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格麗特 阿特伍德:《洪水之年》 Margaret Atwood: The Year of the Flood

在我心目中,《使女的故事》《羚羊與秧雞》和《洪水之年》都體現了科幻的特點之一,即運用想象力從當前的趨勢和事件外推至某種一半像預測,一半像諷刺的近未來。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不希望她的作品被稱作科幻。在她最近出版的一本優秀的文集《移動靶》(movingtargets)中,她說自己小說中發生的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可能已然發生,因此它們不可能是科幻,而科幻意味著「講述那些現在不可能發生的事」。這種獨斷的限制性定義,似乎是為了保護她的小說免於被歸入一種依然會被墨守成規的讀者、評論家和文學獎評委迴避的型別。她不希望文學界的偏執分子把她排擠到文學貧民區。

誰能怪她呢?我覺得自己必須尊重她的意願,儘管這也迫使我陷入一種錯誤的境地。我本可以更自由、更真實地談論她的新書,如果我可以將它當作科幻來談論,可以使用屬於現代科幻評論的生動術語,可以給予它應有的稱讚,將它視作一部不同尋常的警世想象和諷喻之作。但事實上,我必須用那些適用於現實主義小說的術語和期待來限制自己,即便這會迫使我採用一種自己不那麼喜歡的立場。

好吧,總之,這部小說開始於紀元二十五年,洪水之年,沒有解釋這是哪一個紀元的第二十五年,並且有一陣子也沒有解釋「洪水」這個詞。稍後我們將會從一些隻言片語中推斷出,這是一場「無水的洪水」(dryflood),而這個詞顯然是指,除了極少數倖存者之外,人類物種因為一種無名的流行病而徹底滅絕。書中沒有描述這種疾病的本質和症狀,只提到咳嗽。描述是不必要的,因為類似這樣的事件本就是歷史或者讀者親身經歷的一部分;只要提一下黑死病或者豬流感就已足夠。但在本書中,作者沒有描述這種疾病的本質和它危害最嚴重的那些日子,使得流行病成為一種抽象元素,在小說中無足輕重。或許正是基於阿特伍德的原則,即她小說中的一切都是可能的,或許已經發生,已經被讀者熟知,所以作者提供的有用資訊極為零星。有時我覺得自己正在經受一場測試,測試自己是否足夠聰明,可以根據暗示進行猜測,可以讀出字裡行間的意思,可以辨認出那些暗中指向上一部小說的線索,但我沒能做到。

《洪水之年》是《羚羊與秧雞》中故事的延續,但並非後者的續集。《羚羊與秧雞》中的一些人物,以及「上帝的園丁」和「公司」這樣的機構都出現在《洪水之年》中。「園丁」是一個生態宗教小團體,他們在屋頂上種植作物,共同抵禦街道上的幫派和掠奪者。作者以兼具諷刺和同情的筆調呈現園丁們如何在文明崩潰的過程中尋求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之道,這份巧思令人難忘。這裡的「公司」不是我們今天熟悉的那種以多少有點鬼鬼祟祟的方式控制著我們的政府的公司,因為在這部小說中,似乎並沒有正常運作的國家政府。故事背景可能是美國西北部地區或加拿大,卻沒有提供與地理或歷史有關的資訊。這些公司,尤其是它們的安全部門「公司警」,徹底掌控著一切。就像在《羚羊與秧雞》中一樣,所有科學技術都屬於公司,服務於進一步的資本主義增長,確保普通民眾安於現狀,同時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破壞地球的資源和生態平衡。基因工程源源不斷地產生出或無用或有害的怪物,譬如綠兔、浣鼬和擁有一定理效能力的豬。

你會發現,紀元二十五年的世界並沒有比另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一九八四》中的世界有所改善。前者甚至有可能比後者更壓抑,大多數人類已經死了,少數倖存者艱難求生,顯然看不到任何希望。即使是貝克特也無法寫出這樣橫跨幾百頁的淒涼場景。小說大部分內容都是倒敘,一直上溯到紀元五年,那個時候情況很糟糕,但還沒有那麼糟糕。同時故事因為其中的人物而生動,我們通過這些人物的眼睛看到那些淒涼的場景。也許一年後,我對這本書的記憶將不是那些可怕的事件,而是那兩個女人,託比和瑞恩。

