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會在頭上別一朵小花，在太陽底下散步。下大雨後，我在太陽底下散步。我把花別在耳朵後面。特別溼潤，特別涼爽。」她的眼睛從我的臉上望向別處。「太蠢了。」她搖著頭說，「當女孩是件很蠢的事。」過了一會兒，她重新看著我，彷彿剛剛想起來我在那兒，問：「你吃東西沒？」
我們努力保持生命，即使我們知道它無法比我們的軀體更長久。我們餵它，讓它舒服，給它洗澡，給它吃藥，給它愛撫，甚至還給它唱歌。我們照顧生命的這些基本功能，並不是因為我們勇敢或無私，而是因為，同呼吸一樣，這是我們這個物種最根本的行為：維持身體的運轉，直到時間將它拋棄。
我現在想到了杜尚，以及他著名的「雕塑」。他把一個小便池，一個穩定、永久的用具，上下顛倒過來，進而徹底改變了人們對它的反應。而將其命名為《泉》之後，他更是把這個物體帶離了其原有身份，使之獲得了一種讓人認不出的新形式。
我因此特別恨他。
我恨他證明了某樣事物的全部存在，可以僅僅通過將它翻過來，揭示其名字中蘊含的新角度，就能徹底改變。而完成這種舉動什么都不需要，只要引力，正是這個力將我們困在了這世間。
但根本而言，我恨他還是因為他是對的。
因為同樣的事正發生在蘭身上。癌症不僅重構了她的面容，還有她存在的軌跡。蘭被翻過來，就會變成灰，就像dying（垂死）完全不同於dead（已死）一樣。在蘭生病之前，我覺得這種可塑性行為很是美好，某個物體或人，一旦被翻過來，便可比曾經單一的自我更加豐富。
坐那兒陪著蘭的時候，我的思緒意外地飄到了崔福身上。那會兒離崔福死亡已經過去七個月了。我想到了我們的某個場景。時間是九月，我在農場幹活的第二季之後。
菸葉已經掛好，房樑上、椽子上都掛得滿滿當當，葉片已起皺，田野上曾經茂盛的翠綠，現在已經暗淡成了舊制服的色調。是時候把炭燒起來，加速乾燥過程了。而這需要有人通宵留在大倉裡，往放在地上的錫制餅盤裡燒煤餅。這樣的盤子每隔兩米多就有一個，我們周圍都是燃燒的煤餅，每次有風從板條中吹過，紅紅的火光都會閃爍搖晃。熱氣蒸騰著衝向屋頂，菸葉的香氣四下瀰漫。
我們倆躺在大倉的地板上，時間已過午夜，油燈的金色光暈照在我們身上，讓黑暗無法靠近。崔福湊過身來，用牙齒輕輕擦過我脖子下面的皮膚。此時我還不知道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這些牙齒會咬多深，還不知道這個男孩的骨子裡有多少情緒，不知道他壓抑的美式憤怒，他父親喝過三罐科羅娜之後，就容易坐在門廊上哭，聽著收音機裡的愛國者隊比賽，身邊還放著迪恩·孔茨的精裝版《無所畏懼》，不知道一次雷雨天，他發現崔福躺在那輛雪佛蘭卡車的車廂上昏迷不醒，積水不停拍打進他兒子的耳朵，不知道他硬拖著崔福走過泥濘，上了救護車，到了醫院，剛注射的海洛因還在崔福的血管裡穿梭，不知道崔福出院後老實了三個月，便又重蹈覆轍了。
夏末的暑氣緊密而厚實，低低地從大倉中穿過，我倆並排躺著。在田裡幹了一天活兒，他的皮膚上依然保有太陽的餘溫。
寂靜無聲。
在我們上方，飛蛾前來覓食，穿梭於菸葉之間，但上面還留有田裡噴灑的殺蟲劑，所以它們用嘴一碰葉子就會死掉，撲簌簌地落在我們周圍。在死亡的煎熬中，它們扇動著翅膀，在地上嗡嗡作響。
「該死的。」崔福站起來，臉上掛著難以置信的表情。
他額頭的汗珠閃閃發亮。
一隻即將窒息的蛾子，在我右膝旁邊掙扎著。但它那巨大又終極的死亡只是我在皮膚上的微微一顫。一陣清風吹散了外面的黑暗。煙田對面的路上開過來一輛車。
他抓住我的肩膀。我怎么會已經知道了他會這樣反應？
我看向他，面容扭曲。
「我說起來。」
「什么？」我望著他的眼睛。
原來是我聽岔了。
「行了，」他又說了一次，「趕緊起來。」
崔福抓著我的胳膊，把我拉起來。我們離開了油燈灑下的金色光暈，留它在那裡重新變得空蕩又完美。他緊緊抓著我往倉外走。飛蛾在我們之間飛進飛出，其中一個撞在我額頭上之後，我停下了腳步，他使勁一拽，我踉蹌著跟上去，走到大倉另一頭，出了門，走進了黑夜之中。空氣涼爽，沒有星星，在這突如其來的黑暗中，我只能分辨出他蒼白的背影，在無光的情況下看起來像灰藍色。走了幾米之後，我聽到了河的聲音。水流和緩，但在他大腿周圍還是泛出了白色的水花。蟋蟀的叫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密集。在河對岸的巨大黑影之中，難以分辨的樹木正沙沙作響。崔福鬆開我，沉到水下，又迅速浮上來。水滴從他下巴上滴下來，叮叮咚咚落在他周圍。
「快洗一下吧。」他的聲音溫柔得出奇，幾乎有些脆弱。我捏住鼻子鑽到水下，寒冷又讓我不得不浮上來大口喘氣。在一個小時之後，我會回到我們家陰暗的廚房裡，溼漉漉的頭髮上還掛著河水，蘭則會拖著步子，走進爐子上方的夜燈發出的微光之中。我不會告訴別人你到海里去了，小狗。她會把手指放在嘴唇上，點著頭。這樣，海盜的鬼魂就不會跟著你了。然後，她拿起一塊抹布，給我擦頭髮、脖子，看到我下巴上那塊顏色像幹掉的血跡一樣的痕跡時，停下手來。你去了很遠的地方。現在回家了，現在擦乾。我們動來動去，把地板踩得嘎吱響。
現在，河水在我胸口那裡，我揮舞著胳膊，讓自己穩定。崔福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我們靜靜地站在河裡，低頭望著如黑鏡一般的水面。
他說：「別擔心。聽見沒？」
河水在我周圍流動，穿過我的雙腿。
「喂。」他用拳頭托起我的下巴，讓我仰起頭來與他平視。他往常這么做時，總會讓我微微一笑。「聽到沒？」
我只是點點頭，然後轉身往岸上走。我在前面，他慢了幾步。但突然，我感到他朝我的肩膀中間用力推了一下，我往前一閃，雙手本能地撐在膝蓋上。他跪在淺灘上，膝蓋陷在河泥中。我顫抖起來——在冰冷的河水襯托下，他顯得異常溫熱。這一突然又無言的舉動，是為了安慰。
田野遠處有一排梧桐樹，樹後有一座老舊的農舍，樓上房間的一扇窗被燈照亮，在黑暗中搖曳。房子上面，幾顆寥落的星辰閃著光，穿透了天上乳白色的霧氣。他把我拉向他，要進一步證明他毫不介意。我盯著水面不斷攪動的波紋，努力調整呼吸。
他在胳膊上擦了一下嘴，然後摸了摸我的頭，朝岸上走去。「還是一樣美好。」他扭頭說。
