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倒進幾個一口杯裡，有些酒杯的邊緣已鏽跡斑斑，因為它們一直被存放在上一場戰爭用過的金屬彈藥箱裡。這些沉重的酒杯在桌上咣噹作響，火辣辣的感覺被口渴創造出的黑暗所吞沒。
如果我說那個女人。如果我說那個女人正在用力，在這場人造風暴之下佝僂著背，你會看到她嗎？從你所站的地方，距離這一頁只有幾釐米的地方，換言之，在許多年之後，你會看到藍色襁褓的一角在她的鎖骨前飄動，看到她左眼角的痣，看到她眯著眼看到兩個人，待他們走近時才發現他們不是男人，而是男孩——十八歲，頂多二十歲嗎？你會聽到直升機把空氣拍打得四分五裂，製造出的巨大轟隆聲淹沒了下面的叫喊嗎？風裡都是煙——還有別的東西，被汗水浸溼的灰燼，從田野邊上的棚屋飄來，散發著古怪刺鼻的味道。就在剛才，那棚屋裡還滿是人聲。
女嬰的耳朵貼在女人胸口，彷彿是隔著門在偷聽。有什么東西在女人體內狂奔，某種開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句法在重組。她閉著眼尋找，舌頭站在某句話的懸崖上。
那個男孩舉起m-16，手腕上青筋暴起，胳膊上的金色汗毛被汗水浸成棕色。屋內男人們邊喝酒邊說笑，豁裂的牙齒看起來好像一嘴骰子。那個男孩的嘴歪成一個角度，瞪著滿是血絲的綠眼睛。這個一等兵。男人們已經做好了忘記的準備，其中幾個的指尖依然留有妻子化妝品的餘味。男孩的嘴快速地一開一合。他問了一個問題，或者許多個，他把話語周圍的空氣變成了天氣。有什么語言可以描述失去語言嗎？那男孩牙齒一露，手指扣在扳機上說：「站住。站住，退後。」
男孩胸口的橄欖色籤條上繡著一個詞。雖然女人看不懂，但知道那是名字，母親或父親給起的，一個沒有重量但會永遠隨身攜帶的東西，就像心跳。她認出名字的首字母是c，就像鵝貢（go cong）裡的c。兩天前，她剛剛去那裡趕過露天集子。霓虹燈做成的大招牌在入口處嗡嗡作響。她要給女嬰買件新的襁褓。布的價格高過了她的預算，買了布就沒錢買吃的了，但在一堆灰色、褐色的布匹中間看到那塊如白天一般明豔的布時，儘管暮色漸濃，她還是抬眼望了望天，付了錢。天藍色。
門開了，男人們放下酒杯，有幾個迅速喝乾剩下的酒之後才放下。一隻跟狗一樣大的獼猴套在項圈裡，被一個頭發花白但認真梳過的駝背男人牽了進來。沒人說話。十隻眼睛全盯著那猴子，看它跌跌撞撞走進屋來。在籠子裡被強制灌了一早上的伏特加以後，它的暗紅色毛髮中散發出酒精和糞便的臭氣。
日光燈在他們頭頂發出輕微的嗡嗡聲，彷彿眼前這場景是燈做的一個夢。
女人站在土路牙子上，說著被炮火淘汰的語言，懇求進入村子，她的房子在裡面，已經在了幾十年。這是個關於人的故事。誰都會講。你會嗎？你會說，雨越下越大，一道道雨線已將藍色的襁褓打成了黑色嗎？
士兵的聲音很有氣勢，將女人推了回去。她來回搖晃，一隻胳膊在胡亂揮動，然後穩住身子，用力抱緊了女嬰。
一個母親和一個女兒。一個你和一個我。一個古老的故事。
駝背男人把猴子牽到桌子底下，引導猴頭從桌子中央一個鋸好的洞裡鑽出來。又開了一瓶酒。瓶蓋吧嗒一擰，男人們伸手去拿酒杯。
猴子被拴在桌下的一根橫樑上，不斷掙扎。它的嘴被皮帶捆著，發出沉悶的尖叫，聽起來好像釣魚拋竿時繞線輪發出的響聲。
女人看到男孩胸口的名字，才想起自己也有名字。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有名字。
「lan，」她說，「tên tôi là lan。」（「蘭，我叫蘭。」）
蘭指蘭花，她給自己起的。她出生後並沒有名字，母親叫她七，因為她在家中排行老七。
直到十七歲那年逃離了包辦婚姻，逃離了年齡三倍於她的丈夫後，蘭才給自己起了名字。一天夜裡，她給丈夫煮了壺茶，又在裡面加了一把藕粉，好讓他睡得更沉，然後等到棕櫚葉牆隨著他的鼾聲開始顫抖後，趁著漆黑的夜色，摸著一根又一根低垂的樹枝，逃了出來。
幾個小時後，她敲響了孃家的門。「七，」她母親隔著門縫說，「離開丈夫的女人就是爛在地裡的莊稼。你知道的呀。你怎么會不知道？」然後伸出像樹枝一樣扭曲的手，把一對珍珠耳環塞到蘭的手心裡，便關上了門。門一關、鎖一扣，母親蒼白的臉被抹了去。
蟋蟀高叫，蘭踉蹌著走向最近的那盞路燈，然後順著一根又一根昏暗的電線杆往前走，一直走到黎明，被霧氣籠罩的城市才出現在眼前。
一個賣糯米糕的男人看到她，見她穿著髒兮兮的睡衣，領口還破了，就鏟了一塊熱騰騰的糯米糕，放在香蕉葉上遞給她。她蹲在土裡，雙眼盯著黑乎乎的雙腳中間那片地方，吃了起來。
「你從哪兒來的？」男人問，「你一個小姑娘，怎么在這個時間亂跑？叫什么名字呀？」
她的嘴裡湧上那個飽滿的聲音，語調在咀嚼的糯米中形成，然後母音升起，拖長了「啊」，念出了「蘭——安」。不知為何，她決定以蘭花為名。「蘭，」她說道，糯米像陽光的碎屑一樣從嘴裡掉出來，「我叫蘭。」
在那士兵少年、女人、女嬰周圍，是土地蔥蘢茂密的堅持。但是，是哪片土地？又是哪條邊界被跨過，被抹去，被分隔重整？
現在，二十八歲的她生了一個女嬰，並用一片向晴天偷來的天空把她包裹起來。
