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本身是一種不穩定的物質，從它的用法就可以看出來。事實上，油漆在生產出來之後，在某個時刻，它會從液體變為固體，這種轉變必須在正確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否則就會引發麻煩，帶來糟糕的後果。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油漆還存放在倉庫裡，但已經凝固了（我們簡單地稱其為「早產了」），那就只能丟棄；或者在合成反應的過程中，樹脂在十噸二十噸容量的反應器裡凝固，那真是很悲劇；還有一種情況，油漆塗好後卻一直幹不了，也會遭人笑話。因為油漆「幹不了」，就像步槍射不出子彈、種牛不能讓母牛懷孕一樣可笑。

在油漆凝固的過程中，空氣中的氧氣參與了反應。氧氣參與的諸多反應，不管是維持生命，還是帶來毀滅，我們生產油漆的人只關注一件事情，就是它與某些油性分子產生反應，在它們之間牽線搭橋，織成一張緊密的網，油漆就成了固體。比如，亞麻油就是這樣在空氣中變乾的。

我們工廠進口了一批用來生產油漆的樹脂。這種樹脂在常溫下，只要暴露在空氣裡就會凝固，但這批貨讓我們很發愁。因為單獨檢驗時，樹脂能正常變幹，但和某種（不可替代的）炭黑一起研磨後，它的凝固能力就會減弱，直到完全消失。我們庫存裡已經有幾噸這樣的黑色油漆了。我們做了很多嘗試，但不論用什麼方式調配，油漆塗上之後，都很黏稠，無法變幹，像一張讓人煩惱的粘蠅紙。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很謹慎，不會馬上投訴供貨方。供貨方是「w」公司，一家頗有名望的德國大公司，二戰後，盟國肢解了全能的法本公司，「w」公司是前法本公司的主體之一。這些人在認錯之前，會把自己的名望當作砝碼，拖延時間，以讓對手疲憊。可是，我們工廠與「w」公司的衝突在所難免：其他批次的樹脂，加上同一批炭黑，調配後都表現正常；出錯的樹脂比較特別，只有「w」公司才能生產。而且我們公司已經簽了供貨合同，必須繼續供應這種黑色油漆，不能誤了規定的交貨期限。

我給「w」公司寫了封投訴信，義正詞嚴地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幾天後，我收到了回信。那封信很長，寫得文縐縐的，給了一些很顯然的解決方法，其實那些方法我們已經試過了，並沒有效果。信裡還不厭其煩介紹了樹脂氧化的原理，完全沒有必要寫。回信寫得特別複雜、混亂，完全忽視了我們這邊情況緊急，說到最要緊的部分，對方只提到他們在進行必要的檢測。我們也別無他法，只好馬上再訂一批樹脂，同時請「w」公司的人務必認真確認他們的樹脂與那種炭黑的反應。

後來我又收到了一封信，這封信是和新訂單的確認函一起寄過來的，差不多和第一封信一樣長，和上封信一樣，上面有l.穆勒的簽名。和之前那封相比，這封信措辭謹慎，雖然有所保留，但已經開始承認，我們的抗議確實有道理，並給出了一個更可行的建議：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實驗室裡的「精英」發現，只要再加上千分之一環烷酸釩，之前出現問題的那批樹脂就能恢復正常。當時，在生產油漆的領域，這種新增劑簡直聞所未聞。這位陌生的穆勒博士請我們馬上驗證一下他們說的辦法，要是確實有效，那就能讓雙方都避免跨國貿易爭端帶來的諸多麻煩，以及退運的不確定因素。

穆勒，在我曾經那段經歷中，也有個叫穆勒的人。但這個姓氏再平常不過了，在義大利語裡，這個名字對應的是「莫利納裡」，也是個很常見的名字。我為什麼總去想這件事呢？雖然如此，我還是把那兩封句子冗長、充斥著術語的信又讀了一遍，感到內心很不安寧，依然放不下疑慮，就像心裡有很多蛀蟲在啃咬，讓我沒法放下這個問題。但怎麼可能是他呢？叫穆勒的人，在德國可能有二十萬個。別管他了，還是想想怎麼解決油漆的問題吧。

……而後，我突然發現，第二封信裡有個特別的地方，那是之前讀的時候沒有發現的東西：「環烷酸鹽（naphthenat）」這個詞裡的「phth」寫成了「pt」，那肯定不是偶然打錯了字，因為同樣的錯誤出現了兩回。在記憶中那個遙遠的世界裡，我和另一個穆勒見過幾面，現在我腦子還病態地記得一個細節：好吧，我記得在那個充滿寒意、希望和恐懼的實驗室裡，他說「β-萘胺（beta-naphthylamin）」時，也把「phth」說成「pt」。

當時俄國人已經打到門口了，盟軍每天都發動兩三次空襲，要炸燬布納工廠。那裡已經沒有一扇完整的玻璃窗戶，缺水，缺電，還缺蒸汽。但工廠接到命令，要開始生產橡膠，德國人的命令從來不容置疑。

我和另外兩個化學專家囚犯一起待在實驗室，就像羅馬權貴從希臘買來的「有教養的奴隸」。在那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正常工作，做了也沒用：每次空襲警報響起時，我們把儀器拆開搬走，警報解除時，再把儀器裝上。我們的工夫幾乎全花在這上面了。但生產橡膠的命令是不容置疑的。時不時還會有視察員過來，在廢墟和積雪裡清出一條路，來到我們的實驗室，檢查一切工作是否按要求進行。有時來的是個納粹黨衛隊的人，一副鐵面無情的樣子；其他時候是個本地計程車兵，年紀很大了，像只耗子一樣滿臉驚恐；另外還有一個穿便衣的，他最常來，大家叫他穆勒博士。

