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營裡，說起來可能讓人覺得奇怪，好奇是大家最常見的心理。大家除了驚恐、屈辱、絕望，還感到好奇：人們渴求麵包，也渴望理解這一切。我們周圍的世界顛倒了，肯定是有人讓它顛倒的，因此這個人也是顛倒的：一個、一千個、一百萬個反人類的人，生來就為了歪曲正義、玷汙純潔。這種簡化並不妥當，但那時候，在那種地方，我們已經失去了思考複雜問題的能力。

我承認，對於這些惡人，並不侷限於納粹頭目，我的好奇心始終沒有得到滿足。市面上已經出版了上百本分析希特勒、希姆萊、戈培爾等人心理的書，我也讀過十幾本，但並不滿意。可能問題在於，紀實性內容有一種本質的缺陷，幾乎永遠不能呈現一個人最深層的東西，要達到這一目的，劇作家或詩人要比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更合適。

然而，我的調查研究也不是徒勞無功。幾年前，命運似乎帶著挑釁的意味，陰錯陽差，讓我與「對方的一個人」有了交集。他當然不是個窮兇極惡的人，可能連名副其實的壞人都算不上，但無論如何，他是一個樣本、一位證人。但他不情願做這個證人，也許在他不願意，或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他已經成了證人。這些文字毋庸置疑是真實的，通過自己的行為作證的人，本身就很珍貴。

他幾乎是另一個「我」，一個站在對立面的「我」。我們是同齡人，專業都差不多，可能性格也類似。他——莫滕斯，德國青年化學家、天主教徒；而我——義大利青年化學家、猶太人。我們有成為同事的可能：事實上，我們確實在同一家工廠工作過，但我被關在帶刺的鐵絲網裡，而他在外面。當時，有四萬人在奧斯維辛的布納工廠工作，我們兩個人也在其中，他是總工程師，而我是奴隸化學師，要說我們見過，這不大可能。不管怎麼說，過去的事也沒法驗證了，而且我們之後從來沒有見過面。

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我是通過這些朋友的來信知道他的：有時世界真是小得可笑，兩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化學家，竟然可以通過一系列的熟人聯絡在一起。這些人利用四處得來的資訊，編織出一張網，雖然不比面對面相見，但無論如何也好過對彼此全然不知。通過這種方式，我瞭解到，這位莫滕斯先生讀過我寫的關於集中營的書，他很可能也讀了其他書，因為他既非犬儒，也不冷漠遲鈍。他試圖抹去自己過去的一段生活，但他相當文明，不想自我欺騙。他想要的不是謊言，而是遺忘和空白。

我第一次聽到他的訊息，要追溯到1941年的年末。那時候，所有還有能力思考，還能抵禦洗腦的德國人，都在反思：日本人的勢力擴張到了整個東南亞，德國人包圍了列寧格勒，兵臨莫斯科城下，但閃電戰的階段已經結束了，蘇聯並沒有崩潰，相反，德國城市開始遭到空襲。這時候，沒人能置身戰爭之外，每家每戶至少有一名男子上了前線，士兵再也不能確保自己的家庭安然無恙。關起家門來進行戰勝宣傳，已經站不住腳了。

莫滕斯是名化學家，在一座大城市的橡膠廠裡工作，公司領導建議他，或者說命令他去奧斯維辛的布納工廠工作。如果接受這個建議，對他的事業有好處，可能在政治上也會有好處。那個地區很平靜，遠離前線，不會有轟炸，工作內容還是一樣的，但薪水更可觀，住宿也不用擔心，許多波蘭人的房子都空著……莫滕斯和他的同事討論了這件事，大部分同事都不建議他去。誰也不會放棄現有的生活，去換取不確定的東西。此外，布納廠坐落在一個沼澤地區，不利於健康。那裡的歷史也很周折，上西里西亞位於歐洲的角落，是統治者更換最頻繁的地區之一，不同民族混雜在一起，經常彼此為敵。

但關於奧斯維辛這個地方，沒人提出異議。當時，它還是個空洞的名字，沒有引起任何反應，它和其他許多小城市都差不多，不過是波蘭眾多城市中的一座。德國佔領後，它改了名字，由「oświęcim」變成了「auschwitz」（奧斯維辛）。似乎只要這麼一改，在這裡生活了幾個世紀的波蘭人就能變成德國人。

