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火車離開紐約。我的臉映在車窗上，不讓我走，一直浮在被風侵襲的城鎮之上。火車飛馳著掠過一座座停車場，裡面的汽車和拖拉機已經拆得只剩骨架，全部鏽跡斑斑；掠過人家的後院和一堆堆爛掉的柴火，那些油膩膩的柴堆變軟後，從鐵絲網圍欄的格子中擠出來，又重新變硬；掠過一座又一座倉庫，外牆上畫滿了塗鴉，被白漆蓋住後，又有新的塗鴉佔滿，窗戶已經被打碎很久，正下方的地上已經沒有碎玻璃，你的目光可以穿過那些窗，再穿過空曠陰暗的內部，看到另一側的天空，那邊的牆已經沒了。過了布里奇波特之後，你還會看到一個足足有兩個足球場那么大的停車場中間，有一座木板房，黃線一直延伸到破破爛爛的門廊那裡。

火車飛奔著經過這些城鎮。我對它們的認識，全部來自那些離開它們的人，包括我在內。康涅狄格河上的光，是這個陰雲密佈的下午最明亮的東西。我在這趟火車上，是因為我要回哈特福德。

我拿出手機，不出所料，滿屏都是短訊息。

你聽說崔福的事兒沒

上臉書

跟崔福的卡車有關

他媽的，太可怕了，你要願意可以直接打我電話

我剛看到。媽的

我給阿什利打電話再確認一下

讓我知道你有事沒

星期天葬禮

這次是崔福？我就知道

不知為何，我給他發了條資訊——「崔福，對不起，回來吧」，然後便關了機，怕他會回覆。

火車到達哈特福德的聯合車站時，已經是晚上。我站在滿是油汙的停車場裡，看著周圍的人頂著毛毛雨，匆匆走向正等著拉客的計程車。時間距崔福和我認識，距我們在大倉裡用收音機聽愛國者隊的比賽，距軍用頭盔放在滿是灰塵的地板上，已經過去了五年零三個月。我一個人站在遮雨棚下等大巴來，然後載著我過河，回到那個還有關於崔福的一切但已經沒有崔福的城市。

我沒跟任何人說我要回來。手機上看到他爸在崔福賬號上更新了一條動態時，我正在布魯克林的某城市學院上有關義大利裔美國人的文學課。前一天晚上，崔福過世了。那條動態說，我被斷成了兩半。兩半，我在座位上，滿腦子都是這個，失去一個人會怎樣把我們許多人——活著的人——變成兩半。

我抓起書包便離開了教室。教授當時正在分析彼得羅·德·多納託（pietro di donato）的作品《混凝土中的基督》中的一個段落，她停下來看了我一眼，想得到解釋。我飛奔著離開了大樓。她繼續講，聲音在我身後越變越小。我沿著東區，一路走到了上城，跟著6號線地鐵到達中央車站。

是砸開——對，這才更貼切——不是斷成了兩半，而是我現在被砸開了。

公交車裡的燈光讓人覺得，這車好像是間正在溼漉漉的大街上滑行的牙醫診所。我後面的女人說著海地口音很濃的法語，時不時咳嗽幾聲。她身旁坐著一個男人——丈夫，兄弟？——很少答話，偶爾回一句「嗯啊」或者「好，好」。上高速路以後，十月的樹木模糊著向後退去，枝丫劃過紫色的天空。在樹木之間，無聲的城鎮被霧籠罩著，路燈的柱子彷彿飄在空中。我們過了一座橋，一家路邊加油站的霓虹燈閃得我頭疼。

公交車裡重新黑下來後，我低頭盯著大腿，又聽到了他的聲音。你應該留下。我抬起頭，看到他那輛卡車頂棚的布破了，裡面黃色的海綿從破口翻了出來，我現在回到了副駕駛的座位上。此時是八月中旬，我們把車停在了維瑟菲爾德的城界餐館。周圍是一片暗紅色，但也或者只是我記憶中與他有關的傍晚都是這個樣子，被重擊過的顏色。

「你應該留下。」他望向停車場的盡頭，臉上還掛著黑漬，那是在希伯倫的鵬斯公司上班時沾的機油。但我們都很清楚，我要走了。我會去紐約，上大學。我們這次會面就是為了告別，或者說只是肩並肩坐著，露個面、待一起——據說男子漢就該這樣告別。

我們本來要去小餐館吃華夫餅，說是「為了舊日的情分」，不過到了之後，我們都沒下車。餐館裡，有個卡車司機正獨自吃一盤雞蛋，另一邊有對中年夫婦坐在小隔間裡，放聲大笑，雙臂在超大份的三明治上方亂舞。一位女服務生在兩桌間來來回回。雨下起來之後，玻璃模糊了他們的模樣，只留下影子和顏色，彷彿是印象派油畫。

「別害怕。」他望著餐館裡那些發光的人影，溫柔的語調將我定在座位上，定在那座被雨沖刷的城市裡。「你很聰明，」他說，「在紐約一定會出人頭地。」他的聲音有些拖延，這時我才意識到他已經嗨了，才注意到他上臂上的瘀青，被針扎過的地方可以看到腫脹、發黑的血管。

