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來一遍吧。
親愛的媽。
我書寫是想抵達你——雖然我每寫下一個字，離你就又遠一個字。我書寫是想回到那一次，在弗吉尼亞的某公路休息站，你盯著衛生間旁邊自動售貨機上方懸掛的鹿頭標本，滿臉驚恐，鹿角的影子打在你的臉上。上車後，你不住地搖頭。「搞不懂他們弄那個幹啥。難道他們看不見那是具死屍嗎？死屍就應該消失，不該被永遠釘在那裡。」
我現在想到了那頭公鹿，想到你盯著它黑色的玻璃眼，在那毫無生氣的鏡面中看到你的影子，你被扭曲的身體。可震動你的並不是動物的頭被砍下後掛起來的醜相，而是標本本身象徵著一場永無結束的死亡，一場當我們經過它去上廁所時都會不斷死去的死亡。
我書寫，是因為他們告訴我一句話永遠不要以「因為」開頭。但我並不是要造句——我是想掙脫。因為我聽人說，自由不過是獵人與獵物之間的距離。
秋。密歇根某地，一大群君主斑蝶，一萬五千多隻，正準備一年一度的南遷。兩個月的時間，從九月到十一月，它們飛一次扇一下翅膀，從加拿大南部和美國飛往墨西哥中部地區過冬。
它們落在我們中間，落在數不清的窗沿、鐵絲網籬笆上，落在一條條被剛剛晾在上面的衣服抖得模糊不清的晾衣繩上，落在褪了色的藍色雪佛蘭上，它們的翅膀慢慢摺疊，彷彿是要收起來，直至再一次拍打，飛翔。
只要一晚下的霜，就能凍死一整代。如此，活著就是一個時間或者時機的問題。
那一次，我五六歲的時候，搞惡作劇，從走廊的門後跳出來，衝你喊：「轟！」你厲聲尖叫，面容扭曲，接著嗚嗚咽咽地哭起來，背靠在門上，手抓著胸口，大口喘氣。我愣在那兒，不知所措，腦袋上戴的玩具軍用頭盔斜到了一邊。我還只是個學舌的美國少年，模仿我在電視上看到的東西。我不知道那場戰爭依然在你心裡，不知道還有過那么一場戰爭，不知道戰爭一旦進入你身體，就再也不會離開——只是迴響，響聲幻化成了你兒子的臉。轟。
那一次，我三年級的時候，在英文老師卡拉翰夫人的幫助下，我讀到了第一本讓我愛不釋手的書，一本童書，派翠西亞·波拉蔻的《雷公糕》。故事裡的小女孩和奶奶，看到暴風雨在綠色的地平線上醞釀，她們沒有關窗或者往門上釘護板，而是一起烘了個雷公糕。這樣的行為，這種對常識危險又大膽的拒絕，讓我感到不安。但當卡拉翰夫人站在我身後，嘴靠在我耳邊時，我被拖往了語言之流的更深處。故事徐徐展開，暴風雨隨著她的唸誦翻滾而來，又隨著我的複述再次翻滾而來。在暴風眼中烘蛋糕，在危險邊上吃甜點。
你第一次打我的時候，我應該是四歲。一隻手，一道光，一種懲罰。我的嘴火辣辣地疼。
那一次，我試著像卡拉翰夫人教我的那樣教你念書，我的嘴唇靠在你耳邊，我的手放在你手上，文字在我們投下的影子裡流淌。但那種行為（兒子教母親）顛倒了我們的等級，以及隨之而來的身份，而這些在這個國家，本就已經被抻到了極限。結結巴巴之後，失敗的開始之後，句子扭在或卡在你的喉嚨裡之後，你猛地合上書。「我不需要念書。」你這么說道，然後面容扭曲地推開桌子，「我能看——就這樣，我不也活到了現在嗎？」
還有那次，遙控器的事。對於胳膊上的那塊瘀青，我後來跟老師扯謊。「玩捉人遊戲的時候，摔了一跤。」
那一次，你四十六歲的時候，突然對塗色產生了興趣。「我們去沃爾瑪吧，」一天早上，你說，「我想買點兒塗色書。」好幾個月，你用各種你叫不出名字的色彩，填充你雙臂之間的那塊地方。magenta（洋紅色）、vermilion（硃紅色）、marigold（萬壽菊色）、pewter（錫鑞色）、juniper（杜松色）、cinnamon（肉桂色）。每一天，你都會花好幾個小時，沉浸在各種畫面中：農場、牧場、巴黎、兩匹馬在大風吹過的平原上、一個皮膚你沒塗色所以還是白色的黑髮女孩。家裡到處都掛滿了你的畫，看起來活像間小學教室。我問你：「為什么要塗色，為什么現在塗？」你放下手裡的藍寶石色鉛筆，盯著塗了一半的花園，彷彿在做夢。「就是進裡面放空一會兒，」你說，「但我什么都能感覺到。彷彿我還在這兒，在這間屋裡。」
那一次，你拿起樂高玩具的盒子衝我的腦袋扔來。硬木地板上滴滴鮮血。
「你有沒有創造過某種場景，」你邊給一幢托馬斯·金凱德的房子塗色，邊說，「然後把你放到裡面？你有沒有站在後面觀察自己，看著你的背影越來越遠，越來越深入那個場景？」
我該怎么告訴你，其實你描述的就是寫作？我該怎么說，其實歸根結底，我們是那么相近，我們的手在各自的紙頁上投下的影子，正融在一起？
「對不起，」你邊給我包紮額頭上的傷口，邊說，「穿衣服，我帶你去吃麥當勞。」腦袋仍在隱隱作痛的我用雞塊蘸著番茄醬，你在一旁看。「你要長高一些、長壯一些，好嗎？」
昨天，我重讀了羅蘭·巴特的《哀痛日記》。他在母親去世後每天寫一篇，寫了一年。他寫道：我瞭解患病之中、彌留之際的母親的身體。讀到這兒，我停了下來，然後決定寫東西給你。尚在人世的你。
每個月末的那些星期六，你付完賬單後還有餘錢的話，我們會去逛商場。別人盛裝打扮，是去做禮拜或者吃晚宴；我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是去91號州際公路旁的商場閒逛。你會一大早就起床，花上一個小時來化妝，再穿上你最好看的那件綴著亮片的黑色禮服，戴上一對金耳環，穿上飾有金銀錦緞面的黑鞋子。然後，你跪在地上，往手心裡倒點兒潤髮油，抹在我的頭髮上，再用梳子梳好。
