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
某個故事裡的一句話一直在困擾我。這個故事由扎迪·史密斯（zadiesmith）所寫，發表於10月11日的《紐約客》。故事以第一人稱敘述，但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小說還是回憶錄。許多人甚至都不再對此進行區分，回憶錄採納了小說的自由度，又不必承擔想象力帶來的風險，小說則宣稱具有歷史的權威性，卻又不承擔事實責任。在我看來，回憶錄或「個人自述」中的「我」，與故事或小說中的「我」完全是兩回事，但我不知道扎迪·史密斯是否也這麼看。所以，在她借款給朋友但似乎未被償還的故事尾聲，我不知道她是作為小說中的角色在說話，還是作為自己在說話：「第一張支票很快就來了，但棲身在一堆沒拆開的郵件裡，因為最近我僱了某個人來做這件事。」
我腦袋後面得理不饒人的編輯立即詢問，你僱了某個人不去拆郵件？我讓這個多管閒事的傢伙閉嘴，但這個句子持續困擾著我。「最近我僱了某個人來做這件事。」哪裡出了問題？好吧，我猜是「某個人」。某個人就是不重要的無名小卒。那個被僱來回復某個有名有姓之人郵件的無名小卒。
在這一刻，我希望這個故事是虛構的。如此一來，那個敘述者就不是扎迪·史密斯，因為她的語氣聽上去並不像一個對階級和膚色偏見格外敏感的作家。事實上，它讓我想起了院長的妻子（那時我還只是個低階助理教授的妻子），她在談話中三句話不離「我的管家」，為她有一棟需要照管且需要管家來照管的豪宅而沾沾自喜。但那樣很蠢、很天真，就像柯林斯先生不斷提及「我的恩人凱瑟琳·德布林夫人」一樣。「最近我僱了某個人來做這件事」，這種陳述聽來更為刺耳。
不過那又怎樣呢？一個非常成功的作家為何不能僱個助手並如實說出來呢？又礙著我什麼了呢？
首先，當然是嫉妒。我嫉妒那些視僱用他人為絕對正義的人。我嫉妒自信，即使我不喜歡自信。嫉妒要和對正義的反對共存可太容易了。事實上，這兩種骯髒的存在或許相互依存。
隨後就是惱怒。「我僱了某個人來做這件事」暗含「理所當然」之意，根本沒什麼「理所當然」。但人們會這樣想，而且這樣說話就是鼓勵他們這麼想——這讓我惱火。
這是一種普遍的幻覺：一位作家（一位成功的作家，一位真正的作家）不會親自處理郵件。她有秘書來處理，還有助手、抄寫員、研究員、顧問——天知道還有什麼——也許在東樓還有個編輯藏身處，就像舊時英國房子裡的司鐸藏身處一樣。
我想象著一個世紀前的作家大多有秘書吧。亨利·詹姆斯有，絕對的。但亨利·詹姆斯並不是你所謂的那類作家，對吧？
弗吉尼亞·伍爾夫就沒有。
在我私下認識的作家中，只有一位有秘書處理郵件。在我看來，這似乎是功成名就才享有的特權，是讓我望而卻步的耀眼成功。同家人相處、完成工作，這些隱私是我的頭等大事。因此一旦需要別人幫我回信，要說服自己我真的太需要幫助了，從而證明我僱用「某個人」、把陌生人帶進書房、把自己樹為老闆是正當的，我發現我真的做不到。
我始終沒辦法把德洛麗絲稱為我的秘書，這聽起來太浮誇了（讓我想到「我的管家」）。如果不得不向陌生人提起她，我會說出她的名字，或者說「幫我處理郵件的朋友」。但我知道後一種措辭是我們應對內疚的委婉迂迴的手段，是我們試圖將人性重新引入僱傭關係的方式，無論程度如何輕微，僱傭關係都難免包含不平等，即捧高一方，踩低另一方。民主制度強烈否認不平等的事實，從而使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得好像它不存在，但不平等的確存在，我們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我們的任務是儘可能限制權力的不平等，拒絕我們共同的人性遭到貶低，不管這種貶低是多麼輕微，哪怕一次無心之言，哪怕一次對價值不平等的主張。我對僱人處理郵件的作家的嫉妒，以及對認定我有這種助手的人的惱火，其實都相當溫和，但現在它們讓我感到痛苦，因為我確實有「某個人」，但我已經失去了她。
德洛麗絲·魯尼，後來改名為德洛麗絲·潘德爾，是我的助手，也是密友。
大約三十年前，我終於鼓起勇氣，遍尋一個有專業能力且謹言慎行之人幫我處理浩如煙海的信件。我們的共同朋友瑪莎·韋斯特推薦了德洛麗絲，她們一起在某間辦公室裡做過秘書。彼時德洛麗絲正為一家舞團做代理。我們誠惶誠恐地試了試。
我從來沒向任何人口述過任何內容（除了法語入門課程，課上你要用龜速而清晰的法語給學生念聽寫，學生則用龜速不準確地寫下來）。德洛麗絲自學過速記，簡直是速記奇才——我猜現在這項技能幾近失傳——她已經為諸多口述者記錄過諸多口述內容。她指導我口頭組織書信內容，不吝讚美地鼓勵我，她是優秀的老師。而且她曾和藝術家、畫家、舞蹈家共同工作並生活過，習慣於藝術家喜怒無常的特殊脾氣，她自己也略有一些。
