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麗新世界》於1931年問世的時候，它並未被稱作「科幻」，因為這個詞彼時還很少被使用；在那之後，它也很少被稱作「科幻」，因為這種標籤往往意味著一部作品沒有文學價值。既然評論家最終放棄了這種關於型別的偏見，那我們不妨按照這本書的實質來稱呼它：一部令人目眩神迷的早期科幻作品。
奧爾德斯·赫胥黎試圖讓這部小說成為一個關於未來的警示，但它做到了更多：它自己活到了未來，在出版後的幾十年裡，這本書始終在文學界具有巨大影響力。它成功地為二流作家提供了一種「未來主義」寫作模式，或許在千禧年之後的讀者看來，這種寫作顯得解釋太多且容易預測。1931年對讀者來說是新的、具有大膽原創性的東西，現在早已變為陳詞濫調。大量小說和電影早已讓我們或多或少熟悉了這些元素：巨大的實驗室、瓶中成熟的胎兒、被設計好的孩子、永遠年輕性感的女人、成群結隊難以區分的克隆人，一個純粹物質的天堂幻境，那裡除了想象力、自發性和自由之外什麼都不缺。有時我們甚至能在每日電視新聞中看到那些被設計好的、身穿制服的孩子，看到那些笑容滿面的克隆人整齊劃一地鍛鍊身體。
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在小說中，理性烏托邦和以其為原型的理性惡託邦都以極為相同的模式執行。並且它們都是一些很小的地方，極度缺乏變化。赫胥黎關於完美天堂即是完美地獄的悖論性描述極為出色；但無論天堂還是地獄，只要是以理性和政治的方式構想出來的，都無法給我們的想象提供太多東西。只有詩人，像但丁或彌爾頓那樣的詩人，才能夠發現天堂和地獄的壯麗，並滿懷激情地呈現出來。
《美麗新世界》有沒有超越其理性惡託邦的限制，走向更加宏大的詩的意象世界呢？我不能說它做到了，也不能說它沒做到。
這部充滿警示的小說做到了很多人認為所有科幻小說會做的事：它預測了未來。寫預測性作品的作家直接從現實出發進行外推，不管其中有多少戲劇化或反諷的誇張。他們相信自己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不論是好是壞，並且他們希望讀者也能相信。然而，也有很多科幻小說與未來無關，而只是一種或有趣或嚴肅的思想實驗，就像h.g.威爾斯的《星際戰爭》或雷·布拉德伯裡的《火星編年史》那樣。思想實驗者利用小說將現實的各個方面重新組合成新的形式，對它們不應該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而要理解為只是為了開啟思想，擁抱可能性。他們並不在意讀者相信與否。
當我意識到赫胥黎本人似乎完全相信他自己的預言時，就更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區別。
1921年，在蘇聯社會實驗初期，葉甫蓋尼·扎米亞京在他偉大的惡託邦小說《我們》中描繪出一幅強有力的畫面，讓我們看到一個完全由政府控制的過度理性的社會。早在那之前的1909年，e.m.福斯特已寫出想象力驚人的短篇小說《大機器停止》，而赫胥黎肯定讀過。可以說，《美麗新世界》在反極權主義惡託邦這一特定傳統中有著值得尊敬的前輩。1931年，當大部分亞洲和部分歐洲都被獨裁者統治或接管時，將極權政府視為對任何形式的自由最直接、最可怕的威脅是再現實不過的事。
然而直到1949年，赫胥黎仍然認為他的小說不僅僅是一個警世故事，更描繪了正在誕生的現實。《一九八四》出版後，他給喬治·奧威爾寫信，慷慨地稱讚這本書「很好，很重要」，但為了在奧威爾更為微妙卻也更為殘酷的惡託邦面前維護自己的想象，他又補充說：
我相信，下一代的世界領導人們將會發現，嬰兒培育和麻醉催眠作為統治工具，要比棍棒和監獄更有效，對權力的慾望不僅可以通過鞭笞踢打從而讓人們服從的方式，也可以通過讓人們愛上被奴役的方式而得到徹底滿足。
顯然，他仍相信「睡眠教學法」（hypnopaedia），即世界國公民接受心智調控的核心技術，是一種被證實的有效方法，將會被投入使用。當時的心理學理論，譬如b.f.斯金納的「操作制約」（operantconditioning），可被用來支援這種想法，同時大多數證明「睡眠學習」無效的實驗還沒有出現。但另一方面，也從來沒有任何實驗被認為可以證明這一點。對於赫胥黎來說，睡眠教學法與其說是一種虛構的發明或科學假說，不如說是一種信仰。
為什麼他如此熱切地投入一種不可靠的理論，還把它叫作科學？他對科學的基本態度究竟是什麼？
