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6日，蒙塔諾拉

親愛的曼先生：

您3月15號寫的那封親切的信三天前到了，還算是快的。您的信讓我很高興，如今，能高興就是件寶貴的事啊。我也高興地得知，我印刷的贈品您收到了；在德國，許多份都寄丟了。您與弗裡多林<注："托馬斯·曼的孫兒。">的照片讓我們夫妻倆特別歡喜，他的臉跟您夫人的簡直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我正巧也有一張照片，是在蘇黎世生活的我的兒子海納和他女兒，隨信附上。

多好啊，您終於又有了一所房子，有了真正的工作室和藏書室，還生活在氣候宜人的地方！這個訊息讓我舒心。得知您又開始興致勃勃地創作約瑟夫的第四卷<注："托馬斯·曼的小說《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這也讓我舒心。……

我的書在德國沒有被封禁，但好幾次都馬上要禁了，隨時有可能出現新的情況。已經多次禁止給我付款。我作為瑞士人和歐洲人的立場，德國那邊是知道的，總的來說他們覺得將我歸類為「不受歡迎」就行了。目前，我的大部分作品已經售罄，而且其中多數不會再印刷。但是戰爭總不會永遠打下去，雖然我還想象不出來戰爭結束後世界會是什麼樣，但我還是天真地相信，人們會重新印刷我們的書。近日，蘇黎世的弗雷茨出版社想出了個主意，要出版我的詩歌全集，籌備此事期間，我發現自己竟寫了一萬一千行詩，這個數字讓我很是吃驚。

這個世界正努力想讓我們這些老傢伙能夠輕而易舉地和它告別呢。理想、方法、組織，這些被用來製造種種無稽之談的東西，總是多得驚人；而反理性和正直真誠——人民憑藉它們從苦難中形成美德，從屠戮中得出信念——這樣的品質也一樣多得驚人。

在我這裡，人們也慢慢感覺到戰爭無處不在。我的三個兒子已經當了三年兵，中間有過間歇和假期，但民間的生活，有人情味的、自然的生活已經處處受到國家的限制。有時候，我覺得1914年以來的戰亂就像是人類在做一次巨大的嘗試，想粉碎過度組織化的國家機器那層鐵殼，但總是不能成功。

請代我們衷心問候您的家人，特別是您夫人。祝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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