「好。」我說，彷彿是同意接受什么任務，「好的，崔福。」女服務生站起身，給卡車司機加了點熱咖啡。

「他們都那么老了，還在努力呢。」他幾乎笑起來。

「誰們？」我轉頭問他。

「那對夫妻啊。人家還在努力變幸福呢。」他說話有些不利索了，眼睛灰得像水槽裡的水。「雨這么大，他們還出來吃飯，吃的還是溼乎乎的魯賓三明治，還在努力把生活過好。」他朝空杯子裡吐了口唾沫，簡短又疲憊地笑了一下，「我打賭，他們一直在吃同樣的三明治。」

我微微笑了笑——我也不知為什么。

他躺到座椅上，頭歪向一邊，擠出一個引誘的笑容。

「行了，崔兒。你抽了大麻。安靜會兒，好不？」

「我以前特別討厭你叫我崔兒，」他停下來，雙手擱在大腿上，彷彿被挖出來的樹根，「你覺得我很差勁吧。」

「沒有。」我咕噥了一句，扭頭靠在車窗上，望著自己的影子浮在停車場上面，被雨滴穿過，「我覺得你就是你。」

我並不知道，那將會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餐館的霓虹標誌把他脖子上的那道疤照成了藍色，再次看到那個小逗號，我把嘴貼過去，讓我的陰影把疤痕拉寬，直到最後什么都不見了，只剩下我的嘴唇封住的一片寬闊又同等的黑暗。一個逗號被嘴巴天然製造的一個句號蓋住了。是不是史上最悲傷的事，媽？逗號被迫變成了句號？

「哈嘍。」他頭也沒回地說。我們認識不久之後便決定，由於我們的許多朋友都因過量服藥而去世了，所以我們永遠不會互道再見或晚安。

「哈嘍，崔兒。」我努力剋制著情緒，對著自己的手腕說。引擎突然震動，「突突突」響起來，我後面的女人又咳嗽了一聲。我再次回到了公交車裡，望著前面藍色的座椅。

我在主街下了車，便徑直往崔福家走。我走得很快，彷彿是我要去見自己，但遲到了，彷彿我在趕路。但崔福已經不是目的地。

我後知後覺地想到，沒打招呼就出現在一個已經去世的男孩的家門口，其實毫無意義，迎接我的只會是他悲痛不已的父親。但我並沒有停下腳步，走到哈里斯街和木蘭街的交叉口時，不知是出於習慣還是著了什么魔，我轉身走進公園，穿過了三個棒球場，靴子帶起的新泥土散發著黴味，雨落在頭髮上，打在臉上，流到襯衫領子裡。我快步來到公園的另一頭，沿著街道走到一個死衚衕裡。裡面的那棟房子看起來一片灰，幾乎和雨融為一體，將邊邊角角揉進了天氣之中。

我站在門口的臺階上，從包裡掏出鑰匙，用力推開了門。時間已近午夜。一襲暖意，混雜著舊衣物的甜味，從房中撲面而來。一切都很安靜。客廳的電視開著，但被靜了音，螢幕的藍光灑在空空的沙發和一包吃了一半的花生上。我關了電視，來到樓上，走向臥室。門虛掩著，背後露出蛤殼夜燈的微光。我推開門。你正躺著，但不是在床上，而是在地板上。你把毯子折起來當墊子用，因為你在美甲店的工作，讓你的腰部問題嚴重，床對你而言太軟了，根本無法讓你的關節在睡覺時保持原位。

我爬到墊子上，躺在你旁邊。頭髮裡的雨水滴下來，打溼了你的白床單。我面朝床，和你背對背躺下。你猛地驚醒了。

「怎么了？你在幹什么？我的天，你溼透了……你這衣服，小狗……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坐起來，把我的臉捧到你面前，「你這是怎么了？」我搖搖頭，傻乎乎地笑笑。

你掏了掏我的衣兜，又伸手到我襯衫下摸了摸，想尋找答案，尋找傷口。

你慢慢地側身躺下，我們之間的距離如一扇窗玻璃那樣又薄又冷。我扭過身去——雖然我最想做的事便是告訴你一切。

在這些時刻，躺在你身旁，我總會嫉妒語言可以做到我們做不到的事——只是站在原地，只是存在，便可講述自身。想象一下，假如我只需要躺在你身邊，我的整個身體，每個細胞，便可散發出一種明確、單一的含義，不是什么作家，只是一個詞語壓在你身旁。

崔福曾經跟我講過一個詞，叫「kipuka」（熔岩原孤丘），是他從布福德那兒聽來的。在朝鮮戰爭期間，布福德曾隨海軍駐紮在夏威夷，那個詞的意思是岩漿從山坡上流下來時沒有破壞的一片地——經歷過最小規模的世界末日後形成的一座小島。在岩漿從山上流下來，燒燬沿路的苔蘚之前，那一小片地根本微不足道，不過是無盡綠野中的一塊碎片，直到經歷過毀滅之後，才得到名字。和你躺在墊子上時，我禁不住希望我們能成為自己的熔岩原孤丘，我們自己的後果，清晰可見。但我知道不可能。

