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簡稱前南法庭）的大樓，讓人第一時間想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築：其實際功能遠沒有光明未來、國際主義和人人享有正義的理想來得重要。它是聯合國建築風格對荷蘭低調尺度的妥協。前南法庭大樓的設計意圖是為所有人帶來家的感覺，包括前南戰犯在內。不過，要是後者對樸素的室內裝潢感到失望，我也不會感到驚訝。

出示通行證，進行徹底的搜查並將背包存入鎖櫃之後，伊戈爾和我通過了最後一道檢查崗，終於踩著金屬階梯——船上的那一種——下到了審判庭。旁聽席分為兩個區域，左側是記者，右側是一般群眾。我們入席時戴上了耳麥。一個小標牌上寫明瞭各個聲道提供的語言。第六聲道是cbs，也就是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語。我們的位子面對著一面被若干捲簾擋住的玻璃牆。左側和右側角落懸掛著電視顯示器。九點整，捲簾升起，法官走進審判庭，我們站了起來。三名身穿紅黑雙色法袍的法官落座於正中央的平臺，平臺下方坐著三名身穿白領黑袍的助理，再下方靠邊的位置是檢方和辯方律師。因此，我們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他們。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電腦。被告坐在辯護律師旁邊。他是一名中年男子，身穿灰色正裝，雙眼無神，土豆身材，舉止也沒有精神，活像個裝土豆的麻袋。我失望了，我想伊戈爾也是。我們期待著看到一名兇犯，結果卻是個普通人，長著一張易忘面孔的普通人。只有一處細節除外：他嘴唇下翻，牙關緊閉。他的臉是米洛舍維奇，也是圖季曼的翻版——同樣的牙關緊閉，倒u形的扭曲嘴巴只露出一條小縫。你能在小孩的畫裡看到這種平面的臉。一張邪惡的臉。

檢察官傳喚證人上庭。捲簾先是降下，然後又升起，只有擋住證人的那一扇沒有升起。證人的樣子在電視上看不清，但我們能聽見他的聲音。每隔一段時間，攝像機會轉向旁聽席，這時我們就會在電視上看見自己的臉。我們還能看到自己的臉在玻璃牆上的倒影和玻璃牆外眾人的臉重疊在一起。

一開始，我們還是透過玻璃牆跟進審判過程，偶爾才看一眼顯示屏。但是，我盯著螢幕的時間越來越長，好像我覺得電視影像比審判實況更可靠一樣。無論如何，我們聽到的話——我們不時會轉換聲道，聽聽英語、法語或荷蘭語的版本——都是不真實的。被玻璃牆隔開的現實並不比真正的現實更能激發我們的信心：兩者——一個編造著謊言，謊言，更多的謊言，另一個承諾著真相，完整的真相，只有真相，沒有其他——同樣是幻想，如果這個詞合適的話。

審訊圍繞一家鯉魚孵化場展開。烏羅什的父親曾經是一家波斯尼亞小鎮鯉魚孵化場的負責人。他們被問到孵化場主樓屋頂漏水是怎麼修的，蓋住屋頂的金屬板是什麼樣的，花了多少錢，錢由誰來出，還有卡車和司機的情況，等等。這樣無盡的、無聊的、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細節梳理是為了說明，烏羅什的父親及兩名同犯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時間離開孵化場，前往附近的一處棚屋，強迫關押在內的本鎮穆斯林居民進行羞恥的性遊戲——據說他們最喜歡的一種叫父與子——然後用散發著鯉魚腥味的雙手將其打死，屍體拋入魚塘。

這場戲中的所有被告聽起來都像是業餘演員：他們用機器人，而不是活人的語氣說話，從而將惡變成了刻板的故事情節，最刻板的那一種情節。沒有一名被告有最輕微的負罪感。在所有毀滅了南斯拉夫的人——領袖、政客、將軍、士兵、惡棍、殺人犯、黑手黨、騙子、小偷、流氓——裡面，沒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說：我有罪。我之前不曾從他們口中聽到有罪，我與伊戈爾坐在審判庭上沒有聽到，我今後也不指望能聽到。他們都只是盡職而已。你將釘子敲進牆裡會有負罪感嗎？不會。你將畫掛在釘子上會有負罪感嗎？不會。你將一百個人活活打死會有負罪感嗎？當然不會。

我想知道，那幾十萬匿名的人會怎麼看。沒有他們的狂熱支援，戰爭就不會發生。他們會有負罪感嗎？還有那往來穿梭的眾多外國政客、外交官、使節和軍人，他們呢？他們贏得的不只是豐厚的報酬，還有救世主的榮譽稱號，更不用說他們在聯合國或其代表的某個科層制機構中的晉升了。（外派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其實不算艱苦：酒店服務好，菜品美味，亞得里亞海近在眼前。）他們會有負罪感嗎？他們同樣只是在履行職責。就像藏在山上，擊斃薩拉熱窩街頭的那個女人的狙擊手一樣。就像拍下她的照片，斬獲年度戰地攝影大獎的外國攝影師一樣（不過，他從來沒想到要去叫救護車）。就連這可憐的女人，身體在人行道上抽搐，鮮血從體內湧出，就連她也在履行著忠實呈現戰爭的職責，儘管她自己並沒有意識到。誰害死了塞利姆的父親？誰害死了我們的烏羅什？誰將我和伊戈爾釘在座位上，渴望著贖罪？

我們，伊戈爾和我，竟在那裡看電視！這幅景象中是變態的現實，同樣變態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共謀。在某種意義上，坐在那裡緊盯著電視螢幕的我，和玻璃牆後像粘在椅子上似的烏羅什之父並無分別。在這樣一個媒體化——而且是許多次的媒體化——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有罪的。罪行不是真實的。一切都不是真實的。我感覺只要點一下滑鼠就能擺脫法官，擺脫被告，擺脫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只要一下美好的、帶來和解的刪除。只有一件事是真實的：疼痛。疼痛是無言的，無用的，卻唯一真實的證人。那奔湧於塞利姆血管之中，通過太陽穴表露出來的疼痛。那單調地重擊著我的疼痛。還有伊戈爾。那失聰的、麻木的、盲目的、突然令我們感到不安，表明有些事情錯得離譜的疼痛。

於是，我面對著玻璃牆坐著，默想著……如果那疼痛一下子都灌進一個頭腦像奧斯卡·馬策拉特一般脆弱的人，他站著張大嘴巴，發出一聲尖叫，那會發生什麼？我想象玻璃牆會粉碎成成千上萬個小亮片，電腦螢幕、燈、眼鏡、瓷牙套——全都變成碎屑；我想象那尖利的、撕破耳膜的聲音讓那些渾身鮮血的殺人犯的頭顱全都飛上天，讓他們堅硬的耳膜和冷酷的心臟統統爆裂……

我瞥了一眼伊戈爾。他感覺到我在看他的臉，於是轉過頭，投來疑惑的目光。我摘下了他的耳機。

「咱們走吧。」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