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死了之後，就是說在只有靈魂之後，他居然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跟我交談時直視著我的眼睛，說話也滿懷誠意，整個人變得生氣勃勃，有人情味了。居然說一個已死之人生氣勃勃，這話聽上去未免奇怪，可這大概就是，死亡反而把他從前深藏在心裡的東西給解放出來了吧。」

「活著的子易先生心上包裹著的堅殼，被剝去了。」

「對，真的就是這種感覺。」添田說道，「就好像到了春天，積雪融化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從下面露出了身子一樣……我在結婚之前一直住在長野縣松本市，對這片土地毫無所知。我丈夫雖然是福島縣人，卻是在郡山市內出生長大的，在這片土地上也沒有相識，只是碰巧在鎮裡的學校得到了教職，就搬到這裡來了。出於這樣的原因，我對子易先生的瞭解都是來自間接的耳聞，是周圍的人們點點滴滴告訴我的。其中還有一些僅僅是傳言，有多少真實可信度，很難判斷。不過，假如您覺得這種程度也無所謂的話，我倒是可以把我所瞭解的、關於子易先生個人的情況，講給您聽聽。」

據添田所說，子易先生是這座小鎮屈指可數的大財主家的長子，有一個年紀相差很大的妹妹。他們一家代代經營酒廠，生意興隆昌盛。從本地高中畢業後，他考進了東京的一所私立大學。他在大學裡專攻經濟學，但是對學業好像不太熱心，留級了好幾次。原因就在於，他本來是想專攻文學的，可是父親卻希望他繼承家業，死活不同意，於是他迫於無奈，只得去學習經營管理。所以在大學就讀期間，他對學業棄之不顧，跟朋友們組織了個文學社，整天埋頭於同人雜誌的活動，短篇小說也寫過好幾篇，其中一篇還被某家大型文藝刊物轉載過。然而他最終未能作為小說家安身立命，大學畢業後在東京胡混了好幾年，儼然一副文士派頭，結果父親忍無可忍，下了最後通牒（中斷了每月的匯款），於是他不得不回到福島的這座鄉下小鎮來了。

為了繼承釀酒的家業，他在父親手下修行，學做經營者。但是他跟只曉得工作的父親格格不入，當然對經營酒業也就虛應故事，而這種鄉下小鎮的生活對他來說，絕非快心遂意。空閒時讀讀書，伏案寫稿，便是他唯一的樂趣了。因為是大財主家的獨生子，前來提親的自然源源不斷，可是他卻不想結婚成家，長期一直保持獨身。因為要顧及體面，再加上父親虎視眈眈，所以在故鄉小鎮他倒也謹言慎行，但據傳聞，他偶爾去一趟東京時，就彷彿要發洩平日的不滿似的，相當地放蕩不羈。

到了三十二歲那年，嗜酒如命的父親因為腦梗死病倒後，臥床不起，實質上就由他來執掌經營一事了。話雖如此，實際業務卻由在家裡當差多年、忠心耿耿的老掌櫃和一批老員工承當，所以他只消坐在大院深處的房間裡酌情發出必要的指示，簡單地查查賬簿，出席一下同行們的集會，與鎮裡的實力人物聚聚餐，完成這類外交性質的事務便可。儘管日子過得缺乏刺激、枯燥無味，但畢竟整天嘮嘮叨叨的父親已經行將就木，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而經營——他甚至無須賣力工作也照樣——平穩安定，狀態良好。總之，不妨說是高枕無憂的境遇。

閒暇時他一如既往，看看喜歡的書，伏案寫寫小說，但是一度澎湃沸騰於內心的創作欲在過了三十歲之後，似乎便漸漸地淡了下來。好似一個旅人連自己都不曾留神，便已然越過了意義重大的分水嶺。鋼筆根本不曾從稿紙上滑過的日子，也變得越來越多了。

