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次活動的主持人們給了我一些可供開啟討論的話題：一位作家在這個世界中應該去哪裡尋找力量和希望？一位作家在此時此地的使命又是什麼？什麼樣的作品會帶來改變？我們又該如何創造一個志同道合的集體？
慚愧的是，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同一個。我在這個世界中去哪裡尋找力量和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在我嘗試寫好的努力中。什麼是一位作家在這個時代或者任何時代的使命？去寫，去嘗試寫好。什麼樣的作品會帶來改變？好的作品，誠實的作品，好好寫的作品。我們又該如何創造一個志同道合的集體？我不知道。如果我們作為作家的志同道合不是建立在我們所共有的對於儘自己所能好好寫的興趣和承諾上，那就只能建立在作品之外——某個目標或者終極目的，某一則資訊，某一種效果，或許令人神往，但它卻令寫作僅僅變成通往作品之外的某個目標的手段，變成某一則資訊的載體。但寫作對我而言並非如此。我並不是因此而成為作家的。
孩子們在學校裡得到的教育是，寫作是通向某個目標的手段。很多寫作也的確是通向目標的手段：情書、各類資訊、商務交流、說明指導、推特。很多寫作體現為一則資訊，也僅僅是一則資訊。
因此有些孩子問我：「當你寫一個故事的時候，你是先決定要傳達的資訊，還是先構思故事，然後把資訊放進去？」
不，我回答，都不是。我並不傳達資訊。我寫故事和詩歌。僅僅如此。至於這個故事或這首詩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它的「資訊」是什麼——或許與它對我而言的意味截然不同。
那些孩子聽了我的回答通常很失望，甚至震驚。我猜他們一定覺得我不負責任。我知道他們的老師是這麼想的。
他們或許是對的。或許所有的寫作，甚至文學寫作，都並非目的本身，而是通向另外某個目標的手段。但如果我相信自己作品真正核心的價值在於其承載的資訊，或者在於其提供的慰藉、傳遞的智慧、給予的希望，那麼我是無法創作故事和詩歌的。哪怕這些目標宏大且高尚，它們也必然會限制作品的視野，會干涉其自然生長，會將其從神秘的土壤中切斷，而神秘正是藝術生命力最深的源頭。
如果一首歌或一個故事是刻意為呈現某個問題或提供某個結論而寫的，那麼無論問題和結論多麼有力或有益，這部作品都已然放棄了自己的首要職責和基本權利，放棄了它對於自身的責任。它的首要工作僅僅是找到合適的詞語來賦予自己恰當且本真的「形」。那形就是它自身的美與真。
一隻好的陶土罐，無論它是紅泥打造的日用品還是精美的希臘古甕，都僅僅是一隻陶土罐，不多不少。在我看來，一篇好的文章也同樣僅僅是它自身，是數行文字。
當我寫下那些文字時，我或許是想表達我認為本真且重要的東西。而我此時此刻在寫的這篇文章也是如此。
然而表達卻並非揭示，此刻我在寫的這篇文章，即便其中有藝術的成分，但比起藝術品，它更像是一條資訊。
藝術卻能揭示資訊之外的某些東西。在我寫一個故事或一首詩的時候，它或許也會向我揭示真理。真理並不是我放進去的，而是寫的時候從中發現的。
而其他讀者或許會從中發現其他真理，不一樣的真理。他們大可以用作者未曾預料到的方式對待作品。想想我們是如何閱讀索福克勒斯與歐里庇得斯的。在過去三千年中，我們閱讀希臘悲劇，將我們的靈魂放入其中，並從中發現各種東西，關於人類的激情，對正義的祈求，以及永不枯竭的意義，而這些都遠遠超出了作者有意提供的意圖，關於宗教或者道德教誨，關於警示或者慰藉或者普天同慶。那些作品正來自那種神秘，那深處的水脈，那藝術的源泉。
在這一點上，濟慈與我立場一致，如果我對他提出的「消極能力」理解正確的話，此外還有老子，他認為陶罐的「無」正是陶罐之用。一首其形恰當的詩可以承載千百種真理，但它並不講述其中任何一種。
這裡我並不是要說「為藝術而藝術」，因為那句不幸的口號暗示我們，藝術是唯我主義的，藝術對於其受眾的影響無關緊要。這是錯誤的。藝術的確能夠改變人們的思想與心靈。
藝術家是共同體中的一員，那些能夠看到、聽到、讀到她作品的人們構成了這個共同體。我自己首先要對自己親手創造的作品負責，但如果我寫的東西能夠感動其他人，那麼我當然也對她們負有責任。哪怕我對自己故事中的意義並不清晰，哪怕我只是在寫的過程中剛剛開始有點眉目，我也不能假裝那意義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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