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 金索沃:《遷徙路線》 Barbara Kingsolver: Flight Behavior

有一些最優秀的美國小說,其寫作目的,至少一部分目的,是希望帶來道德上的改變。從《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湯姆叔叔的小屋》,再到《憤怒的葡萄》等作品,都貫穿著一條清晰而明亮的弧線,即對於貧困和社會不公的關注。芭芭拉·金索沃的《遷徙路線》是這類作品中一位值得尊敬的新成員,其關注通過這部滿懷激情和智性的小說中那些生動的角色而得到體現。新穎之處在於,作者對社會不平衡的精細入微的描繪,與對環境不平衡的迫切關注緊密交織在一起——已經沒有哪位嚴肅作家可以繼續對環境問題這場持續不斷的災難保持視而不見了。

不出所料,頗有不少評論家們認為金索沃雖熱心卻天真無知,或斥責她不知道帝王蝶在哪裡過冬,這些人顯然不知道該如何閱讀這樣一位天賦異稟的作家,她能夠看清並描繪社會困境的對立兩面,同時又擅長基於確鑿知識的文學創作。這位受過科學訓練的小說家用想象來闡釋現實,用反諷來超越反諷。傳統的巴洛克式怪誕「南方小說」,在她手中獲得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廣度和沉著。

為英國讀者描述《遷徙路線》是一個難題。在幽默方面尤其困難,因為它非常美國,充滿地域特徵和方言——就像美國人閱讀那些非常英國的小說時,總希望能抓住其中的含意和細微差別,卻知道自己沒能抓住。小說的韻律對於那些能識別它們的耳朵來說是完美無缺的。譬如女主角的朋友說:「跟你說個事兒。你看起來好辣。我能借你那件毛衣嗎?」或者她的婆婆說:「萬軍之主耶和華啊,這姑娘蒙了恩!」——這些語言中的複雜意指和引用能被大西洋彼岸的讀者理解嗎?希望可以吧,因為這些意指充滿啟發性,而其中的細微差別也非常有趣。

我曾有機會問作者,是否覺得目前為止評論家們遺漏了這本書的哪個方面。她思考片刻,說:「階級。」我的另一個問題與此有關:美國的階級定義比英國要模糊得多,也不太被關注。不過在哪裡都一樣,哪裡都有窮人,而金索沃說的沒有錯:評論家們談到蝴蝶,卻不談人物,不關注這部小說如何以驚人的複雜方式展示各種社會因素——階級、教育、特權、宗教如何控制個體與那些我們稱之為自然的過程、那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展開互動。

如今,許多美國人宣稱他們「不相信」全球變暖、進化論,或科學,是什麼導致瞭如此愚蠢而又危險的否認?將其歸咎於無知、愚蠢、共和政治或南方鄉巴佬主義,其實是以一種極為傲慢和怯懦的方式迴避這個問題。金索沃正面回應這個議題,因為她瞭解並尊重那些她筆下的人,那些生動的、脆弱的、陷入困境的、被忽視的鄉巴佬們,他們沒有錢也沒有社會地位,在嘗試理解世界和他們生活環境的時候,他們得不到任何幫助,只有各種虛假資訊。

故事的女主人公和視點人物已經在她自己說的「世界底層的陷阱」中生活了二十多年——不至於餓肚子,卻只能靠盒裝乳酪通心粉維生,節約每一美元,卻一直沒能還清債務,用著二手汽車,穿著二手衣服。她的母親給她起名叫德拉羅比婭(dellarobia),本希望這個名字跟聖經有點關係,卻最終發現它的意思是黏在紙板上的橡子花環。直到德拉羅比婭發現這個名字可能也與一位義大利藝術家有關的時候,才對此感覺好一些,但總的來說,她對自己感覺不是很好。她覺得自己不行,不配。她覺得自己沒能力,沒價值。她想去上大學,卻因為懷孕而不得不與小虎(cub)結婚,後者的確人如其名。那個孩子流產了,但她後來又有了兩個孩子,如今一個六歲,一個兩歲。被生活壓垮的她看不到出路,於是決定與那位英俊的電話接線員私奔。在這本書第一章中,她在去見他的路上,當穿過一片黑暗的冷杉林時,她周圍的山坡著火了,橙色的烈焰熊熊燃燒,吞噬一切。恩典在此時降臨。

「耶穌啊,」她喃喃,卻沒有祈求耶穌救他,她和耶穌沒有那麼親密,但她讓自己發出聲音,因為除此之外再無法做什麼有意義的事……火焰盤旋上升,像漏斗雲的旋渦……

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出現在她面前,使她在路中間停下腳步。這些橙色的樹枝只為她一個人舉起,這些長長的影子只為她一個人升起光芒。

那些在墨西哥或者加州的帝王蝶聚集地拍攝的影片,讓我們看到那明亮的影子。聖蹟發生的場地很快就變成了朝聖之地,尤其是在電視臺派遣裝扮優雅的蒂娜去採訪全然不知所措的德拉羅比婭之後。她站在成千上萬只蝴蝶組成的旋渦中,面向攝影鏡頭承認,她本打算放棄自己的生活離開,但看到這些景象時,她意識到:「這裡有更重要的東西。我必須回來,過一種不一樣的生活。」

這張新聞圖片在網上瘋傳:蝴蝶聖母。而德拉羅比婭的公公,一個無法理解哪個混蛋有權阻止他砍伐杉樹以償還債務的傢伙,發現自己成了一部可怕的環境戲劇中的反派。

蒂娜回來採訪鱗翅目動物學家拜倫博士,他來這裡研究這種前所未見(實際上可以說是一種噩兆)的帝王蝶越冬現象,因為這些蝴蝶與它們祖先的遷徙路線是如此的不同。可以想見,德拉羅比婭被這位科學家迷住了,因為他是第一個注意到她有思想的男人。他尊重她,教導她,給她一份工作,對她的孩子也很好。但面對蒂娜無情而遲鈍的提問時,他卻失去了自己謹慎的超然。這是一場很好的對抗戲:蒂娜眨了眨眼睛,問:「我們在這裡談論的是全球變暖嗎?」科學家回答「是的,沒錯」,話剛出口,她就關掉了攝像機;她油腔滑調地反覆貶低他說的每一句話;他越來越強烈地拒絕逃避或承認。這是我們從未在電視上看到過的場景,因為即便發生了也不會播出。蒂娜和攝影師怒氣衝衝地離開房間去毀掉這段影像資料,科學家則因為毀掉了唯一一個展示自己觀點的機會而羞愧地捶胸頓足,這時德拉羅比婭的朋友德芙舉起她的智慧手機。「嘿,夥計們,」她說,「別擔心,我全拍到了。現在就釋出,在youtube上發。」

這是一個美妙的時刻,一種簡單的提供戲劇性滿足的方案。這本書充滿了這種樸實無華的樂趣。但它提供的深刻而持久的滿足,則在於它以平靜卻並不妥協的方式展現這樣一個宏大的主題:作為人類,我們迫切需要開始過一種不一樣的生活。

2012年12月發表於《文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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