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費城飛往首爾與爸媽會合參加喪禮。喪禮為期三天，靈堂設在一間以紙拉門隔間的傳統木屋，走廊兩旁排列著對聯裝飾的大花圈。走進靈堂，堆滿鮮花的平臺上立著一座木頭畫架，上頭放著恩美阿姨抱著里昂的裱框照，映著燈光閃閃發亮。媽媽和南怡阿姨穿著黑色韓服，接待魚貫前來上香致意的賓客，招待他們點心和茶水。我當時覺得很不公平，她們理應是悲痛最深的人，怎么卻還得要接待別人。

「這些事還是南怡比較做得來。」看著她的大姊陪新一輪賓客客套寒暄，媽媽偷偷對我說。向來被我視為儀態表率又有威信的她，竟然向我坦承她也有尷尬不安的時刻，頓時讓我覺得與她親近許多。這也解釋了一件我時常覺得難以置信的事實：媽媽並非生來就是優雅的化身，就和她常常為此責備我的一樣，她也曾經像男生一樣叛逆，也曾經厭煩這些世故規矩。況且這些年遠離首爾，可能又讓她對某些韓國傳統更感到疏遠陌生，那些我從沒機會學習的傳統。

喪禮最後一日，我穿著黑色韓服，戴著白色棉手套，走在最前頭率領出殯隊伍往火葬場前進。寒風壓得人抬不起頭。空氣凜冽刺骨，彷彿有霜針刺進我臉上每一個毛孔，每一陣冰風都讓我不由自主湧出眼淚。到達火葬場後，我們先在前廳等候，再遵照指示圍在一扇玻璃窗前。只見一名男子身穿手術服、戴著醫療用口罩站在一張長桌旁，火葬後的遺體會經輸送帶送上長桌。那一小堆灰色粉塵不是均勻的粉末，比較像細碎的瓦礫，當中還能看見幾片骨頭。她的骨頭。我忽然覺得天旋地轉、失去平衡，爸爸連忙抓住我，沒讓我向後倒。那個戴口罩的男子將她折進一張烘焙紙似的紙張裡，俐落冷靜地沿著骨灰把折口整齊壓實，彷彿只是在做一個三明治，接著才將紙包輕輕放入骨灰罈內。

喪禮過後，媽媽和南怡阿姨帶我去恩美阿姨存放家當的套房。冰箱門上貼著善永表哥和我的相片。恩美阿姨沒有小孩，她把一切都留給了我和表哥。媽媽陪我仔細整理她的珠寶盒，我瞄到一條素雅的銀色愛心項鍊，問媽媽能不能留作紀念。「其實這條項鍊是我送給恩美的生日禮物。」媽媽說。「這樣吧，這條我留著。回家以後，我再買一條新的給你，這樣我們就有成對的了。以後每次戴上，我們就可以一起想念她。」

爸爸和我搭乘巴士前往仁川機場，媽媽則會再留下來一陣子，處理恩美阿姨遺產的相關事宜。當巴士緩緩駛離市區，我回望這座城市，發現自己對首爾忽然打從心底感到陌生──現在的首爾已經不同以往，已經不是我兒時那美好無憂的樂園了。外婆和恩美阿姨都不在了，這裡帶給我的歸屬感，似乎也少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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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美阿姨去世後，媽媽變了很多。曾經蒐藏成痴、百買不膩的她放下了購物衝動，開始養成新的興趣，和一群新的朋友來往。她與幾個韓國朋友報名了小班制的美術班，每星期都會拍下她當週的作品，用kakaotalk通訊軟體傳照片給我看。一開始，這些作品真的只能用拙劣來形容。有一張茱莉亞的鉛筆素描畫特別好笑，看起來就像一根冒出四肢的粗短香腸。但幾星期過去，她愈畫愈好。我很高興媽媽終於找到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她會臨摹生活中的小物件，像是家裡的小擺飾、流蘇、茶壺。就如一枚雞蛋的陰影變化這樣貌似簡單的東西，她也會全神貫注地不斷修正到完美。耶誕節的時候，她親手畫了一張賀卡送給我，繪有淡黃色和薰衣草紫色的花朵，花莖是淡淡的海水綠。「這張特別的卡片是我做的。我做的第一張卡片送給你。」卡片裡面寫著。

恩美阿姨的其中一個遺願，是希望媽媽今後開始上教會，但媽媽始終沒去。媽媽是她家族裡唯一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她相信有某種更高主宰，但她不喜歡宗教組織那種集體崇拜的氣氛，雖然在尤金的韓國人社群正是在這種氣氛下才如此關係緊密。「發生了這種事，還要人怎么相信有神？」她說。