「一樣美好。」我重複了一遍，彷彿是在回答問題。我們往大倉走去，在油燈越來越弱的光暈中，飛蛾們不斷死去。
吃過早飯，大約十點鐘時，我正坐在門廊上看書，梅過來抓住我的胳膊。「到時間了。」我眨眨眼。「她不行了。」我們跑回客廳，你正跪在蘭的身旁。她這時醒著，嘴裡在嘟囔什么，雙眼在半睜開的眼皮下面轉來轉去。你從壁櫥拿來了阿司匹林和艾德維爾，彷彿布洛芬現在還能幫什么忙似的。不過對你而言，反正都是藥——既然以前有用，現在為什么不行？
你坐在你母親身旁，現在終於空了的雙手放在大腿上。梅指指蘭的腳趾。「變紫了。」她的語氣出奇平靜，「腳最先走——已經變紫了。頂多還有半小時了。」我看著蘭的生命一點點消失。梅說她的腳變紫了，但我看著不像紫色，而是黑的，腳尖有些褐得發亮，其他地方像石頭一樣黑。腳指甲泛著一種不透明的黃，看起來像骨頭的顏色。但「紫」這個字，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種華貴的深色，此時向我奔湧而來。我望著血液慢慢離開蘭那雙黑色的腳，可腦子裡看到的卻是一片蔥綠，被簇簇的紫色包圍。這時我才意識到，那個詞把我拖回了一段記憶當中。許多年前，我六七歲時，正跟蘭走在緊貼著教堂街旁邊那條公路的一段土路上。她突然停下腳步，大叫起來。隔著車流聲，我聽不清她在說什么，只見她指著那道將州際公路和土路隔開的鋼絲網眼柵欄，眼睛睜得大大的。「快看，小狗！」我彎下腰，檢查著柵欄。
「我不明白，外婆。怎么了？」
「不是。」她有些懊惱，「站起來。往柵欄外面看——那邊——那些紫色的野花。」
在公路那邊，離柵欄沒多遠的地方，一片紫色的野花正盛開著，每朵花都只有拇指指甲那么大，長著黃白色的小花蕊。蘭蹲下身，雙手扶在我肩膀上，雙眼與我平視，嚴肅地問：「你能爬過去嗎，小狗？」她眯起眼睛，做出一副懷疑又蔑視的樣子。當然了，我使勁點點頭。她算準了我一定會。
「我把你抬起來，你快點抓住柵欄，懂嗎？」她托住我的屁股，將我舉起來，我抓著柵欄，稍微晃了一下，但我還是爬了上去。騎在柵欄上往下看，我立馬一陣眩暈，那些花看起來彷彿是在一團綠色之上用畫筆輕輕厾下的小點。過往車輛帶起的風把我的頭髮吹得亂七八糟。「我感覺不行！」我帶著哭腔喊道。蘭抓著我的小腿。「我就在這兒，絕對不會讓你出事，」她盡力壓過車流聲，「要是你掉下去，我就用牙把柵欄咬開，去救你。」
我信了她的話，跳下去後滾了一圈，爬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土。「用兩隻手，連根拔。」她扒著柵欄，齜牙咧嘴地說，「你得快點兒，不然我們會有麻煩的。」我一叢接一叢地拔起來，根破土而出，帶起一陣塵霧。我把花扔過柵欄，每輛經過的車都帶來一陣強風，幾乎要把我吹倒。我拔啊拔，蘭把它們全塞進一個7-11便利店的塑膠袋裡。
「行了，行了，夠多了。」她揮手叫我回來。我跳到柵欄上，蘭伸手接住我，託著我下到她的臂彎中，把我緊緊抱住。她渾身顫抖著放下我，這時我才意識到她是在咯咯笑。「你做到了，小狗！你就是我的獵花人。全美國最好的獵花人！」她拿出一朵，舉在模糊的赭色光線下，「放在我們家的窗臺上正合適。」
我認識到，我們冒險得到的東西叫美。那天晚上回到家後，你指著落滿灰塵的棕色窗臺上那些怒放的花朵，以及它們落在餐桌上的卷鬚，頗為佩服地問我們是怎么弄來的。蘭故作輕鬆地揮揮手說，我們撿的，一家花店把它們扔在了路邊。我躲在我的玩具士兵後面偷偷看了一眼蘭，她看你正背對著我們脫外套，便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衝我眨了眨眼，目光中滿是笑意。
我從來都沒搞清楚那些花叫什么名字，因為蘭也不知道。至今每次看到紫色的小花，我都覺得它們就是那一日我採的那些。雖然事物沒有名字，便容易消逝在記憶中，但那幅畫面依然歷歷在目。那種清晰的紫色，現在爬到了蘭的小腿上，我們坐在一旁，等著它爬遍蘭的全身。你坐在你的母親近旁，將那些纏繞著貼在她憔悴瘦削的臉上的亂髮，撥到了兩邊。
「你想要啥，媽？」你湊在她耳邊問，「你需要啥？我們給你。要啥都行。」
窗外，天空藍得像是在嘲弄我們。
「米飯，」我記得蘭當時這么說，聲音從她體內的某個深處傳來，「一勺米飯。」她嚥了下口水，又吸了口氣：「鵝貢的米。」
我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滿足她這要求。不過，梅還是站起身，消失在廚房的珠簾之後。
半個小時後，她捧著一碗熱騰騰的米飯，在她母親身旁跪下來，盛了一勺，遞到她母親沒了牙的嘴巴前。「吃吧，媽，」她堅忍地說，「是鵝貢大米，上星期剛收的。」
蘭嚼一嚼嚥下去，某種類似寬慰的表情浮上嘴角。「真好吃。」她就吃了這么一口，「太香了。這才是咱的大米——真香。」她用下巴指指某種遠處的東西，然後睡了過去。
兩個小時後，她醒了過來。我們圍在她身旁，聽她深深地往肺裡吸了一口氣，彷彿馬上要潛到水下，然後就結束了——不再呼氣。她就靜靜躺在那裡，彷彿有人看電影時按了暫停鍵。
我坐在那兒，看著你和梅不假思索地動了起來，胳膊在你母親僵硬的身軀上方來來回回。而我只能做我唯一會做的事：把膝蓋抱在胸前，開始數她發紫的腳趾。1、2、3、4、5，1、2、3、4、5，1、2、3、4、5。我邊數邊前後搖晃著身體。你們的手在蘭的身體之上飛來飛去，像護士查房一樣有條不紊。雖然我會很多單詞，讀過很多書，也有知識，但我還是發現自己只能抱著膝蓋，靠在遠處的牆上，滿心哀痛。我望著兩個女兒以一種與引力不相上下的無力感，照料她們的母親。而我坐在那裡，帶著我的所有理論、比喻、等式，還有莎士比亞、彌爾頓、巴特、杜甫、荷馬——到最後，這些死神的主人也無法告訴該如何觸及我的死者。
清理完蘭的屍體——因為語言現在要求我們這樣稱呼了：屍體，而不是她——為其換上衣服，又換掉被單，擦乾淨地板上的體液後，我們再次圍在蘭的身旁。你站在一邊，用手指掰開她緊閉的嘴巴，梅在另一邊，把她的假牙放進去。但因為屍體已經開始僵硬，所以那副假牙還沒裝好，她的上下頜便合上了。假牙被擠出來，狠狠摔到地上。你發出一聲驚叫，又馬上用手捂住嘴。你少有地用英語連聲咒罵。又試了一次，假牙終於歸位。你站在已經離世的母親身旁，往後一挺，靠在身後的牆上。
