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
我第一次瞭解薩特獎是通過nb，即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最後一頁上著實令人愉快的專欄，由j.c.撰寫。這個獎項以1964年拒絕諾貝爾獎的作家命名，其聲望正在飆升，或者說無論如何都理當飆升。正如j.c.在2012年11月23日的專欄裡所寫：「頒給拒絕領獎者的讓-保羅·薩特獎地位如此之高，以至於歐美各地的作家都在拒絕獎項，以期被薩特獎提名。」他懷著適度的驕傲補充說：「薩特獎本身從未被拒絕。」
最新入圍薩特獎的是勞倫斯·費林蓋蒂，他拒絕了匈牙利筆會頒發的獎金五萬歐元的詩歌獎。專制的匈牙利政府為該獎項提供了部分資金。費林蓋蒂禮貌地建議他們使用獎金設立一個「作品支援絕對言論自由的匈牙利作者」基金。
薩特拒絕的理由與他拒絕加入榮譽軍團及其他組織的理由一致，也同他那優秀的、反暗示性的存在主義者特質一致。他說：「我是籤讓-保羅·薩特，還是籤諾貝爾獎得主讓-保羅·薩特，兩者是不一樣的。作家必須拒絕將自己變成一個機構。」當然，他已經是一個「機構」了，但他珍視自己的獨立自主。他不讓機構擁有他，但他的確參與了起義，並參與了1968年5月支援罷工的街頭示威，因非暴力反抗行動被捕。戴高樂總統迅速赦免了他，並以高盧人的風格精彩評論「你不可能逮捕伏爾泰」。
我希望頒予拒絕領獎者的薩特獎，能夠被稱為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獎，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之一。但這樣又不合適，因為帕斯捷爾納克並非主動選擇拒絕1958年的諾貝爾獎。他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他試圖前去領獎，蘇聯政府會立刻興師動眾地逮捕他，將他送往西伯利亞的勞改營，讓他陷入永久的沉默。
我曾經拒絕過一個獎。我的理由要比薩特小家子氣，儘管並非毫無關聯。那是在最寒冷、最瘋狂的冷戰時期，那時甚至連小行星esseff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我的中篇小說《玫瑰的日記》被美國科幻作家協會授予星雲獎。大約同一時間，同一組織剝奪了波蘭小說家斯坦尼斯拉夫·萊姆的榮譽會員資格。會員裡有一大群冷戰分子認為，一個住在鐵幕之下、對美國科幻小說毫無尊重的人必定是個共產黨，無權加入美國科幻作家協會。他們援引技術性細節，剝奪了他的會員資格，並堅持執行。萊姆是個難搞、傲慢的傢伙，有時讓人難以忍受，但他是個英勇無畏的人，還是個一流的作者——處於蘇聯統治下的波蘭，似乎不太可能出現如此思想獨立的寫作。美國科幻作家協會對他進行了粗鄙、狹隘的侮辱，令我義憤填膺。我放棄了會員資格，並且覺得從一個剛剛展現出政治偏狹的團體那裡接受一個頒發給書寫政治偏狹故事的獎項頗為可恥，因此在公佈獲獎者之前，我撤回了角逐星雲獎的作品。美國科幻作家協會打電話給我，請求我不要撤稿，因為實際上它已經獲獎了。我無法從命。於是，帶著一種完美的、會降臨到任何以高貴姿態站在道德制高點的人頭上的諷刺，我的獎項被頒給了亞軍艾薩克·阿西莫夫，這位冷戰時期的老酋長。
將我的渺小拒絕與薩特的偉大拒絕聯絡起來的，是一種接受一個機構的獎項就意味著被該機構拉攏，或形同被拉攏的感受。薩特基於一般原則拒絕了這一點，而我是出於具體的抗議。但是，他不同意用身外之物定義自我，對此充滿懷疑，這一點我衷心贊同。他覺得，諾貝爾獎貼在作家腦門上的巨大的「成功」標籤，在某種意義上會遮蔽他的臉龐。成為「諾貝爾獎得主」會玷汙他作為薩特的權威性。
當然，這恰恰是暢銷書和評獎的商業組織所追求的：將名字作為商品。這是為成功銷售蓋上了保證戳。諾貝爾獎得主某某。暢銷書作者某某。《紐約時報》暢銷榜連續三十週冠軍作家某某。簡·d.普利策獎得主……約翰·q.麥克阿瑟天才獎得主……
這些做法、這些意味，並非獎項創立者的希冀，但人們就是這樣利用文學獎的。獎項是致敬作家的方式，具備真正的價值，但公司資本主義將獎項作為營銷策略，有時授獎者還將其當作政治噱頭，損害了獎項的價值。而且獎項的聲譽及價值越高，損害也就越嚴重。
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若澤·薩拉馬戈——這位比薩特更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決定不拒絕諾貝爾獎。他知道沒有什麼能損害他，哪怕是成功，也沒有什麼機構能夠將他歸化。他的臉自始至終都是他自己的臉。儘管委員會有許多詭異的選擇和疏漏，但諾貝爾文學獎仍有極高的價值，確切而言，是因為它同帕斯捷爾納克、辛波斯卡、薩拉馬戈這樣的作家聯絡在一起。至少，它承接了他們臉上反射的一絲微光。
儘管如此，我認為應當承認「薩特拒獎獎」是珍貴且及時的獎項，更重要的是，這個獎不會因過度濫用而受到玷汙，非常安全。我希望有個真正可鄙之人授予我一個獎項，這樣我就有機會獲得薩特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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