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路易絲沒能起床。她燒了一夜，燒到牙齒不住地打寒戰。她的喉嚨腫了起來，嘴巴里長滿了口瘡。連吞嚥口水都覺得困難。剛剛七點半，電話鈴聲響了起來。她沒有接。不過她看到螢幕上顯示的是米莉亞姆的名字。她睜開眼睛，伸出手，掛了電話。她將臉埋入枕間。

電話再次響起。

這一次，米莉亞姆留下了一條資訊：「你好路易絲，我希望您一切都好。現在已經將近八點。米拉昨天晚上生病了。她發燒。我今天有一樁很重要的案子，我告訴過您，我今天要出庭辯護。我希望您一切都好，什麼事也沒有。您看到資訊後給我電話。我們等您。」路易絲把電話扔到腳邊。她用被子把自己裹了起來。她不願去想自己口渴，她非常非常想小便。可她現在一點也不想動。

之前她把床推到牆邊，這樣可以儘可能地靠近電暖氣那點可憐的熱氣。可這樣睡，她的鼻子幾乎貼到了玻璃窗上。她的眼睛轉向街道上乾枯的樹木，似乎所有的出口都被堵死了。可是她有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即便掙扎也毫無用處。她只能聽之任之，這麼漂著、被佔領、被超越，面對任何情況都處於被動狀態。前一天她收拾了那些信。她一一開啟，撕毀。她把碎片扔在水槽裡，然後開啟水龍頭。溼了之後，這些紙片都粘在水槽上，成了毫無形狀可言的一團，她看著紙團在熱水水流下分崩離析。電話響了，響了又響。路易絲將手機扔到墊子下，但是尖銳的鈴聲讓她無法入睡。

米莉亞姆在屋子裡踱來踱去，幾乎要發瘋，她的律師袍擱在條紋扶手椅上。「她不會再來了，」她對保羅說，「保姆就這麼消失也不是新聞。我聽到過無數類似的故事。」她試著繼續給路易絲打電話，但是面對路易絲的沉默，她毫無辦法。她開始衝保羅發火。她指責他過於苛刻，把路易絲當作一個簡單的僱員來對待。「我們侮辱了她。」她總結說。

保羅試圖讓妻子迴歸理性。路易絲也許碰到了什麼問題，她也許出了什麼事。她根本不敢這樣，毫無解釋地消失。她這麼愛孩子，不可能連聲招呼也不打就走了。「與其去想這些沒邊的事情，你還不如去找到她家的地址。看看她的合同。如果一小時後她再不接電話，我就去她家。」

米莉亞姆蹲下來，正在抽屜裡翻合同的時候，電話鈴響了。路易絲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請求原諒。她病得太厲害了，下不了床。早晨她又睡過去了，所以沒能聽到電話。她至少重複了十遍：「我很抱歉。」理由如此簡單，完全出乎米莉亞姆意料。她覺得自己有點羞愧，竟然沒有想到這點，就是單純的健康問題。就好像路易絲是戰無不勝的，就好像她不知疲倦，從來不會生病。「我明白了，」米莉亞姆回答道，「您休息吧，我們會找到解決辦法的。」

保羅和米莉亞姆打電話找了朋友、同事、自家的親人。最後總算有個人給了一個大學生的電話號碼，說是「有可能救急」，如果運氣好，也許會同意馬上過來。這是一個二十歲的金髮姑娘，很難讓米莉亞姆產生信任感。在房門口，年輕姑娘慢慢脫下高跟短靴。米莉亞姆注意到她的脖子上有個很可怕的刺青。聽到米莉亞姆吩咐，她回答說「是」，一副什麼都懂的樣子，但只是為了擺脫這個神經質的、喋喋不休的僱主。看到米拉在沙發上昏睡，她又演得有點過火了，好像很愛她似的。她裝出母親般的焦慮，而她自己還幾乎是個孩子。

不過這些都還不是最糟糕的，晚上，米莉亞姆回到家裡，她才是真的崩潰了。房子混亂得不像是人類的居所。客廳裡玩具扔了一地。髒兮兮的碗碟堆在水槽裡。小桌子上已經乾癟的胡蘿蔔散發出難聞的氣味。年輕姑娘站起身，就好像被放出單身囚室的罪犯一般舒了口氣。她把錢塞進口袋裡，衝向大門，手裡握著手機。晚些時候，米莉亞姆在陽臺上發現了十來個錽過的菸頭，孩子們房間的藍色衣櫃上，有一個融化的巧克力冰激凌，已經破壞了傢俱的油漆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