大街上傳來一輛自卸貨車轟轟隆隆、嗶嗶嘟嘟的聲音。幾隻鴿子在稀疏的樹木間咕咕叫著。一切完畢後，你終於坐下來，梅的頭靠在你肩上，你母親的身體在幾米外慢慢變冷。接著，你的下巴皺成了一顆桃核，你低下頭，雙手蒙在臉上。
蘭已經去世五個月了。這五個月裡，她一直坐在你床頭櫃上的那個骨灰缸裡。但今天，我們來到了越南，回到了前江省的鵝貢市社。時值夏日，稻田在我們周圍綿延不絕，如大海一般碧綠。
在葬禮之後，在那些穿著藏紅色長袍的僧侶圍著她那塊打磨光亮的花崗岩墓碑吟唱之後，村裡的鄰居高舉著一盤盤食物前來，那些白髮蒼蒼的老人回憶了蘭三十多年前在這裡的生活，講了許多逸事，也向我們表達了哀悼。太陽隱沒在稻田之後，現在只剩下墳地，四邊的泥土依然很新很溼潤，四處撒落著白菊。我給遠在弗吉尼亞的保羅打了個電話。
他提了一個出乎我意料的請求，說想看看她。我開啟筆記型電腦，端著它往墳場那兒走了幾米——不敢離房子太遠，要讓無線網的訊號保持在三格。
我站在那兒，將筆記本舉在胸前，把保羅的臉對準了蘭的墳墓。墓碑上鑲著她二十八歲時的照片，他們倆大約就是那會兒認識的。我在螢幕後面陪著這個老兵同他關係早已疏遠且剛剛下葬的越南前妻視訊通話。有一會兒，我以為訊號斷了，但很快便聽到保羅在擤鼻子，他的聲音斷斷續續傳來，掙扎著向蘭告別。他很抱歉，他對著墓碑上那張微笑的臉說，很抱歉一九七一年得知母親病重的訊息後，他回到了弗吉尼亞。但之後才發現那是他母親耍的花招，騙他回家。他母親假裝得了結核病，後來幾個星期變成了幾個月，戰爭開始進入尾聲，尼克松不再派遣軍隊，身在越南的美軍開始撤離。蘭給他寫的信，都被他哥哥攔了下來。直到後來的一天，在西貢陷落前的幾個月時，一名剛剛回國的大兵敲開他的門，給他帶來了蘭的一封信。信裡說，西貢陷落後，蘭和女兒們不得不離開那裡，她們還會再寫信。他說很抱歉過了那么久才知道。可等到救世軍打電話給他，說有個女人帶著有他名字的結婚證，到一個菲律賓的難民營尋找他時，時間已經是一九九〇年了。那時，他和另一個女人結婚已經八年有餘。他說這些時，用的是一大堆磕磕巴巴的越南語——他在服役期間學會的，跟蘭結婚後也一直講——但後來因為哭得太厲害，他已經前言不搭後語了。
幾個村裡的小孩站在墳場邊上，好奇又困惑地在周圍徘徊。在他們眼裡，我一定看起來很奇怪吧：舉著一個由畫素構成的白人腦袋站在一排墳墓前面。
我望著螢幕上的保羅，這個說話溫和的男人，這個由陌生人變成外公，又由外公變成家人的人，突然意識到我對我們，對我的國家，或者說任何國家，瞭解得竟然那么少。我所站的這條土路，可能和四十多年前蘭曾站過的那條土路沒有什么不同，那時她抱著你站在那兒，一支m-16型自動步槍指著她的鼻子。我等著我的外公，這個退休輔導老師、素食主義者、大麻種植者、地圖和加繆愛好者，向他的初戀說完最後的話，然後合上了電腦。
在我長大、你變老的那個哈特福德，我們打招呼的方式不是說「哈嘍」或者「你好」，而是下巴一抬：「好呀？」我在其他地方也聽過這種說法，但在哈特福德最普遍。這裡的許多建築物內部已經空空蕩蕩，窗戶也被封上了木板，遊樂場四周的倒刺鐵絲圍欄全都鏽跡斑斑、扭曲變形，看起來像大自然的造物，如藤蔓一樣自然生長，但就是在這之中，我們創造了自己的語彙。「好呀」是經濟上的失敗者才有的說法，在東哈特福德和新不列顛也能聽到，那裡有些白人家庭——即一些人所謂的「住活動房的廢物」——會擠在活動房車和公租房的那些半破門廊上，一張張因為奧施康定上癮而憔悴的臉，在繚繞的香菸煙霧中，在用釣魚線掛起來、充作門燈的手電筒之下，會衝路過的你喊一聲：「好呀？」
在我的哈特福德，父親們如幽靈一般，在孩子們的生活中來來去去，就像我的父親一樣；而祖母、外婆們sup/sup是國王，她們沒有王冠，只有盡力挽回、臨時拼湊的自尊和只說母語的固執證明；她們的膝蓋一動就響，雙腳也腫脹不堪；她們會等在社會福利部門外面，申請供暖和燃料油援助，身上散發著藥妝店廉價香水和薄荷硬糖的氣味；她們會擠在一團，快步走過冬日的街區，身上一件件從慈善商店買來的大號棕色大衣沾滿了新雪——她們的子女有的在上班，有的在蹲監獄，有的用藥過量，有的則只是消失了，坐上灰狗巴士去了國家的另一頭，夢想著能改掉壞習慣，重啟新生活，但慢慢就變成了家族傳說。
在我的哈特福德，那些曾讓我們躋身大都市的保險公司在網際網路到來後全都搬走了，我們最聰明的頭腦也全被紐約和波士頓拐走了；每個人都有一個在拉丁王黑幫的遠房表親；我們現在還在公交站賣捕鯨者隊的運動衫，可這個隊早在二十年前就拋棄了我們，變成了卡羅來納颶風隊；這裡是馬克·吐溫、華萊士·斯蒂文斯、哈里特·比徹·斯托的故鄉，但這些想象力豐富的作家也沒見過或寫過像我們一樣的人；我們的布什內爾劇院、沃茲沃思學會（舉辦了美國的第一場畢加索回顧展），基本上只有從城郊來的遊客才會參觀，他們把車交給停車管理員後，便匆匆走進了被鹵素燈照得溫暖宜人的禮堂，之後又開著車回到他們那些滿是碼頭一號和全食超市的寧靜小城。其他的越南移民都跑到了加利福尼亞或者休斯敦，但我們留在了哈特福德。我們的生活日常是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東北風暴，看著我們的車一夜之間被大雪吞沒，以及在凌晨兩點或下午兩點聽到槍聲，在c城超市的收銀臺遇到眼眶青腫、嘴唇破口的妻子或女友，看她們在與你目光交會後，把下巴一抬，彷彿在說，少管閒事。
由於被擊倒已是心照不宣，已是理所當然，所以你把它當成了自己的皮膚。問「好呀」就等於立馬轉向快樂，把不可避免的東西推到一邊，去夠不同尋常的東西。不是「很棒」或「不錯」或「好極了」，只是好。因為很多時候，好就已經足夠，它是我們為自己和他人努力追尋、收穫的那一朵珍貴的火花。
在這兒，好就是發現下水道里有張一美元，就是你過生日時，你媽媽有足夠的錢租一部電影，在弗蘭克簡餐買一塊五美元的比薩，再買八根蠟燭插在化掉的乳酪和辣香腸上，就是得知有槍擊發生後，你的哥哥走進了家門，或者已經在你身邊，正對著一碗芝士通心粉狼吞虎嚥。
那晚從河裡出來後，崔福也是這么跟我說的。黑色的水珠從我們的頭髮、指尖上滴下，他把一隻胳膊搭在我顫抖的肩膀上，又把嘴湊到我耳邊，說：「你挺好。聽見沒，小狗？你挺好，我發誓。挺好。」
我們把蘭的骨灰甕埋到墓裡，用浸過蠟油和蓖麻油的抹布最後一次擦拭了她的墓碑後，回了西貢的酒店。可一走進那間昏暗破舊、空調讓人感到憋悶的房間，你就關掉了所有的燈。我停在原地，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突如其來的黑暗。那會兒午後剛過，還能聽到樓下大街上的摩托車在鳴笛或者噗噗前進。床嘎吱一響，你坐在上面。