陌生人在那兒看見我們，絕對想不到我們平時買東西的地方，是富蘭克林大道街角的那家小商店：店門口散落著用過的食物券收據，牛奶、雞蛋這類日常必需品的價格要比郊區貴三倍，皺皺巴巴、傷痕累累的蘋果躺在硬紙箱裡，箱底已被豬血浸溼，那是從盛放散裝帶骨豬排的板條箱裡流出來的，裡面的冰早化了。
你會指指歌帝梵巧克力店，說：「咱去買點兒這高階巧克力。」我們會拿個小紙袋，往裡面隨便裝五六塊巧克力。我們在商場往往只買這個，然後邊走邊互相遞著吃，直到手指頭變得黑乎乎又甜滋滋。「這才叫享受人生啊。」你會一邊這么說，一邊舔手指，粉色的指甲油在你給人修一個星期的腳之後早已剝落。
那一次，你揮舞著拳頭，在停車場裡大喊大叫，夕陽把你的頭髮蝕刻成紅色。我用胳膊護住頭，你的指節在我周圍砰砰作響。
那些星期六，我們會沿著走廊一直逛，逛到商店一家家關上它們的鋼鐵門。然後，我們才往街邊的公交站走，撥出的熱氣在我們上方飄著，你臉上的化妝品已經幹掉。我們兩手空空，除了我們的手。
今早天還沒亮的時候，在我的窗外，一頭鹿站在霧裡。那霧氣又濃又亮，以至於不遠處的第二頭鹿，看起來就像是第一頭未完成的影子。
你可以給那個影子塗色，可以稱之為「回憶的歷史」。
遷徙的觸發因素可以是陽光角度的變化，預示著季節的更替，也可以是溫度、植物、食物源。雌性君主斑蝶沿線產卵。每段歷史都有不止一條主線，每條主線都是一段有關分裂的故事。整個遷徙旅程長達四千八百三十英里sup/sup，比這個國家的長度還要長。南飛的君主斑蝶不會再回到北邊。如此說來，每一次出發都是最後一次。只有它們的孩子回來，唯有未來回訪過去。
一個國家不就是一次無邊的徒刑，終生？
那次在華人肉店老闆那兒，你指著鐵鉤上掛著的烤豬說：「豬肋骨看著好像烤煳以後的人肋骨。」你發出一聲短促的笑，頓了頓，然後掏出錢包，面容乾瘦地重新數了一遍我們的錢。
一個國家不就是一次無期徒刑？
那一次，一加侖牛奶。奶桶砸在我的肩胛骨上，爆裂開來，然後便是一陣白色雨落在廚房的地磚上。
那一次，在六旗遊樂園，你跟我一起坐超人過山車，因為我一個人不敢坐。下來後你吐了，整個頭伸進了垃圾桶。而我在興高采烈之餘，竟忘了說謝謝你。
那一次，我們去慈善二手店，購物車裡堆滿了帶黃籤的東西，因為那天所有帶黃籤的都可以再打五折。我推著購物車，跳到後梁上往前滑，看著我們收穫的那堆被拋棄的寶貝，感到無比富有。那天是你的生日。咱要揮霍一把。「我像不像真正的美國人？」你把一件白色的連衣裙貼在身上問。那衣服稍微有些正式，你基本上沒什么場合穿，但也沒有正式到完全沒機會穿。一個機會。我點點頭，咧著嘴笑。到這會兒，購物車已經滿到我都看不見前面有什么了。
那一次，菜刀——你拿起來，又放下，氣得發抖，壓著聲音說：「出去。出去。」我跑出家門，跑到了夏日烏黑的大街上。我一直跑，跑到我忘了自己是十歲，跑到我只能聽見自己的心跳。
那一次，在紐約市，方表哥車禍死亡一個星期後，我走進了開往上城的地鐵2號線，然後看到了他的臉。車門開啟時，那張清楚、圓潤的臉正在看我，他還活著。我倒吸了一口氣，但也很清楚，那只是一個跟他長得很像的人而已。可見到那張我以為再也不可能見到的臉，還是讓我頓覺顛倒——五官一模一樣，粗獷的下巴、開闊的額頭。他的名字衝到我的嘴邊，又被我嚥了回去。上到地面後，我坐在消防栓上，給你打了電話。「媽，我看見他了。」我喘著粗氣說，「媽，我發誓，真的看見他了。我知道這聽起來有些傻，但我在地鐵上看到方了。」我當時正恐慌發作。你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有一會兒，你沒說話，然後開始哼唱起《生日快樂》的旋律。那天不是我的生日，但你會唱的英文歌只有這一首。你在那邊一直哼。我在這邊聽，把手機緊緊地貼在耳朵上，以至幾個小時後，我的臉上還能看到一個四四方方的紅印子。
我今年二十八歲，身高約一米六二，體重五十點八千克。我看起來帥的角度只有三個，剩下的全是死角。我正從曾經屬於你的身體裡給你寫信，換言之，我正在以人子的身份寫信。
如果走運的話，句子的結尾就有可能是我們開始的地方。如果走運的話，有些東西會傳遞過去，另一套用鮮血、肌腱、神經元寫就的字母表；祖先給親族裝滿了沉默的推進力，讓它們往南飛，飛向故事中那個沒有誰註定會活更久的地方。
那一次，在美甲店，我聽見你安慰一個最近喪親的客人。你給她美甲，她淚眼矇矓地說：「我的寶貝沒了，我的小姑娘，朱莉。我實在無法接受，她可是我最強的孩子，我的老大。」
你點點頭，口罩後面是樸素的眼神。「沒事的，沒事的。」你用英語說。「別哭了。你的朱莉，」你繼續道，「她怎么死的？」
「癌症。」那女士說，「還是在後院兒裡！她直接死在了後院兒，蒼天啊。」
你放下她的手，摘下你的口罩。癌症。你往前探了探身子。「我媽媽，也是，她也是得癌症死的。」店裡安靜下來。你的同事們在座位上不安地挪了挪。「可怎么在後院兒，她為什么死在那裡？」
那女人擦了擦眼睛。「那是她住的地方呀。朱莉是我的馬。」
你點點頭，戴好口罩，繼續給她美甲。那女人走後，你摘下口罩，扔到了屋子對面。「該死的，是匹馬啊！」你用越南語說，「天啊，我都準備好到她女兒的墳前上一束花了。」那天餘下的時間裡，你給這個手那個手做美甲期間，會不時抬起頭，大喊一聲：「該死的，是匹馬啊！」然後，大家一陣鬨笑。
