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斯維辛回來後，我在衣服口袋裡發現了一枚奇怪的合金硬幣：很輕，樣子就是圖片中的樣子。硬幣佈滿劃痕，已經有些腐蝕了，一面是猶太星（大衛之盾）的圖案，鑄造年份是1943年，地點是「猶太人區」。猶太人區這個詞，在德語裡讀作「蓋多」，硬幣一面刻著「10馬克」，另一面是「利茲曼施塔特猶太長老」。很多年來，我都沒有留意過它，有段時間，我把它放在零錢包裡，或許無意中把它當成了幸運符，後來我把它放在了一個抽屜裡，逐漸遺忘。最近，我從各個方面得到了一些新訊息，這讓我可以瞭解這枚硬幣的故事，至少是一部分來龍去脈。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故事，很迷人也很邪惡。

在如今的地圖冊裡，這座名為「利茲曼施塔特」的城市已經不存在了。但有一位名為利茲曼的將軍，在德國挺有名的，1914年，他在波蘭的羅茲市突破了俄國人的防線。在納粹統治時期，為了紀念他，羅茲市改名為利茲曼施塔特市。在1944年最後幾個月，羅茲猶太人區的倖存者被運送到了奧斯維辛。我肯定，我是剛解放時，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地上發現了這枚硬幣。當然不可能是解放前，因為那時我們身上無法保留任何東西。

1939年，羅茲市有大約七十五萬居民，是波蘭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是最「現代」也最醜陋的城市，靠紡織業為生。它像曼徹斯特和比耶拉一樣，受制於城市裡大大小小的工廠，當時這些工廠大部分已經落伍了，是德國人和猶太人在幾十年前建立的。納粹佔領了重要的東歐城市之後，會很快建立起猶太人區，羅茲市也不例外。他們恢復了中世紀和天主教改革時期猶太人區的制度，並利用現代技術，變本加厲，讓那裡的處境變得更糟。羅茲猶太人區在1940年2月就已建成，是最早的隔都。這裡容納了超過十六萬猶太人，人數上僅次於華沙的猶太人區。它還是納粹建立的猶太人區裡存在時間最長的，直到1944年秋天才解散。這要歸結於兩個原因：它對德國人的經濟有一定意義，另一個原因，是猶太人區主席讓人不安的個性。

該主席名叫哈伊姆·盧特考斯基，曾和別人合夥開了家絨布工廠，生意失敗後他去了幾趟英國，可能是為了找他的債權人協商。後來，他在俄國定居，通過某些手段又富裕起來。俄國十月革命毀了他的生意，1917年，他重返波蘭羅茲城。1940年，他已經年近六十，兩次喪妻，膝下無子。他是猶太慈善組織的領導，大家都認識他，他是個精力充沛、愚昧、專制的人。猶太區主席（或者說長老）這一職位本身很可怕，但總歸是個職位。它代表一種成就，能提高地位，帶來權力，那時盧特考斯基熱衷於權力。他是如何獲得這一職位的，我們不得而知。可能是因為納粹黨的一個惡毒玩笑（盧特考斯基是個傻瓜，但看起來像個正經人，總之，他是理想的玩弄物件），也可能是為了得到這一職位，他玩了一些手腕，反正他對權力的渴望一定很強烈。

事實證明，他管理，或者說獨裁統治猶太區的四年，營造了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其中混雜著狂妄的美夢、野蠻的力量，還有實實在在的外交和管理能力。他當上主席不久，就覺得自己是個專制而又開明的君主，當然是他的德國主子把他推上這條路的。德國人雖然拿他取樂，但也欣賞他行政管理和發號施令的能力。盧特考斯基從德國人那裡獲得了鑄幣的權利，既能鑄金屬硬幣（就是我手裡的那枚硬幣），也能印紙幣。印紙幣的紙張由官方提供，上面有水印。作為工錢，這些錢幣被付給猶太人區裡疲憊不堪的工人，他們用這些錢可以在雜貨店裡買到他們平均每天八百卡熱量的食物配給。

