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20日，蘇黎世附近的巴登

親愛的君特：

我在巴登已休養多日，昨天收到了你11月4日的信。

你說得對，寧願辛苦工作也不要生鏽，這無疑是更好的做法。

我在《瑞吉山日記》裡所指的知識分子階層，是那些嚴正地反抗過希特勒統治，在其倒行逆施時潔身自好的人，我認為這個階層十分單薄。在如今這些膽小鬼中，不光戈林和巴本，其他人也沒有一個肯承認自己曾是納粹。可事實上，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德國自俾斯麥時代以來一直都是這樣——都沉默不言，明哲保身。其中一些現在已經忘了自己也曾因頗識時務而得到過好處。

最近，七十八歲高齡的符騰堡州主教武爾姆在給我的信中說，他不久前讀到了我1918年前後寫的一些文章，現在不得不完全贊同我，然而那時，1918年或1919年的時候他做不到，因為那時他民族主義情緒太盛。連這麼一位好心又聰慧的老人，基督徒，都得過了二十五年，經歷了希特勒的恐怖統治和「二戰」的慘敗之後，才能接受對基本人性的思索和要求，還能指望其他人什麼呢？我不抱幻想。畢竟我也並不期待廣大民眾能怎麼樣——我也是其中的一員——我指望的是少數抱有良好志願的人，一切取決於他們。

……唉，我們還是不能給德國寄任何東西，真讓人心痛，有些東西是必須得寄的。可也得等到允許寄的時候。要是我能給自己的兩個姐妹寄點咖啡、茶和糖，跟我在柏林的出版商通通訊，會讓我釋然許多。

估計我會在巴登待到12月中旬，然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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