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讀著由克里斯·安德魯斯新近翻譯的羅伯託·波拉尼奧的長篇小說《佩恩先生》，突然間感到一陣不安，不安中夾雜著對某物或者某人（我不能確定是什麼或是誰）的巨大同情。這種感覺可能與檯燈持續卻幾乎無法察覺的閃爍有關——又或者那只是外面的天光，在某部老電影中街景的灰色光澤與某個多雲的十二月週二的平常天色之間詭異震盪？更令人不安的是，我有一種找不到具體原因的感覺，似乎我曾經有許多次，在許多地方，讀過某些與這本書很像的內容，但卻想不起究竟是什麼。我是不是在電影院看過？是不是在皇家路上的電影院裡，當時有兩個戴著寬簷帽的西班牙人徑直來到我身後，匆匆跟著我，在我沿著黑暗的過道尋找座位時緊緊貼著我，終於我看到一個空座位，連忙溜進去，我的心怦怦直跳，眼前一片模糊，是這樣嗎？從頭到尾，他們一直坐在我背後抽菸，閃閃發光的菸頭就像遙不可及的星星。電影中的男主角追尋著某些語焉不詳的目標，穿過曲折的小巷和走廊，最終奇怪地來到一間病房裡，這裡無菌的白色和完美分隔的空間，似乎只是為了反襯出那個黑色的剪影，現在我知道（儘管並不想知道為什麼），他將會在門口，或者在我讀書的床邊現形……
超現實主義敘事是一種左右互搏的文學形式；超現實主義的首要策略就是切斷聯絡，而故事則是一種創造聯絡的過程，不管這些聯絡有多麼令人出乎意料。接受現代藝術中那些自我消解元素的讀者們，可能會發現《佩恩先生》中的超現實主義手法比連貫的敘述更吸引人。我則覺得這些手法太過老舊，太過電影化，並且太接近於自我戲仿。但這本早期的波拉尼奧小說有一種強烈的道德和政治緊迫感，迫使我接受它黑色電影式的陳詞濫調。它以曲折的方式接近不可說之事，從而揭示邪惡的真面目，而不是像通俗文學和電影常做的那樣濃墨重彩地展現邪惡。通過迂迴曲折，它避免了沆瀣一氣。
用簡明直白的語言進行內容概括會歪曲這本書，因為我們知道的「發生了什麼」全都是敘述者告訴我們的，而他並沒有區分現實和幻覺。他是佩恩先生，一位法國紳士，他在「一戰」期間肺部受了傷，在1930年代中期的巴黎做催眠師以維持生計。他愛一個女人，卻因為太害羞而無法得到她。她帶他去了醫院，她的朋友巴列霍因為一種神秘的疾病瀕臨死亡，他的打嗝總是治不好。阿拉戈醫院的白色走廊迂迴曲折，宛如噩夢。兩個西班牙人不斷尾隨佩恩先生，並且賄賂他，讓他不要治療巴列霍。他接受了賄賂。之後他回到醫院，卻被迫離開那裡，進入一個（迂迴曲折、宛如噩夢的）倉庫，遭受生命威脅。他尾隨一個西班牙人進入一座電影院，觀看了一部超現實主義電影，從其中一個鏡頭段落中認出一個朋友，一位多年前死去的物理學家；另一個他的舊相識也加入西班牙人一夥，堅持要重新認識佩恩先生，他帶佩恩出去喝一杯，微笑著告訴他，他正在為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治療」那些共和黨囚犯。佩恩朝他臉上潑了一杯酒。他徒勞地尋找巴列霍，最終找到一條路，回到醫院夢一般的走廊中；他躲在一個空房間裡，目睹了一場顯然極為重要的對話，但卻無法透過窗戶聽到對話內容。不久之後，他所愛的女人和她的新丈夫回到巴黎；她告訴佩恩，巴列霍已經死了，他是個詩人。在這些敘述之後，是一組簡短的訃告，暗示故事中一些人物的死亡。
塞薩爾·巴列霍，被一些人視作最偉大的南美洲詩人。他是一位活躍的共產主義者，被他的祖國秘魯政府迫害，後半生一直流亡海外；1938年，他在巴黎死於一種未能確診的疾病。他的妻子為了救他的命，曾帶來一些「另類」的醫師。
羅伯託·波拉尼奧，現如今常常被稱作博爾赫斯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繼任者。他在獨裁者皮諾切特掌權後離開了祖國智利，在流亡中度過餘生。他於1983年，自己三十歲的時候寫了《佩恩先生》，於2003年去世。
想象的藤蔓從事實的種子裡生長出來，蜿蜒糾纏，投下陰影，結出時甜時苦的果實。
2011年1月發表於《衛報》
作者「厄休拉·勒古恩」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