夜裡等女嬰睡著後，蘭有時會望向黑暗，想象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一個女人正抱著女兒站在路邊，拇指蓋大小的月亮掛在清澈的夜空中，沒有士兵，沒有休伊，女人只是在暖人的春夜裡散步，溫柔地跟女兒說著話，給她講故事，講一個女孩逃離了自己看不清模樣的青春，結果用一朵盛開時有如被撕裂的花給自己取了名。
獼猴數量眾多、身形矮小，因而成了東南亞遭捕獵最嚴重的靈長目動物。
白髮男人咧嘴笑著，舉杯敬酒。其他五人也舉杯，光落在了每一杯酒上，因為規矩要求如此。舉酒杯的胳膊很快就會拿著解剖刀，開啟那獼猴的頭骨。
他們拿起紙巾擦嘴，上面印著的向日葵很快成了棕色，然後變得稀爛——溼透了。
吃完後，到了晚上，男人們會酒足飯飽、容光煥發地回到家，撲到妻子或情人身上。脂粉中的花香——臉貼著臉。
現在，滴滴答答的聲音傳來。一股暖流順著她那條黑褲子的褶邊流下。刺鼻的氨味。蘭在那兩個男孩面前尿了褲子——她把孩子抱得更緊。雙腳周圍一圈溼熱。在所有哺乳動物裡，獼猴的腦子和人腦最相近。
雨滴順著金髮士兵沾滿泥土的臉頰流下、變黑，沿下巴聚成了一滴滴如省略號一般的橢圓形的水珠。
「美國第一，」sup/sup她說，尿還在順著腳踝往下滴，然後又大聲說了一遍，「美國第一。」
「別砰砰，」sup/sup她舉起另一隻手指著天，彷彿想讓人把她拉上去，「別砰砰，美國第一。」
男孩的左眼抽了一下。一片碧綠的樹葉落在碧綠的池塘上。
他盯著女嬰，她的皮膚很粉嫩。女嬰的名字叫紅（hong），意思是玫瑰（rose）。又是以花命名，因為……為什么不呢？紅——一個嘴巴必須立馬吞下的音節。蘭和玫瑰，並肩站在這條如呼吸一般蒼白的路上。母親抱著女兒。玫瑰從蘭花的莖里長出。
他注意到紅的頭髮，兩鬢邊緣露出了錯誤的淺黃褐色。見士兵盯著女兒，蘭便把她的臉往胸口一轉，想藏住。男孩看著這個女嬰，看到她黃皮膚中泛出的白色。他或許就是她父親，他想到，意識到。他認識的某個人或許是她父親——他的中士、班長、排裡的夥伴，邁克爾、喬治、托馬斯、雷蒙德、傑克遜。他想著這幾個人，緊緊抓著步槍，望著這杆美國槍前面流著美國血的女嬰。
「別砰砰……美國……」蘭現在小聲囁嚅道，「美國……」
獼猴能夠懷疑自己、反省自己，而這些特質曾一度被認為只有人類才擁有。一些物種所表現出的行為，表明了它們會使用判斷力、創造力，甚至語言。它們還能回憶起過去的場景，然後用來解決當下的問題。換言之，獼猴會利用記憶來幫助自己活命。
男人們會一直把那獼猴吃空，猴子漸漸遲鈍，四肢變得沉重無力。當什么都不剩之後，當所有記憶都消失在男人們的血流中之後，猴子就死了。另一瓶酒會被開啟。
誰會在我們給自己講述的故事之中迷失？誰會在我們之中迷失？說到底，故事也是一種吞嚥。說話時張開嘴，就是隻留下骨頭，不會被講述的骨頭。這是個美麗的國度，是因為你還在呼吸。
美國第一。舉起手來。別開槍。美國第一。舉起手來。別砰砰。
雨繼續下，因為滋養也是一種力量。第一名士兵退後幾步。第二名挪開木頭攔路杆，揮手叫女人往前走。她身後那些房子現在已經變成火堆。休伊飛上天后，稻稈們重新站直，只些微凌亂。襁褓被汗水和雨水浸成了靛藍色。
車庫的一面內牆上，油漆已經剝落，露出後面斑駁的磚塊，牆上掛著一個充作臨時祭壇的架子，上面擺著許多照片，聖人、獨裁者、殉難者、死者——母親和父親——目不轉睛地看向前方。玻璃相框裡映出兒子們躺在椅子上的身影。其中一人把瓶中剩下的酒倒在黏糊糊的桌上，把桌擦拭乾淨。一塊白布蓋在猴頭上。車庫的燈閃了一下，又繼續亮著。
女人站在自己的尿圈裡。不，她是站在自己句子的等身句號之上，活著。男孩轉身走回檢查站的崗位。另一個敲敲頭盔，朝她點點頭。她注意到，他的手指還扣在扳機上。這是個美麗的國度，是因為你還在這兒。因為你叫紅，你是我的母親，那年是一九六八年——猴年。
女人往前走，經過那名哨兵時，朝步槍望了最後一眼。她注意到，槍口並不比女兒的嘴黑。燈閃了一下，又繼續亮著。
我醒過來，聽到什么動物在哀嚎。屋裡特別黑，黑到我都分不清眼睛有沒有睜開。窗戶開著一條縫，八月的晚風吹進來，清新但微微混著一股草坪化學劑的味道——精心修剪過的城郊院落之氣——我這才意識到，我不在自己家。
我坐在床邊聽著，心想或許是貓跟浣熊打架受了傷吧。我在漆黑中找到平衡，朝走廊走去。一道紅光像刀一樣，從那頭虛掩的門後照出來。有動物進屋了。我手扶著牆走，但因為空氣溼度大，感覺像在摸潮溼的皮膚。我徑直朝門走去，在嗚咽聲的間隙，聽到了動物的呼吸聲——現在重了許多，某種肺活量很大的動物，要比貓大得多。我透過紅色的門縫看進去，看到了他：一個男人正弓背坐在閱讀椅上，他白色的皮膚，甚至還有白色的毛髮，都被一盞罩著猩紅色燈罩的檯燈染成了粉色。我終於想起來了，我現在是在弗吉尼亞過暑假。我現在九歲，那個男人叫保羅，是我外公——而且他在哭。一張變了形的拍立得在他指間顫抖著。
我推開門，紅色的刀變寬了。他抬頭看著我，一臉迷茫，這個白皮膚的男人眼淚汪汪。這裡除了我們，沒有別的動物。
