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搞化學的，在這裡，我想寫寫自己和化學相關的事。我有另一段不同的經歷，在其他地方已經講述過了。

三十年過去了，現在我很難定義1944年11月的普里莫·萊維，或者說奧斯維辛174517號囚犯，是個什麼樣的人。從當時的狀態可以推測，我肯定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適應了集中營的規則，像磨出了一層奇特的繭子。集中營裡的每一天都瀰漫著死亡的氣息，而與此同時，還有一種激動和狂喜，因為俄國人正朝這裡進軍，離我們只剩下八十公里，解放的時刻越來越近了。在這種環境中，我不僅能生存下來，還有能力思考，記錄周圍的世界，甚至能寫出相當細緻的東西。那時絕望與希望反覆交替，速度之快，可以在一小時內擊毀任何一個正常人。

可是，那時的我們並不算正常人，因為我們餓極了。我們當時的飢餓與眾所周知（也不那麼讓人討厭）的飢餓感完全不同，不是落下一頓飯，但下一頓肯定能吃上的那種餓，而是一種渴求、一種空洞、一種發自內心的吶喊。這種飢餓感已經陪伴了我們整整一年，在我們身上深深紮下了根，帶來了持久的影響。它佔領了我們的每一個細胞，控制著我們的一舉一動：吃東西，設法找吃的，這是我們的首要動力。其他的生存問題都遠遠排在後面，對家的懷念和對死亡的恐懼就更顧不上了。

我曾作為化學專家，在一家化工廠的化學實驗室裡工作（這一點之前也已經講過了），為了弄到吃的，我從那裡偷東西出來。一個人如果不是從小就偷東西，要學會偷竊並不容易。我花了好幾個月才剋制住良心的自責，掌握了一些必要技能。在某個特定的時刻，我（帶著一閃而過的微笑，和一點滿足的驕傲）意識到自己正在重生。我是那個循規蹈矩的小知識分子，就像那隻著名的老實狗一樣，經歷著退化，同時也在進化。它是一隻經過進化、進入到文明社會的狗，被流放到克朗代克，在那裡的「集中營」，為了活下去它成了一個賊。這就是《野性的呼喚》中了不起的巴克。我像它一樣，像狐狸一樣偷竊，只要逮到機會就偷，但要狡猾精明，不能暴露自己。我什麼都偷，除了同伴的麵包。

沒錯，除了表面上那些可以偷來謀利的東西，這間實驗室就像一塊處女地，一切都有待探索。這裡有汽油和酒精，但這些東西太普通了，偷起來也很麻煩，而且工廠裡不少地方都有，很多人都能偷到。它們價錢很高，但風險也同樣很高，因為液體需要用容器來盛。每個化學家都知道，包裝是個很大的問題。永恆的天父對此也很瞭解，他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了這一問題，創造出細胞膜、蛋殼、橙子皮，還有我們的皮膚，因為說到底，我們也是由液體構成的。但當時，我並沒有聚乙烯，不然裝這些液體就很方便了。聚乙烯又軟又輕，一點都不透水，但也有點太不易腐蝕了。永恆的天父本身就是聚合的大師，但他並沒有創造這種材料，這並非沒有道理，他不喜歡不朽的東西。

由於缺少包裝和容器，最好是偷一種固體，不易變質，不能太笨重，尤其得是個新玩意。它單價要高，體積不能太大，因為我們結束工作後，在營地的入口經常要搜身，而且最終還要有實用價值。不同的群體構成了複雜的集中營世界，偷的東西至少能滿足集中營裡某個群體的需要。

我在實驗室作了各種嘗試。我偷過幾百克脂肪酸，是通過氧化石蠟得到的，我費了好大工夫才從另一方陣地的幾個同事那裡要來。我吃了一半，確實能充飢，但實在太難吃，讓我放棄了賣掉另一半的想法。我試過用脫脂棉烙餅，把棉花壓在電爐上烤，好像烤出來一股焦糖味，但樣子太難看，我覺得賣不出去。至於把脫脂棉直接賣給集中營的醫務室，我試過一次，但體積太大了，價格又很低。我還逼自己吞下了一些甘油，試圖把它消化掉。我的理論基於一種過於簡單的推斷：甘油也是脂肪分裂的產物，因此肯定也能以某種方式參與新陳代謝，提供能量。或許它確實能提供能量，但有許多討厭的副作用。

實驗室的一個架子上，有個神秘的試劑瓶，裡面裝著二十幾個堅硬而又無色無味的灰色小圓柱。瓶子上沒有標籤，真是太奇怪了，這可是德國的實驗室。當然，俄國人離這兒確實只有幾公里了，災難就要來臨，幾乎可以預見。每天都有轟炸，大家都知道戰爭就要結束了，但還有些一成不變的東西持續著，包括我們要忍受的飢餓。再說了，這是德國人的實驗室，德國人永遠不會忘記貼標籤。實際上，其他試劑瓶都有清晰的標籤，或是由打字機列印出來，或是用哥特式字型手寫——唯獨這個瓶子沒有標籤。