盧特考斯基擁有一群傑出的藝術家和工匠，他們飢腸轆轆，為了得到一小塊麵包，時刻準備著為盧特考斯基效力。盧特考斯基讓他們繪製並印刷了帶有自己肖像的郵票，圖片上他鬚髮皆白，沐浴在希望和信仰的光輝裡。他還有架馬車，拉車的是匹骨瘦如柴的駑馬。盧特考斯基乘馬車，在自己的微型王國裡巡遊，穿行在滿街的乞丐和請願者之間。他身披一件國王斗篷，身邊圍著一群馬屁精、奴才走狗、殺手刺客，這就是他的小朝廷。他要求這些宮廷詩人為他寫讚歌，讚頌他「果斷而有力的手腕」，猶太區的和平與秩序都歸功於他。很多人死於飢餓，德國人又時常來搶掠，學校越來越少。在那些悲慘的學校裡，他命令孩子們寫作文，歌頌和讚美「我們敬愛的、有遠見卓識的主席」。就像所有獨裁者一樣，他抓緊組織起高效的治安系統，名義上是為了維持秩序，實際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強制推行他的紀律。警察局有六百名配有短棍的警員，還有數目不詳的暗探。他發表了很多次演講，其中一部分儲存了下來，他的演講風格很獨特，採用了（深思熟慮？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按照當時歐洲盛行的榜樣，把自己看作天選之子、「不可或缺的英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演說術，利用煽動人心的表演，假裝與人群對話，通過精神控制和掌聲來取得贊同。

然而，說到這裡，他的形象似乎要更復雜一些。盧特考斯基不僅僅是叛徒和幫兇。在某種程度上，除了讓別人信服，他本人也一定漸漸相信自己就是「mashíach」：彌賽亞，人民的救世主。在某些瞬間，他肯定想過維護人民的利益。荒謬的是，在壓迫者的身份之外，還同時存在著，或者可能交替存在著，他被壓迫者的身份。正如托馬斯·曼所說，人是一種混亂的造物。我們可以加一句，尤其是處於高壓之下，人會變得更混亂：那就像磁極上的指南針一樣，瘋狂亂轉，不能用普通的標準來評判他。

即使被德國人鄙視和嘲弄，有時還會捱打，但盧特考斯基可能覺得自己不是奴僕，而是主子。他一定是把自己的權力當真了：當蓋世太保連聲招呼都沒打就奪走了「他的」幾名「大臣」時，盧特考斯基勇敢地跑去幫助他們。他用高貴的姿態忍受侮辱，遭到了納粹的嘲弄，還有無情的耳光。在其他情況下，他也試圖與德國人討價還價，比如德國人總是要求他的奴隸紡織工生產更多布匹，要求他交出更多無用人口（老人、病人、孩子）、把他們送往毒氣室。他的臣民暴動時（就像其他猶太人區一樣，羅茲城內也有一些頑強無畏的政治抵抗中心，源自猶太復國主義或共產主義），他也表現了同樣的果斷，迅速進行鎮壓，這與其說是對德國人的順從，不如說是出於對「抗君之罪」的憤怒，國王地位遭到侵犯時採用的鐵腕。

1944年9月，蘇聯軍隊正在逼近，納粹開始清理羅茲市的猶太人區。那時有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捱過了飢餓、疾病、沉重的勞動，最後卻要被運送到奧斯維辛——「世界肛門」，德國世界最後的下水道，最後幾乎都死在了毒氣室。只有一千人左右留在了猶太人區，負責拆除和銷燬那些珍貴裝置，抹去屠殺的痕跡。不久後，蘇聯紅軍解放了這些人，也多虧了那些被解救的人，才有了這裡講述的大部分資訊。

哈伊姆·盧特考斯基的結局有兩個版本，他生前的身份就模糊不清，這好像也影響了他的死亡。第一個版本是，在清理猶太人居住區的過程中，盧特考斯基不想與弟弟分離，試圖反對德國人將弟弟帶走。於是有個德國軍官建議他自願和弟弟一起被帶走，盧特考斯基接受了這個提議。根據第二個版本，可能是漢斯·比伯救了盧特考斯基，讓他免於一死，而這位漢斯·比伯的存在也是疑雲重重。這位可疑的德國企業家是猶太人區的行政官員，同時還是個包工頭。猶太人區的工廠服務於德國軍方，他的任務重要而微妙。比伯不是個兇殘的人，他不想製造痛苦，不想因為猶太人的種族原罪懲罰他們，他只是想通過供貨賺錢。他要壓榨猶太人區的勞工，但僅僅是以間接的方式。他希望奴隸工人能好好幹活，不希望他們死於飢餓，他的道德感僅限於此。實際上，他是猶太人區真正的主人，他與盧特考斯基之間的關係就像訂貨人與供應商，這種關係通常會帶來一種粗淺的友誼。比伯是個小豺狼，太過玩世不恭，根本沒把種族妖魔化言論當回事。他不願意放棄這門好生意，他希望推遲猶太人區的瓦解，也希望保護自己的朋友兼合夥人盧特考斯基，讓他不要被帶到集中營。從這裡可以看出：現實主義者通常要好過理論家。那些黨衛軍理論家的看法與比伯相反，他們更強勢，態度相當激進：消滅猶太人區，消滅盧特考斯基。

