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強烈反對將小說削減為觀點。在我看來，讀者們總是會被流行的信念引入歧途，認為一部小說是從某一個源頭性的「觀點」中生髮出來的，而那些將小說當作一種完全的智性活動、一種通過純粹裝飾性的敘事手法來對觀點進行理性表述的批評實踐，則進一步將讀者帶偏。在討論那些明顯涉及社會、政治或倫理議題的小說時，尤其是在討論被認為是「點子文學」（literatureofideas）的科幻小說時，這樣的批評聲音是如此常見（尤其是在教學和學術性文本中），以至於將我逼到了幾乎有點瘋狂的反對派那一邊。
作為回應，我發現自己總是在說智性與寫小說或讀小說無關，說寫作只是一種純粹的入神狀態，說我在寫作時只追求讓自己的無意識思維掌控故事程式，而理性思維則只在修改時負責對真實性進行審查。
這一切都千真萬確，但只說了一半。因為人們往往只看到和討論另外那一半，以至於我為了矯枉過正而把寫作說成某種玄之又玄的東西。
當批評家說我手段高超心機深厚時，即便他們意在讚美，我仍不得不否認自己的小說有任何說教意圖。當然實際上是有的。我希望能避免說教，但好為人師的衝動往往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強大。然而，我寧願自己因為抵抗這種衝動的努力而非失敗被誇獎。
即便是在相對成熟的批評中，那種將某個角色（特別是某個令人同情的角色）所說的話等同於作家想法的幼稚理解，也會驅使我否認自己贊同於角色所說的話，即便有時候我的確贊同。除此之外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宣告角色的聲音永遠不是來自作者的聲音？jesuismmebovary.福樓拜如是說，帶著一如既往的嗟嘆。我說：j’aimeshevekmaisjenesuispasshevek.嫉妒荷馬與莎士比亞，他們作為半真實半虛構的存在，逃過了如此粗暴的同化。他們不費吹灰之力便能置身於事外，而我則不得不處心積慮大費周張，並且永遠無法完全成功。
因此，《一無所有》作為一本不僅涉及政治、社會與倫理，更是通過明確的政治理論來處理這些議題的科幻小說，曾給我帶來太多傷痛。人們通常（並非一直如此但卻常常如此）把它當作一部論著而不是一部小說來討論。這當然是它自己的錯——誰讓它宣稱自己是一部烏托邦呢（即便是「不確定的」）？每個人都知道，烏托邦不應該作為小說，而應該作為社會理論或社會實踐的藍圖來讀。
但事實在於，從十七歲在哲學入門課上讀到柏拉圖的《理想國》時起，我就一直把烏托邦當作小說。實際上，我一直把所有東西當作小說，包括歷史、回憶錄和報紙。我認為博爾赫斯說的對，一切散文都是小說。因此當我著手去寫一部烏托邦作品時，我當然是在寫小說。
對於它被當作一部論著我並不感到奇怪，但我會好奇，那些把它當作論著來讀的人，有沒有想過我為什麼把它當作小說來寫。他們是否像看上去那樣，對使其成為小說的要素無動於衷——譬如不能被簡化為單一主題闡釋的內在自相矛盾的小說式敘事，譬如拒絕被縮減為抽象概念和二元對立的小說式「深描」（來自格爾茨的術語），譬如逃避寓言式闡釋的具象為角色及其戲劇衝突的倫理困境，譬如並非完全對理性思維開放的各種象徵元素的呈現？
或許你能夠理解，我拿起這部關於《一無所有》的文集時為什麼會縮頭縮腦。過往的經驗讓我預期會讀到一套智力操演，即便不指控我說教、道德主義、政治天真、無可救藥的異性戀、刺耳的女性主義，或者布林喬亞式軟弱，即便它們對這部作品「說什麼」表示興趣或支援，也必定會全然無視它「如何說」。
在小說中，「如何說」就是「說什麼」，因此有用的批評會讓你看到一部小說是如何說出它所說的東西的。
讓我感動和驚喜的是，這部文集正是這樣做的。這些文章在談論的並不是這本書的觀點，而是這本書本身。
或許表達這份感激的最佳方式，是承認閱讀這些文章讓我對自己是如何寫的，以及為何這樣寫這本書的理解，遠遠超過了曾經的認知。它們極少誇讚這本書的目的性，從而讓我能夠自在地誇讚它的非目的性，讓我再一次思考我曾經想做什麼，又是如何嘗試去做的。它們將這本書按照我曾孕育它的模樣交還給我，不是對觀點的解說，而是對觀點的具象化，是一件革命性的手工藝品，包含著能夠革新思想與感知的潛在的永恆動力，正如同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的設計，或者我曾成長於其中的伯納德·梅貝克（bernardmaybeck）所設計的房屋。
這些批評家讓我看到，我在寫作本書時，看似遵循某種並非武斷卻也並非理性決定過程而創造出來的敘事中，其事件與人物關係是如何構成一座建築的，其本質上是美學的，並且正因為如此而實現一種智性或理性的設計。他們讓我得以看到，那些連線與迴響、跳躍與重複所形成的系統，是如何讓敘事結構得以成立的。這正是我最初理解的那種批評，嚴肅、有的放矢、通俗易懂。這種批評對於閱讀我的文章或者其他人的文章來說都是無價的幫助，我向其致敬。
