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蒂的驕傲’不成嗎？」我說。
「也沒準兒。」不過我們兩個都把注押在了「夏季的雨」上，賠率是1賠9。沒想到這匹馬居然贏了。「喝一杯吧。」休伯特說。他沒問我便徑直去吧檯點了黑啤。
接著我們又押對了「莎拉的小屋」，但在「莫哈汗小子」和「世界之王」上輸了錢。我們又點了幾瓶黑啤。「可以試試‘快樂女孩’。」吧檯前的一個男人建議。我們聽從了他的建議，又贏了一把。現在我們已經淨賺了十七英鎊。我們興奮地關注著最後一場比賽，手裡緊握著啤酒杯，高聲為一匹名叫「馬裡諾」的馬加油。我們並沒有在它身上下注。事實上，這一次我們沒為任何一匹馬下注，因為休伯特預感到好運氣已經用盡了。「馬裡諾」沒有贏。
「我們去吃點東西，然後看電影。」休伯特說。
草地上散落著觀眾丟棄的馬票和宣傳單。博彩的莊家正忙著拆除展臺。落日的餘暉斜斜地落在移動的人群上，人聲如潮水般退去。我的腦子裡滿是仍在坦普爾邁爾特的帕梅拉。此刻普朗克特太太會在餐廳裡再次念起禱文，樓上的老頭子感覺到我們又缺席了晚餐。
「《月亮和六便士》怎麼樣？」休伯特看著報紙說。離開賽馬場之後，他買了一份《先驅晚報》，「喬治·桑德斯演的。」
我們在電影院的餐館裡點了兩份燒烤，配上茶和蛋糕。我們各自買了煙。《月亮和六便士》散場之後我們去了冰激凌店，隨後搭週六的夜班車回到坦普爾邁爾特。我們步行完最後一段路，休伯特又提起了非洲。在進入鎮子之前，他說：
「他和我父親斷絕了父子關係，你知道嗎？在我父親決定和我母親結婚的時候。我母親是個酒吧侍女，你明白嗎？」
我點了點頭。這件事我之前就聽過。休伯特說：
「直到我父母的葬禮過後我才知道自己有個爺爺。他連葬禮也沒參加。」
父母同時過世一定是個巨大的打擊，這句話我沒說出口。在學校裡我們常這麼想，也會在休伯特的背後這麼說。我們都認為這件事對他的影響至深，或許直接導致了他我行我素的性格。
「假如你在他還能說話的時候見過他就好了。他總是罵我，因為他覺得我就是父親的翻版。他說上樑不正下樑歪。我的父親全靠耍小聰明過日子。他就是個騙子，你明白嗎？」
休伯特常給我們講他父親的事。他的父親曾當過賽馬代理，也做過夜店經理，還在銀行幹過，但每一份工作都不長久，而且都是被解僱的。要麼是工作太差勁，要麼是手腳不乾淨。休伯特在學校裡從不諱言父親的劣跡或是母親的出身。他反而對父親的死津津樂道，認為那種死法對得起他早年在學校的名聲。慘劇發生後，那一群猩猩從馬戲團籠子裡跑出來，興奮地在車禍現場上躥下跳。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會很欣慰，他說。
一輪淺淺的彎月在通往坦普爾邁爾特的路上灑下微光，星星在天幕上閃爍。路上沒有車，但即便身後有車燈亮起，我們也不會伸手。我們一支接一支地抽菸，依然沉醉在賭徒的狂喜中。經過這樣的一個下午，休伯特自然應當想起他的父母，因為他們都曾是賽馬場的常客。
「不用說，出車禍的時候他倆都喝醉了。」
這其實不難想象，但大聲附和似乎有些不妥。我微微點頭，問：
「你是在英國出生的？」
「我相信我是在電影院的最後一排出生的。」
這件事他沒有講過，但休伯特從不撒謊，使我無從懷疑。大廳裡那張照片上祖父的長相和他平時描述的分毫不差，比如幾乎連成一線的眉毛，或是襯衫的賽璐珞硬領。
「散場時她已經站不起來了。電影院的人幫忙找來一個大夫。在救護車趕到之前，她已經像母雞下蛋一樣把我生出來了。」
我們悄無聲息地進了客廳，然後默默回到各自的房間。我原本希望帕梅拉還沒睡，因為我們回來得比昨晚要早些。我甚至預想好了見面時的場景：我們掩上大門，帕梅拉出現在客廳裡，她邀我們去廚房裡喝茶，休伯特拒絕，而我禮貌地接受了。