你把黏糊糊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薰衣草乳液。雨敲打著房子的排水槽。「怎么了，小狗？你可以告訴我。快點兒，你搞得我很害怕。」

「我恨他，媽。」我用英語講道，明白這可以將你我隔開，「我恨他，我恨他。」我哭了起來。

「別這樣，我不知道你在說什么啊。啥意思？」

我往後伸出手，握住你的兩根手指，將臉貼在床下那個黑暗的空隙中。在靠牆的那頭，任誰都夠不著的地方，一隻襪子皺巴巴地癱在一個空礦泉水瓶旁邊，上面落滿了灰塵。哈嘍。

親愛的媽——

我再來一遍吧。

我寫信給你，是因為太晚了。

因為現在已經是星期二晚上9:52，你應該剛結束最後一班的工作，正往家走。

我沒和你在一起，是因為我在打仗。換言之，現在已經是二月，而總統想把我的朋友們都驅逐出境。很難和你解釋清楚。

很長時間以來，我第一次想努力相信天堂的存在，當這一切都結束毀滅之後，我們可以一起在那兒相聚。

他們說每一片雪花都不同——但暴風雪仍然會蓋住我們。挪威的朋友跟我講了個故事，說有位畫家冒著風雪，出門尋找濃淡合適的綠色，但再也沒回來。

我寫信給你，是因為我不是要離開的人，而是兩手空空回來的那個。

你有一次曾問我當作家意味著什么。我現在告訴你。

我好幾個朋友都死了。四個死於服藥過量。要是算上澤維爾，就是五個了。他因為一塊劣質芬太尼透皮貼而把他那輛尼桑開到了九十英里每小時，結果車翻了。

我已經不過生日了。

跟我繞遠路回家吧。在胡桃街往左拐，你會看到波士頓市場，十七歲時（菸草農場之後），我曾在那兒幹過一年。餐廳那位福音派教會的老闆——鼻子上的毛孔超級大，午飯時吃餅乾濺出去的沫兒會卡在裡面——從來不讓我們休息。連上七個小時的班之後，飢腸轆轆的我會把自己鎖在雜物間，拿出偷偷塞在統一發放的黑色圍裙裡的玉米麵包，猛吃一通。

在我認識他的前一年，崔福在樹林裡騎著越野摩托車玩兒跨越時腳踝骨折，醫生給他開了奧施康定。那年他十五歲。

一九九六年，奧施康定由普渡製藥最先量產。那是一種阿片類止痛藥，基本上相當於藥片狀的海洛因。

我從沒想過創造什么「作品體系」，只想將這些，將我們的身體，呼吸著但下落不明的身體，在作品中保留下來。

要就要，不要拉倒。我是說體系。

在哈里斯街左拐，那年夏天在雷雨之中燒燬的房子，只剩下一塊被鐵絲網圍著的土地。

最真實的廢墟不會被寫下來。外婆在鵝貢時曾認識一個女孩，她的涼鞋就是用一輛燒燬的軍用吉普上拆下的輪胎剪下而成的，離戰爭結束還有三個星期時，她被一場空襲擦除了——她的廢墟，無人能指出在哪兒。沒有地址的廢墟，就像某種語言。

吃了一個月奧施康定後，崔福的腳踝癒合了，但他也徹底用藥成癮了。

在我們這個五花八門的世界裡，凝視是一種獨一無二的行為：看某樣東西，便是用它填滿你的整個生命，哪怕只是一瞬間。有一次，在我十四歲生日過後，在樹林裡的一輛廢棄校車上，我蹲在座位間，用一條可卡因填滿了我的生命。一個白色的字母i在座位剝落的皮革上閃著光。進入我之後，i成了一把匕首——有什么東西在撕扯。我的胃翻江倒海，但為時已晚。幾分鐘內，我成了更大的我。

事實是，我們沒有誰是好到已經夠好了。但這一點你已經知道了。

事實是，我來這兒是希望有個理由留下。

有時候，理由微不足道：就是你把spaghetti（義大利細麵條）念成了bahgeddy。

時節已晚——意味著全國的河岸邊已經盛開的冬薔薇，是自殺遺書。

把那寫下來。

人們說沒什么能持續到永遠，但其實他們只是害怕，怕某樣東西持續的時間，要比他們愛它的時間更長久。

你在嗎？你還在走路嗎？

人們說沒什么能持續到永遠，而我現在就是以某個瀕臨滅絕的物種的口吻在給你寫信。

事實是，我擔心他們在理解我們之前，便把我們抓了起來。

告訴我哪兒疼。我向你保證。

在哈特福德時，我曾經夜裡獨自在街上瞎逛。睡不著的時候，我便穿上衣服，從窗戶爬出去——然後隨便走走。

有些夜裡，我會聽到動物在垃圾袋後面鬼鬼祟祟，或者頭頂的風大得出乎意外，樹葉突然嘩啦啦落下來，視線之外的某棵楓樹揮舞著樹枝，傳來刮擦的聲音。但大部分時候只有我的腳步，和雨後水汽蒸騰的馬路上，已有幾十年歷史的柏油散發出的味道，或在寥寥的星辰下，棒球場上瀰漫的泥土氣息，或站在公路的安全島上，青草輕輕在我萬斯鞋的鞋底上擦過的聲音。

