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3日，蒙塔諾拉

尊敬的、親愛的武爾姆博士：

昨天我收到您的信了，感謝！多遺憾啊，他們還是不讓您出行！您說到，當權者沒有興趣做甄別之類的工作，我有切身體會。先是希特勒和戈培爾奪走了我畢生的作品、它們的成就和影響，現在負責德國媒體重建工作的主管又通過佔領當局通知我，在德國，應當重新被人們聽到的那些聲音裡，不會有我的。這個人可能私下裡懷著惡意，也有可能找不清方向或者過得太舒服，不想再補救這句話。這一切都讓人反感，確實是。而我們仍然感到高興，德國終於被打敗了，每天不會再有成千的人遭到刑罰和殺害。我妻子是布科維納的猶太人，一年來，她唯一的姐姐杳無音訊，她的親戚和好友幾乎全都死在了奧斯威辛的瓦斯爐裡。我們雖然沒有親身經受，但也極深地受到了這些事情的影響，肯定的，可那又怎樣。

「一戰」結束後那幾年，當我看到德國是怎樣一心要破壞共和國，沒有吸取絲毫教訓，我接受瑞士國籍就沒什麼為難了；「一戰」的時候，儘管我批判德國的強權政策，也做不到入籍瑞士。在書裡，我警告「二戰」即將到來，滿懷恐懼地將它描畫在公眾面前，卻只收到客氣的嘲笑。從那時起，我便不再理會德國政局。如今很多德國人寫信給我，說他們當年也就十八歲左右，也曾經讀過我寫的信，他們說我當年那些文章裡發出的聲音現在還在他們耳邊迴響，說他們多麼希望自己認真對待了那些警告。

再說，與別人相比，我不會那麼容易成為民族主義者。我的家庭本來就有多國血統，適合多種信仰的傳播，早年間，除了路德、本格爾的思想外，我還接觸了印度的思想。我的外祖父貢德特和父親本來就不可能成為民族主義者，不過還是需要再用一代人才能澄清這一點。為此，我們面臨著新的、可怕的困境和任務！我與您看法相同，以懲罰和報復為綱是行不通的，要想解脫，恰恰得要依靠受苦最深的人。我經常為自己已經年邁衰老而感到高興，然而從一些德國朋友及讀者的來信裡——他們身處英國、美國、義大利、法國、埃及等地的戰俘營——我感受到了很多思索，很多美好的願望，很多慘痛之後的徹悟，所以我不能放棄希望。

您衷心的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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