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田用認真的眼神，筆直地盯著我的臉看了幾秒鐘，纖細的鼻樑微微一動，然後一字一頓地問我道：「您說的就是，子易先生的幽體——化作人形的、他的幽靈——和m君，在子易先生死後是不是也在某處見面，像生前一樣繼續溝通、交流。是這樣嗎？」

我點頭。

「是呀，這恐怕也是有可能的。」添田稍作思考後說道，「我覺得完全有可能。」

此後一連四天，「黃色潛水艇少年」沒在圖書館露面。少了他的身影，圖書館閱覽室似乎失去了平素的平靜。不過，說不定失去平靜的其實是我自己。那四天，我基本上都是獨自一人躲在四方形的半地下室裡閉門不出，望著少年描畫的小城地圖，沉浸在漫無邊際的夢裡度過的。

地圖讓我想起了自己在那邊的世界裡目睹的一幕幕情景，鮮明得令人驚異。那張地圖彷彿是一個特殊的幻視裝置，啟用了我的記憶，將細節都精密地、立體地挖掘了出來。連吸入的空氣的質感，其中飄浮的微弱氣味，我都能夠鮮明地回想出來，彷彿此刻它們當真就在我眼前一般。

那是畫得十分簡單的一張地圖，但那張地圖裡彷彿蘊藏著一種特殊的力量。我在那四天中，獨自一人守著房間足不出戶，面對著地圖彷徨在並非此界的世界裡。我深深地——深得漸漸茫然不知自己究竟屬於哪一邊的世界了——陷入了那個幻視裝置（似的東西）裡。就像為了追求純粹的幻想而常常服用鴉片的十八世紀的唯美派詩人。雖然我手裡拿著的，只不過是用類似圓珠筆的東西畫在一張薄薄的a4紙上的簡單的地圖。

「黃色潛水艇少年」到底為什麼要製作這張地圖，把它送到我的手裡來呢？他的目的何在？還是他並無什麼目的，只是純粹的為行為而行為呢（對了，就如同詢問別人出生年月日，把星期幾告訴那人一樣）？

假定子易先生和少年之間存在著某種思想交流，兩人通力合作的話，那麼在這份地圖的製作過程中，子易先生是否有所參與？將地圖送到我的手裡這一行為裡，是否包含著子易先生的意圖？倘若如此的話，那麼其意圖到底又是什麼呢？

疑問太多，找不到確切的答案。樁樁件件，意義都難以捉摸。眾多詭秘的門排列在眼前，而我卻找不到與鎖孔相配的鑰匙。我好歹總算搞明白了的（或者說依稀覺察到了的），只有那張地圖中似乎有一種非同尋常的特殊力量在起著作用這一點而已。這，不單單是我曾經逗留過一段時間的地方的地圖，還作為示意圖，發揮著暗示註定到來的世界地勢的作用——望著地圖，我不可遏制地從中感受到了某種個人性的寄託。

我用圖書館配置的影印機製作了地圖的影印件，在影印件上用鉛筆將我發現的幾處錯誤做了訂正。圖書館的位置離廣場太近，深潭近前河流的彎曲過緩，獨角獸們居住的地區要更大一些……諸如此類，一共七處。都是比較細微的差錯，並不關涉小城的主要結構，恐怕也並無敦促訂正的必要（而且就連我自己的記憶，又有多少是完全正確的呢？），不過我有一種預感，那就是少年最尊崇的是細節的準確，不管是什麼程度的。何況還有個一般性的原則，叫作「任何一種表達行為都需要批評」。再加上我需要以某種形式與少年取得聯絡。既然球發過來了，就必須把那個球打回去，這就是規則。

我把訂正過的地圖放入信封，封緘後交給了添田。我故意沒有附上信。信封裡只放了一張地圖——跟少年交給我時一樣。

「如果那位少年露面了，請把這個交給他。」

添田拿過信封，檢查似的望了一會兒。信封的表面背面都沒寫一個字。「有什麼附言沒有？」

「沒有特別的附言。」我說道，「只要告訴他，是我讓你轉交給他的就行。」

「曉得了，那我就這麼轉告他。我猜他也該恢復了，快要來露面了。根據之前的先例來判斷的話。」

兩天之後，添田出現在我的房間裡。

「今天早上m君來了，我把您那個信封交給他了。」她說，「他什麼話也沒說，接過信就放進背囊裡去了。」

「沒有開封嗎？」

「是的，沒開封就收起來了。後來好像也沒有把信封從背囊裡拿出來，就坐在老位子上照老樣子專心地看書。」

「謝謝。」我道了謝，「那麼，他現在看的是什麼書？」

「德米特里·蕭士塔高維契的書信集。」添田當即答道。

「一本快樂的書。」

添田對此沒有發表意見，只是稍微皺了皺眉。她是一位少用語言而多用表情和動作說話的女性。

作者「村上春樹」的其他小說

《海邊的卡夫卡》《挪威的森林》《天黑以後》《且聽風吟》《沒有女人的男人們》《1973年的彈子球》《1Q84:BOOK2(7月-9月)》《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奇鳥形狀錄》《1Q84:BOOK3(10月-12月)》《斯普特尼克戀人》《舞舞舞》《尋羊冒險記》《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東京奇譚集》《1Q84:BOOK1(4月-6月)》《棄貓》《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第一人稱單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