但有一天夜裡，我聽到了別的東西。

透過街邊一間公寓黑洞洞的窗戶，我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從抬升的語調判斷，我明白他是在祈禱，彷彿舌頭是一條特別小的手臂，能把詞敬獻上去。我坐在路邊，想象著那個詞懸在他頭頂，等待著我預料中的叮噹聲輕輕響起。我希望那個詞落下來，如斷頭臺上的螺絲釘，但它沒有。他的聲音越來越高，我的手隨之也越來越粉。我望著自己的膚色逐漸改變，直到最後抬起頭，才發現天要亮了。祈禱結束時，我沐浴在了血色的晨光中。

我想相信，在那些漫無目的的深夜散步中，我也在祈禱。祈禱什么，我不是很確定，但我總覺得它就在我前面。如果我走得足夠遠，足夠久，就能找到它——或許還能把它舉起來，彷彿話說完時的舌頭。

奧施康定（及同類的無商標藥物）起初是為接受化療的癌症病人研發的止痛藥，但很快便成了所有身體疼痛的處方藥了，用來治療關節炎、肌肉痙攣、偏頭痛等。

崔福喜歡《肖申克的救贖》、「快樂農場主」牌的糖果、《使命召喚》，還有他的獨眼兒邊牧曼迪。崔福有一次在哮喘發作之後，身體蜷成一團，大口喘著氣說：「我覺得我剛剛被一根看不見的棍棒杵嘴了。」我們倆都哈哈大笑起來，彷彿當時並不是十二月，我們也不是剛去過針具交換中心，正往家走的路上，被雨困在了立交橋下面。崔福是個有名有姓的男孩，想去社群學院學習理療。崔福是在齊柏林飛艇的海報包圍之下，獨自一人在家中去世的。崔福活了二十二歲。崔福曾經活過。

官方確認的死因，我後來才得知，是過量吸食摻入了芬太尼的海洛因。

有次在一場寫作研討會上，一個白人男性問我破壞對於藝術而言是否必要。他問得很真誠，探著身子，用藍眼睛注視著我。他的帽子上有金線繡的「’nam vet 4 life」（一生都是越戰老兵），連著鼻子的氧氣瓶在身旁噝噝作響。我像往常見到參與過那場戰爭的白人老兵時那樣端詳他一番，想著他或許是我的祖父，然後回答：「不，先生，破壞對於藝術而言並非必要。」我那么說，並不是因為我很肯定，而是因為我覺得我那么說可以讓自己相信。

但為什么用於創造的語言不可以成為再生的語言？

你殺死了那首詩，我們會說。你是兇手。你舉著槍，來到小說中，不停地開槍。我正在錘鍊這段話，我正把它們敲打出來，我們會說。我擁有那家作坊。我把它關了。我擊敗了他們。我們在比賽中打垮了對手。我在和靈感搏鬥。人們生活的州是戰場州。觀眾是目標受眾。「恭喜啊，朋友，」有一次在派對上，某個人對我說，「你用你的詩歌賺大錢sup/sup了，征服他們了。」

一天下午和蘭看電視的時候，我們看到一群野牛排成隊往山崖底下跳。在絢麗多彩的電視螢幕上，一頭接一頭憤怒的野牛轟隆隆地滾落到山下。「它們為什么要那么死？」她問道，嘴巴大張著。同往常一樣，我當即編了個瞎話：「它們不是故意的，外婆，只是在跟著家人跑而已。它們不知道前面是懸崖。」

「或許他們應該放個停止標誌。」

我們街區就有很多停止標誌，不過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那條街上有個叫瑪莎的女人，身材胖胖的，頂著一個農場主寡婦的髮型，就是上面短、後面長、劉海很厚的那種。她會拖著一條壞腿，挨家挨戶叫大家在請願書上簽字，要求在小區附近加裝停止標誌。她會站在門口告訴你，她自己有兩個兒子，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在附近安全地玩耍。

她的兩個兒子分別叫凱文和凱爾。凱文比我大兩歲，過量吸食海洛因而死。五年之後，凱爾也因為過量吸食死了。之後，瑪莎搬到了考文垂的一座活動房車停車場，和妹妹住在一起。

事實是，如果不想，我們就可以不死。

開個玩笑。

你還記得有一次雪下了一夜，我們第二天早上發現有人用紅色的噴漆在前門上噴了fag4life（一輩子基佬）這幾個字嗎？

冰錐在陽光下晶瑩剔透，一切看起來那樣美好，馬上就要碎了。

「什么意思啊？」你沒穿外套，渾身顫抖著問。「說的是‘聖誕快樂’，媽，」我指著回答，「看見沒？所以才是紅色的，為了好運。」

人們說成癮行為或許跟躁鬱症有關。人們說是我們腦子裡的化學物質不對。我腦子裡的化學物質就有問題，媽。更確切地說，我腦子裡的這個或者那個不夠。人們為此研發了藥物，形成了專門的產業，賺了好多錢。你知道有人發悲傷財嗎？我真想見見美國悲傷的百萬富翁。我想看著他的眼睛，握著他的手說：「很榮幸為我的國家服務。」