小說……自己到底應該寫什麼，他如今不再是確信無疑的了。從前他可是連為這種事情煩惱的時間都沒有的，文思噴湧如泉，生花妙句就像行雲流水般地在眼前浮現不絕。而就當他在這山間的鄉下小鎮閉門索居期間，每天都有許多重要活動在東京熱火朝天地進行著，他感覺自己遠離了最前線，失群落伍了。與東京的舊日文友之間的交流，也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熱情漸消，變得與他們漸行漸遠了。

他就這麼得過且過，幾乎是盡義務般地應付著那些焦慮不安的日子時——此時他已經三十五歲了——由於一個意想不到的機緣，他結識了一位小他十歲的美麗女性，剎那之間便墜入了情網，感受到了在迄今為止的人生中從未體驗過的、激烈的心靈震撼。這種震撼深不可測、強不可估，從根底上令他混亂、動搖。他感到自己鄭重其事地堅守至今的價值觀似乎在突然之間變成了毫無任何意義、空空如也的空箱子。自己迄今為止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活在人世的？難不成是地球開始倒轉了嗎？他當真感到了惶恐不安。

她是他住在鎮子裡的熟人的外甥女，東京人，出生在山手線圈內，一直在那裡長大。畢業於某教會女子大學法語系，法語流利，在不知是突尼西亞還是阿爾及利亞的大使館裡做秘書工作，是一位知性的女性，聰穎機敏，還精通文學與音樂。聊起這樣的話題來，不管談論多久，她都不會意興闌珊。與她相對而坐，親切交談，他便覺得自己心中很久之前似乎就已昏昏睡去的對知識的好奇心，又重新喚回了激情。這對他來說，是無可比擬的喜事。

有人把夏天來度假、在鎮上小住的她介紹給了他，他們幾度見面，幾次交談，變得熟悉起來後，他便創造機會遠赴東京，與她約會（順便提一句，當時他還不穿裙子，著裝極為利索普通）。

經過幾個月這樣的交往之後，他鼓起勇氣向她求婚了，可她卻沒有當場作答，而是說：「對不起，我需要一些時間考慮考慮。」隨之而後的幾個星期，她一直逡巡在深深的猶豫之中。

她非常喜歡他，覺得他是個值得信賴的人，兩人相處時很愉快，對於與他結婚一事本身，她並無異議（她在不久之前與此前交往的男友分道揚鑣了，這對子易先生而言恰好是機緣巧合）。然而要放棄能夠運用外語知識，又很有意義的專業，放棄在大城市獨居的輕鬆快樂，來做一個酒廠老闆的妻子、一箇舊式家庭的媳婦，在福島縣深山老林裡的小鎮上終此一生，對她來說顯然是一件令人躊躇不前的事。

最終，經過幾度商議，二人之間達成了妥協，條件是結婚之後，她暫且繼續現在的工作，只在週末與假期裡來這個小鎮，或者子易先生得暇便去東京。當然，在子易先生而言，這並非令他滿意的決定，他也曾熱心地試圖說服她，可是她的決心十分堅定，而他又不甘心捨棄她，最終只得應下了這個條件。於是兩人在他的老家舉行了一場差不多僅具形式的簡單婚禮，獲邀列席婚禮的只有少數幾位至親好友，也沒舉辦婚宴，鎮上許多人甚至都沒有察覺到他已經結婚了。

子易先生其實是很想把釀酒公司的經營等一切統統拋卻，與這座古老的小鎮徹底切斷關係，與她二人在東京自由自在地過自己的婚姻生活的（假如當真能夠那樣，該是多麼可喜可賀啊），但是任怎麼說，他都不可能一意孤行，拋開多年的老員工、臥床不起的老父親以及其他將全部希望都寄託在自己一人身上的家人，離開小鎮遠去。不管喜不喜歡，他都有作為人的責任。雖說這是時勢強加於他的，可是一旦接受了下來，就不能輕易放棄。