那一次，我十三歲時，終於說出了「住手」二字。你的手停在半空中，我的顴骨被第一記耳光打得生疼。「住手，媽。別打了，求你。」我使勁兒盯著你，那個時候我已經學會了直視那些霸凌者的目光。你轉過身，默默拿起你的棕色羊毛外套，往商店走。「我去買雞蛋。」你扭頭說了這么一句，彷彿剛剛什么都沒發生過。但我們倆都清楚，你再也不會動手打我。
在遷徙過程中倖存下來的君主斑蝶，把這條資訊傳給了子女。在最初那個冬天喪生的家庭成員，將自己的記憶編進了它們的基因裡。
戰爭何時才會結束？我何時才能在喊出你的名字時，讓它只象徵你的名字，不再象徵你留在身後的東西？
那一次，我醒來時，天還是墨藍色，我的腦子裡——不，是家裡——飄滿了輕柔的音樂。我抬腳下床，踩在涼涼的硬木地板上，走到你的房間。你不在床上。「媽。」我叫了一聲，在音樂聲中像一朵切花那樣紋絲不動。那是蕭邦的曲子，從壁櫥裡傳出來。壁櫥的門被一圈淡紅色的光襯著，看起來像通往某個著了火的地方的入口。我坐在門外，聽著前奏曲，以及那之下，你均勻的呼吸聲。我不知道自己那樣坐了多久。但後來，我回到了床上，把被單拽到下巴那兒，直到身體不再顫抖。音樂還在繼續。「媽，」我再次自言自語道，「回來。出來吧。」
你有一次告訴我，人的眼睛是神最孤獨的創造。世上有多少東西會穿過瞳孔，可它什么都留不下。一隻眼睛孤零零地待在自己的眼眶裡，完全不知道一英寸sup/sup之外，還有完全相同的另一隻，一樣飢渴，一樣空洞。你開啟前門，對著我人生中的第一場雪，耳語道：「看。」
那一次，你在水槽旁擇一籃四季豆的時候，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我不是怪獸。我是個母親。」
我們說倖存者的時候，是指什么？或許，倖存者就是最後一個回家的人，就是最後那隻落在已被一個個鬼魂壓彎的樹枝上的君主斑蝶。
晨光將我們包裹起來。
我放下書。四季豆的兩頭繼續啪啪地響，噹噹地掉在鋼製水槽裡，好像一根根手指。「你不是怪獸。」我說。
但我說謊了。
我真正想說的是，做頭怪獸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怪獸」（monster）的詞根是拉丁語的monstrum，意指報告災難的神使，後來被古法語納入，形容那種混合出身的動物，如半人半馬怪、獅身鷹首獸、半人半羊怪。做頭怪獸就是做個混合訊號，就像燈塔：既提供庇護，也發出警告。
我曾經讀到，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父母更可能毆打子女。或許這事兒確實有某種怪獸般的緣起。或許動手打孩子是為了讓他做好面對戰爭的準備。要說擁有心跳，從不會像心臟對身體說「是是是」那般簡單。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是，你在慈善商店把那件白色連衣裙遞給我時，雙眼看起來大而無神。「你能看懂這個嗎？」你說，「告訴我這料子是不是防火的。」我翻了翻下襬，研究了標籤。其實我看不懂，但我說「是」。反正這么說了。「是，」我撒著謊，把連衣裙舉到你下巴那兒，「是防火的。」
過了幾天，一個鄰家小男孩騎車路過時，會看到我正穿著那件連衣裙站在前院兒——那會兒你已經去上班了。我之所以穿它，是想看起來更像你。但第二天課間休息時，孩子們叫我變態、娘炮、基佬。好久之後，我才瞭解到，這些詞不過是怪獸的迭代。
有時候，我會幻想君主斑蝶逃離的不是冬天，而是你小時候在越南見過的凝固汽油彈爆炸雲。我幻想它們從爆炸後的熊熊烈火中飛逃出去，毫髮無傷。它們那黑紅相間的小翅膀，彷彿四下飄散的碎片在抖動，在空中綿延幾千英里，以至於你抬頭看時，根本無法想象出那場把它們釋放出來的爆炸，你只會看到一群蝴蝶在潔淨、涼爽的空氣中翩翩飛過。它們的翅膀，在經歷過無數次大火之後，終於不再怕火。
「那就好，寶貝。」你的目光掠過我的肩膀，表情木訥，連衣裙被你捧在胸口，「太好了。」
你是一位母親。媽。你也是一頭怪獸。可我也一樣——所以，我無法背棄你。所以，我才把你放到了神最孤獨的創造中。
看。
這封信之前有過一稿，被我刪了。在那一稿中，我跟你講了我怎么當上的作家；怎么成為我們家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但把這個機會浪費在了英語專業上；怎么從我那屎一樣的高中逃離，跑到紐約，迷失在圖書館的書庫裡，埋頭閱讀那些晦澀難懂的文字——寫下它們的人早已作古，大部分也一定不會想到會有我這樣一張面孔飄浮在他們的詞句之上，更想不到我還會被它們拯救。現在，那一切都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雖然我當時並不知道，但那一切把我帶到了這裡，帶到了這一頁，讓我來告訴你每一件你永遠不會知道的事。
事實是，我曾經是個沒有受過傷的小男孩。八歲那年，我站在哈特福德的一居室公寓裡，盯著蘭外婆熟睡的臉。儘管她是你母親，但和你一點兒都不像；她的皮膚要黑三度，看起來像是暴雨過後的汙泥裹在瘦削的臉上，雙睛像碎玻璃一樣發亮。我說不清為什么會扔下那堆綠色的軍人玩具，走到她旁邊。她躺在硬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毯子，雙臂交疊放在胸口。熟睡中的她，眼球在眼皮下動來動去，深深的抬頭紋彷彿是被鞭子抽出來的，一條條標記著她五十六年的人生。一隻蒼蠅落在她的嘴旁，又飛到她發紫的嘴唇上。她的左臉抽搐了幾秒。滿是黑色大毛孔的皮膚在陽光下皺如漣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在睡夢中還能有如此大的動靜——除了在夢中奔跑的狗，但我們永遠不會懂它們的夢。
