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

感謝您親切的來信。對於您所認為的作家的使命，或者說作家在整個社會中的作用，我並不完全認同。作家與常人的區別在於，比起常人，他要自我得多；他只有踐行這種自我，不要顧忌是否正常，不去考慮為了這個他得付出多少，才能成為作家；同樣，作為作家他也只能依順自己那套總是與常情不符的溫度和氣壓。所以我——其實也出乎自己的意料——寫出那些詩句，寫出那些雙行押韻詩和即興詩之後，不認為關於這場戰爭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寫的。

不過我還是得順應自己的要求，也要維持生活。我這麼一個上了年紀的、沒用的人，從九年前起就著手進行一項創作，要寫好這個主題就得完全投入，我將把餘生都傾注在它上面。八年多了，我一直在這件事上下功夫，為了精心編織我的造物，其他事情我都漸漸地不管了，它最後是件有價值的作品抑或僅僅是異想天開，對我來說無關緊要。幾年來，這件作品的部分內容零星地出版，我得一直做下去，不然這些歲月就虛擲了。

戰爭，我們倆都憎惡的戰爭，它註定要變成「全面」的。打仗的時候，士兵會開槍，學校老師會戴上頭盔，麵包師也會磨快刺刀，不僅他們，每一個男孩都力爭能戴上袖章，他們不想再做毛頭孩子，他們想成為戰爭的一分子。作家越是向這種趨勢讓步，戰爭就越有理由來支配他，他就更加遠離創作，而對於創作來說，原本就不該存在「時效」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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