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隱約可以想見一種危險卻難以啟齒的可能性，好像未來少了媽媽把我們凝聚在一起，我和爸爸可能會漸行漸遠。我知道對媽媽來說，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我之於他就不是了。我能想像之後將有好一陣子，我和爸爸若想一起生活，免不了會很辛苦。我們有很大的機率會各過各的人生，我們這個家將會全盤瓦解。我等著媽媽斥責我，宣告他畢竟是我的父親，我的血親。我以為她會罵我嬌生慣養、自私自利，怎能這樣說賺錢供我們母女溫飽的男人。但媽媽只是用手輕輕按著我的背，不言自明地表示她懂我想說什么，但她也無可奈何，只能接受事實。

「你盡到你的責任就是了。」

＊

我們的悲慘假期邁入第三個星期的第三天，我來到醫院準備接班，發現爸爸人在走廊上，對著善永表哥和一名護理師叫罵不休，整個病棟都瞠目結舌地看著這個大塊頭美國人，大發他美國人的大老爺脾氣。

「那是我老婆！」他吼著。「給我說英語！」

「怎么了？」我問。

爸爸指控善永表哥故意瞞著訊息，不翻譯給他聽，不想讓他知道最壞情況。善永表哥沒有回嘴，只是默默點頭。他把雙手放在背後專心聽訓，任由我爸發洩怒氣，好像隨時準備鞠躬行禮。護理師則神色慌張，恨不得後退離開現場。媽媽躺在病房內不省人事，嘴上套著氧氣罩，管線連線到一臺乍看像高科技吸塵器的儀器。南怡阿姨站在病床邊，拳頭緊握抵著嘴唇。她一定打從最初就料到會有這一天了。

善永表哥和我爸回到病房後，我們年輕漂亮的主治醫師跟在後頭走進來。我很驚訝韓國的醫生肯花這么多時間與家屬溝通。反觀在俄勒岡的時候，我真不記得有哪一次醫生不是待不到一分鐘又匆匆趕往下一個病房，剩下的全部交由護理師負責。在這裡，醫生看來是真心誠意想幫助我們；我們剛入院時，醫生甚至握住媽媽的手安慰她。感覺醫生的英語其實挺好的，但她總是再三為自己不流利的英語致歉。她告訴我們，媽媽發生敗血性休克，目前血壓低到有生命危險，可能必須接上呼吸器才能維生。

生與死的界線，我向來以為涇渭分明。我和媽媽一向有共識，我們寧可結束生命，也不想變成植物人苟延殘喘。但現在生死關頭當前，對身體僅存無多的自主權每一天都被撕扯得愈加破碎，生與死的分界也愈加模糊。她臥床不起，沒人攙扶就無法走路，腸胃不再運作，只能透過注入手臂的點滴袋攝取營養。現在就連呼吸也得依賴機器的話，每一天都愈來愈難宣稱這樣算是活著。

＊

和爸爸搭電梯下樓時，我看著電梯的樓層燈號從五跳到三，跳過不存在的四樓，因為數字四的發音與韓語的「死」字相近，民間認為觸黴頭。爸爸和我沒有說話。我們決定先出去透透氣，再回來面對這個決定：假如真的演變到那個地步，我們該讓媽媽插管續命多久。外頭天色已黑。夏末夜裡的飛蟲將路燈團團包圍，我們在昏黃街燈的映照下晃過了幾條街，最後鑽進附近一間酒吧。我們點了兩瓶kloud啤酒，拿上屋頂去喝。屋頂上空蕩無人，我們找了一張野餐桌面對面坐下，爸爸向我伸出手，用他粗硬結繭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

「所以，這一天真的到了。」他說。

他瞇眼盯著野餐桌的桌面，空出的那隻手用食指摳著木桌上突起的節瘤，接著大聲吸了一下鼻子，手掌往桌面一掃，像要撢掉桌上的灰塵。他喝了一小口啤酒，回頭望向市街，似乎想請教這座城市有何看法。

「呼。」他嘆了一聲，放開我的手。

一陣涼風吹來，我感覺到一股寒意。我身上穿的還是同一套棉質夏日洋裝和醫院的拖鞋，從我們來到這裡以後，我幾乎每天都穿著這身衣服。機車的引擎聲在下方路面呼嘯而過。我想起五歲多的時候，爸爸曾經騎機車載我出遊。他會把我放在他的兩腿之間，手就抓著油箱維持重心。有時路途迢迢，隆隆的引擎聲和座下油箱的熱度令我昏昏欲睡。等我醒過來，我們已經回到家門前了。我好希望可以回到那個時候，回到那個對於世間種種不幸還渾然不知的時候。

我們不顧醫生反對，冒險飛來了韓國。我們努力計劃了一趟值得為此奮鬥的旅程，誰知道處境卻一天比一天淒涼。我們不想等死，所以選擇努力生活，結果這竟成了要命的錯誤。我和爸爸又喝了一輪啤酒，以為用酒精就可以沖淡悲傷。