當時我在尋找的，我現在才明白，並不是她的身體，她的身體在睡覺時一直動來動去；我在尋找的是靜止，是她的心靈。只有在這種抽動的安靜中，她那清醒時粗野和狂暴的大腦才會平靜下來，達到某種接近寧靜的狀態。我在看一個陌生人，我心想。這陌生人抿著嘴，看起來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完全不同於清醒時的蘭，或者說我熟悉的蘭。那個蘭總是在漫無邊際、喋喋不休地說著什么，她的精神分裂症在戰後愈加嚴重。不過，我認識的她向來都很粗野。自我記事起，她在我面前總是忽隱忽現，時而清醒，時而糊塗。這就是為什么在這安寧的午後陽光中端詳她時，我彷彿是在回望過去。
一隻眼睛睜開了，上面還蒙著一層乳白色的睡意，它慢慢睜大，直到全然裝下我的身影。我對影獨立，被透過窗戶照進來的一束光釘在那裡。接著，另一隻眼睛也睜開了，這隻有些粉紅，但更清澈。「餓啦，小狗？」她問。她面無表情，彷彿還在安睡。
我點點頭。
「這個時候我們該吃點兒什么呢？」她朝屋子四周指了指。
我心想，這只是隨口一問吧，便沒吭聲。
但我理解錯了。「我說吃什么？」她坐起來，齊肩發披散著，好像一個剛剛經歷過爆炸的卡通形象。她爬過來，蹲在軍人玩具面前，拿起其中一個，捏在指頭間細細研究起來。她的指甲經過你一向細緻的修剪和塗抹，看起來很完美，是她身上唯一沒有瑕疵的地方。她舉著那名士兵，彷彿在檢查一件新出土的文物，指甲上閃爍著紅寶石般的光澤，看起來穩重典雅，在她長滿老繭、乾燥皸裂的指節襯托下分外顯眼。
那名士兵揹著一臺無線電裝置，單膝跪地，永恆地對著接收機呼喊。他的一身裝束暗示他參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你是誰，先生？」sup/sup她用塑膠英語和塑膠法語問那個塑膠小人，又突然把無線電裝置貼到耳邊，細細聽著，眼睛望向我。「你知道他們跟我說什么嗎，小狗？」她用越南語低聲說道，「他們說——」她把頭歪向一旁，探過身來，撥出的氣息裡混合著利口樂止咳糖和濃濃的睡意，那小綠人彷彿被她的耳朵吞了下去。「說只有祖母們給吃東西，好兵才能得勝。」她清脆地笑了一聲，又突然止住，一臉茫然地把無線電員放在我手上，合攏我的五指。然後，她站起身，趿拉著拖鞋朝廚房走去。我緊緊攥著這條資訊，塑膠天線刺在掌心裡。鄰居放的雷鬼樂悶悶地穿過牆壁，滲滿房間。
我現在、從前有過許多名字。小狗是蘭給我起的。一個用花給自己和女兒起名的女人，為什么會把外孫喚作小狗？因為她疼惜骨肉。如你所知，在蘭長大的那個村子，人們通常會給像我一樣過於瘦弱的孩子起個賤名：惡鬼、鬼娃、豬鼻、猴生、牛首、渾蛋——小狗還算好聽的一個。原因是，當惡靈在大地上四處遊蕩，搜尋健康、美好的孩子時，聽到某個醜陋可怖的名字被喚回家吃飯，便會略過那家，放孩子一命。如此說來，愛一樣東西就要給它起個賤名，這樣它才能免受侵擾。名字薄如空氣，但也可作盾牌。小狗盾牌。
我坐在廚房的瓷地磚上，看著蘭往一個邊上畫著靛青色藤蔓的瓷碗裡盛了兩勺熱騰騰的米飯。她端起茶壺，往米飯上澆了一股茉莉花茶，茶水是剛好讓幾粒米在這淡黃色液體裡浮起來的量。我們坐在地上，來回遞著冒著香氣和熱氣的碗。吃起來的味道，你可以想象一下被搗碎的茉莉花——又苦又幹，帶著一股子清亮、香甜的餘味。「真正的農民食物，」蘭笑著說，「這是我們的快餐，小狗。這是我們的麥當勞。」她往一旁欠起身子，放了個響屁。我學她的樣子，也放了一個，然後我們倆閉著眼，哈哈大笑起來。接著，她止住了笑聲。「吃完。」她用下巴指指碗，「你每浪費一粒米，下了地獄就得吃一條蛆。」她擼下手腕上的皮筋，把頭髮盤成了一個髻子。
人們說，創傷不僅會影響腦子，也會影響身體，比如肌肉組織、關節、體態。蘭的背一直都駝得很厲害，以至於她站在水槽前的時候，我幾乎看不到她的腦袋，只能看到頭頂的髮髻隨著她洗碗的動作上下起伏。
她瞅了一眼放食物的架子，上面已經空了，只有孤零零的半罐花生醬。「我得再買點兒麵包去。」
美國獨立日頭兩天的某個晚上，小區鄰居在房頂放煙花。一道道微光衝向被燈光汙染的紫色天空，碎成一聲聲巨大的爆炸，迴盪在我們的公寓中。我被你和蘭夾著，在客廳的地板上睡得正香，恍惚間感到她整晚靠在我後背上的身體所散發出來的溫暖突然消失了。我翻身見她跪在那裡，拿著毯子瘋狂地又抓又撓。我還沒來得及問出了什么事，她便伸過一隻冰冷潮溼的手，捂住了我的嘴，並把另一隻手的食指放在嘴前面。
「噓。別叫，」我聽到她說，「不然迫擊炮會知道我們在哪兒。」
她的眼中映著街燈，黑乎乎的臉上反射出黃色的光亮。她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窗前。我們蹲在窗沿下，蜷成一團，聽著一聲聲巨響從我們頭頂飛過。她慢慢讓我靠在她的大腿上，然後我們靜靜等待著。
