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

親愛的維甘德先生：

……您沒有遇上呂不韋而遇上莊子，這自然是幸運的事！《莊子》是中國最出色的書籍之一，在我看來，在那偉大的創作者孔子和老子之後，就是莊子了。歐洲（美國就更不用提了）歷史上從未有過一部能與《莊子》相提並論的著作。但是，這麼說其實很愚蠢：「民族國家」是新近出現的，是現代的時尚。整個中古時期，隨便一位僧侶詩人或智者用拉丁文寫出完美的作品，而整個歐洲無人知曉，他是西班牙人、德國人、拜占庭人、義大利人還是波蘭人。那麼讓我恭喜您獲得了《莊子》。您將會一點一點地讀他，您的一生會因此而多了一位朋友，多了一個高層次的源泉而更加豐富。

現在說點別的：您在信上說您寄來了您發表在《柏林日報》的文章，可是我什麼也沒有見到。對於這份報紙，我的角色已經不復存在了，半年前，希爾登布蘭特<注："希爾登布蘭特(fredhildenbrandt,1892—1963)，《柏林日報》編輯。">向我保證，讓我相信，下次他會立刻刊登我的文章。我後來再寄文章，十四天後收到回應，他說，版面實在不夠，讓我再等幾個月。

您提到的關於《夜之慰藉》的評論，除了在《日記》中的，我都看到了。我不需要這些評論。豐塔納<注："豐塔納(oskarmaurusfontana,1889—1969)，奧地利作家、評論家。">是出於好意，為人也不錯，然而對於審美方面的事，他是講不出什麼嚴肅的東西的。

赫爾曼-奈塞的評論文章我覺得有點詼諧的意味。我寫了封簡訊，通過《文學世界》編輯部轉給他，信中除了其他內容還寫到，我很高興，並且很奇怪，在這麼討厭的狗屁報紙上，發現對我如此友善的文章。這信被哈斯<注："哈斯(willyhaas,1891—1973)，《文學世界》編輯。">拆開看了，他大為惱怒地給我寫了封信，我回信，他又寫了信，其中提到，他在他的報紙上有時不得不讓步，但從不在道德方面讓步，而是在嚴格的態度立場上。我回信說：嚴格的態度立場在思想性的作品中，在我的認知上是唯一的道德。諸如此類，挺感人的。

親愛的朋友，卡羅薩<注："卡羅薩(hanscarossa,1878—1956)，德國小說家、詩人。">的書我讀過，而且十分喜歡。4月份我在慕尼黑的時候，在朗讀完作品後，還掉進了旅館裡一個文人的聚會，難受得要命。而因為卡羅薩我獲得了補償和回報。他們介紹我認識了令人喜悅的、安靜的、可親的卡羅薩，整個晚上，漢斯·卡羅薩坐在我旁邊，我們沒法多聊，那個聚會很差，嘈雜得像在證券交易所（當然現實裡我從未見過交易所）。然而有這麼一位安靜、儒雅、簡單、友善地微笑著的人坐在身旁，令人欣喜，也足以慰藉。

日本大學生也給我送來生日的祝福，他們剛聽了一個關於我的演講。《悉達多》在日本相當有名，我與日本的聯絡，得益於我在那兒的朋友和我的表弟貢德特。

好了，停筆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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