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收錄同一位作者短篇小說的集子都像是大雜燴，但也有一些能夠接近或達到某種真正的整體性；這是一種不同於長篇小說的整體性，並且值得關注。故事與故事之間存在裂隙，沒有明確的連續性，這讓整本書的支撐結構無法由傳統的情節來提供。如果這些短篇小說共同講述了一個故事，那麼讀者不得不在那些裂隙之間，在吉光片羽之間閱讀這個故事——這是一種有風險的開局，但它反而提供了獨特的走棋自由和更多可能性。
在這樣一幕幕的敘事中，人物、地點，以及/或者主題，取代情節成為將各部分統一起來的元素。伊麗莎白·蓋斯凱爾的《克蘭福德》和薩拉·奧恩·朱厄特的《尖樅之鄉》，都是圍繞一個小鎮和一些強有力的人物展開。兩本書似乎都開始於那些為報刊寫的一兩篇「地方色彩」故事，其成功讓作者開始進一步探索克蘭福德和鄧尼特蘭丁這兩個地方，從而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在創作一部具有相當長度和跨度的作品。這兩本美妙的書都擺脫了維多利亞時代長篇小說的情節套路，以一種輕盈和微妙的方式展開對地方性和人物的刻畫，這在當時是罕見的，現在依舊罕見。
雖然在我看來，這樣一種形式是真實存在的，但它卻沒有公認的名字，也許因為它是一種例外，而不是一種對號入座的規範。許多假裝自己具有某種整體性的短篇合集，僅僅是偽裝成這種形式。這類故事的確有一個名字：「小說拼盤」（fix-up）——通過事後加入某些說明性文字，將一些短篇故事黏合在一起結集出版，或者指望僅僅通過某些場所、人物、主題的重複出現或者相似之處，將碎片化的故事拼湊在一起。雷·布拉德伯裡的《火星編年史》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各篇故事的光彩掩蓋了彼此之間的矛盾和時代錯誤，但這些故事並沒有真正講述一段連貫的歷史，部分比整體更令人難忘。然而，「小說拼盤」這個名字，對《火星編年史》這本美妙的書來說，似乎有些不必要的輕蔑意味，而對《克蘭福德》來說，更是完全不合適。我們需要給這類通過多個短篇故事來講一個故事的書想一個名字。或許我們可以叫它「故事組曲」（storysuite）？
《道德困境》由十一篇小故事組成。它是一部選集，一部小說拼盤，還是一部故事組曲？在我看來，應該是組曲。在這本書裡，地點（或許是這類故事組曲最常見的黏合劑）並不是很重要，但這些故事的主角是同一個人，一位核心人物——或者我認為應該是同一個人。她反覆無常，難以捉摸，甚至有點狡猾。畢竟，這本書的作者是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其中七個故事是由某個不知道名字的「我」講述的，另外四個故事以奈爾的第三人稱視點講述。我們很容易將奈爾放入所有故事中，因為它們是按照時間順序從童年到成年來排序的，核心人物總是女性，而且有明確的線索表明奈爾就是主角，即便沒有提及她的名字。這些線索是必要的，因為在以第一人稱講述的童年和青春期故事中，並沒有太多內容能把講故事的女孩和後面幾個故事中名為奈爾的女人聯絡起來——沒有關於角色或者其命運的強烈暗示，也沒有壓倒性的理由讓我們相信這是或者不是同一個人。最後兩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女人的經歷，她的父親罹患老年痴呆，母親年事已高。故事中的女兒很有可能是奈爾，這對父母很可能是較早幾個故事中那個孩子的父母，但我並沒有相認的感覺，沒有感覺是在同樣一些角色的生命後期與他們重逢。對我來說，這本書並沒有構成一個整體，一套完整結構，一段即便零散卻有始有終的人生故事。那些吉光片羽都極為出彩，但彼此間的裂隙也是巨大的。
奈爾身上發生了很多事；她接受所有這一切；這些故事並沒有著意刻畫一個強有力的角色，而或許更像是對許多女性共同經歷的暗示。因此人物並非強有力的紐帶，地點則只把少數幾個故事聯絡在一起，如果說這些故事是通過主題聯絡起來的，那我還沒有看出究竟是什麼主題。這些故事的共同之處是一種清晰的洞見，一份絕妙的巧思，以及對於語言臻於化境的使用，除了少數令人炫目的時刻，你幾乎無法察覺到那些語言技巧。
有一個故事極為不同尋常。從第二個故事開始，我們跟隨奈爾走過她與姐姐和父母一起度過的童年，走過半正式婚姻的滄桑——狄格究竟有沒有和他可怕的妻子離婚，和奈爾結婚呢？我們其實並不知道——經歷了業餘務農和高齡生育的考驗，最後步入中年，成為那對行將就木的父母的女兒。但書中的第一個故事按照時間順序卻應該放在最後，它描繪了奈爾和狄格年老時的情境，他們兩人成為一對行將就木的父母。我不知道這樣逆轉順序為什麼如此有效；或許因為《壞訊息》這個故事對全書來說是一個令人驚歎的開場，充滿智慧和活力，以及阿特伍德對恐懼和痛苦的敏銳感受。她從來不曾像這樣尖銳、冷酷、幽默、悲傷過。不把這個故事放在最後是明智的，因為最後兩個故事是關於死亡和終結的，而這個故事不是——尚未（notyet）。
notyet是送氣音，就像honour這個單詞中的h一樣。notyet本身不發音。我們不會大聲把它說出來。
如今我們用時態來定義我們兩個：過去時，「當時」；將來時，「尚未」。我們生活在二者之間的小視窗裡，這一點空間，我們直到最近才意識到它將「永遠」存在下去，而且實際上也並不比別人的更小。
這種毫無怨言且絕對精確的態度是最令人欽佩的。《壞訊息》確實為其讀者帶來了一些訊息。
其他幾個故事則沒有完全脫離常規，而我從不希望用「常規」這個詞來形容阿特伍德。這些故事的主題與第一個故事相似：童年的痛苦與困惑，城市人在自給自足的農場學習生活，功能失調的家庭成員，老年痴呆症。這些故事並非都那麼容易提前猜到，但卻也差不太多，儘管在其敘事語調中有一種不常見的耐心和善意。阿特伍德並沒有帶來什麼驚喜，沒有那些她最為擅長的敘述技巧，只有第一個故事除外。在這個故事中，這對加拿大老夫婦悄無聲息地變成一對羅馬老夫婦，住在一個名叫格蘭納姆的法國南部小鎮上，而奈爾與狄格曾經作為遊客來過這裡。無論是在多倫多還是在格蘭納姆，早餐都很好，但世界的狀況卻並不好。恐怖主義、野蠻人威脅著帝國。所有的訊息都是壞訊息——訊息總是千篇一律，總是壞訊息，而兩個老人又能怎麼辦呢？故事在這裡溫柔地滑向似是而非的幻想，卻由此深化了現實，這正體現出阿特伍德最狡猾和最甜蜜的地方。的確沒有人能像她一樣。
2006年9月發表於《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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