她斷斷續續跟我小聲說迫擊炮的事，手還時不時捂住我的嘴——她手上的大蒜和萬金油味很刺鼻。我們就那樣坐了兩個小時，我的後背感受著她有規律的心跳，房間開始變成了灰白，接著又被靛藍色浸滿。光亮照出兩個裹著毯子的睡影，正橫七豎八地躺在我們面前的地板上：你和你姐姐梅。你們看起來就好像兩條在白雪皚皚的苔原上延綿的山脈。我的家人，我心想，就是這樣一幅沉默的北極景觀，在經歷了一夜的炮火之後，終於安靜下來。蘭的下巴在我肩上漸漸變沉，呼吸聲在我耳邊漸漸變勻，我知道，她終於和女兒們一樣進入了夢鄉，我滿眼只能看到七月的雪——柔滑、純粹，沒有名字。
成為小狗前，我還有一個名字——我出生時的名字。某個十月的下午，在西貢郊外一座用香蕉葉子蓋頂的小屋裡，在你長大的那片稻田上，我成了你的兒子。聽蘭說，一位當地的薩滿和他的兩個助手蹲在屋外，等待著我最初的哭喊。蘭和接生婆剪斷臍帶之後，薩滿和助手便衝進去，用一塊白布把身上還滿是黏液的我包起來，跑到附近的河中，焚著香和鼠尾草，在繚繞的煙霧下把我清洗乾淨。
薩滿在我額頭上抹了一道灰，然後將哇哇大哭的我放進父親的臂彎中，悄聲叫出他給我起的名字，並解釋道，名字的意思是愛國領袖。父親請這個薩滿時，對方注意到他外表冷漠，走路時挺著胸，想把一米五七點五高的身形撐大一些，說話時手勢亂飛，看起來像在打拳，所以便挑了一個——我想——應該可以讓這個花錢請他的人滿意的名字。他想對了。蘭說，父親聽了之後笑容滿面，站在小屋門口，將我舉過頭頂，喊道：「我兒子以後就是越南的領袖。」可越南在戰爭結束十三年後依舊狼藉遍地，且每況愈下，所以我們不得不在我兩歲時，逃離了他正站立的那片土地。而在幾米開外的地方，你的鮮血在雙腿中間流成一個暗紅色的圓，把下面的土變成了泥——我則活著。
其他時候，蘭對噪聲的態度似乎很矛盾。你還記不記得有天晚上，我們吃完飯以後，圍在蘭周圍聽她講故事，突然街對面傳來了槍響？雖然槍聲在哈特福德並不罕見，但我永遠也無法習慣那種聲音——異常尖厲，似乎又比我想象中的更單調，彷彿夜晚的公園裡那些練棒球的少年一次又一次擊出的本壘打。我們都尖叫起來——你、梅姨、我——把腮幫子和鼻子貼到了地上。你大喊一聲：「快關燈。」
屋子黑了幾秒鐘後，蘭說：「幹啥啊？就響了三槍。」她的聲音從她剛才坐著的地方傳過來。她動都沒動。「是不是呀？你們是死了呀，還是還喘氣兒呢？」
她揮手招呼我們起來，衣服蹭著皮膚，發出沙沙的響動。「以前打仗的時候，你還沒回過神兒來呢，整個村子就沒了。」她擤了擤鼻子，「趕緊開燈，趁我還沒忘講到哪兒了。」
蘭交給我的任務之一是拿把鑷子，給她一根一根拔白頭髮。「頭髮裡的雪，」她解釋道，「讓我的腦袋很癢。你把這些癢人的頭髮給我拔了吧，小狗？雪都在我頭上紮根了。」她把鑷子塞到我的指縫間，咧嘴笑著，輕聲說：「今天讓外婆返老還童，好不好？」
任務的酬勞是她給我講故事。根據從窗戶照進來的光，我把她的頭調整好位置，再在膝蓋下墊個枕頭，跪到她身後，捏著鑷子開始拔。她則開始講故事，聲音比平時低一個八度，慢慢沉浸在講述之中。大多數時候，她就像平常一樣絮絮叨叨、翻來覆去講那些事。這周從腦子裡蹦出來的故事，下週又會登場，連開場白都一模一樣：「接下來這個故事，小狗，這個保準會讓你大吃一驚。你到底要不要聽我講呀？那就好。因為我從來不說謊。」還是熟悉的故事，甚至連驚險或關鍵時刻的戲劇性停頓和語調變化都如出一轍。我會跟著她的故事對口型，彷彿是第無數遍看一部電影，一部以蘭的講述為劇本、由我的想象攝製而成的電影。我們通過這種方式合作。
我拔的時候，四周的白牆與其說被填滿了稀奇古怪的景觀，倒不如說變成了一個視窗，牆泥崩裂，露出了牆後的過去。戰爭場面、人猴傳說，還有來自大叻深山的古代捉鬼人，帶著成群的野狗走村串寨，用寫有咒語的棕櫚葉驅散惡靈，而報酬就是幾罐米酒。
私人故事也有。比如她跟我講你是怎么出生的，講那個被部署在金蘭灣某艘海軍驅逐艦上的白人美國大兵；講她遇見他時穿著一件紫色奧黛sup/sup，從酒吧的燈下走過時，開衩的下襬在身後飄揚；講那時候她已經離開第一任丈夫，逃離了那段包辦婚姻；講她年紀輕輕，在一座戰時城市求生，第一次舉目無親，全靠她的身體、那件紫色奧黛才活下來。聽她講這些的時候，我的手會變慢，到後來乾脆不再動彈。因為我完全沉浸到了正在公寓白牆上播放的電影中，忘我地投入在她的故事裡，心甘情願地迷失了方向。這時，她會往後一伸手，拍拍我的腿。「哎，你別給我睡著啊！」但我沒睡著。我就站在她身旁，看著她的紫色奧黛在煙霧繚繞的酒吧中搖擺，看到酒杯叮叮噹噹碰在一起，空氣中彌散著機油和雪茄的味道，還有伏特加和軍服上殘留的槍煙味。
「快幫我弄呀，小狗。」她抓住我的雙手，貼到胸口上，「幫我保持年輕，讓這些雪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全都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在那些個午後，我慢慢明白，瘋狂有時也能帶來新的發現，碎裂和短路的頭腦也不全是毛病。我們的聲音反覆填滿房間，雪從她的頭上落下，過去的事在我們周圍徐徐展開，我膝蓋四周的硬木地板漸漸變白。