一九六七年，隨美國海軍駐紮在金蘭灣時，保羅認識了蘭。他們在西貢的一家酒吧相識、約會、墜入愛河，一年後在市中央法院結婚。我小時候，他們的結婚照一直掛在客廳牆上。照片中的新郎是來自弗吉尼亞的農家男孩，尚不滿二十三歲，身形清瘦、稚氣未脫，棕色的眼睛天真無邪，正笑容滿面地站在大他五歲的新娘身旁；她也是農家女，來自鵝貢，經歷過一段包辦婚姻，帶著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名字叫梅。我玩洋娃娃、玩具兵的時候，那張照片就懸在我頭頂，彷彿是一個來自震中的標誌，最終會通往我的人生。看著新人臉上充滿希望的笑容，蘭的手撫在保羅的胸膛上，珍珠戒指光芒四射，你很難相信那張照片是在戰爭中最殘酷的年月拍攝的。你當時已經一歲，閃光燈亮起時，你就坐在攝影師身後幾英尺sup/sup遠的嬰兒車裡。
有一天我給蘭拔白頭髮時，蘭說，她從不幸的第一段婚姻中逃出來，到了西貢，剛開始找不到工作，只能向在那兒休假的美國大兵出賣肉體賺錢。她昂著頭，翹著下巴，對著屋子那頭某個看不見的人說：「我只是做了一件任何母親都會做的事：想辦法吃飯。誰有資格對我指手畫腳？嗯？誰有？」尖刻的語氣中帶著一絲驕傲，彷彿是在陪審團面前為自己辯護。接著聽下去，我才意識到，她的確是在對某人說話：她母親。「我也不想啊，媽，我想和你回家的——」她往前一撲，鑷子從我手中滑落，插在硬木地板上。「我也不想當妓女啊，」她帶著哭腔道，「離開丈夫的女人就是爛在地裡的莊稼。離開丈夫的女人……」她面朝天花板，閉著眼左右晃身子，重複母親對她講過的那句俗語，彷彿回到了十七歲。
起初我以為她又在講那些半真半假的故事，但隨著她結結巴巴的講述開始聚焦在一些古怪又獨特的瞬間時，細節也變得越發清晰。比如，士兵們身上混著焦油、煙霧、芝蘭口香糖的味道——戰鬥的氣味已經滲進他們的肉裡，洗多少澡都洗不掉。比如，她把梅交給還住在村裡的妹妹照顧，然後向一位漁夫租了間臨河的無窗房「接待」美國大兵。比如，那漁夫就住樓下，經常隔著牆縫偷窺。比如，士兵邊往床上爬，邊踢靴子，可他們的靴子很沉，掉下去時仿如有人重重倒地，每一聲都會讓她正被亂摸的身體哆嗦一下。
蘭越講越身體緊繃，口氣在進入腦海中的第二世界後也越顯焦慮。講完，她轉過身，手指擱在嘴唇上：「噓。別告訴你媽。」然後她勾了一下我的鼻子，兩眼放光地狂笑起來。
不過，生性靦腆、說話時愛把雙手放在雙膝上的保羅，並不是她的客人，所以他們才情投意合。聽蘭說，他們確實是在一間酒吧相識。當時已經很晚，快到午夜了，蘭剛剛結束當天的工作，準備在睡前小酌一杯，結果進去就看到——用她的話講——一個「迷茫的男孩」正孤零零坐在吧檯前。原來那晚附近的豪華酒店有個為士兵舉辦的聯誼會，但保羅一直沒等來他的約會物件。
兩個人邊喝邊聊，在鄉村童年的話題上找到了共同點。這兩個似是非是的鄉巴佬，都在各自國家的「窮鄉僻壤」長大，想必一定是找到了某種熟悉的「方言」，才消弭了語言上的隔閡。他們途雖殊，但終同歸，碰巧都來到了那座頹廢又迷茫的城市，那座被轟炸圍攻的城市，並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慰藉。
相識兩個月後的某天夜裡，北越對西貢發動進攻。蘭和保羅躲在他們的單間公寓裡，蘭像胎兒那樣蜷縮著在牆上靠了一整晚，身旁的保羅拿著標配的9毫米口徑手槍對準門口瞄了一整晚，警報聲和炮火聲則在城市上空響了一整晚。
儘管當時是凌晨三點，但那盞燈卻把房間照得彷彿是什么邪惡日落的最後時刻。在燈泡的電流中，我和保羅隔著門框看到了對方。他抬起一隻手擦擦眼，用另一隻手招呼我過去，然後把照片塞進胸口的兜裡，又戴上眼鏡，用力地眨了眨眼。我走到那把櫻桃木扶手椅前，在他身旁坐下。
「沒事吧，外公？」我問，依然睡眼惺忪。他微微一笑，看著有些勉強。我說我還是回去睡覺吧，畢竟時間還很早，但他搖搖頭。
「沒事，」他抽了下鼻子，從椅子上坐直，嚴肅地問我，「就是——那個，我就一直在想你先前唱的那首歌，那個……」他眯眼看向地板。
「歌籌，」我說，「民歌——外婆以前老唱。」
「就是這個，」他用力點點頭，「歌籌。我躺在黑暗裡，好像一直能聽見，真的。我都好久沒聽過那聲音了。」他試探地瞅了我一眼，又繼續盯著地，說道：「我肯定是瘋了。」
那晚早些時候，吃過飯，我給保羅唱了幾首民歌。他問我這學期都學了些什么，但我當時已經沉浸在暑假的氣氛裡，腦子一片空白，就提出給他唱幾首我從蘭那兒聽來的歌。我拿出最好的本事，給他唱了蘭愛唱的一首經典搖籃曲，原唱是著名歌手慶璃。歌曲描寫了一個女人在長滿樹木的山坡上邊唱歌，邊在坡上橫陳的屍體中尋找。歌者的目光在那些死人的臉上來回搜尋，副歌部分不斷地追問：「哪個是你？我的妹妹，哪個是你？」
媽，你還記得嗎？蘭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唱起這首歌。那次我朋友朱尼爾過生日，她就突然唱了起來，雖然只喝了一瓶喜力啤酒，但臉紅得和新絞的碎牛肉一樣。你晃晃她的肩膀，叫她停下，可她不但沒停，還閉上了眼，身子也開始左右晃。好在朱尼爾一家聽不懂越南語，以為只是我這瘋外婆又在自言自語。但你和我聽見了。最終，你放下了手裡的那塊菠蘿蛋糕，一口沒動。一具具屍體從蘭的嘴裡飄了出來，在叮叮噹噹的碰杯聲中，堆到了我們周圍。
