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離奇的故事當屬伊戈爾。人們都說他瘋了。他一開始在前南法庭做譯員；順便說一句，我們這夥人裡做這份工作的不止他一個。但是，他後來因為曠工被開除了。後來有一天，他被找到了——說他找到了自己可能更貼近真實——是在某座機場，在加爾各答、吉隆坡或者新加坡。人們說，他得了一種名字很好聽的創傷後綜合徵，叫解離性賦格，和音樂里的賦格是一個詞。這種賦格似乎是由突然出走引發的，持續時間從數日至數月不等。患者會完全失憶，賦格人只能自己造一個身份：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當他們迴歸之前的生活時，他們會完全不記得賦格狀態下的經歷。誰之前都沒聽說過這種記憶失而復得的不可理喻的心理障礙。有心理醫生主張，賦格障礙不是憑空發生的，而是由酗酒觸發的。可能吧，但達爾科不記得伊戈爾是個酒鬼。沒有人知道他在哪裡，如何維持生活。他可能回國了吧。其他人各走各的路，已經失聯了。

「順便說一句，」達爾科的聲音有一點過於興奮，「我有了一個新發現。」

「是什麼？」

「歌劇！」他指著隨身聽說，「我愛死威爾第了。」

他停住話頭，身子微微沉了沉，一道微弱的陰影劃過他秀氣俊美的娃娃臉。

「那一次跟烏羅什……」他說話吞吞吐吐，好像要從嘴裡吐沙子似的，「晚飯後我們給你慶生那一次，記得嗎？」

「記得。」我說。

「那個，我送他回家，我們……騎了一會兒馬。烏羅什不是同性戀……我們都喝醉了……」

「你為什麼跟我說這個？」

他聳了聳肩。

「不知道……它一直困擾著我。」

在海牙前南法庭，檔案越積越多，紙山越堆越高；庭審的錄影帶能鋪滿那個已經不在的國家的全境。每一次傷害似乎受到了真實、諷刺或怪異的處理——但總歸是處理了。有些人的傷口恢復得很好，有些人不好——但也算是恢復了。就連疤痕都在消退。人人都有去處，有人發揮特長，有人勉力而為。生活發給有些人的牌比其他人好一些，但每個人總能找到某個地盤。死者與失蹤者有待清點，許多惡徒依然逍遙法外，許多瓦礫有待清理，許多地雷有待拆除，但塵埃已經落定。生活繼續了下去，至少就目前來看，這對每個人都好。

總有一天，元兇首惡會來到法庭，我一定會去看。他會穿著灰正裝、白襯衫，打著鮮紅的領帶。領帶與法官袍是同樣的顏色。被告會坐在他的玻璃牢籠裡，雙顎緊扣，嘴巴呈倒u形。時鐘會顯示時間，但那不是審判庭外的世界的時間。我會震驚地發現，我在中間的這幾年裡已經忘掉了一切，我想不起那些曾經如此玩弄我們的生活的人叫什麼。我會感覺距離戰爭爆發已經過去了一百年，而不是九年、十年。我會用深重的恐懼感去直面自己的健忘。打著紅領帶的男人會講一門我已經不會的語言。我甚至會記得下面這些細節：翻閱眼前的檔案時，被告會像村裡的小店主一樣舔手指；他會仰起頭，好像在嗅周圍的空氣，然後眯起眼看審判庭；在那一刻，我的眼神會與玻璃後面的那雙眼睛交會；那雙眼睛是黑色的，呆滯的，無神的；他緊扣的雙顎和呆滯的眼神會讓我想起北極熊；接著，他會抬起爪子，趕走鼻子周圍的飛蟲，繼續空洞地盯著前方。

我有時會想起烏羅什，覺得他的選擇是正確的。他帶走了鉛筆、本子和猶太小圓帽，一週七天，一天一份。他刷了牙，如果條件允許，他還會轉向神聖的哭牆。他像會計一樣出著汗，在紙片上寫下悼詞和禱詞，捲成小筒後塞進石塊的縫隙中。

「因為當你經歷了我們都經歷過的事情後，只有三種可能：你要麼變好，要麼變壞，要麼像烏羅什那樣，用子彈打穿大腦。我不知道屬於哪一種，只知道自己躲過了子彈。」伊戈爾曾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