還有校車上發生的事。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樣，沒人坐我旁邊。我把臉貼在車窗上，讓外面的世界塞滿視野，那是陰暗的淡紫色清晨：六號汽車旅館，尚未開門營業的克萊恩洗衣店，一輛沒了引擎蓋的米色豐田車停在前院，一架輪胎做的鞦韆斜插在土裡。校車加速，城市的點滴飛旋而過，彷彿洗衣機裡的衣物。周圍的男孩互相打鬧，猛然落下的胳膊和拳頭推搡著空氣，我的脖子後面能感受到他們快速揮動的雙臂帶起的風。我很清楚自己這張臉在這片地方很少見，便更用力地把頭貼到車窗上，不去理會他們。就在這時，我突然看到外面的停車場中央冒出一個火花。但直到聽見背後傳來的聲音，我才明白那火花原來在我的腦子裡。是有人猛推了我一下，我的臉撞到了玻璃上。
「說英語。」一個頂著黃色西瓜頭的男生說道，他下巴上潮紅的贅肉一顫一顫的。
最殘忍的牆，是玻璃做的牆，媽。我當時真想打破車窗跳出去。
「喂！」那個雙下巴男生湊過身，滿是醋味的嘴就在我臉旁。「你不會說話嗎？你不會說英語嗎？」他抓著我的肩膀，把我轉向他，「跟你說話呢，看著我。」
他才九歲，但已經熟練掌握了美式壞父親的專用語言。其他男生圍攏過來，覺得要有好戲看了。我可以聞見他們的衣服剛剛洗過，還帶著柔順劑裡的薰衣草和丁香味。
他們等在那兒，想看看會發生什么。但我什么都沒做，只是閉上眼。那個男生扇了我一巴掌。
「說話呀。」他把肉乎乎的鼻子湊到我通紅的腮幫子旁，「連一個字都不能說？」
第二個巴掌打在了我的頭頂，是另一個男生扇的。
西瓜頭男生托住我的下巴，把我的頭拽向他。「那叫我的名字。」他眨眨眼，又長又黃的睫毛呼扇著，幾乎看不清楚，「像你媽昨晚那樣。」
車窗外，寬大、潮溼的樹葉蕭蕭落下，如一張張髒兮兮的錢。我竭力做出順從的樣子，叫了他的名字。
我任由他們的笑聲侵入我的身體。
「再叫。」他說。
「凱爾。」
「大點兒聲。」
「凱爾。」我仍舊閉著眼。
「這才像個乖乖的小賤貨。」
這時，彷彿天氣突變，收音機裡傳來了一首歌。「哎，我堂哥剛去過他們的演唱會！」然後一切就結束了。他們的身影從我頭頂散開。我由著一條鼻涕滴落下來，盯著自己的腳，盯著你給我買的鞋，那雙鞋底裝著紅燈，走路時會一閃一閃的鞋。
我把額頭抵在前面的座位上，兩隻腳互相磕著鞋子，起初很慢，然後越來越快。紅光從我的運動鞋中噴薄而出：世界上最小的兩輛救護車，哪兒也去不了。
然後是那天晚上，你在沙發上坐著，剛洗完澡，頭上裹一條毛巾，手上的紅標萬寶路正慢慢燃燒。我站在旁邊，一動不動。
「為什么？」你眼睛盯著電視。
你用力把菸頭戳進茶杯裡，我當即就後悔跟你說了實話。「為什么要讓別人那么欺負你？不要把眼閉上。你又不困。」
你的眼神挪到我身上，藍色的菸圈在我們之間盤旋。
「什么樣的男孩子才會讓人那么欺負啊？」煙從你的嘴角漏出來。「你都沒還手，」你聳聳肩，「就由著他們。」
我又想到了車窗，想到了一切東西似乎都像窗戶，就連我們之間的空氣也是。
你抓住我的肩膀，用你的腦門頂住我的腦門。「別哭了。怎么動不動就哭！」你離我很近，我甚至能聞到你牙齒間殘留的煙味和牙膏味，「沒人碰你。哭什么哭——該死的，叫你別哭了！」
那天的第三個巴掌將我的目光扇向一旁，電視螢幕在眼前一閃，我的頭馬上又轉回去，正對著你。你來回打量我的臉。
然後你一把把我拽到你懷裡，我的下巴緊緊壓在你的肩上。
「你得自己想辦法呀，小狗，」你對著我的頭髮說，「你得自己解決，因為我英語不好，幫不了你，我沒法告訴他們不要欺負你。你得自己想辦法。要么自己想辦法，要么以後別再跟我講這些，聽見了嗎？」你身子往後一退。「你要變成真正的男人，要堅強起來。你必須學會反抗，否則他們會一直欺負你。你有一肚子英語，」你把手掌放在我的肚子上，喃喃說道，「要用起來，知道了嗎？」
「知道了，媽。」
你把我的頭髮撥到一邊，親了親我的腦門兒。你打量著我，過了好一會兒才躺回沙發上，揮了揮手：「去給我拿根菸。」
我拿著萬寶路和芝寶打火機回來的時候，電視已經關了。你就坐在那兒，透過藍色的窗戶，望向外面。
第二天一早，在廚房，我看著你把牛奶倒進一個跟我腦袋一樣高的玻璃杯裡。
「喝吧，」你噘著嘴，透著一股子驕傲勁兒，「這是美國的牛奶，喝了能長大個兒。絕對的。」
那杯冰涼的牛奶，我喝了好多，喝到後來舌頭髮麻，連牛奶的味兒都嘗不出了。那之後的每個早上，我們都會重複一遍這個儀式：牛奶如粗白的辮子一般汩汩而下，我當著你的面咕咚咕咚喝到肚子裡，我們倆都盼著這消失在我體內的白色，能讓我這個黃皮膚的男孩強大起來。
我喝的是光，我心想。我用光明填滿了自己。那光一般的牛奶會傾瀉而下，澆散我體內的黑暗。「再喝點兒，」你敲著灶臺說，「我知道有點兒多，但肯定有好處。」
我喝完後，咣的一聲把杯子放在灶臺上，一臉自豪。「看到沒？」你抱著胳膊說，「你已經像超人了！」
我咧嘴笑起來，嘴唇之間的牛奶還在冒泡。
有人說，歷史是螺旋式前進的，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像條直線。我們以螺旋的軌跡在時間中穿梭，與震中的距離不斷增加，但最終又會回到那裡，只是隔了一個圈。
通過那些故事，蘭也在螺旋式行進。我聽她講時，有時會發現故事突然變了——變得不多，就是一些細枝末節，如某個時間、某人襯衫的顏色、兩次而非三次空襲、ak-47突擊步槍而非9毫米口徑的手槍、女兒在笑而非哭。敘事會出現轉折——過去永遠都不是一片固定、靜止的景觀，而是不斷被重新看見。無論願不願意，我們都在螺旋式前進，從消失的事物中製造出嶄新的事物。「讓我變年輕吧，」蘭說，「讓我的頭髮變黑，不要這樣的雪，小狗。不要雪。」