如果要將「通俗」小說與「文學」小說區分開,那麼其中一個特徵應該是小說中角色的性格。在現實主義小說中,我們期待看到一些複雜的個體個性;而在西部、懸疑、浪漫愛情或間諜等型別小說中,我們則會接受或者說歡迎那些套路化的,甚至是刻板化的人物型別,譬如牛仔、好勝的女英雄、黑暗憂鬱的領主。當然,在任何一種情況中,我們都可能遇到與預期相反的情況。現實主義小說的角色往往可能會套路化,而型別小說的角色往往可能很複雜,因此這種假定的區別幾乎沒什麼意義。但的確有一類小說,其中複雜且不可預測的個體非常罕見。這就是諷刺小說,而諷刺正是阿特伍德最強大的寫作脈絡之一。

《羚羊與秧雞》中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很少引起人們的興趣,他們都是為一齣道德劇服務的人物形象。《洪水之年》的語調沒有那麼諷刺,不那麼像某種智力練習,也不那麼尖刻,但卻更痛苦。整本書絕大部分是通過女性的眼睛來呈現的,弱小的女性,她們每個人的個性、氣質和情感都生動有力,令人難忘。其中霍加斯式的諷刺較少,而戈雅式的人物刻畫較多。

我不記得《羚羊與秧雞》中是否有任何飽含情感的人物關係,但在《洪水之年》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愛和忠誠,角色之間的情感關係令人難忘。這種忠誠儘管困難重重,但毫無疑問是被肯定的,它就像託比、瑞恩、阿曼達和園丁們做的那些事一樣,終將伴隨所有人類意圖的殘酷失敗而消逝,然而,這些忠誠就像三月的嫩芽一樣不斷冒出來。在這架末日的天平上,這一星半點輕如鴻毛的綠色中,我們不斷看到巨大的、非理性的希望。我想,正是在這裡,在這種非理性的對於忠誠的肯定中,隱藏著這部小說的核心。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書中那些每隔三章都會與園丁「亞當第一」的佈道詞一起出現的《上帝園丁口傳贊美詩集》,可以被解讀為對嬉皮士神秘主義、綠色組織和天真的宗教狂熱的善意嘲諷,但同時也可以被嚴肅看待。這些讚美詩的韻律和布萊克式的隱晦,與詩中的感傷相一致,但卻並不像初看之下那麼簡單。

唯獨人類尋仇報復,

將抽象律法刻入石碑;

定立虛假的公義,

折磨五體,壓碎骨骼。

這豈是上帝的形象?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噢,假如復仇取代了愛,

推動星辰執行,星辰將黯淡無光。

在本書最後的尾註中,阿特伍德邀請我們去該書網站上聆聽那些譜曲演唱的園丁讚美詩,並歡迎大家「出於非專業信仰或者環保目的」使用這些讚美詩。這似乎意味著她想表達的就是詩中所說的意思。

然而,為了捍衛這份肯定,作者會召喚出鐵絲網、燃燒的劍和紅眼獵犬來組成警戒線。故事中充滿暴力和殘忍。沒有一個男性角色是足夠立體的;他們扮演各自的角色,僅此而已。女性角色都很真實,卻令人心碎。瑞恩的章節是關於一顆溫柔的心靈遭受無盡折磨卻保持無盡耐心的陳舊故事。託比的性格更堅強,但也被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也許這本書根本就不是要肯定什麼,而是一聲悲嘆,一聲對於人類那一點點好東西——那些被我們傲慢的愚蠢、猴子般的小聰明和瘋狂的仇恨碾碎的愛意、忠誠、耐心和勇氣的悲嘆。

故事中的基因實驗設計出用於取代人類的人形生物,這無法帶來任何安慰。誰會希望被那些發情時就會變藍的人種,那些一直掛著巨大的藍色生殖器的男人取代呢?(誰會相信包含這樣情節的故事不是科幻小說呢?)

全書最後幾句話出乎我的意料,不是看似不可避免的殘酷結局或死亡,也不是機械降神式的救贖,而是一種驚喜、一種神秘。那些舉著火把唱著歌走來的人是誰呢?在無水的洪水之年,只有園丁們唱過歌。可園丁們不是都死了嗎?也許我又漏掉了什麼線索。你必須去讀這本非凡的小說,然後得出自己的答案。

2009年7月發表於《衛報》

譯文引自陳曉菲譯《洪水之年》,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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