「帕姆，想打網球嗎？」
休伯特說出這樣的話，她和我同樣驚訝。她的臉上閃過幾分困惑，回答的時候甚至有點結巴。
「我們三個？」她說。
「我們教你三個人怎麼打。」
我們剛吃完週日的午餐，整頓飯都很沉悶，因為休伯特和我在普朗克特太太心裡的印象已經大打折扣。她用忠實信使的語氣告訴我們，她的丈夫對我們很失望，因為我們沒有陪帕梅拉和她去教堂。我忙不迭地道歉，休伯特卻無動於衷。「我們賭馬贏了一大筆錢。」他說。無論老頭子在場與否，這句話都是火上澆油。
「我很想打網球。」帕梅拉說。
她說去換衣服。休伯特說他可以借我一雙網球鞋。
他似乎一眨眼間就換了個人，我不知是否是午餐時的尷尬和祖父的不滿讓他良心發現。隨後我意識到，星期天下午無聊極了，還不如和帕梅拉打網球。我明白他為什麼說三個人也能打：他的網球水平高出我不止一個檔次，在學校奧西·裡奇帕特里克和我聯手也打不過他。一想到帕梅拉和我會站在球網的同一側，我就欣喜不已。
休伯特的網球鞋不太合腳，但我還是把腳塞了進去。帕梅拉換衣服的時候，我和休伯特沒打算換。休伯特拿出幾把球拍讓我選，然後我們來到屋後的球場。我們架起球網，調好高度，開始熱身。
「可能不行了。」帕梅拉說。
她穿著白裙子和網球鞋，還有同樣嶄新的襪子。她繫了一條白色髮帶，戴著墨鏡，但手裡沒拿球拍。
「什麼不行？」休伯特把球擊過網，「什麼不行，帕姆？」
「我們不能打網球。」
「誰說的？你的‘不能’是什麼意思？」
「外祖母說的。」
「為什麼不讓打？」
「因為是星期天，而且你們沒去教堂。」
「嗨，別傻了。」
「他問她我們在幹什麼。她必須如實告訴他。」
「白痴老太太。」
「我不想打球了，休伯特。」
休伯特轉身就走。我把球網搖下來，暗自慶幸他沒有堅持和我打。
「別生氣。」我略帶歉意地說。除此之外我不知還能說什麼。
「他不會鬧的。」她安慰我。事實上，他確實沒鬧。屋裡並未傳來我想象中休伯特與祖母的高聲爭吵。帕梅拉換回原來的衣服。我脫下休伯特的球鞋。下午茶時間，普朗克特太太在客廳裡說：
「休伯特又在生悶氣，是嗎？」
「要我去叫他嗎？」帕梅拉問。
「休伯特知道幾點喝下午茶，親愛的。」
莉莉又端來一壺熱水。她的嘴唇緊閉，心情似乎也不佳。但看樣子她對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
「這麼好的天氣，一個人關在房間裡真是可惜。」普朗克特太太說。
客廳陷入越發凝重的沉默，直到普朗克特太太起身離開。鋼琴上響起史特勞斯的樂曲，穿過牆壁隱隱傳來。莉莉進來收拾餐具。
「或許我們可以出去走走。」帕梅拉說。
我們走下假山間的陡坡，經過漢拉恩屋前的院子，最後拐進通往沙丘的小巷，來到沙灘。下午發生的事我們隻字未提。
「你還在上學嗎？」我問。
「我七月畢業了。」
「你接下來準備做什麼？」
「我想學植物學。」
她比我想象的還要羞怯。她說到植物學時欲言又止，似乎這個小小的願望也過於野心勃勃。
「你準備幹什麼？」
我告訴了她。我說自己很羨慕休伯特的非洲計劃。我強迫自己不停地講話，以免她覺得我是個無趣的人。我說起休伯特的「地豆」計劃。
「非洲？」她說。我走出兩步才發覺她停下了腳步，不得不往回走。太晚了，我意識到，自己已經在無意間吐露了休伯特的秘密。
「那只是他的一個想法。」
我試圖轉移話題，但她似乎沒有聽見，或是不感興趣。我看著她用鞋尖在沙灘上畫著某種圖案。她抬起腳，以比先前更慢的步伐往前走。
「其實，」我說，「我們原本可以游泳的。」
她沒有回答。沙灘上孩子們迎著海浪奔跑、嬉戲。兩個男人在劃衝浪板，褲子挽到了膝蓋上。一個女孩趴在漂浮的氣墊床上曬日光浴，雙手伸到氣墊外對抗著潮水。