莫滕斯考慮到他已經訂婚了，把家安在德國有轟炸的危險，不太保險。他請了假，去那地方看了看。他第一次實地考察時看到了什麼，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他回來後就結了婚，和誰也沒有細談，就帶著妻子傢什去了奧斯維辛，在那裡定居下來。那些朋友，就是寫信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朋友，請他聊聊在那裡的經歷，但他什麼也沒說。

他再次出現在德國時，也沒有說什麼。那是1943年夏天，他休假回德國了（就算是在戰時的納粹德國，8月份人們也要休假）。那時局勢已經變了，義大利法西斯全線戰敗，已經崩潰，盟軍登陸了義大利半島；對抗英國的空戰失敗了，德國沒有任何一個角落，能免於盟軍的殘酷反攻；蘇聯不僅沒有失敗，在斯大林格勒，反而讓德軍遭受了最慘重的失敗，正是希特勒親自指揮了這場瘋狂的行動。

人們對莫滕斯夫婦很好奇，但大家也很謹慎。即使有各種保密措施，這時奧斯維辛已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名字。有些訊息已經流傳開來，並不準確，但很可怕：那裡和達豪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一樣，甚至可能比那些地方還糟糕。談論這個地方可能會冒風險，但周圍都是以前的好朋友，莫滕斯從那裡回來，肯定知道些什麼，要是他知道，肯定要講一講。

聚會上，大家都在聊當時沙龍的那些話題。女人們聊起疏散民眾和黑市，男人們談論自己的工作，有些人低聲講述最近反納粹活動的新聞，莫滕斯卻躲開了。旁邊的房間有一架鋼琴，他在那裡彈琴喝酒，時不時回客廳裡一趟，也只為了再斟滿一杯。午夜時他喝醉了，但房子的主人沒有放過他，硬是把他拽到桌邊，直截了當地說：「現在你坐在這兒。跟我們說說，那邊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什麼你要喝得醉醺醺的，卻什麼也不和我們說。」

莫滕斯感到很猶豫，醉意、謹慎、渴望坦白在他體內爭鬥。「奧斯維辛是個集中營，」他說，「不，是很多個集中營，其中一座和工廠相鄰。那裡有男人有女人，他們骯髒不堪、衣衫襤褸，不會說德語。他們乾的是最累的活，我們不許和他們說話。」「誰禁止你們和他們說話？」「那裡的領導。我們剛到時，他們告訴我們，這些人很危險，是強盜土匪、破壞分子。」「那你從來沒和他們說過話？」宴會的主人問。「沒說過。」莫滕斯回答，說著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這時，年輕的莫滕斯夫人插話了：「我遇到過一個女人，她在主任的房子裡做清潔。她只和我說過‘frau, brot’，‘太太，麵包’，但我……」當時莫滕斯肯定並沒有完全醉，他粗暴地對妻子說了句「住口」，隨即對其他人說：「你們不能換個話題嗎？」

至於莫滕斯在德國潰敗後的所作所為，我瞭解得不多。我知道的是，就像當時在東歐的很多德國人，面對蘇聯人的進攻，他和妻子踏上了一條無盡的逃亡之路，路上滿是冰雪、廢墟、屍體。後來，他接著做自己的工作，做工廠裡的技術人員，但他拒絕與外界接觸，越來越把自己封閉起來。

戰爭結束後，很多年過去了，再也不會有蓋世太保讓他擔驚受怕，他又說了一些話。這回向他提問的是位「專業人士」——赫爾曼·朗本，朗本曾經是奧斯維辛的囚犯，如今是一位著名的集中營歷史學家。莫滕斯在回答具體問題時說，他接受建議搬到奧斯維辛，是為了不讓納粹分子取代自己的位置。他沒有和囚犯說話，是因為害怕懲罰，但他總是儘量改善囚犯的工作環境。關於毒氣室，那時他一無所知，因為他從來沒向任何人打聽過。「你沒有想到，你的服從實際上助長了希特勒的專制統治嗎？」「想到了，現在想到了。但當時沒有——我腦子裡從來沒有這個念頭。」

我從來沒嘗試和莫滕斯見面，我剋制住了自己，內心有些複雜，對他的反感只是其中一部分。幾年前我給他寫過一封信，說希特勒掌權之後，蹂躪了整個歐洲，導致了德國的毀滅。為什麼許多善良的德國公民卻像他一樣，假裝什麼也沒有看到，或者對看到的事實緘口不言？莫滕斯沒有給我回信，幾年後他去世了。sub1/subsub9/subsub8/subsub4/sub

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