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你何干？再說了，問這種問題有什麼好處？你看吧，再過一兩年就沒有人記得武科瓦爾了。或者薩拉熱窩。連當地人都記不得。所以，不要那麼激憤了。相信我，不值當。」

「但我就要。」

「告訴我，你見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離鄉的僑民嗎？哪怕是1971年清洗民族主義分子之後的流亡者？我見過。我在美國有一個叔叔，是他介紹我認識僑民的。就跟見鬼一樣。他們滔滔不絕地講著與我們的生活沒有半點關係的事情。那就是他們的時間觀。你離國時不僅改變了你的空間；你還改變了自己的時間，內心的時間。薩格勒布時間走得要比你內心的時間快得多。你依然困在自己的時間框架裡。我打賭，你現在還以為戰爭是昨天爆發的呢。」

「可它就是啊！」我激烈地說，「而且它還沒打完。」

「那是對留下的人來說！你的昨天就是他們的古代史。還記得克羅埃西亞宣佈獨立後，從加拿大、澳大利亞、西歐、南美湧回來的僑民嗎？久經考驗的克羅埃西亞人。應圖季曼號角聲而起的惡棍、私兵、打手、失敗者。」

「地方博物館裡的展品。」

「沒錯。對了，再過幾年，在留下的人眼裡，我們可能就和他們一個樣了。所以，要做的事就是忘記，忘記一切。」

「那誰會記得呢？」

「你以為人們發明象徵性的替罪羊是為了什麼？為了讓別人替自己受苦和銘記。」

「我不知道我是不……」

「好了，我告訴你吧。我們的故事不好講。就連數字的意義也是因人而異。我們感覺是大洪水，別人感覺是衝個澡：幾十萬人被殺，一兩百萬人流離失所，這裡著火了，那裡爆炸了，還有一點劫掠。都是小事！印度今年發洪水死的人都比這多。」

「你簡直是瘋了！」

「人們不喜歡不幸，相信我。他們不能對大災難感同身受。至少不會長期感同身受，哪怕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所以他們才想出來替罪羊的辦法。」

「我不明白。」

「知道貓王死了的人比知道薩拉熱窩圖書館沒了的人還多，比知道斯雷布雷尼察遇害穆斯林的人還多。災難讓人倒胃口。」

「你說的話太可怕了。」

「你還什麼都沒聽著呢。我要是真說起來，你肯定想離我遠遠的……」

他被飛機廣播打斷了：飛機即將在阿姆斯特丹降落。

「幸虧打鈴了。」他露出了真誠的微笑。

（我在荷蘭語裡比較舒服，奈維娜曾說過，好像荷蘭語是個睡袋一樣。）

「我在天上比較舒服。」我說。

我的旅伴無視了這句話，好像覺得它很下流。

能見度很好——天朗氣清，陽光明媚。我們身下的大地就像逾越節吃的無酵餅一樣，分成一個個細長規則的格子。荷蘭。上萬個馬列維奇《白底上的白色方塊》的廉價複製品拼在一起的樣子。我一下子意識到，我腦海中沒有一幅薩格勒布的影像。我努力想要喚起點什麼，但我能想起來的只是一系列模糊的，而且是——著實奇怪——黑白的畫面。出於某種原因，我的潛意識把我關於薩格勒布的檔案都掃回了前彩色時代。

「告訴我，」我突然將頭轉向旅伴，「共和國廣場的那家varteks品牌店還在嗎？」

「你是說耶拉契奇總督廣場？」

「無所謂。」

「嗯。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昨天去那裡了。我現在想不起來當時見沒見到它。」

「我從沒在那家店買過東西，」他說，「它怎麼會讓你這麼惦記？」

「它就是會。」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