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了戰爭的人也有自殺的。我們在柏林聽說過各種各樣的故事。一個波斯尼亞女人住進了精神病院，出院前一天上吊自殺。一個波斯尼亞難民住在難民營裡，先用枕頭悶死了妻子和兩歲的孩子，然後上吊自殺。在阿姆斯特丹，一名克羅埃西亞女人在避難中心裡點火自焚。他們自殺是出於委屈、絕望、害怕、孤獨和恥辱。靜悄悄的無名死者，數量很多，同樣是戰爭受害者，儘管沒有計入戰爭死難者的數字。

不一會兒，達爾科來到咖啡館，我們從他那裡得知了細節。之前只有達爾科與烏羅什維持著一定的私人關係。他告訴我們，烏羅什用轉輪手槍擊中了自己的太陽穴。搞到武器不麻煩：他只要聯絡南斯拉夫黑手黨圈子就行。阿姆斯特丹充斥著南斯拉夫的武器：警方經常在公園裡碰見被丟棄的手榴彈。不久前就有兩個孩子誤觸手榴彈喪生。

烏羅什扣動扳機前給公寓來了一次大掃除。他把自己的東西全扔了——書，衣服，每一樣，包括他射出致命的子彈之前穿的衣服。他只留下了一個黑色塑膠袋。袋子上貼了一張便籤，便籤上用工整的大寫列印體寫著他兄弟的名字和地址。他是在週六或週日自殺的，當時房東太太正好去了外地。週一晚上發現屍體後，她立即通知了警方。他赤裸的屍體躺在屋子中央。他做得很乾淨：除了幾滴血和尿以外，屋子看起來和新的一樣。屍體周圍有七個硬紙板材質的兒童手提箱（玩具箱！），就是玩具店blokker裡賣的那種。箱子裡的東西都一樣：一把沒用過的牙刷、一個便籤本、一支削好的鉛筆、一頂猶太小圓帽。

「烏羅什是猶太人？」奈維娜問道。

「就我的瞭解，他不是，」達爾科說，「他爸爸是住在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你們都是知道的。」

達爾科描述的烏羅什死狀看似幼稚，但同時也冷得像一把刀。這些硬紙板兒童手提箱是烏羅什覺得自己上路的必要物件：猶太小圓帽、牙刷、本子、鉛筆，一式七份。它們就像是烏羅什用象形文字寫下的遺囑，留給任何有心破解的人。

「啊，還有一件事，」達爾科說，「他嘴裡含了顆子彈。」

「為什麼？我想知道。」奈維娜問道。

「我不知道。」

「對呀，」伊戈爾漫不經心地說，「為什麼呢？」

「就像我說的，我不知道。但是，要是——等他把屋子清理好，衣服脫了，槍頂在頭上——他意識到開槍會疼，他會怎麼辦呢？他可能會喊出來。有人可能會聽到。也許，他想到了戰爭片裡的場景，一個傷員要做手術，又沒有麻藥，於是他們就在他牙齒中間塞了一根硬物，免得他大叫。然後，他慌了一秒鐘，因為他什麼都沒了：他已經把所有東西都佈置好了。但是，他接著從手槍裡取出了一顆子彈，放在牙齒中間，然後將另一顆子彈射進了自己的頭顱。」

達爾科是勉強把話說出來的。在他試圖重現場景的全過程中，他似乎都要哭出來似的。與此同時，他彷彿也在思考烏羅什的死是多麼沒有意義，在向它抗議——畢竟，高貴的、有意義的死是存在的，為什麼烏羅什的死就毫無意義呢？——最後，他還是同情著烏羅什，原因正在於他的死是如此無意義。但是，我只能揣測達爾科的內心活動。我說的抗議其實是我自己的抗議。

伊戈爾給我們看了一篇《新鹿特丹商業報》發表的短文，內容是三名戰犯受審，其中就有烏羅什的父親。他們是最早受審的戰犯之一，只是小蝦米而已。大炮出庭還要再等好幾年。

「我們要去看看他嗎？」他問了句，他指的是烏羅什的父親。

「你的意思是，審判過程對外開放？」

「我今天在系裡拿到了兩張通行證。」

「就像電影票一樣。」

「他們以為是語言實習呢，」他挖苦道，「免費。」

「時間？」

「明天，如果你想去的話。」

沒有人說話。我在上學期已經忘記了戰爭。學生們也一樣。烏羅什之死將我拋回了混亂中，噩夢中。我恍惚了。我怎麼竟然不知情？因為我從來沒有問。我從來沒有問，是因為我害怕開口問。現在已經太遲了，應該問卻沒有問的問題正折磨著我。

「烏羅什的兄弟都料理好了。他有一直住在這邊的朋友，他們幫了忙。你也好，我們哪一個人也好，什麼事都辦不了。我們連葬禮都不能參加。」

「我們可以為他的靈魂舉杯，對吧？」奈維娜說著朝吧檯的方向走去，「我請。」

我們無言地小口喝著荷蘭生產的rakija酒。我不想烏羅什了；我在想戰爭初期電視上播的一個片段。畫面中的斯洛維尼亞小夥子年紀與烏羅什相仿，身穿南斯拉夫國民軍的制服，他被新成立的斯洛維尼亞本土防衛軍抓獲了。他站在那裡——舉起雙手，淚水順著面頰流下——大喊道：「兄弟們，別開槍！我是你們的人！」幾秒種後，斯洛維尼亞兄弟們射殺了自己的兄弟。

我們的酒喝乾了，奈維娜、達爾科、伊戈爾和我各自離開。那天的阿姆斯特丹就像費里尼《阿瑪柯德》裡的場景。他們眼裡的雪花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特大號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