「我在哪兒？」你說，「這是哪兒？」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只好呼喚你的名字。
「玫瑰（rose）。」我說，是花、是色彩、是色調。「紅。」我又用越南語叫了一次。花朵其實快到生命盡頭時，才會被看見，剛剛盛開，便已經在去造紙廠的路上了。或許所有名字都是幻象。我們其實經常用其最短暫的形態來給事物命名吧？玫瑰叢、雨、蝴蝶、鱷龜、行刑隊、童年、死亡、母語、我、你。
叫出你的名字後，我才意識到rose也是rise（起立）的過去式。所以我叫你的同時，也是告訴你站起來。我叫你的名字時，把它當作了你那兩個問題唯一的答案——彷彿我們也可以在名字的聲音裡找回自己。我在哪兒？我在哪兒？你是玫瑰，媽。你已經站起來了。
我輕輕摸了摸你的肩膀，就像在河邊時崔福對我那樣。崔福雖然生性狂野，但他不吃小牛肉，不吃牛的孩子們。現在我想到了那些牛孩子，從母親的身邊被奪走，被放進和它們身形一樣大的籠子裡，被不斷餵食，最終長肥，變成嫩肉。我又想到了自由，牛犢們最自由的一刻，便是籠門開啟，它們被趕到卡車上，送去屠宰的時候。所有自由都是相對的——這一點你太瞭解了——有時候，你以為的自由根本不是自由，不過是籠子越變越大，離你越來越遠，到了一定距離之後，籠條已經變得抽象，但依然存在，就像人們把野生動物「放歸」到自然保護區裡，其實只是用更大的邊界把它們圈住罷了。不過，我願意接受那種變大。因為有時候看不到籠條就夠了。
崔福和我在大倉裡時，有幾個令人欣喜若狂的時刻，我周圍的籠子隱形了，雖然我知道它其實從來沒有消失。我無法控制內在自我時，我的快感變成了一個陷阱。廢物、大便、冗餘，約束著生者，可在死亡中也反覆出現。牛犢們最終被屠宰時，放棄對肚子的控制通常是它們最後的舉動，腸子被突如其來的結局震驚了。
我捏著你的手腕，叫了聲你的名字。
我望著你，在一片漆黑中，看到了崔福的眼睛——他的面容已經在我的腦海中越來越模糊了——我們回到大倉，他的雙眼映著油燈，彷彿正在燃燒。在蘭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裡，我看到她的眼睛就像必需的水滴一樣，是她唯一能動的東西。牛犢看到籠門開啟後，瞪大了眼睛，從牢籠裡逃出來，奔向了那個正要把挽具套到它脖子上的男人。
「我在哪兒，小狗？」你是玫瑰。你是蘭。你是崔福。彷彿名字可以不只是一樣東西，可以像黑夜那樣深邃又遼闊，有一輛卡車在它的邊緣空轉，而你可以直接從你的籠子中走出來，我在那裡等你。在群星之下，在那些早已死去的事物發出的光芒之下，我們會最終看到我們對彼此的理解——並稱之為「好」。
我記得那張桌子。我記得那張用你對我說的話做成的桌子。我記得房間在燃燒。房間在燃燒，是因為蘭提到了火。我記得火，因為我聽到這個時，我們所有人正在哈特福德的公寓裡，裹著從救世軍商店買來的毯子，擠在硬木地板上睡覺。我記得救世軍商店的那個男人，遞給我父親一沓肯德基的優惠券——我們稱之為老頭雞，因為每個紅桶上都印著山德士上校的臉。我記得狼吞虎嚥地把那些鬆脆的油炸食品吃到肚子裡，彷彿那是聖人給的禮物。我記得聽說只有那些經歷的痛苦很值得關注、很有名的人，才能成為聖人。我記得我認為你和蘭應該成為聖人。
「記住，」我們每天早上走進康涅狄格州的寒冷空氣中之前，你都會說，「別做什么引人注意的事。你都已經是越南人了。」
八月的第一天，弗吉尼亞州中部天氣晴朗，長了一夏天的植物茂密繁盛。我們來這裡看望保羅外公，慶祝我今年春天從大學畢業。我們在菜園裡。晚霞落在木籬笆上，一切都披上了琥珀色，彷彿我們置身於一個灌滿了茶水的雪景玻璃球裡。你在我前面，正向籬笆的那頭走去，身上那件粉色的襯衫在植物的陰影中時隱時現。你繼續走，橡樹的影子落在衣服上。你走到樹下，衣服上的樹影消失了。
我記得我父親，換句話說，我在把他重新組合起來。我在一個房間裡組合他，因為肯定有個房間，肯定有一塊廣場，生命可以在其中短暫地出現，無論有無快樂。我記得快樂，就是硬幣在棕色紙袋裡的響聲。那些硬幣是他在科特蘭的中國市場裡颳了一天的魚鱗後拿到的報酬。我記得硬幣撒到地板上，我們撫摩著那些冰冷的錢幣，吮吸著它們充滿銅味的希冀。我們以為自己有錢了。想到自己有錢了，也是一種幸福。
我記得那張桌子，但它應該是用木頭做的。
菜園茂盛得彷彿正在微光中搏動。院子裡的每一寸地方都長滿了植物，西紅柿的藤蔓粗壯到蓋住了它們倚靠的鐵絲網，小麥草和羽衣甘藍擠在獨木舟大小的鍍錫大盆裡。還有那些現在我能叫出名字的花：木蘭、紫菀、罌粟花、金盞菊、滿天星——所有植物的色調都被黃昏均衡了。
光說我們是什么，我們就是什么吧？
你走在我前面，身上的粉色襯衫耀眼奪目。你蹲下身，後背一動不動，端詳著兩腳之間的什么東西。你把頭髮別到耳朵後面，停了一下，湊近繼續研究。我們之間，只有一秒秒在移動。
一大群小蟲懸停在空中，彷彿一張沒有蓋在誰臉上的面紗。這裡的一切似乎都剛剛結束氾濫、休息，最後消耗殆盡，從夏日的泡沫中溢位來。我朝你走去。
我記得陪你走著去百貨店，你手裡攥著我父親的薪水。到那會兒，他只打過你兩次——所以你還心存希望，覺得那是最後一次被打。我記得抱了很多的神奇麵包和蛋黃醬，你以為蛋黃醬就是黃油，說在西貢的時候，黃油和白麵包只有在那種有管家和鐵門護衛的大宅子裡才能吃到。我記得回到公寓後，每個人都笑逐顏開地把蛋黃醬三明治舉到皸裂的嘴唇前。我記得我以為我們就住在大宅子裡。
我記得雪噼噼啪啪打在窗戶上，夜幕降臨，我們躺下睡覺，肩並肩，四肢纏在一起，警笛從街上呼嘯而過，我們的肚子裡裝滿了麵包和「黃油」，我以為這就是美國夢。
屋子裡，保羅正彎腰在廚房調變一大碗青醬：泛著光澤的厚厚的羅勒葉、用菜刀壓碎的大蒜、松子、邊角被烤得從黃到黑的洋蔥，還有檸檬皮的鮮香。他俯下身後，眼鏡上起了霧，但他還是盡力穩住患了關節炎的手，將熱騰騰的意麵倒在了醬汁上。兩個木勺輕輕翻炒幾下，蝴蝶面便沐浴在如苔蘚一般鮮綠的青醬中。
水汽在廚房的窗戶上凝結，將菜園的景色變成了一塊空蕩蕩的電影銀幕。該叫男孩和他母親進屋了。但保羅望著那塊空白的幕布，磨蹭了一會兒。一個人手裡終於什么都沒了，只等一切開始。