我對著幾個還留有烤通心粉殘渣的空盤子，給保羅唱了這首歌。聽完後，他鼓鼓掌，和我一起洗了盤子。我竟然忘了保羅在戰爭期間學過越南語，能聽懂。
「對不起。」這會兒，我看著聚在他眼睛底下的紅光說，「那歌本來也挺傻。」
屋外，風呼嘯著穿過楓樹林，被雨洗刷過的樹葉拍打著護牆板。「我們去泡點兒咖啡啥的吧，外公。」
「好啊，」他若有所思地頓了頓，才站起身，「我先把拖鞋穿上。早上老覺得冷，我肯定是哪兒有毛病了。人歲數一大，這身體的熱量就往中間退，退到不知哪天，這腳就冷得跟冰一樣了。」他差點兒笑出聲，但忍了回去，只是摸摸下巴，又舉起胳膊，好像要拍打面前的什么東西——然後啪嗒一聲，檯燈滅了，整個屋子瞬間沉浸在一片紫色的靜謐中。陰影裡傳來他的聲音：「真高興有你在，小狗。」
「為什么說他是黑人？」幾周前在哈特福德，你指指電視上的老虎伍茲，眯眼看球座上的那個白球問，「他媽媽是泰國人吧。我見過她的長相，但這些人總說他是黑人，至少應該說是半個黃種人啊？」你摺好你那袋多力多滋的口兒，夾在胳膊下。「為什么啊？」你歪著頭，等我回答。
我說我不知道。你聳了聳眉毛。「什么意思啊？」你抓起遙控器，把聲音開大，「仔細聽聽，跟我們說說這個人為什么不是泰國人。」你用手捋著頭髮，眼睛跟著螢幕上的伍茲走來走去，看他不時彎下腰估算杆數。當時，解說員並沒有提到他的種族，所以你等的答案也沒有來。你把一綹頭髮揪到臉前，研究了一會兒，說：「我得再買些捲髮夾。」
蘭正坐在我們旁邊的地板上削蘋果，頭也沒抬便答：「我覺得他不像泰國人，倒像波多黎各的。」
你看看我，身子往後一靠，嘆了口氣。過了會兒，你說：「好東西總是在別的地方。」然後換了臺。
一九九〇年我們到美國時，膚色是我們最先知道但又完全不解的事之一。那年冬天，我們住進了富蘭克林大道上的一居室公寓，附近居民以拉丁裔為主，所以我們一踏入，膚色的規則，連帶著我們的臉，就都變了。蘭在越南時被認為皮膚黑，但現在成了淺色。而媽媽你，皮膚白皙到甚至會被認為是白人，比如那次我們去西爾斯百貨，一個金髮店員彎腰摸摸我的頭髮，問你我是你「親生的還是抱養的」。你結結巴巴地亂講了幾句英語後，低著頭不再說話，她才明白自己搞錯了。就算你看起來像白人，語言還是讓你露了餡兒。
看起來，不會說英語，沒有誰能在美國「矇混過關」。
「不是，阿姨，」我用自己在非母語英語課程裡學到的東西，對那女人說，「這是我媽。我從她屁股裡出來，我很愛她。我今年七歲，明年八歲。我很好，感覺不錯，你呢？聖誕快樂，新年快樂。」在我當時會的英語裡，這一大段話正好佔五分之四，嘰裡咕嚕說出來後，我高興得直打戰。
和很多越南母親一樣，你認為談論生殖器屬大忌，尤其在母子之間。所以談到我出生的事，你總會說我是從你屁股裡生出來的，還調皮地拍下我的頭說：「這個大腦袋差點兒撐破我的屁股。」
那店員嚇一跳，燙過的捲髮顫巍巍地抖起來，然後轉身踩著高跟鞋嗒嗒嗒地走開了。你低頭看我。「你到底說了些啥？」
一九六六年，在兩段越南服役期的間隙，美國陸軍中校厄爾·丹尼森·伍茲被派駐到泰國。他在那兒結識了庫提達·潘薩瓦德，一個在曼谷的美國陸軍辦事處當秘書的泰國人。交往一年後，厄爾和庫提達搬到紐約的布魯克林，並在一九六九年結了婚。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厄爾最後一次去越南服役。那之後，美國對越戰的直接參與開始減少。到西貢易手時，厄爾已正式退伍一段時間，開始了新的生活；到美軍最後一架直升機飛離美駐南越大使館半年多之後，他又有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項任務：撫養剛出生的兒子。
那孩子名叫艾德瑞克·同特·伍茲（eldrick tont woods），根據我老早前在espn（娛樂與體育節目電視網）上看過的介紹，他的名字很特別，eldrick的首尾字母分別對應父母名字的首字母。他父母是跨種族婚姻，因而在布魯克林的家時常會遭到恣意破壞，於是兩個人決定站在兒子名字的兩端，做兩根立柱。艾德瑞克的中間名是他母親起的，一個傳統的泰國名字。不過，他出生後不久還得到了一個小名，就是那個很快將會傳遍全世界的暱稱。
所以和你一樣，老虎伍茲——世界上最偉大的高爾夫球手之一——也是戰爭的直接產物。
保羅答應教我做松子青醬，我們就去他的菜園子裡摘新鮮的羅勒葉。但我們都刻意沒有聊過去，畢竟凌晨那會兒已經聊過一次，而是聊起了散養雞蛋。他摘了會兒，停下來把帽子拉到眉毛那兒，開始嚴肅地講抗生素會如何在養雞場導致傳染病，講蜜蜂正在死亡，沒了它們，不到三個月，美國的糧食供應就會崩潰，講加熱橄欖油時要用小火，否則會釋放出自由基，那可是致癌的東西。
我們側著走，為的是繼續向前。
