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輪到我回信了，我覺得有些尷尬。你看，這件事已經成了，對手落入了圈套，就站在我面前，和油漆廠的同事幾乎沒什麼兩樣。他像我一樣，用有抬頭的信紙寫信，甚至還記得戈德鮑姆。他的形象還很模糊，但顯然，他想從我這裡獲得寬恕，因為他有一段需要超越的過去，而我沒有。我在他那裡買了一批不合格的樹脂，只是希望他能減價。情況很有意思，但並不尋常，不完全符合罪人面對審判官的情景。

對我來說，首先要考慮的是：我要用什麼語言寫回信呢？當然不能用德語，我會犯一些可笑的語法錯誤，而我當時的角色不允許這樣的情況發生。還是在自家的陣地上比較好，於是我用義大利語回信，我寫道：實驗室的另外兩個人已經死了，我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是怎麼死去的。戈德鮑姆也死了，他在撤離集中營的路上死於寒冷和飢餓。至於我，通過我寄給他的書，還有關於油漆的公司書信往來，主要的情況他應該已經知道了。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他，不管是對他，還是對我來說，這些問題都太多，太沉重了。為什麼會有奧斯維辛集中營？為什麼會有潘維茨博士這樣的人？為什麼要把孩子送進毒氣室？但我覺得，還不是越過某些界限的時候，於是只問他，是否接受我書中說的那些話，我或明或暗做出的判斷。他是否認為，法本公司有意利用集中營的奴隸勞工，他當時是否知道，離生產橡膠的布納工廠只有七公里的地方，奧斯維辛的「裝置」每天要吞噬上萬條生命。最後，既然他提到了「關於那段時期的記錄」，能不能寄一份給我呢？

我沒提見面的事，我對此很害怕。不需要找什麼委婉的說法，也用不著說成羞怯、厭惡或是顧慮。害怕，就是最精確的說法：正如我覺得自己不是基督山伯爵，我也不是荷拉斯，或古裡茨亞。我覺得自己不能代表奧斯維辛的死者，認為穆勒是劊子手代表，這也不明智。我瞭解自己：我沒有論戰的能力，把他當作對手，會讓我分心。我對他感興趣，更多的是出於對另一個人的興趣，而不是把他看成對手。我準備好聽他講述，甚至還可能會相信他。憤怒和判斷力在事後才會出現，但已經沒什麼用了。我覺得，我們繼續寫信交流就好。

穆勒在公司層面給我寫了回信，說五十公斤貨物已經寄出，「w」公司相信，我們的問題可以通過協商，友好解決等等。幾乎是同時，我期待的那封信也送到了家裡，但內容卻在我的意料之外。那不是一封典型的信，不能當作範例。如果這個故事是虛構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收到的信就只有兩種可能：要麼謙卑溫暖，充滿基督教精神，來自希望贖罪的德國人；要麼高傲冰冷，蠻不講理，來自頑固的納粹分子。然而，這個故事並非虛構，現實總是比想象更復雜：少了整齊圓滑，多了一分粗糙，而且通常有不止一個層面。

這封信一共有八頁紙，還附了一張照片，看到照片時我吃了一驚。照片上的面孔就是那張臉：他老了，攝影師運用專業技巧把他拍得很高貴。我似乎又聽到頭頂上響起那句心不在焉、隨口說出的關心：「您為什麼如此不安？」

從這封信中可以明顯看出，寫信者並不高明：語言浮誇，無法做到真誠，常常偏離主題，或是誇大其詞，說些讚美的話，希望感動人，又愛賣弄學問，處處都很彆扭。根本不能用一個總體的評價來概括這封信。