我記得那張桌子，換言之，我正在把它重新組合起來。因為有人張嘴說話，用話語搭建了一個結構，而我現在每次看到自己的雙手，想到桌子，想到開端，也在做同樣的事。我記得我的手指輕撫著桌子的邊緣，研究我在腦海中創造的螺栓和墊圈。我記得我鑽到桌子下面，檢查背面有沒有嚼過的口香糖和戀人的名字，但只發現了一些幹掉的血跡和木刺。我記得這隻用一種尚不屬於我的語言敲打出來的四腿野獸。
一隻被此時此刻染成粉色的蝴蝶，落在一片香草葉上，又飛走了。葉片抽了一下，便恢復了平靜。蝴蝶跌跌撞撞從院中飛過，翅膀看起來像極了託妮·莫里森的《蘇拉》中被我折了許多次的某個頁角，在紐約的一天早上，那個小角掉了下來，翻抖著落在澄澈的冬日街道上。那頁的情節是，伊娃把汽油倒在了快被吸毒毀掉的兒子身上，然後點燃了火柴——這種愛與仁慈的行為，我既希望自己有能力做到，又希望永遠不必體會。
我眯起眼睛看。那不是君主斑蝶——只是一隻虛弱又模糊的白蝴蝶，已經準備好了在初霜中死去。但我知道，君主斑蝶就在附近，它們黑橘相間的翅膀折了起來，落滿灰塵，被暑熱烘烤著，準備好逃往南方。黃昏一縷一縷將我們的邊緣縫成了深紅。
蘭在西貢下葬後的第三天夜裡，我聽到酒店陽臺外傳來了尖細的音樂聲和兒童的尖叫聲。那會兒已是凌晨2點。你在我旁邊的床上睡得正香。我站起來，趿拉著涼鞋，出了房間。酒店在一條小巷裡。眼睛適應了牆上裝著的那些日光燈管後，我朝音樂傳來的方向走去。
夜晚在我眼前燃燒起來。突然到處都是人，顏色、服裝、肢體、閃閃發光的珠寶和亮片組成了一個萬花筒。小販們在兜售新鮮的椰果、切好的芒果，還有把黏糊糊的一團用香蕉葉包好、放在大鐵桶裡蒸出來的米糕，裝在三明治塑膠袋裡的甘蔗汁——袋子被剪了一個角，有個小男孩正捧著一袋，喝得喜笑顏開。有個手臂被曬得黝黑的男人正蹲在街邊，把烤雞放在一塊比他手掌大不了多少的砧板上，熟練地用刀劈成了兩半，然後把滑溜溜的雞肉分給了正在近旁等待的一群小朋友。
在街道兩邊陽臺上低懸的燈串間，我瞥見遠處有個臨時搭建的舞臺。一群衣著華麗的女人正在上面左扭右擺地唱著卡拉ok，胳膊抖得像風中的彩旗。她們的歌聲斷斷續續飄到街上來。邊上的白色塑膠桌上有一臺小電視，裡面正在放一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越南流行歌曲的歌詞。
你都已經是越南人了。
我迷迷糊糊地朝那邊走去，腦子還沒有完全從睡夢中清醒過來。這座城市似乎忘了時間是幾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忘了時間本身。據我所知，那天既不是什么假期，也沒有什么慶祝活動。事實上，過了這條街，到了主路上，一切又恢復了那個鐘點該有的樣子：空空蕩蕩。所有的喧囂都集中在這個街區裡。人們現在又笑又唱，孩子們在搖擺不停的大人中間跑來跑去，最小的差不多隻有五歲。老奶奶們穿著印有佩斯利渦旋紋或花卉的睡衣，坐在門口的塑膠腳凳上，嘴裡嚼著牙籤兒，和著音樂頻頻點頭，偶爾停下來，也只是為了呵斥周圍那些孩子。
埋在地底下，蘭已經是越南人了。
近到能看清她們的面容、稜角分明的下巴和低垂的眉毛之後，我才意識到那些歌手原來是男扮女裝。他們那些款式各異、顏色鮮豔的亮片服裝反射出的光芒耀眼奪目，彷彿是把縮小的星星穿在了身上。
我記得我父親，換言之，我正用這些小小的文字把他銬起來。我現在把他交給你，他的手被銬在身後，他低著頭鑽進了巡邏的警車，因為同那張桌子一樣，這幅情景也是由從未清晰發出過書中聲音的嘴巴交給我的。
舞臺右邊有四個人正背對大家。他們低著頭，一動不動——彷彿被關在了一間看不見的屋子裡。他們面前有條長桌，上面似乎放著什么東西。他們的頭低到從後面看起來像被砍掉一樣。過了一會兒，其中的白髮老太太把頭放在右邊的年輕男子肩上，然後哭了起來。
我記得收到過父親從監獄裡寄來的一封信，信封皺皺巴巴，邊角已被撕破。我記得拿出信來，看到一行又一行的字都被負責審查信件內容的獄警用白色液體塗掉了。我記得小心刮擦著那層擋在父親和我之間的白色薄膜。那些文字。一張桌子的螺母和螺栓。放在無人房間裡的一張桌子。
我又走近些，看到桌上蓋著一塊白布，而白布下面無疑躺著一個人，一動不動。這會兒，四個哀悼者都已經旁若無人地哭起來，而舞臺上，歌者的假音則在他們悲痛的哭聲中穿行。
我心裡湧起一陣厭惡，抬頭看向星光暗淡的夜空。一架飛機閃著紅光，然後是白光，然後模糊在一條雲帶之後。
我記得仔細端詳父親的來信時，看到了一堆小小的墨點：沒被抹掉的句號。沉默的語言。我記得我想到自己愛過的每個人都是一個單獨的墨點，點在了一張明亮的紙上。我記得在每個點的上方寫上名字，用線把它們一個個連起來，最後組成了一棵看起來很像倒刺鐵絲圍欄的家族樹。我記得把它撕了個粉碎。
後來我才得知，那樣的場景在西貢的夜晚很常見。市政驗屍官因為經費不足，無法隨時提供服務。有人若在半夜突然死了，便會困在市政的靈薄獄，屍體只能停留在死亡之中。於是，一場公益性的草根互助運動興起了。鄰居得知有人突然死了，就會在一個小時內湊好錢，僱一個變裝表演隊來演出，謂之「推遲悲傷」。
在西貢，深夜中傳來音樂和孩童玩耍的聲音，就是死亡的象徵——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鄰里之間試圖撫平傷痛的象徵。
正是通過變裝表演者勁爆的服裝和動作、透支的面容和聲音，以及冒犯性別的禁忌，通過誇張到極致的表演，這種寬慰才會變得明顯。儘管他們很有用，也有報酬拿，而且在一個同性戀依然被當成罪過的社會里能夠作為一項重要服務而存在，但只要死者還躺在外面，那些變裝皇后就是一種他性的表演。對於哀悼者而言，他們的出現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為他們確確實實被認為不是真的。而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悲傷也不是真實的，需要一種超越現實的回應。從這個角度而言，那些變裝皇后就相當於獨角獸。
在墓地中頓足的獨角獸。
我記得那張桌子，記得火舌開始吞卷它的邊緣。
