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有時是如此混亂，以至於你無法確定哪些事先發生，哪些事後發生。同理，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是講到了事情的結尾還是開頭。自從來到國外生活，我就感覺自己的母語——用那位克羅埃西亞詩人狂亂的詩句形容，它是：

狂風，巨鍾，迴響，轟鳴，

雷霆，咆哮，迴盪——

是結巴，是咒罵，是詛咒，或者是含混的、單調的、沒有意義的賣弄辭藻。因此，在這個身邊都是荷蘭人、溝通要用英語的國家，我有時感覺自己在從零開始學習自己的母語。這並不簡單。我死記單詞，反覆練習母音和子音。這是一場逐漸輸掉的戰鬥：我表達不出我想說的意思，而我說出來的話聽起來又是空洞的。我會想到一個詞，但不知道它的實際意思；或者，我感知到了一個意思，但找不到合適的詞。我一直在想，一門如此令人痛苦的語言，一門從來沒有學會描述現實，與人對於現實的內在體驗同樣複雜的語言，它到底能做什麼事呢？比如說，它能講故事嗎？

生活對我一直不錯。我學會了拉窗簾。我甚至試著把它當成一件好事。我報名了荷蘭語班。與許多同學一樣，我會濫用第一人稱代詞ik。對初學者來說，世界是從ik開始的：ikbentanjalucič.ikkomuitvormaligejoegoslavië.ikloop,ikzie,ikleef,ikpraat,ikadem,ikhoor,ikschreeuw……就目前為止，我說的ik並無實質內容：就像是孩子的遊戲；就像捉迷藏。人們常說，躲在開闊地是最容易的。躲在荷蘭的山裡。躲在生硬的i和k後面。

沒錯，噩夢又來了。我現在夢到的是單詞，不是房子。在夢裡，我講的是一門沒有顧忌、不可控制的語言，一門有陰暗面的語言，單詞像玩偶盒裡的小丑一樣衝著我彈出來。它們通常是反映我的脆弱精神狀態的單音節詞。我用一把細齒梳梳理著它們。音拖得很長，包含著痛苦，是沒有盡頭的抱怨。我經常被痛苦的、像狗一樣的嗚咽聲吵醒，是我的聲音。在夢裡，我的身邊都是單詞。它們像藤蔓一樣繞著我生長，像蕨類一樣迸發，像爬牆虎一樣爬牆，像荷花一樣舒展，像野蘭花一樣爬滿我的身上。茂密的句子叢林讓我無法呼吸。早晨起床時，飽受摧殘的我說不清那繁多的詞彙是懲罰，還是救贖。

但是，生活對我一直不錯。保羅和金，那對僱我每週幫他們照顧四天孩子的美國夫婦，給我的工資相當豐厚。我成了搖籃曲和數字歌的專家：有我們的，有英語的，甚至還有幾首荷蘭語的。孩子們知道ententini,savarakatini,savarakatikataka,bijabajabuf。知道ecipecipec,tisimalizec,ajamalavjeverica,ecipecipec。他們知道rub-a-dub-dub,threemeninatub:thebutcher,thebaker,thecandlestickmaker。還有amsterdam,diegrotestadt.dieisgebouwdoppalen.alsdiestadteensommeviel,wiezoudatbetalen……保羅和金只要有機會就把我介紹給親戚朋友：「這是塔尼婭，我家的保姆。前南斯拉夫來的。塔尼婭特別會照顧孩子。她對小孩確實有一套。」

我母親也挺好的，如果挺好這個詞合適的話。只要我打電話，她就來勁了。她會像孩子一樣講述自己的生活：先是拉一張投訴單子，然後講她的糖尿病（她叫糖咒病）、她的關節炎、生活開銷大……她從來不問我的事：我只是聽取投訴的。我已經接受了自己的角色，漸漸習慣了我們間的單向度對話。我已經學會了不要太受傷。

