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

尊敬的先生：

您的「公開信」我收到了。它重複了自1916年以來德意志民族主義報刊上幾百篇對我攻擊的文章，有的更加粗暴、更加惡意。

我認為您在上面攻擊我的那份刊物不適合討論高層次的、純粹思想上的問題，比如愛祖國與人類理想之間如何結合、能夠走多遠的問題，它們是個體的事情，是醒悟者最高的良知與責任。我老早就習慣了，在黨派報刊上（您的刊物算上一份）誠懇的討論不但不可能，也是不被接受的。

我的這個觀點是您給予我的權利。您的文章完全沒有討論思想問題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抹黑你們利益集團不喜歡的一個人。

您給了我這個權利，因為您在605頁上寫了，我當時設法抽身未曾服兵役，你赤裸裸的毀謗在看似事實的討論中一筆帶過，因此，我覺得更加卑鄙無恥。

我自然不會認為您會為您的汙衊悔改，對您來說，任何思想上的事情，如真誠、乾淨的討論等等都不重要。你已經預先對您不喜歡的物件打上不公平的烙印了。

關於您對我逃避兵役的毀謗，我以下面簡單的事實告知您：

戰爭爆發前，我已經在伯爾尼居住了許多年。戰爭一開始，我便立刻到德國駐瑞士領事館暨公使館報到，志願服兵役，而且報到了幾次。但軍事機構並沒有接受我的請求，或許因為我的年齡，或許因為我沒有受過訓練。而我從1915年春天便開始了為德國公使館服務的大範圍工作。幾年間我整個人投入這項工作，直到戰爭結束後幾個月，在1919年2月我才退出。

接下來我讓您的讀者自己判斷您和您的報紙，他們中一定有許多人並不知道，您是用什麼方法進行您的鬥爭的。

我早就知道，以這種方式討論思想問題在德國非常普遍。對此我不感興趣。這種不誠實的思想將會像在「一戰」時一樣，在下一次戰爭中愚蠢而歡呼著為不管多麼糟糕的政府決策服務，也將會如同1914年至1918年那樣，把德國帶入同樣的孤立和崩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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