我記得自己第一次過感恩節，地點是在朱尼爾家。蘭做了一盤煎蛋卷，叫我帶過去。我記得他家總共來了二十多個人。那些人哈哈大笑時還會拍桌子。我記得自己盤中的食物越堆越多：土豆泥、火雞、玉米餅、豬小腸、蔬菜、紅薯派——還有煎蛋卷。大家都拿煎蛋卷蘸肉汁吃，還誇蘭的手藝好。我也是，蘸了肉汁吃。
我記得朱尼爾的母親把一個黑色的塑膠圈放在一個木頭機器上。那個圈轉起來後，音樂出現了，是一個女人哀號的聲音。大家都閉上眼，歪著頭，彷彿在聽什么秘密資訊。我記得當時想，我之前好像聽過，跟我母親和外婆一起聽的。是的。我甚至在子宮裡聽過。那是一首越南的搖籃曲。所有搖籃曲的開頭都是哀號，彷彿痛苦無法以其他方式離開身體。我記得外婆的聲音從機器裡傳來，身體跟著搖擺起來。朱尼爾的父親拍了拍我的肩膀。「你還知道埃塔·詹姆絲啊？」我記得幸福。
我記得第一年在美國學校上學，還有參加完學校組織的農場遊後，扎帕蒂亞先生給了學生每人一張紙，上面印著一頭黑白的奶牛，讓大家「根據今天看到的塗色」。我記得自己看到農場的奶牛很悲傷，站在電籬笆後面，大大的腦袋不怎么動。因為我那時才六歲，所以我記得我覺得顏色也是一種幸福，便挑了蠟筆盒中最亮的顏色，用紫、橙、紅、棕紅、洋紅、青灰、紫紅、亮灰、淡綠，塗滿了我那頭悲傷的牛。
我記得扎帕蒂亞先生渾身發抖，用他多毛的手抓起我那頭彩虹奶牛，揉成一團，低頭衝我吼道：「我說根據今天看到的塗色。」我記得我重新要了一張。我記得我沒有再往我的牛上塗色，只是盯著窗外。我記得天空很藍，很冷酷，我坐在那裡，坐在同學當中——感到不真實。
在那條街上，在那個已經失去了生命的氣息、可在一動不動的狀態下反倒比生者更加鮮活的死者身旁，在滿是汙水和徑流、永遠臭氣熏天的水溝邊上，我的視線模糊起來，各種顏色在我的眼皮之下混到了一起。路過的人同情地點點頭，以為我是死者的親人。我抹了一把臉。一箇中年男人捏住我的脖子——越南的父親或叔伯給你鼓勁兒時的慣常動作——「你還會見到她的。哎，哎，」他有些哽咽，嘴裡滿是酒氣，「你們會再見的。」他拍了拍我的脖子，「別哭了。別哭了。」
這個人。這個白人。這個保羅。他猛地推開了菜園的木門，金屬閂子在他身後叮噹響著。在血緣上，他不是我的外公——在行動上是。
當年，許多年輕人為了逃避徵兵都跑到了加拿大，他為什么要主動去越南？我知道他從沒跟你說過——因為要告訴你，他就得用一門他不太熟練的語言，跟你解釋他對小號那種抽象又堅定的愛。據他說，他想成為從弗吉尼亞鄉村的荒林和谷地中走出來的「白人版邁爾斯·戴維斯」。在他的童年時代，那座兩層農舍中總是迴盪著小號厚重的音符。但也是在那座農舍中，他父親動不動便雷霆震怒，對家人實行恐怖統治，連門都被拆了。他與父親之間唯一的聯絡就是金屬：他父親的金屬是在奧馬哈海灘發起突襲時，一塊卡在大腦中的炸彈碎片；保羅的是他放到嘴邊、用來吹奏樂曲的銅號。
我記得那張桌子。我曾試著把它還給你。你把我抱在懷中，輕輕撫摩著我的頭髮，說：「好了，好了。沒事了。沒事了。」但那是個謊言。
事情其實是這樣的：我給了你那張桌子，媽——換言之，我把我的彩虹奶牛給了你，那是我趁扎帕蒂亞先生不注意，從廢紙簍裡拿出來的。那些顏色在你手裡動來動去、捲曲起皺。我試著告訴你，但無法用你理解的語言來解釋。你明白嗎？我是美國中間一個開裂的傷口，而你在我裡面問，我們在哪兒？我們在哪兒，寶貝？
我記得盯著你看了許久，而且因為我當時才六歲，所以覺得只要我眼神足夠堅定，就可以把我的思想傳送到你的腦子裡。我記得氣得哭了起來。你根本不知道。你像往常那樣，把手伸到我的襯衫下面，輕輕給我撓背。我記得自己安靜下來，然後就那樣睡著了——我那頭被揉成團的牛，像一個慢動作的彩色炸彈，在床頭櫃上舒展開來。
保羅玩音樂是為了逃離——所以當他父親撕毀他音樂學院的申請表後，保羅選擇了逃得更遠。他一路跑到徵兵處，然後又跑到了東南亞。那年他十九歲。
人們總說事出有因——但我無法告訴你為什么死者總比生者多。
我無法告訴你為什么有些君主斑蝶在南遷的過程中，會突然停止飛翔，彷彿它們的翅膀突然變重了，不再完全屬於它們——最終摔下去，把自己從故事裡刪掉。
我無法告訴你為什么在西貢的那條街上，當那具屍體躺在被單之下時，我聽到的歌並不是來自變裝歌手的嗓子，而是來自我自己。「許多人，許多許多許多許多人，想要我死。」街道有節奏地跳動著，在我周圍旋轉著它破碎的色彩。
在喧囂之中，我注意到那屍體有了變化。頭歪到了一邊，順帶也把被單扯了過去，露出他的後頸——已經變得很蒼白。在他的耳朵下方，一個指甲蓋那么大的玉石耳環，輕輕晃了一下，又恢復了靜止。「主啊，我不再哭泣，不再看天。求你憐憫我。我眼睛充血，兄弟，我看不見。」
我記得你抓著我的肩膀。外面大雨如注或大雪紛飛或街道被淹或天是瘀青色。我穿著淺藍色的鞋子，你跪在人行道上，邊給我係鞋帶邊說：「記住，記住，你都已經是越南人了。」你都已經是了。你都準備好了。
已經走了。
我記得那條人行道，我們在上面推著那輛生鏽的購物車，去新不列顛大道上的教堂和施粥場。我記得那條人行道開始流血：購物車下面出現了許多胭脂色的小點。一長串血跡，我們前面有，後面也有。肯定是昨天晚上有人遭到了槍擊或被捅刀子了。但我們沒有停下腳步。你說：「別低頭，寶貝。別低頭。」離教堂還很遠，尖塔現在就是天空中的一個針腳。「別低頭。別低頭。」
我記得紅色。紅色。紅色。紅色。紅色。你緊緊攥著我的手，手心都溼了。紅色。紅色。紅色。紅色。你的手特別燙。你的手是我的。我記得你說：「小狗，抬頭，抬頭。看見沒？看見樹上那些鳥沒有？」我記得當時是二月，陰鬱的天空下，那些樹還是黑乎乎、光禿禿的一片。但你一直說：「快看！小鳥。五顏六色的。藍鳥。紅鳥。洋紅鳥、淺灰鳥。」你指著盤曲的樹枝。「看沒看見那窩小黃鳥，那隻綠色的大鳥正在餵它們蟲子？」
我記得你瞪大眼睛。我記得順著你手指的方向看啊看。終於，一團模糊的翠綠慢慢清晰起來。我看到了它們。那些鳥。所有鳥。隨著你的嘴巴開開合合，它們像果實一樣長出來，你的話語不停地給那些樹木塗上色彩。我記得我忘掉了血跡。我記得從沒低下頭看。
是啊，曾經有過一場戰爭。是啊，我們就來自它的震中。在那場戰爭中，一個女人給自己取了一個新名字——蘭——並以此宣佈了自己的美，也讓那美變成了某種值得珍藏的東西。那之後，她的女兒出生了，而她的女兒又生了一個兒子。
一直以來，我都告訴自己，我們都是戰爭的產物——但我錯了。我們都是美的產物。
別讓人錯把我們當作暴力的果實——但那暴力雖穿過了果實，也未能毀掉它。