但是說真的，我不知道，媽。我寫下過一些理論，然後又擦掉，從桌旁走開了。我把水壺燒上，讓水開的聲音改變我的想法。你有什么理論嗎？無所謂關於什么，是理論就行。我知道我一問你，你準會笑，捂著嘴笑。在你兒時的村莊裡，所有女孩子都這么笑。雖然你的牙天生又白又齊，可你一直保留著這個習慣。你會說沒有，只有那些閒工夫多、決斷力少的人才會搞理論。但我知道你有一個。
我們坐飛機去加利福尼亞那次，你還記得嗎？你準備再給他——我的父親——一個機會，雖然你那被他無數個反手巴掌打歪的鼻子，還歪著。我當時六歲。我們沒帶蘭，把她留在了哈特福德，和梅待著。途中，飛機遇到氣流，猛地一顛，把我震出座位，小小的身體騰起來，又被安全帶扯了下去。我開始大哭。你一隻胳膊摟住我的肩膀，靠在我身上，用你的身體吸收了飛機的顛簸。然後，你指著窗外厚厚的雲團說：「我們飛到這么高以後，雲彩就變成大石頭了——很硬的那種——所以你才會覺得顛簸。」你的嘴唇擦著我的耳朵，語調舒緩。我細細觀察著天邊那些花崗岩色的龐大山脈。是啊，飛機當然會晃了。我們是在岩石間穿行啊，我們的航班是一段超自然般的堅毅旅程。因為回到那個男人身邊就需要那樣的魔法。飛機應該搖晃，甚至幾近碎裂。有了嶄新的宇宙法則，我靠到椅背上，看著我們衝破了一座又一座的山。
在說話這件事上，你擁有的詞彙還不如你從美甲店小費裡攢出來、存在廚房櫥櫃下面那個牛奶桶裡的硬幣多。你經常只會指著一隻鳥、一朵花或者沃爾瑪的一副蕾絲窗簾，不管是什么，說真好看。有一次，你指著一隻正在鄰居院子中奶白色蘭花上方盤旋的蜂鳥，驚呼道：「Đẹp quá！」（「真好看！」）你問我那是什么鳥，我告訴了你它的英文名字——因為我只知道英語裡怎么叫。你茫然地點點頭。
可第二天，你就忘了，幾個音節就在舌尖上，卻怎么也想不起來。後來，我從城裡回來時，注意到前院裡多了一個蜂鳥餵食器：清澈、甜美的花蜜裝在一個玻璃球裡，球上有五顏六色的塑膠花，花上有針頭大小的孔，方便蜂鳥伸嘴進去。我問你怎么回事，你從垃圾裡翻出一個皺巴巴的紙盒，指指上面那隻翅膀模糊、嘴巴細長的蜂鳥——一隻你叫不出名但能認出來的鳥。「Đẹp quá，」你微笑著，「Đẹp quá。」
你那晚回家後，我和蘭已經吃完了茶泡飯，我們仨就一起走去緊臨新不列顛大街的那家c城超市，足足走了四十分鐘。到的時候，人家已經快關門了，貨架上也空了。寒冬將至，你想買點兒牛尾，給我們做順化牛肉粉。
我們來到生肉櫃檯前，蘭和我拉著手站在你身旁，你在玻璃櫃裡的大肉塊中間找了半天也沒看到牛尾，便朝櫃檯後面的男人招了招手。他問你要什么，你頓了好久，才用越南語說道：「Đuôi bò. anh có đuôi bò không?」（「牛尾。有牛尾嗎？」）
他用目光掃了掃我們的臉，往前湊了湊，又問了一次。蘭的手在我手裡顫抖著。掙扎了一會兒，你把食指放在腰上，又微微轉過去，好讓那個男人看到你的後背，然後邊搖手指，邊學牛叫。你還把另一隻手舉到額前，比了個牛角。你動來動去，小心地扭著身子，甩著屁股，希望他能看出這段表演的每個部分：犄角、尾巴、牛。但那人只是笑，起初還捂著嘴，後來乾脆放聲大笑起來。你額頭的汗珠被日光燈照得晶亮。一箇中年女人抱著一盒幸運符牌穀物圈，憋著笑，匆匆經過我們。你把舌頭頂在一顆磨牙上，腮幫子鼓鼓的。你看起來好像要被空氣淹死似的。你又試著說法語，搜尋童年記憶中殘存的一點碎片。「derrière de vache!」（「牛屁股！」）你喊道，脖子上青筋暴起。那個男人朝身後的屋子招招手，一個膚色黑些的矮個子男人走出來，跟你說起了西班牙語。蘭鬆開我的手，和你一起學，母女倆在那兒轉著圈兒搖來擺去，哞哞叫著。蘭一直笑個不停。
那兩個男人露出又大又白的牙齒，笑到狂拍櫃檯。你轉過身來，滿臉是汗地向我懇求道：「告訴他們。快呀。說我們要買什么。」我不知道牛尾在英文裡是oxtail，只能搖搖頭，羞愧難當。那兩個人盯著我們，先前的笑容變成了迷惑和關切。超市要關門了。其中一個低下頭，又誠懇地問了一遍。但我們轉身走了。我們不要牛尾，不吃順化牛肉粉了。你拿了一條神奇麵包、一罐蛋黃醬。我們去結賬，但誰都沒說話。突然，我們的話似乎在哪裡都不對了，甚至在我們的嘴裡也不對。
排隊時，你看到在糖果和雜誌中間的托盤上擺著一堆心情戒指sup/sup，便用手指夾起一個，看看價格，又拿了兩個——每人一個。「Đẹp quá，」過了一會兒，你呢喃道，「Đẹp quá。」
沒有什么事物能一直與快樂產生聯絡，巴特曾寫道，不過，對於作家而言，母語可以。可假如母語沒學好呢？假如說母語的舌頭不但代表了空白，而且本身就是空白，假如舌頭被割了呢？一個人能否在不徹底失去自我的情況下，從失去中得到快樂？我會的越南語，是你教我的越南語，是詞彙和句法只有二年級水平的越南語。
小時候，你曾站在香蕉林中，眼睜睜地看著你的學校被美國的凝固汽油彈夷為平地。那年你五歲，自此再未踏入課堂。如此說來，我們的母語不像母親，更像孤兒。我們的越南語是一個時間膠囊，記錄了你的教育在何時結束，化為灰燼。媽，說我們的母語時，只有一部分是在說越南語，整體上是在講戰爭語。
那天晚上，我向自己保證，以後絕不會在你需要我為你說話的時候啞口無言。就這樣，我成了全家的官方翻譯。自那之後，我竭盡所能地填補著我們的空白，我們的沉默、結巴時刻。我轉換著語碼。我脫下我們的母語，戴上我的英語，像一副面具，好讓他人能看到我的臉，進而再看到你的。
