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初，巴登

尊敬的托馬斯·曼：

您的來信我是在巴登收到的。我在這兒的溫泉療養，非常疲憊，眼疾也十分嚴重，所以我的信件總是處理不完，如果我的回信很短，還請見諒。您提出的問題，本身沒有什麼考慮的餘地，回答是：不。不過，因為普魯士藝術學院的邀請函是由如此受我尊敬和愛戴的您寄來的，我很樂於儘可能詳盡說明我不能接受的原因。然而，我越是仔細琢磨，事情就變得越是複雜、變得形而上了。而對您，我必須說明我拒絕的原因，我會以十分明確和有點尖銳的方式說明——要說明如此複雜的事情，文字常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

讓我這麼說吧：我無法加入一個德國的官方機構，最終的理由是我不信任這個共和國。這個沒有支撐、欠缺精神的國家是在戰後的枯竭疲憊中憑空產生的。「革命」陣營中幾位有思想的人物被謀害了，而百分之九十九的民眾同意此舉。法庭不公正，官員不在乎，百姓幼稚無知。1918年我曾對革命懷著很大的好感，我希望有一個能讓人信任的共和國，但是，自那之後，我的希望早已破滅。德國丟失了自己的革命機會，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形式。德國的未來是布林喬亞化，對此我並不厭惡，只不過說到底，這個民族失去了大好機會，並且在那之前，肯定會有血腥的白色恐怖浪潮出現。

長期以來我就是如此看待事情的，儘管我對具有良好意願的共和國人抱著好感，但是我認為他們完全沒有力量，也沒有前途，就像從前烏蘭<注："烏蘭(ludwiguhland,1787—1862)，德國詩人、哲學家，是1848年革命期間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成員。當時國民議會在保羅教堂舉行會議。">和他的同道，雖然主張良好，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卻得不到伸張一樣。一千個德國人中，至今仍然有九百九十九人不知道德國對戰爭也該負責。他們認為自己沒有打仗、未曾戰敗！也沒有簽署《凡爾賽和約》，對他們而言，《凡爾賽和約》是晴天霹靂，是一場陰謀。

總之，我覺得自己與當今德國的主流思想差距極大，就像1914年至1918年之間我與德國的距離一樣大。我見到許多毫無意義的事情發生。1914年至1918年以來，我本來的一點兒左傾步伐，也是民眾的步伐，如今被推向更遠的左邊。已經沒有一份德國的報刊能讓我讀得下去了。

親愛的托馬斯·曼，我不期待您同意我的意見和思想，不過以您對我的親切態度，我希望您能認可它們的存在。

關於我們冬天的計劃，我太太會給您的夫人寫信的。請代我衷心問候曼夫人和梅迪，我們非常喜歡她們兩位。雖然我的回信讓您失望了，願您繼續保持對我的好感。不過，我相信，這回應其實並不會讓您驚訝。

一如既往尊敬您並忠誠於您的赫爾曼·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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