保羅在我後面，正在菜園的門邊剪薄荷葉，要把它們配在青醬裡。剪刀在根部咔嚓咔嚓地響。一隻松鼠從附近的梧桐樹上匆匆下到地面，站在原地聞了聞，又爬上樹，消失在樹枝間。我過來的時候，你就在前面不遠處；我的影子碰到了你的腳跟。
「小狗。」你頭也沒回地說。陽光早已離開菜園。「快過來看這個。」你指著腳下的那片地，壓低聲音喊道，「這也太瘋狂了吧？」
我記得那個房間。蘭在唱一首跟火有關的歌，女兒們圍在身旁。煙霧升騰，在角落積聚。房中間的桌子成了一團熊熊的火焰。幾個女人閉著眼睛，固執地唱著歌。一句歌詞接一句歌詞，一幅幅畫面在牆壁上快速閃過：一個已經不存在的城市中，一個陽光燦爛的十字路口。一個沒有名字的城市。一個白人站在坦克旁邊，懷裡抱著他黑頭髮的女兒。一家人睡在炸彈坑裡。一家人躲在桌子下。你明白嗎？我得到的只是一張桌子。一張代替了房子的桌子。一張代替了歷史的桌子。
「我們在西貢有座房子，」你告訴我，「一天晚上，你父親喝多了，回到家以後，在廚房餐桌旁第一次打了我。那會兒你還沒出生。」
但我確確實實記得那張桌子。它既存在又不存在。一件光用嘴組合起來的傳家寶。還有名詞。還有灰燼。我記得那張桌子，就像一塊嵌在腦子裡的碎片。有些人稱之為彈片。而有些人則稱之為藝術。
我現在在你身旁，你指著那個地方，就在你腳趾之外，一群螞蟻在那一小塊地上湧動著。一團熱鬧非凡的黑色，厚重得像一個不成形的人影。我分不清哪隻是哪隻——它們不停地爬來爬去，身體似乎連為一體，每一隻都像長著六條腿的字母，在黃昏中變成了深藍色——彷彿一個陳舊的字母表的分形。不，它們不是君主斑蝶。它們來年冬天時還會留在這裡，會把它們的肉體變成種子，鑽到更深處——待到春來土暖時，會飢腸轆轆地破土而出。
我記得牆壁在火光中像畫布一樣變得捲曲。黑煙在天花板上翻滾著。我記得爬到桌子底下，那桌子此時已是一堆灰燼，我把手指插了進去。我的指甲與我的國家一起變黑。我的國家在我的舌頭上消失。我記得自己捧起灰燼，在那三個坐在房中的女人的額頭上寫下活、活、活。那灰燼最終變硬，變成了白紙上的墨跡。這一頁上就有灰燼，足夠分給每個人。
你直起身，拍掉褲子上的灰塵。夜晚抽走了菜園裡的所有顏色。我們朝房子走去，沒有投下影子。屋子裡，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們捲起袖子，洗乾淨手。我們說著話，小心翼翼地不盯著對方看太久——沒什么話可說之後，我們擺好了餐具。
我在夢裡聽見了。睜開眼後，我又聽見了——低聲的哀嚎掠過被摧毀的田野。一隻動物。從來都只有動物的痛苦才如此清晰，如此明確。我躺在大倉涼爽的泥地上。一排排煙葉懸在我的上方，一陣風吹來，它們的肢體互相擦過——這意味著，現在已經是八月的第三個星期。透過板條間的縫隙，可以看到新的一天已經帶著蒸騰的暑氣到來。聲音又出現了，這一次我坐了起來。看到他之後，我才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十五歲。崔福枕著胳膊，側身在我旁邊睡著，但看起來更像是陷入了沉思。他的呼吸緩慢而輕柔，帶著微微的酒氣。幾個小時前，我們喝過帕布斯特啤酒，空罐子在他腦袋上方的長凳上排了一排。幾英尺外，那個金屬軍用頭盔在一旁倒躺著，淺藍色的晨光聚在盔殼裡。
我只穿著內褲，走進了茫茫的晨霧中。那哀嚎又出現了，低沉而空曠，彷彿是某種有牆壁的東西，可以讓你躲在其中。一定是受傷了。只有處在痛苦之中的動物，才會發出那種你可以進入的聲音。
我在平坦的田野上尋找著。霧氣飄蕩在深棕色的土壤上。什么都沒有。那聲音肯定是從毗鄰的農場傳來的。我繼續走著，溼度越來越高，我的太陽穴被剛剛滲出的汗水弄得發癢。
旁邊的地裡，最後一茬兒菸葉又寬又厚，泛著墨綠的光，朝各個方向伸去，再有一個星期就可以收割了。不知道為什么，這一茬兒比之前的高大許多，葉尖都過了我的頭頂。旁邊那棵橡樹曾在兩個星期前被我們開著的那輛雪佛蘭卡車撞上過。蟋蟀尚未開始亂跑亂跳，正在鋸開濃稠的霧氣。我繼續往前走，每次哀嚎響起，我便停下來。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近。
昨晚在椽子下面，熱使我們的嘴唇起了皮，我們躺在地上喘著粗氣，我們之間的黑暗很安靜。我問了崔福一週前蘭問我的那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探索頻道里的那些野牛？我是說，它們怎么會一直往山崖底下跳？」
他轉頭看我，嘴唇上的絨毛擦著我的胳膊。「野牛？」
「對啊，它們為什么一直那么跑，看到前面那些摔下以後還繼續跑？總會有一頭停下來，掉頭往回走吧。」
他的手出於工作的緣故，被曬得黝黑，擱在肚皮上顯得更黑。「對啊，我在自然節目裡看到的。它們就像一堆倒塌的磚頭那樣，直直栽了下去。」他厭惡地嘖了一聲，小聲說道：「白痴。」
我們靜靜躺著，任由野牛們繼續摔下去，幾百頭默默地衝下我們腦海中的懸崖。一輛卡車開過旁邊的煙田，停在車道上。碎石子在輪胎下刺啦刺啦地響著，一道光甩進大倉裡，照亮了我們鼻子上方的灰塵。他緊閉著眼睛——到那時，我已經知道它們不再是灰色——而是崔福。車門關上，有人到家了，低低的聲音傳來，是問句的升調，「怎么樣」或者「餓不餓」。某種簡樸又必要的問候，但要再加點兒關切。那樣的聲音，就好像鐵道沿線那些電話亭上的小屋頂，也是用蓋房子的木瓦做的，但只有四排寬，剛好能讓電話避免淋雨。或許我想要的就是這個——被問一個問題，讓它變成一個和我等寬的屋頂，把我蓋住。
「也不是它們說了算啊。」崔福說道。
「什么不是？」
「那些野牛。」他拍著腰帶上的金屬搭扣，「要去哪兒，不是它們說了算。而是大自然這位母親。她告訴它們跳，它們就會聽話地跳下去。這個它們沒的選，不過是自然規律。」
「規律，」我低聲重複道，「就說它們只是在追隨親人，家人往前跑，它們就跟著一起？」
「嗯，差不多吧。」他帶著睡意說，「一家人。糟糕的一家人。」
我當時突然對他湧上了一陣柔情。對於當時的我而言，這種感受是那么稀有，以至於我覺得自己都要被它取代了。然後崔福把我拉回了現實。
「哎，」他昏昏沉沉地說，「你認識我之前是什么樣？」
「我覺得我快要淹死了。」
他猶豫了一下。
「那你現在是什么樣？」他小聲問，快睡著了。
我想了一秒：「變成了水。」
「滾蛋，」他捶了一下我的胳膊，「快睡吧，小狗。」然後便安靜下來。