比伯也沒有別的辦法，他有不少熟人，他給盧特考斯基要去的集中營的指揮官寫了封信，密封好交給盧特考斯基，讓他相信，這封信會保護他，他會得到特別照顧。盧特考斯基向比伯提出要求，希望體面地前往奧斯維辛，不失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也就是待在一節特別車廂裡，掛在軍用列車末尾，而前面的貨運車廂裡，擠滿了沒有特權的流放者。但落到德國人手中的猶太人，不論怯懦還是英勇，謙遜還是高傲，命運都只有一個。不管是那封信，還是那節車廂，都沒能讓哈伊姆·盧特考斯基——猶太人之王，免除進奧斯維辛毒氣室的命運。

這樣的故事，並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故事。它包含著很多其他故事，它會丟擲很多問題，卻沒有給出足夠的解答。它在吶喊著，要求解釋，讓人們隱約可以看到一個徵兆，像在夢裡或在天上看到的啟示。但要解讀這個故事，卻並不容易。

盧特考斯基是什麼人呢？他不是怪物，但也不是平常人。他像很多人，像很多飽受挫敗的人一樣，嚐到一點權力的滋味就沉醉其中。在很多方面，權力就像毒品：在嘗試權力之前，人們對它並沒有需求，一旦意外接觸，只要開了頭就開始「上癮」，產生依賴，需要不斷加大劑量。成癮之後，他就會抗拒現實，沉迷於自己童年的美夢，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如果說盧特考斯基中了權力之毒，這一假設成立的話，就要承認，即便在猶太人區的環境中，也產生了這種毒害，這事並非偶然。這種毒性如此強大，甚至在這種幾乎消滅了一切個人意願的環境中，它還能佔上風。事實上，長期絕對的權力引發的綜合徵，從他身上看得很清楚：扭曲的世界觀、固執己見的傲慢，瘋狂地抓緊發號施令的權柄，認為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

這一切並不能讓盧特考斯基開脫，讓他免於承擔罪責。盧特考斯基這個人的存在，就是一種痛苦和災難。假如他從生活的悲劇中倖存，在猶太區的悲劇命運中保住性命，但很可能沒有法庭會赦免他，作為傀儡，他的小丑形象凌駕於猶太區之上，產生了巨大的毒害，當然我們在道德層面上也不會寬恕他。但也有一些情有可原之處：一種地獄般的秩序，也就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秩序，有種可怕的誘惑力，讓人難以抗拒。它並不會把受害者變成聖人，而是腐蝕他們，讓他們墮落，變得和自己相似，塑造出大大小小的共犯來保護自己。要抵禦這種誘惑，需要有強硬的道德感和骨氣，但羅茲市商人哈伊姆·盧特考斯基，他同時代的人骨頭都太軟。他的故事讓人難過，也讓人不安，他和許多集中營的頭領、後方的黨魁，以及那些任何檔案都要簽字的官員的故事很類似：有些人表面上搖頭，卻又默許一切，有人說「要是別人在這個位子上，會比我更糟」。

這在極權統治中很典型，權力自上而下，是上級賦予的，而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能從下向上傳達，這會讓人判斷是非的能力減弱，在純粹的惡和受害者之間，產生了一個良知的灰色地帶，盧特考斯基就處於這個地帶。他更接近哪一邊，靠上還是靠下，這很難說：要是他能說話，就只有他本人向我們澄清了，可能他還會說謊，就像他一直以來那樣。但這會幫助我們理解他，就像每個被告都會幫助法官理解案情，即使這並非他所願，即使他在說謊，因為人扮演另一個角色的能力是有限的。書籍分享公號：晚霞書房

所有這一切，都無法解釋這個故事讓人感到的急迫性和威脅。或許它有不同的、更加廣闊的含義。盧特考斯基像一面鏡子，所有人在他身上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的曖昧性也屬於我們，我們都是有靈魂的泥土；他的狂熱也屬於我們，就是我們西方文明「敲鑼打鼓走下地獄」的瘋狂；而他可悲的浮華外表，也是我們社會身份地位的諷刺畫。他的瘋狂正屬於伊莎貝拉在《一報還一報》中描繪的自負，但終有一死的人類：

……驕傲的世人掌握到暫時的權力，

卻會忘記了自己琉璃易碎的本來面目，

像一頭盛怒的猴子一樣，

裝扮出種種醜惡的怪相，

使天上的神明因為憐憫他們的痴愚而流淚。

就像盧特考斯基，我們也被權力和金錢迷惑了雙眼，以致忘了我們的本質多麼脆弱，忘記了我們都在「猶太人區」裡。這個區域是有圍牆的，而圍牆外是掌握著生死大權的人，火車也正在不遠處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