而且作為實際問題，已經到了這把年紀，手上也沒有個手藝，既無工作經驗，又不具備當個文藝作家謀生的才華（他已經不再確信自己具備這份才華了），就這麼冒冒失失地跑到東京去，又能在那裡做什麼呢？

因此子易先生不得不接受她提出來的「走婚」這一提案。沒有辦法，歸根結底，他人生中的一切幾乎不都是妥協的產物嗎？於是這樣一種不便、匆忙的婚姻生活，他堅持了將近五年。

她在星期五夜裡，要不就是星期六的早晨，連換好幾趟火車趕來小鎮，在星期日傍晚返回東京。或者是他趕往東京，在那裡度週末。夏天和冬天的假期裡，兩人可以一起度過一段完整的時光。無比古板、守舊的老父親如果健康的話，肯定會對這樣一種夫妻生活痛加責備的吧，可他（唉，也許該說是萬幸嗎？）幾乎無法開口說話。母親又是個天生的老好人，把息事寧人視為人生第一要義，而妹妹與子易先生的新婚妻子年齡相仿，話談得來，脾氣也合得來，早已結成了年輕閨密的親密關係。因此子易先生沒被周圍的任何人抱怨過半句，大致順利圓滿地度過了將近五年這種不合慣例、不安定的婚姻生活。

而實際上，對於這種在世間一般看來難以稱之為尋常可見的生活方式，子易先生倒是自得其樂的。哪怕每週只有一兩天的見面機會，可是能夠見到她，就令他無比喜悅，與她二人共同度過的時光籠罩在無上的幸福感裡。或者毋寧說，也許正因為與她相見的時間受限，他的幸福感才變得更深刻、更遼闊。而見不到她的日子，他便夢想著週末與她相見時的情形，伴隨著豐富多彩的期待感，在等待中度過。

子易先生去東京時，有時候乘火車，有時候自己驅車前往。其實他並不擅長開車，但是一想到馬上就能與她（妻子）相見，握著方向盤就絲毫不覺得痛苦，孤獨的長途駕駛也不使他感到疲勞了。單是想到自己正在一公里一公里地接近她所居住的城市，就足夠令他心花怒放了。簡直就像青春再來一般。話雖這麼說，其實他在青春時代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深地、無條件地愛過誰。

這樣一種有違常規，卻也其樂融融的日子宣告終結，是在他迎來四十歲生日之後不久的事。她懷孕了。兩人原來沒打算要孩子，一直注意避孕，但是有一天突如其來，發現她懷孕了。如何應對這一意料之外的狀況？二人面對面，或是在電話裡，經過長時間認真商談後，她希望避免墮胎的意志最終得到了尊重。儘管兩人都對要孩子一事興趣不大（他們充分滿足於專屬二人的世界），但又覺得既然小生命已然誕生，便很願意善待這一流變。商談的結果是，她從供職多年的北非的大使館退職，來到他居住的福島縣的小鎮上安頓下來，並在那裡等待將要到來的分娩。

她之所以覺得不妨辭去大使館的工作，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此前相處和睦的大使隨著新政權的誕生而被更迭，而她與繼任的新大使又性格不合。因此，她對工作的熱情也就相當淡薄了起來。加上每週在東京與福島之間來來往往，她也開始感到疲勞，亦是理由之一。尤其是有孕在身，這般來回奔波只怕將越來越難以為繼。

而且，盼望和他在同一屋簷下過上安定的夫妻生活的這種心情，也在她的內心日漸強烈。她與他的親戚們如今好像也已建立起了良好的關係，儘管那是個非常保守、狹隘的小鎮，但應該還是可以風平浪靜地平安度日的。就算有個一差二錯，丈夫也肯定會為自己遮風擋雨。她對子易先生已經產生了這樣一種信賴感。自始至終，她對他的感情與其說是熱烈的愛，未若說更近於總體人物評價。她要求人生伴侶提供的，相比於熊熊燃燒的激情，毋寧是一帆風順、安安定定的人際關係。

