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充滿超加速技術變革的時代，索引那麼快便過時，而普遍的假設那麼快就變得荒謬！我也曾產生過更新這篇文章的想法，卻並沒有這麼做。一篇文章對話於其被寫作的年代，卻也可能有效地對話其之後的年代，通過揭示變化、連續性，以及預測的不可能性，正如本雅明所說，除了死亡與稅務之外，我們無法預測任何東西。
一些人哀嘆斑點貓頭鷹從森林中絕跡，另一些人則四處張貼保險槓貼紙，宣稱他們吃油炸斑點貓頭鷹。書籍看上去也像是一種瀕危物種，而對待這一新聞的反應也同樣各自不同。2002年，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endowmentforthearts）的一項調查憂心忡忡地宣稱，接受調查的成年美國人中，只有不到一半人一年中讀過一本文學著作。（奇怪的是，基金會將非虛構寫作排除在「文學」之外，這樣一來，即便你讀過《羅馬帝國衰亡史》《「小獵犬號」航海記》，伊麗莎白·蓋斯凱爾寫的夏洛特·勃朗特傳記，以及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全部書信與日記，依然會被算作沒有讀過任何具有文學價值的讀物。）2004年基金會的一次調查顯示，受訪的美國人中有43%一年都沒讀過一本書。去年十一月，在一份名為「讀書還是不讀書」的報告中，基金會哀嘆閱讀的衰落，並警告說，不讀書的人普遍在職場中表現更差，作為公民也更不稱職。這促使《紐約時報》的莫托克·裡奇撰寫了一篇週日特稿，在文中詢問了各位書蟲，為什麼人應該讀書。美聯社則進行了另一項調查，並於去年九月公佈說，有27%的受訪者有一整年沒有讀書，這個資料比藝術基金會的調查資料好一些。但美聯社文章明顯帶有一種頗為自滿的語氣。文中引述了達拉斯一家電信公司專案經理的話：「我一讀書就想睡覺。」對此美聯社記者艾倫·弗拉姆評論道：「這是一種幾百萬美國人無疑都會認同的習慣。」
面對印刷品時無法保持清醒，對這一現象的自我滿足態度看上去頗有問題。但我也想對「書籍正在走向沒落」這一前提假設（無論是對此沮喪不已還是略微幸災樂禍）本身表示質疑。我認為書籍依舊待在原地。問題在於過去其實就並沒有那麼多人讀書，為什麼現在我們就覺得人人都應該讀書呢？
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人根本就無法閱讀。讀寫能力不僅僅是有權者和無權者之間的分界線，更是權力本身。讀書不是為了快樂。能夠掌握和理解商業記錄，能夠遠距離交流和用程式碼交流，能夠為你自己儲存一份上帝之言，能夠僅僅按照你自己的意願，在你自己的時間裡傳達上帝之言——所有這些都是控制他人以及強化自我的可怕工具。每一個能夠讀寫的社會，都始於（男性）統治階級將讀寫能力當作根本性的特權使用。
讀寫能力非常緩慢地向下滲透，變得不那麼神秘的同時也不那麼神聖，變得更流行的同時也不那麼直接與權力相關。羅馬人最終讓奴隸、婦女和下等草民們掌握了讀和寫，但接替他們的宗教社會則讓他們遭到報應。在黑暗時代，一位基督教神父至少還會讀一點，大多數普通訊徒則不會閱讀，而許多婦女則不能閱讀——不是不會而是不能，因為閱讀被認為是不適合婦女的活動，正如在今天一些穆斯林社會中一樣。
在歐洲，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縷書寫文字的幽光，從中世紀開始緩慢擴大，照進文藝復興時期，並在古騰堡時代大放異彩。於是，在你發現之前，奴隸們開始閱讀，印有這種或那種「宣言」的紙片組成了一次次革命，女教師們取代槍手遍佈整個蠻荒西部，人們將運送最新一批小說至紐約的輪船團團圍住，叫喊著：「小耐兒死了嗎？她死了嗎？」
從1850至1950年間（可以稱其為書的世紀），美國的閱讀出現一個高峰，與之相比，災難預言者們看到我們之後一直在走下坡路。在那個世紀中，公共學校逐漸被認為是民主的基礎，公共圖書館出現並走向繁榮，閱讀被認為是普遍分享的東西。「英語」從小學一年級起就成為教學重心，不僅是因為移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熟練掌握英語，更因為文學——小說、科學讀物、歷史、詩歌——曾是社交貨幣的一種主要形式。