隔壁院子裡，鄰居發動了吹葉機。葉子飛顫，伴隨一連串細微的咔嚓聲落到了街上。保羅彎腰去拔一束豚草時，有張照片從衣兜裡掉出來，面朝上落在草裡。那是一張黑白拍立得，比火柴盒大一點兒，上面的人笑靨如花。保羅的手很快——照片一落下去，他就撿起來，又塞回兜裡——可我還是分辨出那兩張我再熟悉不過的面孔：保羅和蘭擁抱著對方，眼神中洋溢的熱情是那樣少見，以至於看起來有些假。
回到廚房，保羅用水給我泡了碗葡萄乾小麥片——我喜歡的吃法——然後坐在桌旁，摘下帽子，從瓷杯裡像長條糖包一般擺著的菸捲中抽出一根。三年前，保羅被查出癌症。他認為，得病原因是他在服役期間接觸過含劇毒的橙劑。腫瘤位於脖頸處，就在脊髓正上方。好在醫生髮現及時，癌細胞尚未侵入大腦。做了一年化療，但效果不好，最終決定開刀。從診斷到緩解期，整個過程花了近兩年時間。
現在，保羅躺在椅子上，用手掌護住一朵小火苗，把它吸進了菸捲裡。我在旁看著，他吸一口，菸頭熱烈燃燒起來。他抽菸時，像極了有些人參加完葬禮後抽菸的樣子。他背後的廚房牆上貼著幾張彩鉛畫的美國內戰將軍像。那是我的繪畫作業，幾個月前，你把它們寄給了保羅。煙霧飛過「石牆」將軍傑克遜的三原色畫像後漸漸散去。
送我到保羅這兒之前，在哈特福德的家中，你叫我坐在你床上，長吸了一口煙，然後直接說了出來。/書分享公眾號晚霞書房
「聽見沒？看著我，我是在認真跟你講。」你把雙手搭在我的肩上，煙霧在我們周圍越聚越濃，「他不是你外公，懂？」
你的話彷彿通過血管進入了我。
「也就是說，他也不是我父親。明白了嗎？看著我。」九歲的人很清楚什么時候該閉嘴，所以我沒吭聲，以為你只是心情不好，以為所有做女兒的，總會在人生中某個時刻這么說她們的父親。但你還在說，聲音平靜又冷漠，彷彿是在往一堵長長的牆上一塊一塊砌石頭。你說蘭那天晚上在西貢的酒吧遇到保羅時，已經有了四個月身孕。你父親，親生的那個，不過是又一個美國嫖客——一張沒有名字的模糊面孔，什么都沒留下。除了你。他留下了你，還有我。「你外公誰都不是。」你坐回去，煙也回到嘴上。
那之前，我一直以為即使沒別的，我至少也還和這個國家有一縷關係，就是我外公，一個有頭臉、有身份，能讀書寫字、會打電話祝我生日快樂的人。我是他的血脈，他的美國名字在我的血液中流淌。現在這個紐帶被剪斷了。你蓬頭垢面地起身，走到水槽前彈菸灰。「好東西總是在別的地方，寶貝。媽媽告訴你，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現在，保羅趴在桌上，照片穩穩塞在襯衫兜裡，開始跟我講那些我已經知道的事。「喀，我不是我，我是說……」他把菸捲在面前的半杯水裡輕輕一蘸，菸頭噝噝幾下便滅了。我的葡萄乾小麥片還一口沒吃，在紅陶碗裡噼噼啪啪地響著。「我不是你媽媽說的那樣。」他講的時候目光低垂，總在奇奇怪怪的地方停頓，有時聲音小到幾近耳語，彷彿一個人在天亮時邊清理步槍邊自言自語。我讓他把心裡話都吐了出來，掏空了自己。而我沒有打斷，是因為一個人在九歲的時候，無法阻止任何事。
最後一次在越南服役時的某個晚上，厄爾·伍茲發現自己被對方炮火所困。他所在的美軍炮兵基地即將被一支北越人民軍組成的分遣隊攻下。大部分美軍士兵已經撤離。不過，伍茲不是孤軍奮戰——他躲在一輛吉普車裡，陸軍中校王登峰躲在旁邊另一輛吉普車裡。據伍茲描述，峰是位驍勇的飛行員和指揮官，有一雙火眼金睛，同時是他的摯友。眼見對方軍隊即將把廢棄的基地包圍，峰轉頭看著伍茲，示意他放心，他們一定能活著出去。
接下來的四個小時裡，這兩個朋友坐在各自的吉普車裡，橄欖綠的軍裝被汗水浸成了暗綠色，伍茲握著m-79榴彈發射器，峰則抓著吉普上的機槍塔。就這樣，他們挺過了那一晚。回到營地後，二人在峰的宿舍裡舉杯共飲、談笑風生，聊棒球，聊爵士樂，聊哲學。
在越南的日子裡，峰是伍茲的知己。或許對於兩個過命之交，如此牢固的關係不可避免。也或許是同樣的「他者」之感，拉近了他們的距離——伍茲半是黑人，半是北美土著，在種族隔離的美國南方長大；峰則是一半同胞的死敵，而且所在部隊本質上全是美國人掛帥。無論原因為何，反正在伍茲離開越南前兩人曾發誓，等直升機、轟炸機飛走，凝固汽油燒光之後，他們一定會重逢。殊不知，那就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西貢失守三十九天後，身為高階軍官的峰被北越當局抓獲。
一年後，峰死去，時年四十七歲。
但對厄爾·伍茲而言，他這個朋友就是「老虎峰」，或者更簡單點兒——「老虎」，這是伍茲給他的綽號，因為他在戰場上勇猛如虎。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也就是老虎峰死的前一年，在同他的牢房隔著一個世界的加利福尼亞賽普里斯，厄爾輕輕抱起了他剛出生的兒子。這個男嬰已經有了艾德瑞克這個名字，但看著孩子的雙眼，厄爾覺得，還得用好兄弟老虎的名字再給他起個名。「將來，我的老朋友會在電視上看到他……說‘那肯定是伍茲的兒子’，然後我們就能重逢了。」厄爾後來在一次採訪中如此說道。
