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澤 薩拉馬戈:《從地上站起來》 José Saramago: Raised from the Ground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小說大多都是由中產階級作家為中產階級讀者寫的。關於窮人、受壓迫者和農民的小說,通常不是由這些人寫的,也不是為這些人寫的。因此,這些作品往往帶有一種距離感和社會學氣息,同時又極度令人沮喪——彷彿啟示錄一般,冷酷,沒有希望,而且必然是殘酷的。兩部關於受壓迫者的偉大的美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和《憤怒的葡萄》,因為作者對正義的熱情和對主人公的敬愛,才得以擺脫這種險惡的冷漠。若澤·薩拉馬戈的早期小說《從地上站起來》也是如此,並且還更勝一籌:因為作者寫的是陪伴他成長的人們,他自己的同胞,他的家人。

在寫這篇評論時,我總是忍不住想讓若澤·薩拉馬戈本人來寫。這是他1998年接受諾貝爾獎時演講的開場白:

我一生中認識的最聰明的男人,他既不會讀也不會寫。清晨四點,新一天的前兆還在法國大地上徘徊,他就從硬木床上爬起來,帶著六頭豬去地裡放牧,它們的產出養活了他和他的妻子。在裡巴特茹省的阿濟尼亞加村,我母親的父母就是靠這點微薄的生計過活,他們養活這些豬,等它們斷奶後賣給鄰居。……滴水成冰的冬夜,屋裡鍋中的水都會凍結的時候,他們就到豬圈去,挑出那些最虛弱的小豬抱到床上。在粗糙的毯子下,來自人類的溫暖讓這些小動物免於凍僵,留得性命。雖然他們兩個都是好人,但促使他們這樣做的卻並不是什麼富有同情心的靈魂:他們關心的是如何保護自己的日常生計,其中沒有任何多愁善感或抒情的意味,而對於勉力維持生活的人來說,從未學過去思考生活必須之外的東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從小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和工作,給了他創作這部小說的經驗,給了他靈感、動機和敘事語調。在諾貝爾獎演講中,他這樣總結道:

從二十世紀初到推翻獨裁統治的1974年四月革命,一個農民家庭的三代人,這個「壞天氣」家族的故事,貫穿了這部名為《從地上站起來》的長篇小說,並且正是這些從地上站起來的男人和女人們,首先是作為真實的人,其次是作為小說中的人物,讓我學會了如何耐心,如何相信,如何信任時間,正是這時間同時建立和摧毀我們,為了建立和再次摧毀我們。[他可靠的英語譯者,瑪格麗特·朱爾·科斯塔,將小說的標題譯為raisedfromtheground,而小說中家族的名字則保留了葡萄牙語,maul-tempo,也就是「壞天氣」的意思。]

薩拉馬戈中年之後才離開新聞業並開始寫小說,就像一棵美麗的老蘋果樹突然結出赫斯帕裡得斯的金色果實。這部小說出版於1980年,當時他已有五十八歲,可以說它是,也可以說它不是他的「早期作品」。它沒有他後來許多作品那樣複雜的深度,風格也依舊頗為常規(其中有分時期,也有分段落),但敘事的聲音卻是明確無誤的:一種成熟且安靜的聲音,像聊天一樣輕鬆,常帶有諷刺或可愛的幽默感,這聲音流淌向前,不時自我交纏,彷彿在猶豫或徘徊,卻從未失去動力,像一條大河流經乾燥的土地。

他的思想和同情心的廣博,他所說的耐心和信任與他充滿激情的政治信念之間的艱難平衡,令這部小說比大多數見證人類不公的作品具有更廣泛的聚焦。在一段描述一個人被打手毆打的段落中,事件發生的地點並不像大多數情況下那樣,被視作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一處無從言說的秘密場所——因為秘密是守不住的。沒有任何人類事務發生在自然之外。萬事萬物彼此相連。萬事萬物都可以被言說。萬事萬物都能夠開口說話。地上的一隻螞蟻看到了這個人,它心想:「他的臉全都腫了,嘴唇也破了,還有他的眼睛,可憐的眼睛,他的臉腫得都看不見眼睛了,他和剛來的時候大不一樣了。」當警衛往受害人身上潑水的時候,我們跟隨水的漫長旅途,從大地深處,到雲中,到雨裡,到陶罐裡,然後「從高處被潑到一張臉上,突然落下,突然綻開,緩緩流過嘴唇、眼睛、鼻子和下巴,流過憔悴的臉頰,流過被汗水浸透的前額……從這樣一張面具上,水知道這個人依然活著」。

儘管薩拉馬戈的視域如此包羅永珍,但他知道應該省略什麼。他知道得多麼清楚,而這種認知又是多麼罕見啊!他從不拖沓。沒有流水賬般的細節羅列。沒有那些充斥著當代敘事的機械對話。沒有任何關於痛苦、困頓和折磨的長篇大論,儘管這種手法被當作逼真的現實主義和無情的真相講述而得到讚頌,但更多時候,對於作者和讀者來說其實都是自我沉湎在某種虐待幻想中。這部小說中唯一的幻想,就是它出乎意料的充滿希望的結局。薩拉馬戈對於何為真實非常看重;我認為他選擇在一個高光時刻讓故事結束,不是因為他相信社會正義的理想終會實現——在這個意義上,我不確定他是否真的「相信」任何東西——而是因為他認為理性的希望比絕望更有用,因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追尋美。他的偉大作品《失明症漫記》同樣在結尾處轉向光明。但在《復明症漫記》中,轉變再次發生……他知道黑暗是什麼。

現代小說中,死亡幾乎千篇一律充滿暴力。過去小說中人物的死亡方式往往與現實生活中一樣,平凡無奇,不可避免,他們不會死於槍殺、刀砍、爆炸或謀殺;但如今我們希望小說中的死亡作為奇觀被呈現,而不是我們將要彼此分享的體驗。在這本書的結尾有一個死亡場景;一個人,辛苦工作了一輩子,歷經各種磨難之後,於六十七歲高齡離世,僅此而已。我們通過他的雙眼看到他自己的死亡。我覺得這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小說裡的死亡場景都要好。薩拉馬戈對於真實的講述,是來自智慧、熾熱的藝術勇氣,以及深刻的人類柔情的罕見組合。

在諾貝爾獎演講中,他說:

我唯一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已充分消化吸收的東西,是那些苦難的經歷在那些女人和男人們身上形成的某種美德:一種天生的對於生活的樸素態度。……每天我都能感覺到它在我精神中存在,像一種持續不斷的召喚:我還沒有失去希望,至少現在還沒有失去,希望能多從那些尊嚴的榜樣中獲得一些偉大的力量,而這些榜樣是阿連特霍的廣闊平原提供給我的。

現在,時間給了我們講英語的人一個機會,讓我們看到他在這部早期小說中如何付出並收穫這份偉大。我們已經知道,他在自己所有的作品中,如何忠實地追隨那份樸素和那召喚他的精神。

2012年10月發表於《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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