「我的游泳衣在房間裡，」帕梅拉沉默了一會兒說，「如果你想游泳的話，我可以回去取泳衣。」
「你想遊嗎？」
她聳了聳肩。不太想，她說。我不知道她是否覺得游泳和網球一樣，也是星期日的禁忌。
「我覺得，」她說，「休伯特不會去非洲。」
莉莉來到我坐的帆布躺椅旁，手裡握著一小把新摘的薄荷。休伯特依然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無所事事的我在花園裡遊蕩，最終在草地的角落找到這張躺椅。「我準備看會兒書。」散步回來帕梅拉對我說。
「他們一直很疼愛帕梅拉，這不難理解，」莉莉說，「她的母親是個理智的人，和休伯特的父親不一樣。」
她多半看出了我的困惑，才說出這些話。休伯特對待表妹的態度讓我震驚。在和帕梅拉從海灘回來的路上，我忍不住想，自己是否被休伯特當作了孤立帕梅拉的工具。當時我覺得有點自作多情，現在又不確定了。
「休伯特對她不好，這也可以理解。你稍微想想就明白了。」
莉莉說完走開了，她指間捻碎的薄荷香氣依然徘徊在我面前。「他用柺杖打我。」休伯特在學校裡告訴我們。從莉莉的話裡，我能隱約感到老人的憂慮：兒子業已走上邪路，孫子絕不能重蹈覆轍。憂心忡忡的祖母自然站在祖父那一邊。
「我到處找你，」休伯特走過來，坐在我身邊的草地上，「我們去鎮上的酒店吧。」
我看著他瘦削的臉，想起帕梅拉用腳尖在沙灘上畫畫的一幕，她的沉默透露出對休伯特的關切。他是什麼時候感覺到她對他的愛意的？一個眼神，還是一句溫柔的話？我無從知曉。
休伯特撐著草地站起身。我們出了門，不緊不慢地溜達到火車站旁的酒店。我們坐在吧檯前，休伯特徑直點了橙汁杜松子酒。網球的話題沒有再被提及，我也沒有透露與帕梅拉的海邊漫步。
「別走了，」休伯特說，「再待幾天。」
「我告訴家裡人明天回去。」
「給他們發個電報。」
「我不能再待了，休伯特。太打擾你的祖母了。」
「那個姑娘待了三個月。」
我從沒喝過杜松子酒。酒裡透著橙汁的甜，回味也不算苦，比黑啤好喝。
「這是我父親的最愛，」休伯特說，「我母親喜歡‘吉姆雷特’，」他說，「那是加了酸橙的杜松子酒。他們喝酒跟喝水似的。」
他說自己準備偷偷去英格蘭。他對莉莉軟磨硬泡，希望能借到一百英鎊。他知道她有這筆錢，因為她平時一分錢也捨不得花。一百英鎊夠他花很長時間，足以做好去非洲的準備。
「我會還她的。一定會還。」
「那是當然。」
「總比都柏林手帕公司強。想想，到了五十歲還在都柏林手帕公司上班！一輩子都在伺候別人擤鼻涕！」
我們坐在吧檯前回憶學校的往事：菲茨赫伯特搞來一身女裝，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妓女的模樣，找到高年級的外語老師法基請求做個採訪；金斯米爾兄弟在宴會主桌的湯裡悄悄下了瀉藥；普朗蒂和塔切特趁來訪的橄欖球隊洗澡的時候偷走了他們的衣服。記得入學的第一天，我和休伯特被分到同一間新生宿舍，宿管範寧小姐覺得我們一定很想家，對我們格外照顧。
「來一杯‘大路’。」休伯特用法語說。
他告訴酒吧侍者自己曾在別的酒吧喝過這種酒，還告訴他杜松子酒和橙汁的配比。酒杯邊緣應該沾上冰鎮的糖霜，他說，非常可口。侍者無動於衷地看著他。
「我今晚就跟莉莉說，」休伯特在回家路上說，「如果她拿不出一百英鎊，五十也行。」
我們穿過假山時依然聊得興高采烈，步入大廳仍興致不減。普朗克特太太和帕梅拉顯然已在餐廳端坐了一段時間。我們進去之後，老人沒提我們遲到的事，只是站起身，重複了一遍之前必已念過的祈禱文。她的聲音在餐廳裡迴盪，疲憊的神情凝固在休伯特的臉上。
「我們剛去了酒店，」老人的聲音落下時，他說，「喝了橙汁杜松子酒。你去過那間酒店嗎，帕姆？」