但他的睫毛還在動。你能聽到它們思考的聲音。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跟著那個受傷的聲音，但我一直被牽著走，彷彿它可以給一個我尚未想到的問題提供答案。人們說，如果你太想要某樣東西，到最後就會把它變成你的神靈。但是，媽，如果我想要的只是我的人生呢？
我又想到了美，想到了有些東西之所以被追捕，僅僅就是因為我們認為它們很美。如果說相對於地球的歷史而言，個人的生命非常短暫，就像人們說的，一眨眼的工夫，那么即使活得絢爛，從你出生到你死去，也只是短暫絢爛。如同現在這樣，太陽出來了，低低地掛在榆樹林後面，而我根本分不清那是日出還是日落。越來越紅的世界，在我看來沒有差別——我已經分不清哪邊是東，哪邊是西。今天早晨的色彩中帶有某種已經要離開的東西的磨損色調。我想到了那次崔福和我坐在工具房的房頂上看著太陽漸漸落下去。那場景讓我驚歎，並不是因為它的結果——短短幾分鐘內，就改變了事物被看到的樣子，包括我們自己——而是因為我竟然能看到它。因為夕陽同生存一樣，只存在於自己消失的邊緣。要想活得絢爛，你首先必須被看到，但被看到也意味著你會被追捕。
我又聽到了它的喊叫。現在我很肯定，那是一頭小母牛。農場主經常會在晚上賣小牛，直接用卡車拉走，而牛媽媽們正在各自的畜棚隔間裡睡覺，不會醒過來，厲聲呼喚它們的寶寶。因為有些小牛哀嚎得太厲害，嗓子會腫到切斷呼吸，農場主還得塞個氣球進去，不停打氣，幫助它們擴張頸部肌肉。
我又走近一些。菸草高高地立著。它又哀嚎起來，那叫聲分開了葉柄，葉子顫抖著。我朝那一小片空地走去，它就在那兒。植物頂上的光線像藍色的泡沫。我聽到它巨大的肺正在努力吸入空氣，很輕柔，但如風一樣清晰。我撥開厚厚的菸草，向前走去。
「媽？再給我講一遍那個故事。」
「我太累了，寶貝。明天。繼續睡吧。」
「我睡不著。」
已經十點多了，你剛剛從美甲店回來。頭上包著毛巾，皮膚上依然留有洗澡水的餘溫。
「講吧，講快點兒。猴子那個故事。」
你嘆口氣，鑽到毯子裡面。「好吧。不過先給我拿根菸。」
煙在床頭櫃上，我抽出一根，放進你的嘴裡，給你點著。你吸了一口，又吸了一口。我把煙拿掉，望著你。
「好。我想想。從前有一個猴王——」
「不是，媽。真的那個。快講。講那個真故事。」
我再次把煙放到你嘴上，讓你吸了一口。
「好。」你環顧著房間，「很久以前——靠過來點兒，你到底想不想聽？很久以前，在一個古國，人們會吃猴子的大腦。」
「你是猴年生的。所以你也是隻猴子。」
「嗯，就是啊，」你望著遠處，小聲說，「我是猴子。」
香菸在我手指間冒著煙。
水汽從溫暖的土壤中升起來。我從菸草間走出來，天空變寬，菸葉減少，露出一個比神靈的指紋大不了多少的圓圈。
但裡面什么都沒有。沒有牛，沒有聲音，只有最後一批蟋蟀，正在遠處鳴叫，菸葉依然立在晨霧中。我站在那兒，等著那聲音讓我變真實。
但什么都沒有。
小母牛、農場、男孩、殘骸、戰爭——難道一切都是我在夢中編造，但醒來之後，又與我的皮膚融為一體了？
媽，我不知道這封信你到底讀了多少——或者是否讀到了這兒。你總說太晚了，不想讀了，你肝不好，骨頭也累，經歷了那么多事，你現在只想休息一下。閱讀這項特權，是你用你失去的東西給我換來的。我知道你相信輪迴轉世。我說不清自己信不信，但我希望是真的。因為那樣的話，或許在那下一次你還能回到這裡。或許你還是個小女孩，你的名字還是玫瑰，你的房間裡會堆滿各種書，你的父母會給你講睡前故事，你的國家也沒有遭受戰爭的蹂躪。或許那個時候，在那個生命中，在這個未來裡，你會找到這本書，你會了解我們到底發生了什么。你會記得我。也許吧。
不知為何，我跑了起來，跑過空地，回到了菸葉堅挺的綠蔭下。我跑著，雙腳在我下面變成了一團模糊的風。即便我認識的人裡還沒有誰死去，崔福沒有，蘭沒有，我的朋友們也沒有，急速球sup/sup和海洛因從未靠近過他們完好無損的血管；即便農場還沒被賣掉，還沒被開發商拿來蓋豪華公寓，大倉還沒被拆掉，牆板還沒被做成傢俱或者裝到布魯克林那些時髦咖啡廳的牆上，但我也在跑。
我不停地跑，因為我覺得我可以超過一切，我改變的意願要強過我對生活的恐懼。我的胸膛溼漉漉的，沾滿了落葉，那一日的邊緣在冒煙，我飛速狂奔，感覺我終於衝出了自己的身體，將它拋在身後。但當我回身去看那個氣喘吁吁的男孩，準備好最終原諒他雖然努力，卻沒能變好時，發現那裡並沒有人——只有枝葉繁盛的榆樹立在田野邊上。接著，我無緣無故又繼續跑起來。我想到了那些野牛正在某個地方，或許在北達科他州或者蒙大拿州，肩膀上的肌肉像慢鏡頭那樣一起一伏。它們衝向懸崖，棕色的軀體堵在狹窄的絕壁上。它們瞪著黑油油的眼睛，柔軟的犄角上落滿了灰塵。它們一起向前奔去——然後，它們變成了駝鹿，身形巨大，長著鹿角，溼乎乎的鼻孔嘟嘟響；然後它們變成狗，爪子不停抓向邊緣，舌頭舔著陽光；到最後，它們變成了獼猴，一大群獼猴。它們的頭頂被割開，腦子被掏空，它們飄了起來，四肢上的毛如羽毛一樣纖軟。就在第一頭跳下懸崖，踩在空氣上，下面是永恆的虛空時，它們燃燒起來，變成了赭紅色火花一般的君主斑蝶。成千上萬只君主斑蝶湧下邊緣，散入白霧之中，如血流打在水上。我飛奔過田野，彷彿我的懸崖從未被寫進這個故事裡，彷彿我並不比我姓名中的那些字更沉重。我就像一個字，在這個世界中並沒有重量，但依然繼續過我的生活。我把它扔到自己前面，直到我身後留下的東西成了我正在奔向的東西——就如同我成了家庭的一分子。
「他們那時為什么沒抓到你？」我把萬寶路香菸又放到你的嘴邊。
你抓住我的手，讓它在那兒停了一會兒。你吸了一口，然後自己把煙夾了過去。「哦，小狗，」你嘆口氣，「小狗，小狗。」
猴子、駝鹿、奶牛、狗、蝴蝶、野牛。我們要是可以讓那些生命被毀掉的動物講一個人的故事該多好啊——說到底，我們的人生本身也是動物的故事。
「他們為什么沒抓到我？嗯，因為我快呀，寶貝。有些猴子特別快，跟幽靈一樣，你知道嗎？‘噗’的一下，」你張開手掌，做出小爆炸的樣子，「就消失了。」你的頭沒動，但眼睛看向我，像一位母親看任何東西那樣——看得過久。
接著，無緣無故，你大笑起來。
sing（歌唱）的過去式不是singed（燒燎）。
——阮花（hoa nguy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