他應該是個重要人物，所有人一見到他，就先行禮致意。他是個高大魁梧的男人，四十多歲，外表有些糙，並不像文化人。他只和我說過三次話，每次都很侷促，好像他對什麼事情感到羞恥似的，這在集中營裡很罕見。第一次，我們只是談工作上的問題（沒錯，就是關於萘胺的劑量）。第二次，他問我為什麼鬍子這麼長。我回答說，我們都沒有剃刀，連手帕都沒有，官方只允許每週一刮一次鬍子。第三次見面，他給了我一張字條，上面用打字機寫得清清楚楚，准許我每週四也刮一次鬍子，還批准我從倉庫領一雙皮鞋。他用尊稱問我：「您為什麼如此不安？」我那時用德語思考，得出的結論是：「這人什麼都沒意識到。」

我應該先幹正事。我立刻聯絡之前熟悉的供貨商，向他們要一份環烷酸釩樣品，但我發現，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公司一般不生產這種產品，只有接到訂單，才會少量生產，於是我訂購了一批環烷酸釩。

「pt」這個拼寫習慣再次出現，我一下子激動起來。我發現，從集中營回來後，我最強烈最持久的渴望，就是和當時屬於「對方的人」，面對面進行對質。德國讀者的來信滿足了我的一部分渴望，但我還不滿意。那些信是一些素未謀面的人寫的，他們只是表達了自己的懊悔，表示對受害者的支援。他們的信很真誠，但也空泛，我從中瞭解不到另一面，而且極有可能，除了情感層面，他們並沒有真正參與那件事。而我期待的會面是另一種，這種渴望很強烈，甚至做夢都會夢到（用德語），就是見到一個之前在集中營管控我們的人。他們當時支配著我們，但從來不會直視我們的雙眼，好像我們根本沒有眼睛。我不是想報復，我不是基督山伯爵。我只是重新判斷一下對方的態度，問一句「現在怎麼樣了？」如果這個穆勒就是我認識的那個人，那他並不是理想的「對手」。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對我產生過同情，即使只有一瞬間，或許只是因為我們是同行。可能連這都算不上，可能他覺得我是「同事」與「工具人」的奇怪混合體，不管怎麼說，也算個化學專家。我來實驗室工作，穿得太不體面，但他周圍的人甚至連這種感覺都沒有。他不是個完美的對手，但我們都知道，完美只存在於故事裡，而不是真實的生活中。

我聯絡了「w」公司的代表，我跟他關係不錯，我請他小心調查一下穆勒博士：他多大年紀？什麼長相？戰爭期間，他在幹什麼？不久我就收到了回覆：穆勒的年齡和外表都與我記憶中的相符，他先是在施科保市工作，在那裡學習製作橡膠的技術，之後就來到了奧斯維辛的布納工廠。我拿到了他的住址，以私人名義，給他寄去了一本德語版的《這是不是個人》，並附上一封信，問他是否真的是奧斯維辛的那個穆勒，還記不記得「實驗室裡的那三個人」。如果他還記得，那好。請原諒我忽然冒昧打擾，因為我不僅僅是一位擔心樹脂幹不了的客戶，也是實驗室的那三個人之一。

我做好了心理準備，等待他的回信。與此同時，公司層面的書信往來還在繼續，就像一座巨鐘的鐘擺，緩慢地來回擺動。在那些有關化學的公文書信裡，我們談到義大利生產的釩不如德國的好，希望對方儘快寄給我們一些樣品，通過空運的方式，運來五十千克，並希望他們免費提供這些樣品等等。在技術層面，看起來進展不錯，問題正在解決。我們要怎麼處理那批有問題的樹脂，方案還並不明確：不知道是以折扣價保留下來呢，還是由「w」公司出運費退貨，或者是要求仲裁。與此同時，我們按照慣例都說要訴諸法律，要「通過法律手段解決」。

私人層面的回覆遲遲沒有到來，這讓我既惱火又疲憊，不亞於面對公司層面的爭端。關於那個男人，我瞭解些什麼呢？我一無所知。很可能，他已經抹去了一切痕跡，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對於他來說，我寄去的那本書，還有那封信是一種無禮的冒犯，讓人厭惡，不懷好意地翻出已經沉澱的往事，有損「體面」。他可能永遠不會回信了。真可惜，他不是個完美的德國人，但真的存在完美的德國人嗎？抑或是完美的猶太人？這只是抽象的概念，從整體概念到特殊個體，這個過程總是會帶來令人興奮的例外。一開始，對方沒有清晰的輪廓，還沒有完全成形，就像蛹一樣，後來就清晰出現在你面前，可能一點點出現，也可能忽然間出現。他就成了「和你一樣的人」，有了厚度，有了生命，有一些神經質的動作、反常的行為和舉動。已經過去了兩個月，他應該不會回信了。真遺憾。

1967年3月2日，回信來了，信紙很高雅，印著哥特體抬頭。這封信像是開場白，簡短而謹慎。沒錯，布納工廠的穆勒就是他。他讀了我的書，認出了書裡寫的人和那些地點，他很激動。得知我活了下來，他很高興，還問我「實驗室裡另外兩個人」怎麼樣了。到此為止，沒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因為這些我都在書裡寫到了。但他還問起戈德鮑姆的訊息，我書中並沒有提到這個人。他還寫道，他利用這個機會，重新讀了自己關於那個時期的記錄。他希望我們可以將來見上一面，到時他很願意向我講講他的記錄。他說，見上一面「對於我們都有好處，為了超越可怕的過去，這很有必要。」最後他表明，在奧斯維辛遇到的所有囚犯中，他印象最深、記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但這很可能只是一句奉承。從他寫信的語氣，尤其是提到「超越」的那句話，可以看出，這個人似乎期待我有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