但問題是，我不希望我的悲傷被奪走，就像我也不希望我的快樂被奪走。它們都是我的。我製造了它們啊，該死的。萬一我感受到的狂喜，並不是我的躁鬱症又發作了，而是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得到的感受呢？或許我又蹦又跳，使勁兒在你臉上親了一下，是因為我回家以後，得知晚上要吃比薩，是因為有時候這已經綽綽有餘，是我最忠實且微弱的燈塔。萬一我跑到外面，只是因為今晚的月亮跟童書裡那么大，超級大，掛在松樹林之上，看到它彷彿是在看某種奇怪的藥球。

就好像你眼前一直看到的都是懸崖，然後突然之間，一座明亮的橋出現了，你飛奔著跑過去，雖然心裡很明白，橋的另一頭或許還有懸崖。萬一我的悲傷其實是我最殘酷的老師呢？而教訓總是這一條：你不必像那些野牛一樣。你可以停下。

有一場戰爭，電視裡的人說，但現在已經「降低了」。

耶，我心裡想著，然後把藥嚥了下去。

事實是，我的魯莽和我的身體一樣寬。

有一次，水下出現了一個金髮男孩的踝骨。

那條線上有一道淡綠色的光，你看到了。

事實是，生命結束後，我們也還可以繼續活，但我們的皮膚不行。不過你已經知道這個了。

我從沒吸食過海洛因，因為我怕針。我拒絕了他的注射邀請後，崔福一邊用牙勒緊纏在胳膊上的手機充電線，一邊朝我腳邊點點頭，說：「看起來你的衛生巾掉了。」然後他眨眨眼，微笑著消失在他為自己製造的夢境中。

普渡製藥花了幾百萬美元做廣告，向醫生推銷奧施康定，說這是安全、「不可能被濫用」的鎮痛藥物。這個公司還宣稱，服用該藥的患者成癮率不到百分之一。但這是謊言。到二〇〇二年，針對非癌症疼痛開出的奧施康定增長了近十倍，總銷售額超過了三十億美元。

假如藝術不是通過數量，而是用跳動來衡量呢？

假如藝術不用衡量呢？

合眾國的國歌的好處之一是播放時，我們都已經站起來了，因此隨時都可以跑。

事實是，一個國家，在毒品之下，在無人機之下。

我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裸體時，那人似乎成了永遠。

那個人是我父親，在下班回家後脫下了衣服。我想努力忘掉那個畫面。但永遠的問題就在於你無法把它退掉。

讓我在這裡待到最後吧，我對主說，到時候就算扯平了。

讓我把影子拴在你的腳上，並稱之為友誼，我對自己說。

我醒來時，聽到屋裡有翅膀扇動的聲音，彷彿一隻鴿子從視窗飛進來，正衝著天花板亂飛亂撞。我開啟燈，雙眼適應之後，看到崔福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因為癲癇發作而渾身抽搐，鞋子不停地蹬在梳妝櫃上。我們當時正在他家的地下室。我們陷入了戰爭中。我扶起他的頭，大聲呼喊他爸爸，白沫從他口角流到了我的胳膊上。那晚在醫院，他活了下來。已經第二次了。

恐怖故事：他去世四年之後的某個晚上，我閉上眼後聽到了崔福的聲音。

他又在唱《我這小小的光》了——像往常那樣，在聊天的間歇突然唱起來，胳膊伸在雪佛蘭的車窗外，手指在有些褪色的紅色車身上打著節拍。我躺在黑暗中，默唸著歌詞，直到他再次出現在面前——年輕、溫暖、足夠好。

今天早上，我的窗臺上落了一隻黑色的鷦鷯：像一個燒焦的梨。

那毫無意義，但現在你知道了。

往右拐，媽。漁具棚後面有塊空地，有一年夏天，我曾在那兒看著崔福把一隻浣熊的皮剝了，那是他拿布福德的史密斯威森打死的。剝皮的過程中，他一直齜牙咧嘴的，出於毒品的緣故，他的牙有些發綠，彷彿日光下的熒光星星。黑色的浣熊皮在車廂上隨著微風不停抖動。幾英尺外，一雙沾滿了泥土的眼睛，在看到它們的新神明後，驚呆了。

你能聽見威利斯大街上的聖公會教堂後面，風趕著河向前滾的聲音嗎？

我最接近神靈的時刻，便是我身心充滿那種平靜的時刻。那夜崔福在我旁邊睡覺時，我老是看到那隻浣熊的眼睛。沒了頭骨之後，那兩隻眼睛就怎么都閉不上。我傾向於認為，就是我們沒了，也還能看見。我傾向於認為，我們永遠不會閉上。