他把奧斯維辛事件歸因於「人」，而對人不加區別。他對此很悲痛，但從我那本書裡寫到的其他人身上，他得到了安慰，比如阿爾貝託、洛倫佐，「在他們面前，夜晚的武器也會失去鋒芒。」這句子是我寫的，但從他嘴裡說出來讓我覺得很虛偽，也很不合時宜。他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一開始，社會上對希特勒的專制很狂熱，他也受到了影響，「在這種狂熱的推動下」，他加入了一個國家主義學生團體，不久之後，這個團體就歸入了納粹衝鋒隊。後來，他退出了組織，並評論說「當時退出，也是有可能的」。戰爭時期他應徵入伍，成了防空兵，直到那時，在城市的廢墟間，戰爭才讓他感到「羞愧和憤怒」。1944年5月，他得到了化學師資格證（就像我一樣！），被派到施科保市，在法本公司的工廠裡工作，奧斯維辛的工廠就是那家工廠的擴大版。在施科保，他培訓了一些烏克蘭姑娘做實驗室的工作。這群烏克蘭姑娘我在奧斯維辛也見到了，我還不明白，她們為什麼和穆勒博士這麼熟，當時覺得很奇怪。1944年11月，他和那群姑娘來到了奧斯維辛——這個地方在當時沒有任何特別的含義，對他來說如此，對他認識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不論如何，他剛到的時候，技術負責人（可以推測是福斯特工程師）和他見了一面，簡短地作了介紹，告誡他：「布納工廠的猶太人只能幹最低賤的活，不許同情他們。」

他被派到了潘維茨博士那裡，做他的手下。就是這位潘維茨讓我參加了一場奇怪的「國家考試」，以檢驗我的專業能力。穆勒對他的上司評價很不好，他明確告訴我，潘維茨在1946年死於腦瘤。當時，穆勒是負責組織布納工廠實驗室的人，他宣稱自己對那次考試一無所知，是他選定了我們三位專家，尤其是選擇了我。要是這麼說，我能倖存，還多虧了他，這不大可能，但也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他還宣稱，他曾經和我有一種幾乎平等的朋友關係，和我討論過科學問題，在那樣的環境下，他思考過「哪些屬於人類的珍貴价值，被另一些人出於純粹的惡意毀滅」。我不僅不記得任何此類談話（我說過，那段時間我的記憶力非常好），只要設想一下當時的情況，就可以判斷他說的完全不現實：當時，一切都在瓦解，人與人之間充滿懷疑，我又處於生死疲勞。只能說，穆勒的描述純屬事後想象，只有這樣，才解釋得通。也有可能，這些事他已經對很多人講過了，卻沒有想到，這世上唯一無法相信此事的人就是我。可能他出於好意，為自己構建了一個更容易接受的過去。他不記得關於鬍子和鞋的事了，記住的卻是其他類似的事，在我看來，這也可以接受。後來，他知道我得了猩紅熱，尤其是知道所有囚犯都要步行撤離時，很擔心我能不能活下來。1945年1月26日，黨衛軍派他加入人民衝鋒隊。這支混亂的軍隊，由之前未服兵役的人、老人、孩子組成，試圖阻擋蘇聯人的進攻。但幸運的是，前面提到的技術經理救了他，准許他逃回後方。

對於我提的關於法本公司的問題，他直截了當給出了肯定回答。他知道，工廠裡的工人是囚犯，但這只是保護囚犯的方式。他甚至認為（真是難以置信），整個布納—莫諾維茨工廠，佔地八千平方米的巨型裝置，這些都是為了「保護猶太人，讓他們活下來」才建造的，而不許同情猶太人的命令是「一種偽裝」，一種掩飾。「原則上不存在」，他完全沒有指責法本公司。不管怎麼說，他還是「w」公司的員工，法本就是w公司的前身，他總不會砸了自己的飯碗。在奧斯維辛工作的短暫時間裡，他「從來沒有發現任何殘害猶太人的事情」。他的說法自相矛盾，讓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但這並不讓人意外。那時候，大多數德國人都保持沉默，學會了讓自己知道盡可能少的真相，越少越好。他們都不問問題，顯然他也是這樣。天氣好的時候，從布納工廠，可以看到焚屍爐冒出的煙，即便這樣，他也不願向任何人尋求解釋，也不想給自己一個解釋。

德國快要完全潰敗的時候，他被美國人抓住了，在一個關押戰犯的營地裡關了幾天。他譏諷說，那是個「原始的地方」。就像我在實驗室遇到他時一樣，直到寫下這封信，穆勒依然對集中營「一無所知」，他在1945年6月底回到家。我問他要的記錄，主要內容就是這些了。