有一年你在鐘錶廠上班，我給你老闆打電話，用我最禮貌的發音告訴他，我母親希望減少工作時間。為什么？因為她累壞了，因為她下班回家後，會在浴缸裡睡過去，因為我擔心她會淹死。一週以後，你的工時縮短了。還有好多次，太多次，我拿著「維多利亞的秘密」商品目錄打電話，給你訂購胸罩、內褲、緊身褲。客服小姐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的稚嫩童聲，先是一頭霧水，然後又為一個小男孩給媽媽買內衣而歡呼。她們對著電話「哎喲」半天，常常還會順手免掉配送費。她們會問我上幾年級了，愛看什么動畫片，然後跟我講她們自己的兒子，跟我說你——我的母親——一定很幸福。
我不知道你幸不幸福，媽。我從來沒問過。
回到公寓，我們沒有牛尾，但買到了三個心情戒指，每個人的手指上都有一個在閃閃發光。你在地上鋪好毯子，趴下，蘭騎在你背上，給你按摩肩膀上痠痛的結節和僵直的韌帶。電視泛著綠光，照得我們好像在水下。蘭又在絮絮叨叨地獨白她的某段經歷，每句話都和前一句攪在一起，只有在問你哪裡疼的時候，她才會打斷自己。
巴特曾提出，兩種語言會互相抵消，召喚出第三種。有時我們的語言稀疏寥落，或者乾脆如鬼魂一般消失不見。這時，雙手就成了第三種語言，雖被皮膚和軟骨的邊界所限，但能替打結的舌頭解圍。
在越南語中，我們確實很少會說我愛你，非要說的時候，也往往都是用英語。對我們來說，行動才是表達關愛的最佳方式：拔白頭髮，或者靠在兒子身上，緩衝飛機帶來的顛簸，以及他的恐懼。或者像現在這樣——蘭衝我說：「小狗，你過來，幫我給你媽媽按摩。」我們倆跪在你的兩側，揉按你上臂僵直的韌帶，然後是你的手腕、你的手指。有那么一刻，一個幾乎短到無關緊要的瞬間，這一切好像有了意義——地板上的三個人，通過觸控而聯結在一起，組成了某種類似於「家」這個字的東西。
你舒服地哼哼著，我們讓你的肌肉放鬆開來，用我們自身的重量幫你鬆綁。你舉起手指，頭埋在毯子裡說：「我開心嗎？」
我看到那個心情戒指後，才意識到你是在問我，叫我再次幫你解讀美國的某個部分。可我還沒答話，蘭就把她的手伸到了我眼前。「也看看我的，小狗——我開心嗎？」很可能的一點是，我現在給你寫這些的時候，也是在給每個人寫——畢竟，如果沒有安全空間，如果一個男孩的名字既可以當他的盾牌，又可以讓他瞬間變成一隻野獸時，私人空間從何談起？
「是的，你們倆都開心，」我回答，雖然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們倆都開心，媽。開心。」我又說了一遍。因為槍聲、謊言、牛尾——或者隨便你怎么稱呼的神靈——應當一遍又一遍地說是的，迴圈往復地說，螺旋式地說，理由無他，就是為了聽到它自己的存在。因為愛，在最好的情況下，會重複自身。不是嗎？
「我開心！」蘭振臂高呼道，「我在我的船上很開心。我的船，看見沒？」她指了指你的胳膊，像兩支船槳一樣，我和她各在一邊。我低下頭，看見褐中泛黃的地板翻滾成渾濁的泥流。我看見微微湧動的潮水中混雜著油漬和枯草。我們沒有划槳，而是在隨波逐流。我們緊緊抓著一個木筏大小的母親，直到她在我們身下變得硬挺，睡了過去。木筏載著我們，順這條名叫美國的褐色大河而下，我們也很快變安靜，終於開心起來。
如果你看對了地方，這便是一個美麗的國家。如果你看對了地方，你或許會看到一個女人正站在土路牙子上，懷抱一個裹在天藍色襁褓裡的女嬰。她託著女嬰的頭，輕輕晃著她的屁股。你出生了，那女人想，因為沒有別人會來。因為沒有別人會來，她開始哼唱。
那個女人不到三十歲，緊緊抱著女兒站在這個美麗國度的土路牙子上，兩名士兵挎著m-16型自動步槍走上前來。她來到了檢查站，這是一座由蛇腹形鐵絲網和被武器化的許可證組成的大門。在她背後，田野已經開始燃起。一條煙帶飄向萬里無雲的晴空。一名士兵的頭髮是黑的，另一名士兵的鬍子是黃的，好像一道陽光變的疤。他們朝她走去時，身上的迷彩服散發出濃重的汽油味，身側的步槍一晃一晃，槍上的金屬槍栓在午後陽光下一眨一眨。
一個女人，一個女嬰，一杆槍。這是個古老的故事，誰都會講，要不是已經在這兒，已經被寫了下來，是你可以遠離的一個電影橋段。
雨開始下了；那女人赤著腳，四周的泥土被雨點打出一個個紅褐色的引號——她的身體是說出的話。她的白色襯衫被汗水溼透了，緊緊貼在她瘦削的肩上。周圍的草全被壓平了，彷彿是被神用手拍過，為第八日預留出這塊地方。這個國度美不美麗，有人告訴她，取決於你是誰。
不是神，當然不是，而是一架直升機——「休伊」sup/sup，它帶來的風異常猛烈，幾米之外，一隻絨灰色的鶯在高草中不斷掙扎，無法調整自己的飛行。
女嬰的一隻眼映著天上的直升機，臉看起來像摔過的桃子。雨點滴在她那塊藍色襁褓上，彷彿黑墨點，讓它顯眼起來，就像這樣。
在這美麗國度深處的某地，在一座車庫後部的一排日光燈下，如傳說中所言那樣，五個男人圍坐在桌旁。他們穿著涼鞋的雙腳之下，是一攤攤什么都反射不出去的機油。桌子一頭堆著玻璃瓶，裡面的伏特加在刺眼的燈光下閃爍不定。幾個男人正在說話，不耐煩地晃著胳膊肘。每次有人朝門口看時，其他人都會突然安靜下來。門應該馬上就開了。燈閃了一下，又繼續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