恩美阿姨病逝，媽媽從中體認到最重要的一點是，就算做了二十四次化療，患者還是可能會死，所以她寧可不要承受過程中的折磨。初次診斷出癌症後，媽媽就明白表示，她只願意接受兩次化療，兩次後病情未見起色，她就不想再繼續了。若不是念及我和爸爸，我猜她可能一次都不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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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媽媽第二次化療的療程步入尾聲，副作用逐漸減緩，再過兩星期，腫瘤科醫師會檢查判定腫瘤有沒有縮小。

我回東岸的時間也到了。樂團按照計畫將在八月第一週展開巡迴，八月上旬這幾場表演，應該會是我們短期內最後的演出了。之後，我就會收拾留在費城的行李，搬回俄勒岡州定居。

媽媽再三向我保證，她希望我照計畫回去。但當她和凱伊站在門廊外，揮手目送爸爸開車載我去機場，我看得出她在掉眼淚。當下我很想一個箭步跳下車，奔向她身邊，就像浪漫電影的經典場景。但我知道回去也解決不了什么。現在只能等待，心懷希望地等待。我能做的只有在心中明瞭，至少她很高興我終究回到了她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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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城既悶熱又潮溼。空氣吸飽了水分，讓人感覺像在水中游泳。幽居在森林小屋裡近三個月後，重新被這么多的人群包圍帶給我不小的衝擊。我看得出朋友們不太確定該和我說什么。他們看我的表情都差不多，不管原本想說什么，再三考慮過後，他們都說服自己選擇別說。和我相熟的這群人本來不是這樣的。我們很習慣挖掘彼此的脆弱之處，相濡以沫表達感情，只是這次的事對我們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未知的領域。

彼得再過幾週將展開新的工作，在郊區一所小型學院擔任哲學兼任教授。媽媽還沒生病，我就鼓勵他應徵這份工作了，只是他現在很猶豫要不要去就職，因為這代表我們又得分隔兩地三個月。但我認為這個職涯的機會太重要了，他無論如何都不該錯過。我建議他至少試一學期看看，到了寒假再重新評估也不遲。我們最後還計劃好，等媽媽康復後，我們就搬到波特蘭去住，到那裡再找新的工作，而我也可以每週末回家探望媽媽。

同時，彼得也向餐廳請了十天假，充當我們團裡的貝斯手，和我、伊恩、凱文一起出發巡演。因為原本的貝斯手戴文，跟著那個「夠格接受吉米．法隆節目專訪」的大團巡迴去了。我們的首場演出就在費城的一間小酒吧，隔壁正好是消防局，所以店名也幽默取為「火場」（thefire）。接下來我們一路往南，途經瑞奇蒙和亞特蘭大，在佛羅里達州表演了幾場，然後蜿蜒往西，前往伯明罕和納什維爾。不論去到哪裡，天氣都燠熱難耐，我們的演出場地大多是一些創客空間或沒有窗戶也沒有空調的餐廳酒館。我們四個人每晚都演唱到滿身大汗，入住的旅店又往往破陋寒酸；以浴室骯髒的程度來看，別洗澡似乎還比較衛生。但也因此，我們開的那輛休旅車上總飄著一股酸臭味，雜揉著汗臭的體味和啤酒的餿味。我曾經覺得自由馳騁在路上令人無限嚮往──大夥毅力十足，一路上充滿了種種可能性，遇到的陌生人無不慷慨大方且滿腦子創意。這種生活方式散發著迷人光彩。但如今生死關頭在前，那種光彩似乎也逐漸黯淡下去。

爸媽屢次安慰我，家裡沒什么事，要我不用擔心；媽媽慢慢在恢復元氣，現在也只能等了。但我還是感到歉疚，覺得我應該在俄勒岡陪著他們，而不是擠在十五人座的福特休旅車後座，駛在佛羅里達州羅德岱堡郊外某處，吃加油站賣的墨西哥捲餅充飢。我望向車窗外，九十五號州際公路漫長地向前延展，而我心裡很明白，這是最後一次巡迴了，往後將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會再上路。

納什維爾的演出結束後，我們連續開了十三小時的車直奔回到費城。隔天，我便開始收拾剩下的行李。彼得也回到餐廳上班，彌補為了巡迴而請了好幾天的假。就在這時，我接到了電話。