老虎峰的死因是心力衰竭，誘因則很可能是營養不良、過度勞累。不過在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六年中間的八個月裡，厄爾·伍茲人生中最重要的兩隻老虎，曾短暫地同時活在這世間，一個經歷過殘酷的歷史，正走向脆弱的終點；一個剛剛來到世界，正開啟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老虎」這個名字，連同厄爾自己，變成了一座橋。
到厄爾最終得知老虎峰的死訊時，老虎伍茲已經贏得了人生第一個大師錦標賽冠軍。「哎呀，太痛心了，」厄爾說，「以前那種感覺，上戰場的感覺，又開始在肚子裡翻動了。」
我還清楚記得你第一次去教堂做禮拜那天。朱尼爾他爸是淺膚色的多明尼加人，他媽是黑皮膚的古巴人，他們做禮拜的地方是前途大道上的浸禮會教堂，那裡沒人會問他們為何發r音時舌頭會顫抖，或者他們實際上從哪兒來。我跟拉米雷茲一家去過那兒幾次，週六睡在他們家，第二天早上醒來，借朱尼爾的盛裝去參加禮拜。那天在迪昂的邀請下，你決定去一次，是出於禮貌，但也是因為教會會分發本地超市捐獻的各種快過期食品和雜貨。
教堂裡的黃皮膚面孔只有你和我。但迪昂和米蓋爾向朋友介紹我們時，迎接我們的都是一張張溫暖的笑臉，以及一句句「歡迎來到我父的家」。我還記得自己當時特別好奇這么多人竟然都是親戚，都有同一個父親。
我喜歡上了牧師抑揚頓挫的語調，喜歡上了他講諾亞方舟的啟示時會遲疑，丟擲設問後會沉默良久，以便引人思考，加強故事效果。我喜歡上他雙手比畫或者說流動的樣子，彷彿他的佈道詞得從身上甩下來，才能夠到我們。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具體象徵，堪比魔法——那之前，我只在蘭自己的故事中瞥見過一點點。
但那天，是聖歌給我提供了一個看世界的新角度，或者說看你的新角度。隨著鋼琴和管風琴轟鳴著奏出《他看顧麻雀》第一段厚重的和絃，所有禮拜的會眾都站起身，曳著步子，高舉雙臂，有些還轉起圈子來。上百雙靴子、高跟鞋反覆捶擊著木地板。在這飛速旋轉的模糊身影、舞動的大衣和圍巾中間，我突然感到手腕被掐了一下。你的指甲戳在我的皮膚裡，泛著白。你面朝天花板，雙眼緊閉，好像在對頭頂那些壁畫裡的天使說些什么。
起初我根本聽不清，因為大家鼓掌和叫喊的聲音太大了。管風琴和小號的厚重音符從管樂隊那裡轟響著穿過一排排靠背長椅，整座教堂成了一個色彩和律動的萬花筒。我從你手中掙脫胳膊，湊過身去，才在轟鳴的樂曲聲中聽清你說什么——你在跟你父親說話。你的生身父親。你淚流滿面，幾乎是在大聲喊。「爸，你在哪兒？」你用越南語問，雙腳挪來動去。「你到底在哪兒？快來找我！帶我離開這兒！快回來，帶我走。」這可能是那座教堂裡第一次有人說越南語。但沒人用狐疑的眼光怒視你，沒人對一個白中帶黃的女人說母語感到難以置信。一排排長椅之間，其他人也在或激動、或快樂、或氣憤、或惱怒地喊叫著。來到這座教堂裡，在歌曲當中，你終於獲得了釋放自己而不算犯錯的許可。
我盯著佈道壇一側懸掛的那座幼童大小的耶穌石膏像看了很久。他的皮膚似乎在跟著腳步聲顫動，他的雙眼正凝視著硬邦邦的腳趾，表情看起來既疲憊又困惑，彷彿是剛從沉睡中醒來，結果發現自己被永遠地釘在這個世界裡，鮮血直流。我盯著他研究了老半天，以至於低頭看你的白鞋時，差點兒以為會看到你腳下有一攤血。
幾天後，我聽到廚房裡傳來了《他看顧麻雀》的聲音。你正坐在桌旁，對著一堆橡膠手模型練習你的美甲技術。迪昂送了你一盤福音音樂磁帶，你正一邊跟著哼，一邊工作。那些沒有連著身體的手在廚房臺子上一溜兒排開，指甲上塗著如糖果一樣繽紛的色彩，而且五指大張，像極了教堂裡那些高高舉起的手。但和拉米雷茲家的教會會眾不同的是，他們的手比較黑，而你廚房裡的這些手全是粉色和米色的——手模型的顏色只有這兩種。
一九六四年：時任美國空軍總參謀長柯蒂斯·李梅將軍在宣佈對北越進行大規模轟炸前，曾說他計劃把越南「炸回石器時代」。由此而言，摧毀一個民族就是讓他們退回到過去。美軍最終在一個面積不比加利福尼亞大的國家投下了一萬多噸炸藥——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下的全部炸藥加起來還多。
一九九七年：老虎伍茲獲得大師錦標賽的冠軍，這是他首次在職業高爾夫主要賽事中勝出。
一九九八年：越南第一家職業高爾夫球場宣佈啟用，場地設在一片曾被美國空軍轟炸過的稻田上，而其中一個球洞就位於填平的彈坑裡。
保羅講完了他自己那部分故事。我想告訴他。我想說，那個不是他親女兒的女兒在鵝貢人看來是半個白人，所以小孩子都叫她「鬼妞兒」，罵蘭是叛徒，是妓女，和敵人上床。我想說，她挎著裝滿香蕉和西葫蘆的籃子從集市往家走時，他們會追著剪她的紅棕色頭髮，等她到家時，額頭上已經沒剩幾綹。我想說，沒頭髮可剪以後，他們就往她臉上、肩上抹水牛糞，要讓她的皮膚重新變成棕色，彷彿天生的淺膚色是一個可以被修正的錯誤。或許這就是為什么——我現在意識到——你會那么在意電視裡的人怎么稱呼老虎伍茲，因為對你而言，膚色必須是一個不容更改、不可侵犯的事實。
「或許你不應該再叫我外公了。」保羅的腮幫子凹回去。他看起來就像條魚。「這個稱呼現在叫起來是不是有些尷尬？」