如果看一看1890至1919年間的小學課本，可能會讓人嚇一跳。一位十歲兒童被期待掌握的讀寫能力與一般性文化知識是非常驚人的。這些課本，以及直到1960年代為止孩子在高中階段被認為應該閱讀的小說書單，會讓人們相信，那個時候的美國人不僅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能力讀書，更應該去讀書，並且讀書的時候不會打瞌睡。
讀寫能力不僅曾經是通往任何一種個人經濟成就與階級地位的前門，更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能力。人們共享的書籍經驗曾是一種真切的紐帶。一個閱讀中的人看似與周圍的一切相隔絕，正如同一個人一邊旁若無人地對著手機大聲嚷嚷一邊開車撞上你的車，閱讀有其私人的一面。然而閱讀中也有很大的公共因素，它存在於那些你和其他人讀過的書。
今天的人們可以通過談論最近熱播的警匪或黑幫電視劇中誰又殺了誰而展開毫無壓力的社交閒談，同樣地，1840年代那些火車上的陌生人或一起工作的同事，也可以通過討論《老古玩店》中小耐兒的不幸命運而打成一片。由於公共學校教育注重詩歌和各種文學經典，許多人都能夠辨認並欣賞對於丁尼生，或者司各特，或者莎士比亞的引用——它們是共享的財富，是社會交往的基礎。那時候的人或許不那麼會吹噓自己一看狄更斯的小說就打瞌睡，而更可能會因為沒讀過狄更斯而感覺自己被世人排斥。
文學的社會價值依然能夠在今日暢銷書的流行中看到。出版商能夠僥倖地僅僅通過公關而將廢話連篇的作品變成暢銷書，是因為人們需要暢銷書。這種需要並不是文學的需要，而是社會的需要。我們想要擁有那些人人都在讀（卻沒人讀完）的書，這樣我們才可以一起談論它們。
如果今天我們用船將書從英國運來，人們依然會聚集在紐約碼頭，期盼著「哈利·波特」最終卷，叫喊著：「她殺了他沒有？他死了嗎？」哈利·波特熱是一種真切的社會現象，就好像對搖滾巨星的追捧，或者整個流行音樂亞文化一樣，它們給予青少年們一種與眾不同的抱團感，和一種共享的社會經驗。
書籍標記出各種社會向量，但出版商卻遲遲看不到這一點。他們甚至不曾注意到讀書俱樂部的存在，直到奧普拉在自己的脫口秀裡狠狠嘲弄了他們。然而當代那些隸屬於大企業的出版公司，其愚蠢簡直深不可測：他們覺得自己可以把書籍當作商品來賣。
由不要臉的有錢高管和匿名會計師們把控的掙錢公司吞併了大多數此前保持獨立的出版社，而前者的理念就是出售藝術品與資訊來掙快錢。我對於這些人一讀書就打瞌睡的事實一點也不驚訝。在那些企業巨鯨的肚子裡有許多不幸的約拿，他們和自己的老出版社一起被囫圇生吞。那些編輯和落伍的老古董，讀起書來十分清醒。一些人甚至可以說是警覺，以至於能夠嗅出富有潛力的新作者。一些人眼睛睜得如此之大，甚至可以校閱手中的書。然而這對他們來說卻沒有什麼好處。多年以來，大多數編輯都不得不在不公平的遊戲場中浪費絕大多數時間，與銷量和財務作戰。
在那些部門中，ceo們所鍾愛的「好書」意味著暴利，而「好作者」則意味著其下一本書能夠保證比上一本賣得更好。即便沒有這樣的作者，對企業家們來說也不是問題，因為他們完全不理解小說，即便他們以此謀生。他們對書籍的興趣只在於一己之私，在於他們能夠從書中獲得的利潤——或者某些時候，對高階主管來說，對默多克們和其他莫多爾式的資本家來說，在於能夠從書中獲得的政治力量，然而其出發點依舊是自私的，依舊是為了個人營利。
何況他們要的不只是利潤，更是增長。在股票市場中，持股者會要求自己的股份必須每年、每天、每小時都在增長。美聯社的文章將「萎靡的」，或者說「增長持平」的圖書銷售歸因於其有限的增長機會。然而直到企業接管圖書市場之前，出版商從來都不曾期望過增長。如果供需一致，如果圖書銷量穩定，「增長持平」，他們就很高興了。你怎麼可能讓圖書銷售像美國人的腰圍一樣永無止境地增長下去呢？
邁克爾·波倫在《雜食者的兩難》一書中，以玉米為例解釋了無限增長的秘密。當你種出的玉米足夠滿足所有合理需求時，就要創造出不合理需求，即人造需求。於是，你引導政府宣佈，用玉米飼養的牛肉才是標準牛肉，於是你把玉米餵給牛，牛無法消化玉米，在飼養過程中受盡折磨和毒害。同時你用玉米副產品製成的脂肪和糖來生產無窮無盡的軟飲料和快餐，讓人們對高脂肪的不良飲食方案上癮。然而你無法停止這些過程，因為一旦停止，利潤就會開始「萎靡」，甚至「增長持平」。
這一體系不僅對玉米產業，甚至對遍佈全美國的農業與製造業都是如此有效。正因為如此，我們越來越多地一邊吃垃圾一邊製造垃圾，同時奇怪為什麼歐洲的番茄味道像番茄，為什麼外國汽車設計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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