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我們有一位勞動隊頭頭，是個荷蘭人，之前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音樂咖啡廳裡演奏，是樂隊裡的小號手。到了集中營，作為音樂家，他成了集中營樂隊的一員。他是個很特別的勞動隊頭頭，具有雙重身份。囚犯排著隊去幹活時，他要在臺子上吹小號，等隊伍全都走過去，他要馬上從臺子上下來，把小號放好，追上隊伍，回到自己的位置。他是個有些粗俗的男人，但不暴戾。他營養不錯，因職位之便，條紋囚衣也總是乾淨整潔，他對此洋洋得意，顯得有些愚蠢。我們這個小隊總共七十多人，其中有四五個荷蘭人，他對自己的荷蘭「下屬」總是特別關照。

臨近新年時，那幾個荷蘭人為了感謝「頭頭」的照顧，也為了討好他，決定為他準備一場慶祝活動。很顯然，集中營裡搞不到什麼吃的，但有個之前從事書畫刻印的荷蘭人用水泥做了一張紙，兩面都塗上亞麻油，弄得像羊皮紙一樣。他還把這張紙的邊緣經過加工，處理成毛邊的，用從工地偷來的紅丹（四氧化三鉛）畫上一圈希臘方形迴文飾，再用漂亮的字型，寫了一首表達祝賀的小詩。那首詩自然是用荷蘭語寫的，我不懂荷蘭語，但我的記憶很神奇地記住了一些東西，甚至還記得上面的幾句詩。所有荷蘭人都簽了名字，簽字的還有戈德鮑姆，但他不是荷蘭人，而是奧地利人。這件事讓我有點驚奇，但這個念頭只是一閃而過，很快我就忘了這件事。因為幾天之後，就發生了那些恐怖的事件，標誌著集中營的瓦解。我也像其他人一樣，受到新形勢的衝擊。

我在《元素週期表》裡描寫過一段相遇，提到過戈德鮑姆這個名字。命運喜歡捉弄人，讓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成了現實：二十年後，我通過書信聯絡上了一位德國化學家，正是當時我的「主管」之一。他充滿負罪感，希望得到我的原諒或赦免。他為了證明自己對我們這些囚犯有過人道主義關懷，提到了一些集中營裡的人和事，可能是他在那些相關的書（或者是我寫的《這是不是個人》）裡看到的。但他還問了我關於戈德鮑姆的情況，顯然沒有任何一本書提到過這個名字，這封信倒是關於他存在的細微但實在的證據。我瞭解的也不多，回覆他說：戈德鮑姆死於從奧斯維辛到布痕瓦爾德那場可怕的步行轉移。

幾個月前，這個名字又重新浮現出來。《元素週期表》在英國出版後，有一家人，姑且叫他們「z」吧，給我寫了一封很複雜的信。這家人的原籍是布里斯托爾，但家庭成員散佈在世界各地，有的遠至南非。他們家裡有位叔叔，名叫格哈德·戈德鮑姆，在猶太人遭受迫害期間被帶走了，不知道他去了哪兒，再也沒有他的訊息。戈德鮑姆是個很常見的姓氏，他們知道，發生這種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一家都非常想念這位叔叔，他的一位侄女想來都靈和我談談，想證實一下，我認識的戈德鮑姆，是不是就是他們家失蹤的叔叔。

在回覆這封信之前，我試圖調動關於戈德鮑姆的所有記憶。我想起來的並不多：我們同屬一個勞動隊，有個響亮的名號——「化學家特派隊」。但他不是化學家，我們也算不上朋友。但我隱約記得，和我一樣，他也享受某種特權。那些人認可（實際上，到很晚才認可）我的化學家身份，也認可他有某種特別的技能。他的德語講得很清楚，毫無疑問，他是個文化人，受過良好教育。我又讀了之前那位德國化學家的信，發現了自己遺忘了的一條資訊：他記憶中的戈德鮑姆是位研究聲學的物理學家，他也像我一樣通過了測試，後來被派到一個聲學實驗室工作。

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一件巧合，我之前竟然把它給忘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第一圈》中，描述過一些特殊的專業集中營，尤其是這種：囚犯—工程師要研究一種分析儀，用來分析蘇聯的秘密警察「錄製」的聲音，目的是分辨竊聽電話中的人聲，戰後蘇聯有很多這類集中營。當時是在1945年4月，集中營解散後，我受邀與一位非常和善的蘇聯官員談話。這位官員想要了解：我是不是作為囚犯在化學實驗室裡工作？德國人給我們吃多少飯？如何監視我們？給不給報酬？如何避免偷竊和怠工？因此，在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我很可能參與了蘇聯的特殊監獄「薩拉斯基」（saraski）的建立，而戈德鮑姆的秘密工作，有可能正是索爾仁尼琴描寫的那種。

我給「z」一家回信，告訴他們，我4月份得去倫敦一趟，他們不必特意來義大利，我們可以在倫敦見。我到倫敦時，他們家來見我的一共有七個人，祖孫三代。他們把我團團圍住，馬上給我看戈德鮑姆大約在1939年拍的兩張照片。我感覺有些恍惚，相隔快要半個世紀，那張臉一點都沒變，與我記憶中的樣子完全重合。在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情況下，那張面孔已經印在了我的記憶裡。那段時間我記憶超常，簡直有些病態，在回憶奧斯維辛時，我覺得自己就像伊雷內奧·富內斯一樣。他是博爾赫斯筆下「記憶力超凡的人」，連樹上的每片葉子都過目不忘，「他一個人的記憶，比從創世之始起全人類的所有記憶還要豐富」。

我對他們的代表——那位侄女說：就是他，不需要其他證據了。但他們對我施加的壓力並沒有減弱，而是更急迫了。我本來還要和其他人說話，但那一大家人像白細胞圍住細菌一樣，把我緊緊包圍，擠在我身邊。我這麼說，並不是誇張，他們的問題和各種資訊像狂風暴雨一樣朝我襲來。那些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能答上來一個：不，戈德鮑姆肯定沒怎麼捱餓，我一眼就從照片上認出了他，這就是證明。在我的記憶中，他並沒有任何忍飢挨餓的痕跡，我對那些捱過餓的人的樣子很熟悉。我認為，直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特殊工作一直都讓他免於飢餓。

至於他為什麼要和那些荷蘭人在一起，謎底也在這裡解開了。這是進一步確認的事：他侄女告訴我，在奧地利被吞併的時候，戈德鮑姆逃到了荷蘭。當時他已經會說荷蘭語了，納粹入侵荷蘭前，他在飛利浦公司工作。他參加了荷蘭抵抗運動，就像我一樣，作為游擊隊員被逮捕，後來又被認定為猶太人。

突然來了「維持秩序」的人，花了好大工夫，才把熱情又吵鬧的一家人驅散。在離開之前，那位侄女遞給我一個包裹，裡面是一條羊毛圍巾。我今年冬天會戴上它，現在我把它放在了抽屜裡。我感覺它像一件來自天外之物，就像月塵，或是招魂者吹噓的「從另一個世界帶來的物品」。sub1/subsub9/subsub8/subsub6/sub

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