我想了想。窗外天色漸暗，一陣微風吹進來，尤里西斯·格蘭特的彩鉛畫像顫動著。
「不要。」過了一會兒我說，「我又沒有別的外公。所以還是繼續叫你吧。」
他無奈地點點頭，蒼白的額頭和花白的頭髮染上了晚霞的顏色。「當然，當然。」他說著把菸蒂丟進了杯子裡。一縷青煙在菸蒂刺啦一聲滅掉的同時，如一條鬼影般的血管，纏住他的胳膊盤旋而上。我盯著面前的碗，裡面棕色的小麥片已經變成溼乎乎的一坨。
我有好多事想對你講，媽。我曾經愚蠢地以為知道了才能澄清，但有些事被一層又一層的句法和語義、日期和時間包得嚴嚴實實，名字被遺忘、被記起、被丟掉，僅僅知道傷口存在，並不能讓它顯露出來。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我想我大概是在說，我不知道我們是什么或者是誰。有些日子，我覺得自己是人，可有些日子，我覺得自己更像是聲音。我觸控這個世界時並不是我自己，而是過去那個我的迴響。你能聽到我嗎？你能讀懂我嗎？
我剛開始寫作時，特別討厭自己在意象、從句、思想，甚至是使用的筆或本上那樣猶疑不定。我寫的所有東西都是以或許和也許開頭，以我覺得或我認為結尾。但我的疑慮無處不在，媽。就算我知道某件事真實到跟骨頭一樣，我也害怕這種知道會消失，即便被我寫下來，也無法一直保持真實。我要把我們打散，好帶往別處——具體是哪兒，我不太確定。就像我不確定該怎么描述你——白人，亞洲人，孤兒，美國人，母親？
有時候，我們只被給予兩個選擇。做前期研究時，我讀到一八八四年厄爾巴索《每日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說一個白人鐵路工人被控殺死一個姓名不詳的中國人，但案子最後被駁回了。法官羅伊·比恩援引得克薩斯州的法律，認為法律雖然禁止殺人，但在界定人的概念時，只描述了白人、非洲裔和墨西哥裔人。那個姓名不詳的黃皮膚屍體沒有被當成人，因為它對不上某張紙上的某句法條。有時候，你連說出自己是誰的選擇都沒有，就已經被抹去了。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
小時候在越南，你會被鄰家孩子用勺子刮胳膊。「把她身上的白刮下來，把她身上的白刮下來！」所以後來你學會了游泳，游到渾濁的河中央，讓誰都碰不到你，刮不到你。你把自己變成小島，經常一變就是幾個小時，回到家時凍得上下牙打架，胳膊也被颳得起了水皰，但依然是白白的。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根時，老虎伍茲曾說他是「白黑印亞人sup/sup」。這是他自創的一個合併詞，為的是把他的非裔、亞裔、荷蘭裔、印第安裔等身份都容納進來。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是問題，但不是選擇。
「我記得有一次去哈特福德看你們——應該是你們從越南到這兒一兩年以後……」保羅託著下巴，盯著窗外，一隻蜂鳥正圍著塑膠餵食器盤旋，「我一進公寓，就看到你在桌底下哭。其他人都不在家，或許你媽在，但應該是在洗澡還是在幹什么。」他頓了頓，讓記憶湧上來。「我彎下腰，問你怎么了，你知道你說了啥？」他笑了笑，「你說別的孩子活得比你多。太好玩兒了。」他搖搖頭。「怎么會說出這種話啊！我這輩子都忘不了。」陽光照到了他那顆鑲金冠的磨牙上。「你大叫著：‘他們活得多，他們活得多！’這到底都是誰教你的？你那會兒才五歲呀，我的天。」
窗外，蜂鳥的翅膀呼呼作響，彷彿人的呼吸聲。看著它把尖嘴插進餵食器底部的那一圈糖水裡，我心想，這生活真慘，動得那么快，卻是為了停在原處。
過了會兒，我們出去散步。保羅那隻滿身棕色斑點的小獵犬在我倆中間碰來撞去。太陽剛落山，空氣中瀰漫著香草的味道，白色和紫紅色的丁香在沿路那些精心修剪過的草坪上爭奇鬥豔。我們往最後一個彎道拐的時候，碰上一個扎著金色馬尾辮、長相普通的中年女人。她只看著保羅，說：「你終於僱人給你遛狗了。多好啊，保羅！」
保羅停下腳步，往上推了推眼鏡，但鼻託又滑了回去。她轉身看向我，一字一頓地說：「歡，迎，你，搬，到，這兒。」說每個字的時候頭都點一下。
我拽著狗鏈，往後退了一步，衝她微微一笑。
「不是，」保羅尷尬地舉起手，彷彿在扒拉蜘蛛網，「這是我外孫。」說完，他讓這句話在我們中間懸停了一會兒，感覺它差不多凝固下來，成了正式的說法，才點著頭又重複了一遍：「是我外孫。」但我不知道他是在對自己說，還是在對那個女人說。
那女人立馬滿臉堆笑。笑得有點兒太過燦爛。
「請記住。」
她笑著擺擺手，意思是別逗了，然後把手伸向我——現在能看見我了。
我讓她握了握我的手。
「嗨，我叫卡羅爾，歡迎你搬到這兒。真心的。」說完，她繼續往前走。
我們往家走，一路無話。在那排白房子後面，一列雲杉靜靜地站在泛紅的天空下。小獵犬的爪子颳著水泥地，狗鏈叮噹作響，一路把我們拽回了家。但我的腦子裡只能聽到保羅的聲音。我外孫。這是我外孫。