戈蘭的父親不在了。「他們沒準會把他塞進垃圾袋裡的！」奧爾加在電話裡哭著說。「垃圾袋！」他當時陷入昏厥，於是她叫了一輛救護車。但是，擔架放不進電梯，護士只好把他裹在毯子裡，從頂層十樓搬下來。幾天後，他於醫院去世。我打電話慰問時，她把事情全都講了。「不過，人總歸是要死的。」她補充了一句，聲音很奇怪，為這件事畫上了一個悲傷卻麻木的句點。

安娜回到貝爾格萊德後只活了不到兩年：北約轟炸該市期間，有一個貝爾格萊德電視臺的攝製組喪生，安娜當時就和他們在一起。我收藏著她離開幾個月後給我寄來的信。除了說自己找到了工作，日子過得不錯以外，她還附上了一篇題為車站的短文，是獻給我們虛擬的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博物館的一份遲來的藏品。文章用悲涼的語調描繪了貝爾格萊德的電車休息站，描寫了各種聲音、悶熱的夏日黃昏、空氣中的塵土味。「將它裝進我們的塑膠大包裡吧，那個紅白藍三色條紋的大包。」她寫道。這可愛中透著傻氣的姿態觸動了我。海爾特決定留在貝爾格萊德。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如何維持生計。他不時跟我通電話。我能從他的聲音裡聽出來，我，一個外國人，是他與家唯一的聯絡。我還住在他原來的地址。

其他人似乎都過得不錯。安特還是在城內各處演奏手風琴。他每週六都在北市場。人們會把錢投到他的帽子裡，帽子是那裡一名擺攤賣帽子的維羅維蒂察人送給他的。我們的人全都認識他。奈維娜嫁給了一個我們的小夥子，跟他生了個女兒。她在荷蘭合作銀行墨卡託廣場分行上班。梅麗哈在薩拉熱窩。她想辦法要回了自家的公寓，把非法住戶趕了出去。梅麗哈的父母與那座城市毫無關係：自從搬來這邊，他們一次都沒回去過。梅麗哈與一名達舍人同居，他創辦了一家服務弱勢群體的非政府組織。馬里奧退學後進入了計算機圖形行業。他也有孩子了，男孩。波班加入了本地的佛教團體，剃髮食素，化緣為生。只有約翰內克還在大學就讀。她的大女兒跑了，現在和她爸爸在波斯尼亞住。約翰內克心碎欲絕。塞利姆成了「極端穆斯林」，成天跟馮德爾公園的怪人們混在一塊，嚷嚷著「我們波斯尼亞人要讓那些塞爾維亞雜種都滾蛋，然後是克羅埃西亞人，那些歐洲人全滾蛋，還有美國佬」。據說，只來上過一兩次課的佐勒分手了，因為要去加拿大，他自稱是雙重受害者——米洛舍維奇加上北約轟炸。不過，更可能的情況是他惹上了當地的塞爾維亞黑手黨，分手是為了保命。

這些都是達爾科告訴我的，我有一天在瓦瑟納爾附近的荒涼海灘偶遇了他。太超現實了。我差點兒沒認出他：他渾身古銅色，頭髮成了淡黃色，戴著時尚太陽鏡和隨身聽。他還騎在馬上。他看起來就像一名ck模特，或者說是瘦弱版的ck模特。他告訴我，他正在上瓦瑟納爾馬術俱樂部的馬術課。他以前就有一個朋友是美國富商，男的，在同性中很有市場。只不過，他即將脫離底層生活——他從來不隱晦這種想法——搬進常律會運河的一座宅子裡。這要多虧他的朋友，掏了整整一百萬給他買房。對了——是一百萬美元，合兩百萬guće……

「我發現自己喜歡騎馬。」他說。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說道，「報一門課吧，什麼課都行——瑜伽，莎莎舞，隨便——我跟誰都這麼講。只要能活動身體，都有大好處。」

「我在學荷蘭語。」我說。

「好呀！」他說，好像在跟別處的別人說話。

這時，我在他的太陽鏡上看到了我的倒影，結果順著脊柱竄上來一股寒意：閃亮的鏡片上有兩張臉，沒有一張是我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