儘管在寫作本書之前，我曾全身心地沉浸於烏托邦文學，沉浸於和平無政府主義文學和「共時物理學」（姑且認為它存在）中，但我對於相關理論思想的知識卻很薄弱。當我讀到這些文章中一再出現的引用——首當其衝是黑格爾，還有巴赫金、阿多諾、馬爾庫塞等等——我又不禁有點縮頭縮腦。我很慚愧。我使用抽象思維的能力並不比一隻小狗好到哪裡去。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我都僅僅知道這些作家的名字和聲譽而已，我的書並非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寫成，而他們也無法為書中的任何內容負責，無論正面還是負面。這最多隻能被視為某種有趣的思想之間的平行或交錯（就像卡爾·榮格的「陰影」理論與我的《地海巫師》一樣）。
另一方面，我很高興看到自己的思想實驗能夠與那些的確對此有貢獻的思想家們並列比照——首先是老子，還有克魯泡特金和保羅·古德曼。
這本文集中的許多作者將《一無所有》視作我作品中與眾不同的一部。這種非歷史化的觀點似乎有點怪異，因為這本書已經面世很久了，而且並非與我的其他作品全然不同。在此之後，我於1982年寫過一篇相當長的關於烏托邦的討論文章，名為《一個非歐幾里得觀點：加利福尼亞是個寒冷之地》，而這篇文章則清晰地聯絡著我的第二部（或許與第一部極為不同）烏托邦小說，《總在回家》（alwayscominghome,1985）。思考《一無所有》時，我很難把這兩部作品拋諸腦後。它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以比較我在那部早期作品和之後的文章與小說中所作的嘗試——既有一致性，也有思想的變化，進步，退步，美學與智性的意圖。此外，文集中這些作者無一例外地拒絕將《一無所有》讀作一部單一主題、一元化且思想封閉的文本，這讓我渴望看到他們中一些人會如何理解《總在回家》，後者經常被讀作（或者被棄而不讀）一部描繪偽印第安人幸福獵場的天真且倒退的畫卷。一部分評論家指出《一無所有》中的敘事實驗與後現代主義帶有明確自我意識的虛構性，這些都在《總在回家》中得到進一步延伸。我自己會好奇，為什麼我只有在寫烏托邦（或者多少摻雜了其他東西的半烏托邦）時才使用這些特定技巧。在其中一些文章中，我開始抓住一點頭緒，並且很希望能多學一些。
我沒有在其中發現任何需要更正的地方——沒有任何在我看來明顯的錯誤或誤讀。我要指出的是，海恩人的負疚感並非毫無緣由或虛無縹緲。人們會從其他「海恩系列」的故事中發現，作為所有人類的祖先，海恩人有過一段漫長的歷史，它就像所有人類的歷史一樣可怕。因此在小說結尾處登場的凱索，他對於希望的追尋其實是深思熟慮的。然而他究竟找到了還是沒找到，書中並沒有告訴我們。在一些文章中，我感受到了一點點一廂情願的傾向。這本書並非圓滿收場，它有一個開放式結局。不止一篇文章指出，當謝維克和凱索抵達阿納瑞斯時，他們很可能會被憤怒的暴民殺死。謝維克關於他的人民的那些計劃與希望，極可能落空或者化為烏有。這樣的結局並不會讓凱索吃驚。
說到書的結局，我必須再次感謝本書的第一位讀者與批評者，達科·蘇恩文，他帶著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無情眼光和一位朋友的慈悲心腸對待我的無政府主義手稿。全書原本只有十二章，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十二章？」達科憤怒地叫道，「應該是奇數才對！這個閉環又是怎麼回事？你不能封閉這個文本！這個環是開啟的還是關上的？」
環開啟了。所有的門都開啟了。
為了開啟所有的門，你必須先有一座屋子。
那些幫助我建造這座四面通風的想象之屋的人，那些為其帶來慷慨的評論和敏銳的感知，讓每個房間都充滿響亮而無盡的爭論從而生生不息的人，我深表謝意。歡迎你們，ammari。
本文初次發表於《厄休拉·勒古恩〈一無所有〉中的新烏托邦政治》（勞倫斯·戴維斯與彼得·斯蒂爾曼編，萊剋星頓出版社，2005年），是對該書中所收錄文章的統一回復，2014年收入本書時略有修改
《一無所有》（thedispossessed）是勒古恩1974年發表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小說，故事圍繞天倉五星系的一對雙子星阿納瑞斯與烏拉斯之間的關係展開。安塞波是根據小說主人公謝維克的數學理論發明出來的瞬時通訊裝置。
法語：我就是艾瑪·包法利。
法語：我愛謝維克，但我不是謝維克。
該書副標題為「不確定的烏托邦」（anambiguousutopia）。
該術語出自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ordgeertz）的論文《深描：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thickdescription:towardaninterpretivetheoryofculture」），意指對某一特定人類行為進行描述時，不僅描述行為本身，同時也描述其文化語境，從而使外人可以更好地理解這種行為。
happyhuntingground，美國印第安人傳說中人死後進入的天堂。
最終出版的《一無所有》共十三章，其中偶數章是謝維克在阿納瑞斯的成長經歷，奇數章是他離開阿納瑞斯來到烏拉斯之後的經歷，第十三章則是謝維克乘坐飛船返回阿納瑞斯的經歷。
來自《一無所有》中阿納瑞斯人使用的普拉維克語，意為：兄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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