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既沒有必需的裝置，也沒有安穩的環境，當然沒辦法測定這是什麼東西。無論如何，我在口袋裡藏了三根，晚上把它們帶回了營地。它們長約二十五毫米，直徑四到五毫米。

我把它們拿給我的朋友阿爾貝託看。他從口袋裡掏出小刀，拿出一根試著切了一下——這東西很硬，刀刃切不動。他又試著用小刀刮表面，可以聽到輕微的爆裂聲，刀刃旁冒出一串黃色的小火星。這下就很好判斷了，它們是鈰鐵合金，一般打火機裡的火石就是這種材料。那火石怎麼會這麼大呢？阿爾貝託曾經在焊工隊裡當過幾個星期的小工，他解釋說，這些小棍裝在氧乙炔管前端，是點火用的。這時，我懷疑自己偷來的東西能不能賣出去——或許它能用來生火，但集中營里根本不缺火柴（當然是非法的）。

為此，阿爾貝託訓斥了我一通。對他而言，悲觀放棄、灰心喪氣都是可惡的行為，是一種罪過。他並不接受這個集中營世界，他用本能和理性去抵制它，不讓自己遭到腐蝕。他品質善良，意志堅強，奇蹟般地保持自由。這種自由也體現在言談舉止中——他從不低頭，從不折腰。他的一言一行，每一個微笑，都透露出自由的光芒，像在密不透風的集中營裡開啟了一個視窗。他身邊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這一點，就連和他語言不通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在那裡，沒有別人能像他一樣受人喜愛。

阿爾貝託訓斥我：永遠不要洩氣，這樣有害無利，不道德，也不體面。我偷來了鈰，好，那就把它拿去賣，拿去推銷。他來想辦法，總能把它變成一種新玩意，賣個好價錢。普羅米修斯真是個傻瓜，把火白白送給了人類。他本來可以藉此掙點錢，還能平息宙斯的怒氣，免除禿鷲帶來的折磨。

我們必須更精明點。「必須精明」這個話題，我們之前也談到過，阿爾貝託經常對我這麼說。在他之前，我還在自由世界的時候，很多人也對我說過同樣的話。時至今日，這種說法我已經聽了無數次，但在我身上作用甚微，甚至還帶來了相反的結果。我產生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希望與真正精明的人合作共生，對方可以（或者覺得可以）從這種合作中得到物質上或精神上的好處。阿爾貝託就是一個理想的合作物件，因為他的精明不會傷害我。工廠裡有個做打火機的秘密產業，一些不知名的技工，在空閒時間裡做打火機，賣給集中營的重要人物和工廠民工。我不知道這件事，但阿爾貝託知道（他總是什麼都清楚，雖然他不懂德語也不懂波蘭語，法語也懂得很少）。那麼，做打火機就需要火石，而且火石要符合特定的尺寸，我們得把手頭的材料削薄。要削薄多少？怎麼削呢？「這不難，」他對我說，「包在我身上，你去把剩下的都偷來。」

第二天，我遵從了阿爾貝託的建議，順利地偷到了其他火石。上午十點左右，響起了空襲警報聲。這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每次聽到這種警報聲，我們所有人都會感到那種直擊內心深處的驚恐。它不像人間會有的聲響，不是工廠裡的那種汽笛聲，音量巨大，在整個區域同時響起，而且帶有節奏。它的音調先升高，尖銳得讓人心痛，然後下降，像低沉的雷鳴。這警報聲肯定不是隨意設定的，因為在德國，沒有什麼東西是隨意的。此外，這種聲音與它的用途，實在太符合當下的情景了。我常想，可能是某個惡毒的音樂家創造了這種聲音，在其中注入了怒火和淚水，融入了月光下的狼嚎和颱風的呼嘯——阿斯托爾弗的號角吹出的應該就是這種聲音吧。這聲音讓人驚恐，不只因為它預示著轟炸即將來臨，還因為它本身就很恐怖，像一隻受傷的巨獸在倒地前發出的哀鳴。

在空襲面前，德國人比我們還要害怕。雖然這樣想並不合理，但我們不怕轟炸，因為我們知道，那些炮彈不是朝我們來的，而是對準了我們的敵人。短短幾秒鐘之內，實驗室裡就只剩我一個人了，我把所有鈰裝進口袋，去空地上和我的勞動隊會合。轟炸機的轟鳴聲響徹天空，從飛機上撒下許多黃色傳單，輕輕飄落，隨風搖擺，上面印著嘲諷的惡毒言語：subi/subsubm/subsub /subsubb/subsuba/subsubu/subsubc/subsubh/subsub /subsubk/subsube/subsubi/subsubn/subsub /subsubf/subsube/subsubt/subsubt/sub