你和我，在睜開眼睛前，我們是美國人。

你冷嗎？不覺得讓自己暖和起來，基本上就是用骨髓的溫度觸控身體，你難道不覺得這很奇怪嗎？

他們想讓你成功，但永遠不能比他們成功。他們會把你的名字寫在牽著你的繩子上，說你是必要的，說你是緊急的。

從風中，我學會了向前的句法，如何通過擁抱障礙來通過障礙。你可以按這種方式回家。相信我，你可以搖晃麥子，但仍然沒有名字，就像一個農場男孩的拳頭上柔軟的那一面沾著的焦炭粉。

為什么每次我的雙手弄疼我時，它們就變得更像我的了？

走過豪斯街上的墓地。裡面的墓碑破損得很厲害，上面的名字看起來跟被什么咬過一樣。最古老的墳墓裡埋著一個叫瑪麗-安·考德爾的人（1784—1784）。

畢竟，我們只能來這兒一次。

崔福去世三星期後，陶盆裡盛開的三朵鬱金香，一下子讓我愣住了。我剛剛猛地醒過來，看到晨光照在花瓣上，睡眼惺忪地以為是花自己散發著柔光。我爬到發光的花朵前，以為自己正在目睹什么奇蹟，我自己的燃燒的荊棘。但靠近後，我的腦袋擋住了光，鬱金香滅了。這也毫無意義，我知道。但有些無意義發生後，會改變一切。

在越南語中，想念某人和懷念某人用的是同一個詞：nhớ。有時候，你在電話裡問我：「con nhớ mẹ không?」我會心中一驚，以為你在問，你懷念我嗎？

我對你的想念多過懷念。

他們會跟你說，搞政治只需要生氣就行，因此毫無藝術性，毫無深度，「原始」而空洞。他們談到政治時會尷尬不已，彷彿談論的是聖誕老人或復活節兔子。

他們會跟你說，優秀的作品會「衝破」政治的捆綁，進而「超越」分歧的藩籬，使人們聯合起來，走向普遍真理。他們會說，要實現這一點，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技藝。他們會說，我們來看看它是怎么做出來的——彷彿某樣東西的裝配過程與製造它的那種衝動完全不搭邊兒。彷彿製造第一把椅子時，完全沒有考慮人類的形態。

我知道。laughter（笑）這個詞被困在slaughter（屠殺）裡面，很不公平。

我們必須把它切開，你和我，像一個沾滿鮮血、渾身顫抖的新生命從剛剛被射殺的母鹿體內抱出來那樣。

摻了奧施康定的可卡因，會讓一切變得既迅速又靜止，就跟你坐火車時，隔著被霧氣籠罩的新英格蘭原野，看見被磚牆圍起來的柯爾特工廠（維克多表兄就在那兒上班），看見裡面的黑煙囪——與火車平行，彷彿在跟著你跑，彷彿你的家鄉怎么都不想放過你。太多的快樂，我敢保證，都消失在了我們對它的迫切挽留之中。

一天晚上，我們騎了兩個小時的車，跑到溫莎郊外。我們來到一座小學的遊樂場，在河馬滑梯對面的鞦韆上坐下來，橡膠座很涼。他給自己打了一針。

他的運動鞋把地上的木屑擦來擦去。在黑暗中，那隻紫色的河馬張著供人爬進的大口，彷彿一輛撞毀的汽車。「哎，小狗。」聽他說話不利索，我能感覺到他已經閉上了眼睛。

「嗯？」

「是真的嗎？」他的鞦韆不停嘎吱作響，「你真的覺得自己喜歡男生，永遠喜歡那種？」鞦韆不響了。「我覺得我……再過幾年就正常了，你懂嗎？」

我不知道他所謂的「真的」到底是指非常還是指真正。

「我覺得是吧。」我答道，但其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

「好瘋狂。」他笑起來，是那種測試沉默的程度到底有多深的假笑。他的肩膀耷拉下來，藥品正穩穩地在他體內穿行。

然後，有什么東西擦到了我的嘴。我有點受驚，但還是咬住了。崔福往我嘴裡塞了一根菸，然後點著了。火苗照亮了他的雙眼，呆滯、充血的雙眼。我吸了一口香甜又灼熱的煙，努力不讓眼淚流出來——贏了。我凝望著繁星，如磷光一般在閃耀的藍白色，好奇為什么人們會把夜晚稱為黑暗。

拐角處的紅綠燈閃著黃光，我們這座城市的紅綠燈在午夜後就是這樣——它們忘了自己為什么在這兒。

你問我當作家是什么樣，但我給你的解釋其實亂七八糟，我明白。但它確實就是一團糟，媽——不是我瞎編的。我是實話實說。這就是寫作，在所有的胡言亂語之後，低下身去，低到不能再低後，世界會給你一個仁慈的新視角，一幅由小東西構成的大景象，棉絨突然成了一塊和你眼球一樣大的大霧。透過它，你看到了法拉盛那家通宵營業的澡堂裡厚厚的水汽。在那裡，有人曾伸出手，撫摩著我鎖骨處的凹槽。我沒看到那個男人的臉，只看到他的金邊眼鏡在霧氣中飄浮著。然後那種感覺，那種天鵝絨般的熱度，充滿了我體內的每個地方。