他的祖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達爾文的鬥牛犬」，以及他的兄弟安德魯和朱利安，全都是傑出的、信奉人性的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發明了「不可知論」這個詞來命名並創造出一個屬於精神（spirit）的開放空間，正如科學為心智（mind）提供開放空間一樣。理想情況下，科學家尋求知識，尋求更多知識，也由此放棄了對於最終知識的任何主張。一個可靠的假設需要被永無止境的檢驗支援和修正（譬如哈維的血液迴圈理論，或者達爾文的進化論），科學由此不斷走向確定性。科學家不研究信仰。
奧爾德斯·赫胥黎當然知道這一點。他還知道，很少有科學家能達到不可知論者那樣理想的開放心態，並且許多科學家說起話來的樣子，就好像只有他們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現實世界中的許多人就像世界國的技術員一樣，表現出對自己不容置喙的正確性的狂妄自信，這種情況在實驗室裡就像在神學院裡一樣普遍。
赫胥黎的小說大多數是憤世嫉俗的，但他的惡託邦作品描繪的可怕的科學主義，卻揭示了某些比憤世嫉俗更激烈的東西。對某些性情的人來說，開放的心態、接受最終的不確定性，這些不僅不足夠，反而既嚇人又可恨。赫胥黎對科學的瞭解可以讓他小說中的發明顯得足夠可信，但無論使得他不喜歡和不信任科學技術的原因是什麼，他在小說中賦予後者的角色都是專橫和邪惡的。他似乎將科學視作沒有心也沒有感情的理性主義，並且認為，對科學的追求永遠不可能抵達真正的意義或做真正的善事，而只能無可避免地為邪惡服務。作為偉大的人文科學傳統的繼承人，他將科學描繪成人類的敵人。
在這裡，他也引入了一個元素，極大程度上增強了作品的情感和生命力量。在他筆下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被確保享有完美而乏味的快樂，而作者卻向其中引入了一個與之相反的角色。
矮小、卑鄙、沮喪的伯納德·馬克斯，一開始看上去像是這樣一個離群者或者叛逆者，結果卻只是一個引路人。那個對於幸福如此陌生的人，那個悲慘的局外人，他就是約翰。他被稱為野蠻人，但更準確的稱呼應該是清教徒。儘管約翰在世界國之外的「原始社會」中度過悲慘的童年，卻從中看到足夠多真正的愛與幸福，因此他確信，沒有捷徑可以通往對真實的體驗。
清教徒是摒棄身體和身體享樂來拯救自己靈魂的人。《美麗新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本隱藏在政治和權力議題之下的，研究厭惡身體、放棄世界，以及自我懲罰的神秘主義小說呢？
小說中最為經典的烏托邦片段，是野人約翰與「世界主宰者」之間的一段漫長對話，後者有個邪惡非常的名字，叫作穆斯塔法·蒙德。我們很難不把主宰者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有力對手。「在九年戰爭之前，」主宰者輕快地開始談話，「曾有個東西叫作上帝。」野人在一個天主教和原始宗教狂亂混雜的環境中長大，對上帝相當瞭解，從而能夠一直跟上對話。當他們談論到上帝的本質時，他問：「現在他以什麼樣的方式顯現呢？」穆斯塔法·蒙德回答道：「哦，他以不在場的方式顯現。」他們繼續爭論到人類的精神需求，約翰堅持認為，我們需要上帝來保證美德和自我剋制的價值，而主宰者則把它們視作「政治效率低下的症狀」，統統拋在一邊。「沒有大量令人愉快的惡習，就沒有持久的文明。」他這樣說。
約翰要求上帝、詩歌、危險、自由、善良和罪惡，他宣稱自己有不幸福的權力，這一幕是整部小說的高潮；但高潮之後緊跟著跌落。可憐的野蠻人將會得到他的不幸福。
因此，他可能是小說中唯一一個能夠以活生生的人的形象，而非一個寓言人物或智性結構的形象留在讀者心中的角色。當我重新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已經把穆斯塔法·蒙德、伯納德·馬克斯和身材火辣的萊妮娜都忘記了。我很高興能重新發現他們。但我卻足足記了野人約翰五十年。
《美麗新世界》冷靜地描繪出赫胥黎身處的階級和文化，卻又帶有一種炙熱的緊迫感；它在令人眼花繚亂的科技發明展示背後，隱藏著隱晦的或未經審視的動機；它將快樂展現為無可逃避的噁心和退化，將自由展現為盲目的許可，卻並未提供逃離這個骯髒世界的方向，在這個世界裡，除了快樂與自由別無選擇。這是一本問題重重的書，一本帶來問題的書，一本焦慮年代的傑作，一份關於二十世紀痛苦的生動記錄。它也可能是一個超前且有效的預警，讓我們看到人類文明沿著當前軌道繼續前進的風險，而奧爾德斯·赫胥黎早在八十多年前就看到了它的開端。
弗里歐書社2013年版《美麗新世界》導讀
作者「厄休拉·勒古恩」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