她搖了搖頭，眼睛緊盯著自己盤子裡的雞腿。休伯特說酒店裡有個很帶勁的小酒吧——換作是我，大概不會用「帶勁」這個詞。懂行的人都去那兒，他說，雖然那兒的杜松子酒和橙汁的比例偶爾調不準。他假裝醉得很厲害。
「多德酒店，齷齪的地方。」普朗克特太太打斷他。那必然是她丈夫的看法。
「漢拉恩以前常去那兒，」休伯特說，「我好幾次看見他和女人坐在角落裡。你好像說你記得去世的漢拉恩，帕姆？」
她說不記得。普朗克特太太端起茶杯和茶碟，帕梅拉為她加了茶。
「漢拉恩來家裡漆過水管，」休伯特說，「你還記得嗎，帕姆？」
她搖了搖頭。我想讓他住口。我想提醒他，他已經問過表妹是否記得漢拉恩；我想告訴他，她並非不愉快的週日下午的罪魁禍首；我還想告訴他，她並非我們站在這裡聆聽冗長禱文的原因。
「你不記得了，這還真讓我驚訝，」休伯特說，「我真的很驚訝，帕姆。」
普朗克特太太聽不懂他們的對話。她和藹地朝我微笑，簡單地介紹了晚餐的菜式。然後她叉起一塊冷盤雞肉放進嘴裡。
「有一次他在多德酒店裡提起了你。」休伯特說。他笑了起來，眼睛裡閃著得意的光。「他還問你過得怎麼樣。很隨和的男人。」
帕梅拉轉開頭去，但她無法逃避這個話題，也無從控制自己的情緒。她的臉頰已經熱得發燙。她哽咽起來，推開椅子，跑出了餐廳。
「你對她說什麼了？」普朗克特太太一臉驚訝地問。
那天夜裡我輾轉難眠。我不住地想到帕梅拉，想象她在房間裡悄然落淚的樣子，以及休伯特此刻同樣孤獨的身影。我想象著休伯特的父親和帕梅拉的母親在這棟房子裡度過的少年時代，一個壞兒子，一個乖女兒。休伯特曾說過，父親常因為在學校裡的小偷小摸受到責罰，這件事一定給家裡每個人的心裡蒙上陰影。兒時的劣跡被淡忘，生活翻開新的一頁，直到一個替人討債的惡棍找上門來。家裡收到他從英國寫來的信，他在信裡解釋自己遭遇的種種不幸。我閉上眼睛，在半夢半醒間看見哭泣的普朗克特太太，就像帕梅拉那樣落淚。她抽泣著，擔心著這些信；一兩天之後，她好不容易暫時把憂慮拋到腦後，下一封信便到了。「我會寫張支票。」那個我未曾謀面的老人面無表情地說。他從口袋裡掏出支票本，在早餐桌上刷刷地填好。
我睜開眼睛，低聲念著帕梅拉的名字。「帕梅拉。」在我的反覆呼喚中，她的臉龐越發地清晰。其實散步時我可以告訴她，休伯特在學校裡是女生最傾心的男生，因為他與眾不同，因為他獨特的魅力。我或許應該對她說，等到她不再愛他的時候，希望她不要因愛生恨。
我墜入夢鄉。我們打起網球，休伯特輕鬆打敗了我們倆。一輛車側翻在路旁，頭燈照亮一隻破損的籠子，猩猩爭先恐後地往外爬。路邊血跡斑斑的草地上躺著兩張仍在微笑的臉。「你的人生不會再有更黑暗的日子了。」校長的聲音承諾道。
早餐過後，我收拾好行李，休伯特默默地抽菸。我去廚房向莉莉道別，然後是普朗克特太太。穿過大廳時我們遇到了帕梅拉。
「再見。」她說。早餐時她似乎已經恢復了平靜。此刻她朝我微笑，說很遺憾我要走了。
「再見，帕梅拉。」
休伯特站在敞開的門邊，盯著陽光下的花園，對帕梅拉毫不理睬。在去火車站的路上，我們又聊起學校的往事。他還說起我們送回家的那兩個護士，還有賽馬場上的好運氣。「可惜沒時間再喝一杯橙汁杜松子酒。」經過酒店的時候他說。
火車慢悠悠地靠近大海，又駛入炙熱陽光下日漸枯黃的平原。我知道自己此生不會再見休伯特。友誼已經走到了盡頭——過不了多久，他會為這段記憶感到羞恥，因為他知道我不會輕易忘記他如何讓表妹成為他與祖父冷戰裡的炮灰。這種尷尬和休伯特在家的樣子，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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