難道那就是藝術？被撫摩後，認為我們感受到的東西屬於我們自己，但其實歸根結底，只是別人在渴望之中，找到了我們？

胡迪尼在倫敦馬戲場表演時，未能開啟自己的手銬，他的妻子貝絲上去給了他一個長長的深吻，藉此把救命的鑰匙傳給他。

如果天堂存在，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

有一天不知為何，我搜了一下崔福的名字。白色的頁面說他還活著，現年三十歲，距離我僅有三點六英里。

事實是，記憶沒有把我們遺忘。

一頁書被翻動，就是一隻翅膀被孤零零地托起來，雖然飛不起來，但我們還是被打動了。

有天下午收拾衣櫥時，我在一件老舊的卡哈特夾克裡掏出一塊「快樂農場主」。那塊糖是從崔福的卡車裡拿的，他總會在杯架裡放一些。我剝開糖，拿在手指間，裡面有我們聲音的記憶。「把你知道的都告訴我。」我輕聲說道。陽光透過窗戶照在糖上，讓它看起來像一塊古老的珠寶。我走進衣櫥裡，關上門，坐在逼仄的黑暗中，把糖放進嘴裡，爽滑又冰涼。青蘋果味。

我沒和你在一起，是因為我正在和除你之外的一切打仗。一個人在一個人旁邊，度過一生。這叫意合。這叫未來。

我們快到了。

我跟你講的這些，與其說是個故事，倒不如說是一艘失事的船——碎片漂浮著，終於能分辨清楚。

繞過彎道，經過第二個停止標誌，那個標誌下方用白漆噴了「h8」sup/sup的字樣。然後往白房子走，公路對面廢品廠排出的廢氣被風吹過來，把那房子的左邊燻成了炭灰色。

樓上的窗戶正好在那邊。小時候的某天晚上，我醒過來後發現窗外大雪紛飛。當時我五六歲，還不知道萬事萬物都有盡頭。我以為雪會一直下到天邊——再過去，碰到神靈的指尖，他正在閱讀椅裡打盹兒，書房地上撒滿了方程式。我以為到早上，我們會全被那藍白色的靜謐封在房中，誰都不必再離開。永遠不必。

過了一會兒，蘭找到我，或者說是她的聲音出現在我耳邊。「小狗，」她說，「想不想聽故事？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我望著雪，出神地點點頭。「好。」她開始講。「很久以前，有個女人抱著女兒，這樣抱著，」她捏捏我的肩膀，「站在一條土路上。這個女孩的名字叫玫瑰，對，就是玫瑰花的玫瑰。嗯，這個女孩，名字叫玫瑰，是我的小寶貝……好，我抱著她，我的女兒。小狗。」她搖搖我：「你知道她的名字？是玫瑰，就是那種花。嗯，我抱著這個小姑娘，站在土路上。她很乖，我的寶寶，紅頭髮。她的名字叫……」我們就這樣翻來覆去，直到下面的街道發出白色的光，抹去了一切有名字的東西。

我們在成為我們之前，是什么？城市在燃燒時，我們肯定一直站在土路邊上。我們肯定在消失，就像現在這樣。

或許下輩子，我們還能初次相見——相信一切，但不相信我們能造成的傷害。或許我們會和野牛們正相反。我們會長出翅膀，衝下山崖，成為新一代的君主斑蝶，往家飛去。青蘋果。

就像大雪蓋住了城市的細節，他們會說，我們從沒存在過，我們的生存只是神話。但他們錯了。你和我，我們都是真實的。即使明白快樂會讓我們嘴上縫的線崩開，我們也放聲大笑。

記住：規則就像街道，只能帶你去已知的地方。網格之下還有一片田野——從來都在——在那片田野上，迷失方向從來都不是什么錯誤，只是更多而已。

一般來說，成為更多。

一般來說，我想你。

一般來說，little總是比small還小一些。別問我為什么。

電話打得不夠多，對不起。

青蘋果。

我總是說「你好嗎」，但其實我真正的意思是「你幸福嗎」，對不起。

若你發現自己困在了一個昏暗的世界中，別忘了身體內部一直都是這么黑。同任何法則一樣，心只為生者停頓。

如果你找到了自己，那么祝賀你，你的雙手是你的。

在里斯利街右拐。如果你忘了我，那說明你走得太遠了。轉身往回走。

好運。

晚安。

天哪，青蘋果。

房間像照片一樣安靜。地上放著一張床墊，蘭正在上面平躺著。她的女兒們——你和梅——以及我，就在她身旁。她的頭上、脖子上包著的毛巾已經被汗水溼透，像衣服上的兜帽，更加凸顯了她瘦削的臉龐。她的皮膚已經不再努力，雙眼陷入了頭顱裡，彷彿正從大腦之中往外看。她現在就像一塊木雕，乾癟且佈滿了深深的紋路。她還活著的唯一跡象，便是她最喜歡的黃毛毯（現在已經成了灰色）在她胸口一起一伏。