他認為，我的書超越了猶太文化，將「愛你的仇敵」這一基督教規訓付諸實踐，證明了我對「人」的信任。最後他堅持說，我們有必要見一面，在德國或是義大利都可以。他已經準備好來找我了，時間地點都由我決定，不過他更傾向在利古里亞海岸見面。兩天後，我在公司也收到了「w」公司的信，這當然不是偶然，除了落款相同外，它和那封私人信件的日期也一樣。這封信語氣溫和，表示他們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願意接受我們的任何提議。他們解釋說，有的壞事也能帶來好的結果，通過這次事故，他們瞭解到環烷酸釩對樹脂的作用，從今以後，他們將把這種物質直接加進樹脂裡，對所有客戶都一樣。

我能做什麼呢？穆勒已經「現了原形」，他破繭而出，清清楚楚出現在眼前。他既非無恥之徒，也不是英雄。無論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他在信裡浮誇賣弄，編造謊言。如果我們把這些都過濾掉，就會看到他的灰色形象，是人的典型樣本，是瞎子王國裡眾多的獨眼人之一。他盛讚了我，言過其實地說：我能做到愛自己的敵人。但事情並不是這樣，即便很久之前他給過我一些特權，即便他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敵人，但我並不愛他。我不愛他，也不想見到他，雖然我還是有些尊敬他：當個獨眼人也不容易。他不是那些裝聾賣啞、玩世不恭，對各種事情充耳不聞的人。他沒有得過且過，他在和自己的過去做清算，但賬目卻對不上，為了賬目能對上，他可能耍了點手腕。但對於一個加入過納粹衝鋒隊的人，還能苛求他什麼呢？我可以拿他和其他人進行對比，我經常在沙灘上，或是工廠裡，見到其他誠實的德國人，但他還是佔了上風。他對納粹主義的批評怯懦又委婉，但沒有試圖辯解。他尋求一場對話，因為他還有良知，並且想辦法不讓自己受到良心的譴責。在第一封信裡，他提到「超越過去」，「與過去和解」，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種固定說法，是當今德國的一種委婉語，通常的理解是「納粹主義的救贖」。但這個說法中含有「walt」這個詞根，在德語裡，也可以組成一些其他詞，比如「統治」「暴力」「強姦」。我相信，要是把這個表達理解為「對歷史的曲解」「對過去的強暴」，與它深層的含義倒是很近。但即使像這樣，躲藏在陳詞濫調裡，也好過很多德國人的遲鈍表現。穆勒想超越過去，他的努力很笨拙，有點滑稽，讓人憤怒，也讓人難過，但還算體面。他不是曾經給了我一雙鞋嗎？

等到星期天，忙完了其他事，我忐忑地準備給他寫一封儘可能真誠、公正、恰當的回信。我這樣打了草稿：感謝他讓我進入實驗室。我已經準備好原諒敵人，甚至可能愛他們，前提是：他們要有悔過的表現，當他們不再是敵人時，我才會原諒他們。在相反的情況下，如果敵人拒絕悔改，而是堅持給他人制造痛苦，這種人當然不能原諒。我們可以試著拯救他們，也可以（或者說必須）和他們對話，但我們的任務是審判他們，而不是原諒他們。至於如何具體評判穆勒的行為，這也是他明確提出來的，我謹慎地提起了他的兩位德國同事，相比之下，這兩位同事比他要勇敢得多。我承認，不是所有人生來都是英雄，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像他這樣誠實，但不作為，那這個世界還可以忍受，但這不現實。現實世界裡有拿著武器的人，他們建立了奧斯維辛，而那些誠實而軟弱的人正為他們鋪平了道路。因此奧斯維辛的悲劇，每個德國人都難辭其咎，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有責任。在奧斯維辛之後，不允許再有不作為的人。關於在利古里亞海岸見面的事，我只字未提。

就在這天晚上，穆勒從德國給我打來了電話。這次通話干擾很大，聽不清楚，此外我也很難聽懂電話裡的德語了。他聲音斷斷續續，說話很艱難，語氣很激動。他說六週之後，聖靈降臨節，他會來菲納萊利古雷，我們可以在那裡見面嗎？這問題很突然，我沒來得及仔細考慮就答應了他。我請他確定一下到達的具體時間。我把寫好的草稿放到一邊，那封信已經沒用了。

八天後，我收到了穆勒太太的訊息，得知洛塔爾·穆勒博士意外離世，享年六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