，肚裡沒油，

acht uhr ins bett；八點睡覺；

der arsch kau warm，屁股剛熱，

fliegeralarm！空襲就到！

我們無權進入防空避難所，於是就來到工廠周圍，在沒有建築的空地上集合。轟炸開始時，我躺在結冰的泥地上，身下是稀疏的雜草。我摸著口袋裡的小棍，思索著命運是多麼奇特的東西，不管是我的命運，我們如秋葉般脆弱的命運，還是全體人類的命運。阿爾貝託說，一顆打火機火石能換一份麵包，也就是一天的生命。我偷了至少四十根小棍，每根能做三顆火石。總共能做一百二十顆火石，這代表我和阿爾貝託兩個月的生命。兩個月之內，俄國人就能到，就會解放我們。可以說，最終是鈰解救了我們。對於這一元素，我瞭解得很少，只知道它唯一的實際用途，還有它屬於模糊又特別的稀土元素家族，它的名字和蠟沒有半點關係，也不是用於紀念這一元素的發現者，而是為了紀念（那時的化學家多麼謙遜！）一顆名為穀神星的小行星，因為這一金屬元素和這顆行星是在同一年，也就是1801年發現的。在鍊金術中，元素與星球存在對應關係，或許它的命名，就是向這種對應關係熱情又諷刺的致敬：就像太陽是金，火星是鐵，那麼穀神星就是鈰了。

晚上，我把這些小棍帶回了營地。阿爾貝託拿來了一塊金屬板，上面有個圓洞，這就是火石的直徑，我們得把小棍削成這種尺寸，才能把它們變成火石，換來麵包。

至於怎麼操作，就需要謹慎行事了。阿爾貝託說，這些小棍得用刀子刮細，要偷偷幹，以防競爭對手洩露我們的秘密。什麼時候幹？在夜裡。在哪兒幹？在木棚屋裡，用被子蒙著，坐在塞滿木屑的草墊子上，也就是說，冒著引發火災的危險，更現實一點，冒著被絞死的危險。因為所有在棚屋裡擦燃火柴的人，都受到了這樣的懲罰。

不論是自己還是他人的莽撞行為，取得不錯的結果後，要評價它，人們總是會猶豫一下：可能這種做法也沒那麼莽撞？可能真有個保佑孩子、傻瓜、醉漢的神？或者還可能：與不計其數的失敗者相比，那些成功者更受關注、更有熱情，更願意講述他們的故事？但我們當時沒有想這些問題，集中營讓我們過於熟悉危險和死亡，冒著被絞死的危險多吃一口麵包，在我們看來，這是完全合理的選擇，甚至是顯然的選擇。

同伴們睡覺時，我們就用小刀幹活，一夜接一夜地幹。那場景陰暗得讓人想哭，偌大的木棚屋裡，只有一盞電燈發出微弱的光。棚屋像個寬闊的山洞，昏暗中能辨認出同伴的臉，這些臉因睡眠和夢境而扭曲，帶著死亡的色彩。有人在磨牙，在夢裡填飽肚子，很多人從鋪沿垂下赤條條的胳膊或大腿，骨瘦如柴，另外一些人在呻吟或說夢話。

但我們兩個還活著，沒有向睡眠屈服。我們用膝蓋把被子撐起來，在這個臨時帳篷裡刮那些小棍，什麼都看不見，只能摸索著來，每刮一下，都能聽到一聲爆裂的輕響，看到一小串黃色的火星。在工作間隙，我們試試小棍能不能穿過作為參照的那個洞，如果不能，就接著磨；如果可以，我們就把磨細的小棍分成幾截，小心地放到一邊。

我們做了三晚，什麼都沒發生，誰也沒有發現我們的動靜，被子和草墊也沒有著火。通過這種方式，我們換來了麵包，一直活到俄國人來，把我們聯絡在一起的信任和友誼，也給了我們安慰。後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在其他地方我已經寫過了。戰線逼近的時候，阿爾貝託和大多數人一起步行離開了，在冰天雪地裡，德國人讓他們日夜不停地走，走不動的人就殺掉。然後把他們趕上露天車廂，把少數倖存者送到布痕瓦爾德和毛特豪森集中營，開始一段新的奴役生活。這次行軍的倖存者不超過四分之一。

阿爾貝託沒有回來，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戰爭結束後，他的一個同鄉，半是捏造，半是欺詐，給阿爾貝託的母親帶來安慰她的假訊息，以此索要錢財，就這樣過了好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