「你先坐下來吧。」爸爸在電話裡說。

我滑坐在地上，房間裡四處堆著裝了一半的紙箱，我緊張地忘了吐氣。

「沒有用。」爸爸嗓音沙啞。我聽得出他在另一頭憋不住情緒，啜泣起來，發出重重的呼吸聲。

「……一點都沒縮小？」我問。

他的話像是拳頭從喉嚨伸進胸口，一把握住了我的心臟。我用了好長的時間才把眼淚硬吞回去，假裝自己總是堅忍不拔地正向思考，我才有辦法繼續自欺欺人、相信我們仍有可能等到奇蹟。這一切怎么可能徒勞無功？那些發黑的血管算什么，脫落的頭髮又算什么？媽媽被連夜送入醫院急診，飽受折磨，這一切到底都是為了什么？

「醫院告訴我們以後……我們也坐在車上呆望著對方，好半天才說出一句話：看來只能照單全收了。」

我聽得出爸爸還沒準備好，同意讓媽媽放棄治療。我感覺他在等我出聲反對，等我和他連成一氣，鼓勵媽媽繼續治療。但我很難不去想，化療已經奪走媽媽僅餘的尊嚴，假如再繼續多做幾次，遲早會侵蝕她的靈魂。自從診斷罹癌後，媽媽始終信任我們代替她做決定，當她的傳聲筒，替她向醫生和護理師交涉，對診療提出疑問。但我知道因為有恩美阿姨的前例，要是做完兩輪化療，癌腫瘤仍未見縮小，媽媽是希望中止治療的。這是她的決定，我覺得我有必要尊重。

媽媽從爸爸手上接過電話，用柔和但篤定的聲音對我說，她希望全家一起回去一趟韓國。她感覺身體目前還算穩定，雖然醫生建議不要遠遊，但她覺得這個時候更該選擇生活，而非躺著等死。她希望有個機會和故鄉告別，和她的姊姊告別。

「首爾有很多小市場你還沒去過。」她說。「我一直沒機會帶你去廣藏市場，那裡有老婆婆在賣綠豆煎餅和各式各樣的煎餅，賣了好幾十年呢。」

我閉上眼睛，任由眼淚滑落。我在腦中想像我們一起重回首爾，想像綠豆麵糊在油鍋中滋滋作響，蛋汁從浸過蛋液的肉餅和牡蠣邊緣滴落。趁著還來得及，媽媽會在旁邊不停為我介紹一樣樣我理當知道的事物，帶我去逛一個個我們總以為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遊玩的地方。

「然後呀，第二個星期我們可以去濟州島，南怡會訂一間漂亮的飯店。九月天氣正好，天氣還暖和又不會太潮溼。我們可以一起放鬆看看海，你還可以去看販賣各種海鮮的魚市場。」

濟州島素來以海女聞名，她們是代代相傳的潛水好手，經過長年的錘鍊，不用穿戴潛水裝備，憋氣就能潛入海中撿拾鮑魚、海參和其他水底珍饈。

「我有攝影機，說不定我可以把風景拍下來，剪成紀錄片什么的，記錄我們的島上時光。」我出於直覺想要記錄。但這么私人、這么苦痛而悲劇的事，我卻想當成作品素材刪刪剪剪？我一說出口就意識到不對，頓時對自己深感厭惡。羞愧的心情在我胸口擴散開來，狠狠把我從媽媽勾勒的美夢中搖醒，清晰到令人作嘔的現實又重新映入眼簾。

「我只是……媽，我只是沒辦法相信……」

我抱住膝蓋，放聲哭了出來。我的呼吸急促，不停打嗝，臉在懊惱中脹得通紅。我坐在房間的木地板上，不住地前後搖晃，感覺整個人下一秒就會氣力放盡。但她沒有責備我。她難得沒有叫我別哭，或許是因為她已經沒有力氣再搬出以前常說的那句話。因為我乖乖收著的眼淚，現在都在這裡了。

「沒事的，沒事的。」她用韓語說。多么熟悉的韓語單字，我聽了一輩子。那溫柔的發音好幾次向我保證，不管此刻再痛，終究會過去的。媽媽就連在死亡關口前還是不忘安慰我。她育養的本能壓過了她個人的恐懼，她不可能不覺得害怕，但卻將恐懼巧妙地深埋於心。不論什么事，總是會過去的──她是全世界唯一有辦法這樣安慰我的人。就像在暴風眼中心，她讓我可以鎮定地看著殘骸在空中不停旋轉，直到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