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澤 薩拉馬戈:《天窗》 José Saramago: Skylight

1953年,若澤·薩拉馬戈將《天窗》的手稿交給里斯本一家出版社。他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也顯然不曾尋求過回應,他的妻子皮拉爾·德爾·里奧在本書導讀中說,他陷入了「一種痛苦的、揮之不去的、延續數十年的沉默」。然而在此之後,他卻作為記者和編輯聲名鵲起,直到1977年,他以標題頗具欺騙性的長篇小說《繪畫與書法指南》(manualofpaintingandcalligraphy)迴歸小說創作。1989年,他已出版了三部小說,並正在創作第四部,當年收到《天窗》投稿的那家出版社寫信給他,說他們重新找出了那份手稿,如能將其出版,將會萬分榮幸。薩拉馬戈立即去出版社把手稿帶回了家。他的妻子告訴我們,他再沒有讀過它,並且說「在他有生之年這本書不會出版」。我們必須假定,他並沒有說過在他死後這本書應該怎麼辦。

過去的恥辱可能是他忽視這份手稿的根本原因,又或者,由於他晚年才再度開始文學創作,因此不想花時間和心思回頭審視這部更為常規的早期作品。無論如何,我認為他妻子決定現在出版這本書是明智的。它不僅展現了一位極富原創性的藝術家的緩慢發展歷程,而且就其本身而言也是一部有趣的小說。翻譯本書的是無可挑剔的瑪格麗特·朱爾·科斯塔。

如果這本手稿當年被接受並獲得成功,那麼薩拉馬戈還會依然保持對發表意見的淡漠,從而逐漸發現自己無與倫比的語言特色、風格和主題嗎?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天窗》中的段落和標點符號都中規中矩,並且遵循一種熟悉的小說公式:一組人物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彼此相遇:在這本書中,則是在1950年前後的里斯本,一座小小的工人階級公寓樓。六間公寓;十五個人,其中十個是女人。沒有一個人有充分經濟保障,有些人只能說勉強度日;他們的生活脆弱、節儉而艱苦。阿德里亞娜和伊紹拉勉強養活她們各自的母親和姑媽。晚上,四個女人如飢似渴地聆聽著收音機裡的貝多芬,與此同時,隔壁屋的年輕的克勞迪尼婭則播放著爵士拉格泰姆音樂。克勞迪尼婭的父母婚姻不幸。推銷員埃米利奧和他的西班牙妻子彼此厭惡。粗野的卡埃塔諾和患有糖尿病的茹斯蒂納,因為失去孩子而備受折磨,經由仇恨而走向公開暴力。

這本書中直白的性描寫(這或許正是它在1953年薩拉查時代的葡萄牙未能出版的原因)如今之所以引人注目,唯一的原因只是因為其中飽含憐憫。那兩位性慾望無處可去的姐妹,薩拉馬戈對於她們的同情是如此深刻和微妙,而他對莉迪亞的尊重也是如此,作為一個妓女,她一方面鄙視她的監護人,另一方面卻又尊重她自己在這樣一個最受鄙視的職業中的專業地位。通過對於情色能量的驚人反轉,薩拉馬戈甚至能夠令一個女人對於強暴行為給予強烈回應這樣一種無聊的色情濫套重獲新生。

所有的沮喪挫敗、道德敗壞和不安全感,都在近距離接觸中不可避免地滋生競爭和惡意。這個情節鬆散的故事從一個角色轉到另一個角色身上,展現了許許多多卑鄙的邪惡行為,這完全是巴爾扎克和自然主義的傳統。其中還有不少冷幽默,譬如一個寧靜的家庭場景,突然被揭示為某種幻象:

然後他們吃晚飯。四個女人圍坐在桌邊。盤子裡冒出熱氣,桌布雪白,進餐儀式考究。在無可避免的噪音的這一邊——或許也可能是那一邊——投下某種綿密而痛苦的沉默,這沉默來自冷眼旁觀的過去對於我們的審問,也來自虛位以待的未來對於我們的嘲諷。

書中最強悍的人物,是鞋匠西爾維斯特雷。在薩拉馬戈後來的小說中,像他這樣細心而誠實的工人總會出現,總是至關重要,也總是輕描淡寫。西爾維斯特雷娶了瑪麗安娜,「她胖得近乎滑稽,又善良得讓人流淚」——兩個心靈平靜而又慷慨的人,組成一樁完美婚姻。如今控制這個國家的反動派摧毀了西爾維斯特雷強烈的社會和政治希望,但卻沒有摧毀他的精神。他是一個耐心的人,而他的耐心,他的知足常樂,遠遠不只是適應失敗這麼簡單。

掙扎在貧困邊緣的西爾維斯特雷和瑪麗安娜,把他們的空房間租給了一個名叫阿貝爾的房客。他的年齡和作者差不多,三十一二歲,很難不把他解讀成某種程度上的「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阿貝爾故意避免與任何人或任何事有密切的聯絡或承諾,他似乎是他那個時代的一類特定文學形象:有意保持孤僻、充滿防備、感受敏銳、生來優越、終日鬱鬱寡歡的青年作家。儘管阿貝爾贏得了與西爾維斯特雷的爭論,但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比自己以為的要年輕,或許也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他的存在主義姿勢是不是有點自我沉湎?西爾維斯特雷好不容易才從幻夢中覺醒,從而堅定地選擇了激進行動。阿貝爾不會把生命浪費在幻夢中,但他的沒有立場會將他帶往哪裡呢?他是一個確定行動能夠成功時才投身行動的現實主義者,還是一個否認自己全然無力的理想主義者?

在他們最後的爭論中,阿貝爾說出了最後一句話,實際上也是全書的最後一句話:「我們能夠建立在愛之上的那一天還沒有到來。」

在這句話之後的最後的沉默中,我感覺到一種沒有說出口的反駁或者修正,它實際上正來自西爾維斯特雷的生活本身,一種勤勉且負責任的生活,以最謙虛、最節制、最實際的方式建立在愛之上。

2014年6月發表於《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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