我被兩個女人拖進了一個洞，一個比周圍的黑夜還黑的洞。直到兩人中有一個開始大喊大叫，我才想起來我是誰。我看到了她們的腦袋，看到了因為在地板上睡覺而蓬亂纏結的黑髮。車內一片模糊，兩人在推來擠去，空氣中充滿了某種化學物質引起的興奮。我依然睡眼惺忪，只能分辨出一些形狀：一個頭枕，後視鏡上吊著一隻拇指大小的毛氈猴，一塊金屬閃著光，然後消失不見。汽車從車道上疾馳而去，我通過丙酮和指甲油的味道判斷出，這是你那輛鏽跡斑斑的棕黃色豐田。你和蘭坐在前面，爭搶著什么看不清的東西。路燈飛閃而過，彷彿在抽打著你們的臉。
「他會把她殺了的，媽。他這次一定會。」你氣喘吁吁地說。
「我們飛了。我們坐直升機很快。」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通紅的臉上寫滿了執念。「我們飛哪兒去？」她雙手緊緊抓著遮陽板上面的鏡子。聽聲音，我能分辨出她在笑，或者至少是在咬著牙說話。
「他會殺了我姐姐的，媽媽。」你聽起來好像落水之人在撲騰，「我瞭解卡爾。這次他真的會。你聽見沒？媽！」
蘭抓著鏡子左搖右晃，嘴裡還發出嗖嗖的聲音。「我們要離開這兒了，是吧？我們要跑遠點兒，小狗！」車窗外的夜空如橫過來的重力一樣呼嘯而過。儀表盤上的綠色數字顯示時間是3:04。誰把我的手放在了我的臉上？每次拐彎時，輪胎都在尖叫。大街上空空蕩蕩，彷彿自成一個宇宙，其中的一切都在漆黑的太空中飛馳，而前面座位上那兩個撫養我長大的女人徹底瘋了。透過指縫，我看到黑夜就是黑色的美術紙，只有我眼前這兩個疲累的腦袋清清楚楚、晃來晃去。
「別擔心，梅。」你正在自言自語，臉幾乎貼在風擋玻璃上，哈出來的白圈像說出的話一樣很快散開，「我來了。我們來了。」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轉到一條兩旁停滿了林肯大陸汽車的街上。車慢下來，最終停在一幢有著灰色護牆板的聯排別墅前。「梅，」你來了個急剎車，「他要殺了梅。」
這會兒，一路上都在搖頭晃腦的蘭停了下來，彷彿你的話終於觸動了她體內的什么小開關。「啥？誰要殺誰？這回誰要死？」
「你們倆待在車上！」你解開安全帶，跳下車，小碎步跑向那幢房子。身後的車門大敞著。
蘭講過一個有關趙嫗的故事。看著你，我想起了她。傳說她乳長三尺，施於背後，手握雙劍，斬敵無數。
「這回誰要死？」蘭轉頭看我，聽到這個新情況後，在頂燈下看著毫無生氣的臉皺起了漣漪。「誰要死，小狗？」她像開啟一扇鎖著的門那樣，來回翻動手，以示空無一物，「有人要殺你？為啥？」
但我沒在聽——我在往下搖窗戶，每搖一下手柄，胳膊疼得都像著火一樣。十一月的涼風溜了進來。我看見你大步爬上門前的臺階，手中握著的二十多釐米長的大刀寒光閃閃，心裡不由得一緊。你拍著門，用越南語大喊：「出來，卡爾。出來，你個王八蛋！我要帶她回家。車可以給你，把我姐姐交出來。」說出「姐姐」二字時，你有些哽咽，但很快就恢復了正常。你用大刀的木柄使勁砸門。
門廊的燈亮了，你粉色的睡衣瞬間被熒光照成綠色。門開了。
你退後一步。
一個男人出現了。你往後退，他從門廊往外衝。那把刀別在你身側，彷彿固定在那兒。
「他有槍。」蘭現在清醒了，小聲喊道，「紅！是獵槍。一槍能射穿兩個蘋果，可以把你的肺打出來。小狗，快告訴她。」
你雙手舉在頭頂，私家車道上傳來金屬碰撞的聲音。那個男人身材高大，穿一件灰色的洋基隊運動衫，塌著肩膀。他朝你走去，咬牙切齒跟你說了幾句話，然後把大刀踢到一旁。那刀閃了一下，便消失在草叢裡。你佝僂著身體，似乎在嘟囔什么，雙手捧到了下巴那兒——這是你在美甲店收到小費時的姿勢。你繼續往車的方向退，渾身顫抖。那個男人慢慢放下了槍。
「不值當，紅，」蘭雙手捂著嘴說，「你打不過槍啊。打不過。快回來，回直升機裡來。」
「媽，」我聽到自己說，聲音有些顫抖，「媽，來吧。」
你慢慢挪進駕駛座，轉身看我，目光中充滿厭惡。你沉默了很久。我以為你要笑出來，但你的眼中開始湧上淚水。我轉頭看那個人。他還在警惕地盯著我們，一隻手架在屁股上，獵槍夾在胳肢窩下，槍口衝地。他要保護他的家人。
你開始說話，但聲音沙啞，我只聽清一點點。那不是梅的家，你慌里慌張地邊翻鑰匙邊解釋，或者說，梅已經不住這兒了。她男朋友，就是那個曾經抓著她的頭撞牆的卡爾，也不在這兒了。這是別人家，那個舉著獵槍的禿頭白人。弄錯了，你對蘭說。一個意外。
「可是梅已經五年沒住這兒了，」蘭突然溫柔地說，「紅啊……」雖然我看不見，但知道她正在把你的頭髮拂到耳後。「梅搬去佛羅里達了，想起來沒？去開自己的美甲店。」蘭現在姿態鎮定，雙肩放鬆，彷彿有人鑽到她身體裡，開始操縱她的四肢和嘴唇，「我們回家。你需要休息，紅。」
引擎發動，車猛地掉頭。我們駛離那家時，門廊上出現了一個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他用一把玩具槍指著我們，做出開槍的動作，嘴裡還發出嘟嘟嘟的聲音。他父親轉身吼他。他開了一次，然後又開了兩次。我從直升機的視窗看著他，死死盯著他的雙眼，做了我該做的事：我拒絕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