你第四遍叫她名字時，她睜開了眼睛，尋找我們每個人的臉。旁邊的桌上放著一壺茶，但我們都沒顧上喝。茉莉花茶香甜的氣味更襯托出空氣中暗暗瀰漫的那種刺鼻難聞的味道。

蘭躺在那個地方，已經兩個星期沒挪窩兒了。哪怕稍微動一下，她枯槁的身軀都會陣陣疼痛，因此大腿下面和後背上都生了褥瘡，而且感染了。她已經大小便失禁，身子下面的便盆永遠都是半滿的，可以說，她的腸胃真的是自我釋放了。我坐在那兒給她扇風，胃裡覺得發緊。稀稀疏疏的頭髮在她兩鬢飄動著，她一遍又一遍地打量著我們每個人，彷彿是等著我們變化。

「我好熱，」她終於開口說話了，「我的肚子裡面感覺像草屋在燃燒。」你回答她的聲音，是我聽過的最溫柔的聲音。「咱給它澆點兒水，媽，好吧？咱把火給它滅了。」

蘭被確診的那天，我站在醫生那間裡面沒一樣東西是白色的辦公室裡，外婆的骨架照片被嵌在一塊有背光的螢幕上，醫生在她身體的不同部分指來指去，說話聲彷彿是從水下傳來的。

但我看到的只有空白。

在x光片裡，我望著她大腿和臀部之間的空白：癌症已經吞噬了股骨上段的三分之一和一部分的骨臼，股骨頭已經完全沒了，右臀部分的骨頭上到處是斑駁的孔隙。那樣子讓我想起了廢品廠裡一塊塊生鏽、腐蝕的金屬。你根本看不出她的那一部分到底去哪兒了。我湊近看了又看。曾經構成她的骨骼的半透明軟骨、骨髓、礦物質、鹽分、肌腱、鈣質，都去哪兒了？

那個時候，聽著護士在我周圍喋喋不休，我感受到了一種嶄新且奇異的憤怒，下巴和拳頭變得很緊繃。我想知道這是誰幹的。我需要這種行為有個始作俑者，一個意識被關在某種確定且有罪的空間內。這一次，我想要或者說需要一個敵人。

正式的診斷是骨癌四期。你推著輪椅，陪蘭在走廊裡等待時，醫生把裝著x光片的馬尼拉紙信封交給我，然後避開了我的目光，只是說，帶你外婆回家吧，她想吃什么就給吃點。她還能活兩個星期，頂多三個。

我們把她帶回家，在瓷磚地上鋪了張墊子，讓她躺上面，這樣比較涼快，又拿了些枕頭放在她兩邊，防止她的腿亂動。但你記得，最糟糕的還是蘭即使到最後都不認為自己得的是什么絕症。我們跟她解釋了醫生的診斷，解釋了腫瘤、細胞、轉移，但這些名詞對她來說太過抽象，無異於在跟她解釋巫術。

我們告訴她，她快要死了，還有兩個星期，然後是一個星期，然後是馬上了。「準備好。準備好。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有什么話要說？」我們催促她。但她就是不信，說我們還是孩子，什么事兒都不懂，等我們長大了，就知道這世間是怎么一回事了。否認、虛構——講故事——向來是她在自己人生前面搶先一步的方式，我們又如何能讓她相信自己錯了呢？

但是，疼痛本身可沒法當成故事來講。最後幾天裡，你出去安排葬禮的事，在挑選棺材的時候，蘭時不時就會突然哭號一陣。「我到底作了什么孽？」她望著天花板問，「老天啊，我到底作了什么孽，你要這么踐踏我？」我們給她吃了醫生開的合成維柯丁、奧施康定，後來是嗎啡，更多的嗎啡。

我拿著一個紙盤子當扇子給她降溫，她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梅從佛羅里達開了一晚上的車趕過來後，不停穿梭於各個房間，像殭屍一樣昏昏沉沉地做飯、泡茶。由於蘭太虛弱，沒力氣嚼東西，梅只能用勺子把燕麥粥塞進她微微張開的嘴裡。我給她扇風，梅喂她吃東西，兩個女人的頭髮——母親和女兒的頭髮——一起飄來飄去，兩人的額頭幾乎碰到一起。幾個小時前，你和梅給蘭翻了身，讓她側躺著，然後你戴上橡膠手套，為你母親清理了大便——她的身體已經弱到無法排洩了。她的臉上掛滿了汗珠，我一直給她扇風，你給她弄那些時，她閉上了眼睛。結束之後，她只是躺在那裡眨眼。

我問她在想什么。她彷彿剛剛從一個無眠的夢境中醒來，用一種煩躁的口氣呆呆地回答：「我以前是個姑娘，小狗，你知道嗎？」

「嗯，外婆，我知道……」但她根本沒聽我在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