，是生存的必要條件。愛則是一種選擇。當你遇到一個缺乏關心又不中用的男人便立即對其產生好感，這是因為你對他們的行為太過熟悉。你磨鍊出了照顧男性的能力，並且因此得到過愛。可是，愛是相互照顧；是欣賞所愛之人的特質，而非保護其免受現實世界摧殘。你照顧父親，因此他盡己所能地愛你。但有些男人會愛上你的所有特點，而不僅僅是能為他掩蓋錯誤的那些特質。」
勞拉聽完似乎鬆了口氣。「我以前覺得這就像羅傑斯先生會說的話，但近幾個月來，我心裡有一小塊地方開始渴望這樣的愛。」
在心理治療中，當病態的防禦開始瓦解，來訪者會提起更多此前一直悉心守護的往事。忽然之間，治療之初想不起來的回憶浮現了。勞拉一心維護父親的時候遮蔽了許多關於他的負面記憶，然而現在，經過兩年的心理治療，這些痛苦的記憶如同滾燙的岩漿一般噴湧而出。
勞拉和弟弟妹妹住在鮑勃坎基恩的時候，格倫達、羅恩及兒童保護機構曾試圖尋找他們的父親而未果。羅恩一家後來不再尋找，還收養了這幾個孩子。那幾年孩子們都過得很不錯，勞拉、翠西，尤其是克雷格，都茁壯成長。克雷格跟羅恩相處融洽，還跟後者學習如何當勤雜工。他話變多了，夜裡則會在窗前耐心等待羅恩回家。
孩子們被收養後第四年，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外面響起一陣敲門聲。羅恩開啟門，外頭站著的是幾個孩子的父親。據勞拉說，他走進來開口說道：「嘿，孩子們！我再婚了，是時候收拾東西回家了。」他見沒人有反應，又歡快地說：「你們有新媽媽了！」
勞拉說到弟弟妹妹當時寧願待在寄養家庭時，突然顯得很難過。堅持要他們離開羅恩和格倫達的人正是勞拉。「我現在才意識到，這個決定對他們來說特別糟糕，簡直毀了他們的人生。我父親從來就不喜歡他們。克雷格有羅恩這樣一直充滿關愛的父親在，過得很開心。」她的雙眼溼潤了，這是她接受心理治療以來第二次湧出淚水。
一家人之後搬去了多倫多。父親當時已經窮困潦倒，他住在一片破舊地區裡一間髒兮兮的酒吧樓上，而且常年酗酒，幾乎無法正常工作。幾個孩子走上昏暗潮溼的樓梯，面前站著一個比勞拉年長不足十歲的年輕女子。她骨瘦如柴，頭髮漂成金色，髮根處則是深色的。她身穿一件滌綸金銀線透視上衣，裡面是黑色蕾絲胸罩。這個叫琳達的女人那年二十一歲，勞拉的父親則是三十多歲，不過在年幼的勞拉看來，他比實際年齡要蒼老許多。他們一家人出門時，別人都會把琳達當成第四個孩子。
琳達踩著高跟鞋蹣跚地走向他們，用稚嫩的聲音說道：「嗨，親愛的孩子們，我是你們的新媽媽。」翠西與克雷格都跟她打了招呼，但十三歲的勞拉卻只是瞪了一眼這個二十一歲的對手，隨後走進自己的房間。她不得不與弟弟妹妹們共用一間臥室，房間沒有門，有的只是從印著水漬的天花板上垂下來的珠簾。
接下來的兩年裡，琳達大部分時間都醉醺醺的，她不像勞拉的母親那樣沉默，喝醉酒會變得特別刻薄。她會大喊大叫，說自己可以跟世上任何一個男人在一起，結果卻被一個糟老頭纏住。勞拉的父親喝醉後會毆打琳達，勞拉則會為她被打傷的嘴唇或眼睛敷冰塊。
一天晚上，勞拉的父親與琳達在連續三天喝得酩酊大醉的時候吵了起來。勞拉描述了接下來勢必會發生的一幕：她的繼母會嘲笑她的父親，把跟其他男人睡覺的經歷拿來跟他比較。「她知道他會發火，然後，如同鐘錶走時一樣，我父親也一直會趕點發作。」勞拉回憶說，「她從來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該住嘴，因此付出了代價。父親不停叫她閉嘴，不要自找苦吃。」
聽到擊打聲、東西摔碎以及樓梯間騷動的聲音時，勞拉正在房間裡讀青少年小說《上帝在嗎？我是瑪格麗特》。翠西與克雷格留在了房間裡，勞拉則跑了出去，看見琳達躺在樓梯最底下蜷成了一團。她的父親穿著一件破襯衫，雙手抱頭坐在廚房餐桌旁，他滿頭大汗，上氣不接下氣。勞拉跑下樓去，樓梯的兩面都是牆壁，狹窄得如同隧道。「琳達縮成一團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識，她的脖子扭成了一個奇怪的角度。」勞拉摸不到她的脈搏，於是跑上樓打電話報警。她接著看向父親，意識到可能是他把琳達推下了樓。「我叫他脫掉襯衫。我把那件衣服藏到我的房間，又找了一件給他穿上。我擦乾他手臂上被琳達抓出的血跡，還告訴翠西和克雷格，等警察來了之後說沒有人吵過架。」
「你父親在此期間做了些什麼呢？」我問她。
「他醉得不省人事。」
急救人員抵達後，宣佈琳達因頸部骨折而死亡。勞拉跟警察說是她自己摔下了樓。當他們問起為什麼她看起來遍體鱗傷時，勞拉解釋說，她摔下去時腦袋在每一級臺階上都磕了一下。「當地人都知道琳達是個會在酒吧滋事的酒鬼，因此她就這麼被抬走了。」勞拉麵無表情地說道。
「第二天，我父親酒醒後叫大家上下樓梯要當心，說有些踏板鬆了，很危險。克雷格找來一把錘子，修好了橡膠踏板。家庭傳說就此變成琳達自己摔下了樓梯。」
「傳說？」我問道，想知道勞拉是否承認是她父親把琳達推下樓梯。
「我到今天都不確定是父親把她推下樓去的，還是她自己摔下去的。沒有人看見。」
「但她跌下去的速度快到足以致命。」我指出。
「沒錯。」勞拉說，接著補充道，「但她個子很小，體重大約八十五磅。而且，人們自己從樓梯上摔落致死的事情經常發生。」
「你對於琳達去世及當時的情況有什麼感受？」
「老實說，我從來都不喜歡琳達。她既自私又難伺候，還是個刻薄的酒鬼。她從來沒做過一頓飯。對我來說，這不過是又一個難以相處的人而已。」
「不過，這肯定會造成不小的創傷。這是你第二次因為父親的妻子去世而報警。一次是自己的母親，另一次是繼母。」
勞拉說她不覺得這構成創傷，認為不過是多了一件需要應付的事情而已。
「只不過是一件分內事嗎？你是否曾經對父親感到懷疑、憤怒或者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