我們很快就開始順利處理信件了，我也馬上將她當成合作者，一起寫信——我應該說什麼、怎樣說。那樣聽起來合適嗎？——要是改成這樣呢？——那個人給我寄了六百頁的手稿，寫的是金星上的精靈，我到底該給他回覆些什麼呢？——這人是個抱怨狂，你不用回覆他……德洛麗絲總是比我更擅長友善地給怪咖回應，但她也意志堅定，鼓勵我不要去回那些過於古怪或提出不合理要求的信件。她越來越善於回覆不斷有人提出的永恆問題，我只需要把信給她，說一聲「《飛天貓》的構思」，整個故事，即我如何偶然想到有翅膀的貓，早已躺在她的電腦裡了——不過，她會根據自己的心情和提問者的年齡稍作調整。她解釋我現在為何不能親自回信，從而攔截下疑難要求，這種時候她總能保持親切優雅。她漂亮地替代了我。她很喜歡回覆孩子們的來信，哪怕是那些老師要求孩子們寫的機械式信件。她在精神上開放的善良與慷慨為我所有的來往信件賦予了一種特質，沒有她的協同合作，這種特質就不會存在。
她每週最多過來一次，通常都是三四周才來一趟。我會處理最緊急的業務通訊，任由其他郵件及粉絲來信堆積成山。她先於我擁有電腦，這大大減輕了她的工作負擔。等我有了電腦後，起初並沒有什麼不同。但當電子郵件真正大行其道，我反而能自己處理所有實際事務了。不過德洛麗絲還是和我一起處理非緊急業務、讀者來信以及我們口中的乞討信：所有公眾人物都會收到這種信，要求你做這個、捐那個，為這本書做背書，為那件事說好話，不一而足。儘管你不太可能回覆同意，但這類信件多半出於好意，值得一個體面的拒絕。德洛麗絲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說「不了，謝謝」，總是禮貌得體。這幫我卸下了千斤重擔。她說乞討信雖然無聊，但五花八門，所以也很有趣。
至於粉絲郵件，讀者們的來信一直都是寫在紙上寄給我的，這是我控制郵件量粗暴但有效的方法。人們寫給我的信永遠令人驚歎——通常是用鋼筆和墨水，如果是小朋友的話，還可能是鉛筆、蠟筆、熒光筆或其他媒介，這些信給了我無與倫比的快樂與回報，不過也不絕不斷。我很清楚，如果我試圖通過網站或電子郵件閱讀並回復這些信件，我絕對應付不來這個重擔。但我始終覺得這樣的信件值得有個回覆，哪怕很簡短。多年來，德洛麗絲在回覆這些信件時都是我的無價幫手。
我們把彼此當成朋友，愛著對方，但在工作時間外並沒有過多接觸。她是個忙碌的女人：她很快就成了作家瓊·奧爾（jeanauel）的秘書，一週工作四天，而且她還是畫家丈夫亨克·潘德爾（henkpander）的代理及經紀人；父母老弱患病時，她照顧他們，晚年時又收養並撫養她的孫女長大。我們的友誼主要在工作關係中表達。我一直很期待德洛麗絲到來，我們總是花去一半時間聊天敘舊。有一次，我被一個跟蹤者嚇到時，她和亨克給了我極大的即時支援。
隨著歲月流逝，她似乎變得比以前更為羞澀，也離朋友們更遠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告訴過我，她喜歡過來和我一起工作，因為我們可以一起開懷大笑。
她的電腦過時了，她的生活因各種問題而變得複雜，她的精力被過度消耗。她無法或者說不願想辦法幫我處理電郵往來，就像她曾經處理紙質郵件那樣。那時，她會將口述的回覆或建議一起從我這裡帶回家。於是我開始處理所有電子郵件和大部分信件，只把一些乞討信，只需回覆「不，謝謝你們」的信，以及只需表達感謝的粉絲來信留給她。
去年確診患癌時，德洛麗絲生命中的喜悅已經肉眼可見地褪去了很久。一開始，癌症似乎是區域性的且能夠治癒，但結果證明是癌症轉移。癌症在幾個月內奪走了她的生命。病程晚期，有那麼幾周短暫而美好的緩和或者說緩解時期，那時我們能經常去看望她，如從前一般並肩大笑。而後殘忍的疾病再次逼近。幾個月前她去世了，她的丈夫溫柔深情地陪在她身邊。
我發現，談論我深愛卻已不在人世的人是那麼困難。我現在無法對這位複雜而美麗的女性進行適當的致敬，或者說，比起致敬，我更懷念與她的友誼。
沒有了她，我不得不放棄回覆粉絲郵件的努力，至少暫時放棄。至於乞討信，其中一些得到了回覆，一些沒有。我想我可以僱某個人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對此表示懷疑。我無法全心全意投入其中。
作者「厄休拉·勒古恩」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