＊

我們外出頂多不超過兩小時，但回到醫院時，媽媽已經坐直身子，眼睛睜得大大的，目光警醒，像個小孩湊巧走進房間，意外打斷了大人的嚴肅對話卻還滿頭霧水的樣子。

「你們吃過東西了吧？」她問。

我們把這當成一個預兆。爸爸開始安排醫療後送途徑，要帶媽媽回尤金。我們必須與一名有執照的護理師同行，而且飛機一抵達尤金，就要立刻住回河岸醫院。我走出病房打電話給彼得，希望回去以後，至少有些事可以期待。

我走到走廊盡頭，悄悄推開門溜上了逃生梯，水泥階梯的邊緣圍上了鍛鐵欄杆。我在其中一階坐下來，把腳舒展到下一級階梯上。彼得這個週末隨家人去瑪莎葡萄園度假，那裡現在應該是清晨。

「我們現在就得結婚。」我說。

老實說，我對結婚沒有太多想法。雖然從少女時期開始，我一直很享受戀愛、交往的滋味，但我的未來展望大多繞著樂團打轉，只想著如何能和我的樂團一起成名。單是為了這個夢，就用去了我整整十年。我不曉得各種樣式的婚紗領口或腰身剪裁叫什么名字，不懂花卉的品種，也不瞭解鑽石的切工。婚禮上要梳什么髮型、要鋪什么顏色的桌布，我從未在腦中任何一個角落動過一絲模糊的念頭。我只確定一件事：到時候聽媽媽的話就是了，對於怎么打點我們兩個，她早就有充分的主張。事實上，我從來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假如我真的要結婚了，媽媽一定會確保婚禮面面俱到。要是沒有她，我肯定會整天揣測她的想法。餐桌布置是不是很廉價，花束設計是不是很庸俗，我的妝會不會太濃，禮服夠不夠亮眼。沒有她的認可，我很難說出漂亮二字。她要是不在場，我知道我一定是個悶悶不樂的新娘。

「如果你能想像自己五年內會動念結婚，那我們不如現在就結，不然到時候，我恐怕很難原諒你。」我說。

電話另一頭是一陣意味深長的停頓，而我這才猛然想到，我連瑪莎葡萄園在哪裡都不知道。那其實是一座島嶼的名稱。但當時我還以為他們全家真的去了哪一座葡萄園，看塵土飛揚的果樹叢。正是這種東岸人和西岸人之間的新奇差異，三不五時會電到我，好比他會把海灘稱作海岸，或是看不出各種螢火蟲長得有何不同，卻也不以為意。

「好。」

「好？」我又問了一次。

「對，好！」他說。「我們就結婚吧。」

我三步併作兩步，奔向消毒無菌、燈光慘白的走廊，胸口撲通撲通狂跳。一路經過其他病房，有的布幔沒有拉上，幽暗中能看見病患的心律監測器閃著亮光，綠色線條起伏跳動。我一回到媽媽的病房，馬上叫她一定要好起來。她要平安回家，回尤金去，親眼見證她獨生女兒的婚禮。

＊

隔天，我立刻上網找好了婚禮顧問。我在媽媽的病房外來回踱步，向顧問公司說明我的處境，終於找到一家公司願意在三週內策劃執行。對方一小時內就寄來了一份清單供我對照辦理。

善永表哥載我去店裡試穿婚紗。我用手機把試穿了各種款式的馬甲和紗裙的照片都傳給媽媽看。最後我們選定一件四百美元的露肩禮服，下襬是簡單的及踝紗裙。裁縫師量好我的身型尺寸，兩天後就將婚紗送到了媽媽的病房，我當面試穿給她看。

南怡阿姨和善永表哥都覺得我瘋了，我知道。萬一媽媽在婚禮前一天嚥氣呢？或是病重到站都站不住呢？我知道情況已經夠混亂了，再帶給她壓力只是徒添風險，但我總覺得，想要照亮至黑至暗的景況，這豈不是最好的辦法嗎？與其每天衡量抗凝血劑和止痛藥的劑量，我們可以討論宴客要用哪一種椅子、招待哪一家的馬卡龍點心、穿哪一款婚鞋。我們不用再聊褥瘡和導尿管，話題可以換成婚禮配色、新娘髮型、鮮蝦雞尾酒盅。一件值得奮鬥的事，一場值得期待的慶典。

六天後，媽媽終於獲准出院。我們推著她的輪椅正要去搭電梯時，醫生在走廊上喊住我們，表示臨別前想送媽媽一樣禮物。「我看到這個就想到您。」醫生說著，然後拉起媽媽的手。那是一尊小巧的手工木雕，刻的是一家人──父親、母親和女兒相互擁抱。人偶沒有臉孔，只是緊緊依偎，似乎是同一塊木頭削出來的，三人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