子易先生也好，他的家人也好，打心底歡迎她移居此地，作為妻子安頓下來。子易先生在離父母家不遠之處特意新建了一幢小巧舒適的住宅，兩人便生活在這裡。至此，他方才有了終於與她做上了正常夫妻的真實感，鬆了一口氣。「走婚」固然頗具刺激性，然而擔心她不知何時便會離開自己而去的不安，卻始終纏繞在他心頭。因為子易先生對自己的男性魅力並無多少自信。

子易先生看著妻子一天天變大的肚子，又用手掌溫柔地輕輕撫摩著，心裡反覆想象著兩人即將出生的孩子。降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到底會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呢？而這個孩子又將會長成什麼樣的人呢？他會擁有怎樣的自我、擁抱怎樣的夢想呢？

子易先生並未能夠很好地把握自己本人的存在意義，但他油然覺得這些已經都無所謂了。自己從父母身上繼承了一整套資訊，然後自己又在上面進行了一些增刪修改，再把它傳遞給自己的孩子——歸根結底，自己無非就是一個通過點而已，是延綿不絕的長長鏈條上的一環而已。可是，這又有何不可？縱使自己在這場人生中沒有做成有意義的事情、足以向人稱道的事情，那又怎樣？自己可以像這樣把某種可能性——即便那僅僅是可能性而已——交託給孩子。僅憑這一點，自己活至今日不就是有意義的嗎？

這樣一種視點，對他來說完全是剛剛萌芽的新事物，是迄今為止連想都從未想到過的東西。不過這樣思考下去，心情就變得輕鬆了許多。迷惘和憂愁消失了，他幾乎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獲得了心靈的平靜。他把迄今為止暗藏在胸中的一切野心，抑或說是近乎夢想的希望束之高閣，作為地方小城市中堅酒廠的第四代經營者，開始了安定寧靜的生活。生氣勃發的動向、耳目一新的嬗變，這樣的動靜在周邊幾乎看不到，但他對此也並不特別地感到不滿。那種擔心自己是否已被社會新潮流拋在後面而張皇失措的焦躁感，不知不覺間也煙消霧散，不知所終了。他有紮實的生活基盤，有小小的斗室可歸，有愛妻和她肚子裡健康成長的胎兒在等待著他。

一言以蔽之，他雙腳踏進了與視野開闊的高臺相似的中年期了。

他專心致志地考慮給即將降生的孩子取名。從前那種一心要寫出驚世駭俗的小說來的激情，暫且從他的內心消失了。給孩子起名，這對他來說就變成了具有至為重要意義的「創作行為」。妻子則樂得把這項工作全權交託給他。「我負責生個健康的孩子，你負責給孩子起個好名字，咱倆就這麼分工吧。」她說。給孩子取名，不屬於她擅長的領域。

查閱了好多文獻，絞盡腦汁，搜尋枯腸，舉棋不定，三翻四覆之後，子易先生終於得出了堅如磐石般的可靠結論。

如果是男孩，就叫「森」；如果是女孩，就叫「林」。對，對一個誕生在自然風光橫流漫溢的山間小鎮的孩子來說，這名字豈不是太般配了？

子易森

子易林

他把這一男一女兩個名字用墨汁大大地寫在白紙上，貼在自己房間的牆上。每日晨昏，他望著這兩個名字，在心裡想象將要到來的孩子的面龐。

「我覺得這兩個名字特別好。」妻子也認可了這個方案，「這兩個字看上去的感覺令人喜歡。要是生下一對龍鳳胎就好了，可瞧這肚皮大小，好像不大可能。那你說哪個好呀？男孩？女孩？」

「哪個都一樣好啦。」子易先生說，「總之，只要平平安安地出生，把這個名字像衣服一樣穿在身上，甭管男孩女孩，都無所謂。」

這是子易先生的由衷之言。不管男孩女孩，哪個都好。只要那孩子是能夠將子易先生自己的可能性作為他的可能性繼承下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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