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6月4日，蘇黎世

親愛的衛禮賢先生：

昨天作家奧斯卡·施米茨，一位非常機智灑脫、目標明確的先生，來我家做客。除了其他一些事，他還告訴我，這幾天他和您一起在蘇黎世。今天清晨就收到您的印著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的樞密大臣歌德的明信片。如今我手握您兩次親自的問好，雖然我不是個愛寫信的人，我卻非常樂於回應您的問好。

長久以來你是我心愛的、重要的人物，我對中國文化思想的瞭解幾乎全是因您而獲得，在數年的印度導向後，中國文化思想對我形成了最重要的導向。

因為您的文章，特別是關於老子、莊子、列子等等，我長期以來就非常感激您，如今我把這感謝之意說出來了。我們有位共同的朋友，我在日本水戶市的表弟貢德特，為此，我也經常十分高興。

您當前的工作我所知甚少，我是個邊緣人，不關注現實中思想界（如凱澤林所代表的）的事。相反地，與親中國的友人，如萊因哈特<注："萊因哈特(georgreinhart,1877—1955)，瑞士企業家、藝術收藏家。">，我們與您共同有密切的內在聯絡。蘇黎世的心理分析家與我關係疏遠，除了榮格，我覺得他們是一群可愛卻平庸，善於適應的成功人士，他們深入內心的任務就是肯定市民意義上的生活，壓制其悲劇性的方面，所以我也就疏遠了與他們的關係。

您的中國世界吸引我的是她神秘魅力的方面，至於她華麗的道德秩序，對於我這種不合群的人來說，雖然佩服有加，卻一直是陌生的。可惜因此我只能部分地理解《易經》，有時我仔細觀察《易經》深沉豐滿的影像世界，與它評說部分的倫理卻沒有形成一種真正的聯絡。我所坐的乾枯的樹枝上，可惜開不了國家的、家庭的、社會的關係網的花朵。

儘管如此，我便更加感激生命帶給我的平靜的精神上的親愛關係。與您的關係在於通過您認識了中國，由此我感激您與您的作品。我也欣喜於能夠說出這種感激。

不久我要回蒙塔諾拉了，不過很可能在秋末和冬天又會回到蘇黎世，或許我們那時能夠相遇。

衷心問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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