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機場免稅店買了幾盒要帶回去的巧克力。名牌巧克力克拉申的包裝盒上有壓紋克羅埃西亞國徽，設計貼合新版克羅埃西亞護照。

起飛後，我產生了一種模糊的解脫感。我翻閱起航班提供的雜誌，先是空洞地盯著目的地列表，又隨便看了看介紹伊斯特拉松露、科爾丘拉島美景、鋼琴家伊沃·波格萊裡奇流星般的職業生涯，還有網球冠軍戈蘭·伊萬尼舍維奇最新斬獲的文章。

我在薩格勒布的七天裡一事無成。我沒辦新身份證：我沒找律師。當然，公寓肯定是沒戲了：類似案件有成千上萬起。另外，我對我們拋下的東西也不是特別留戀。我確實懷念書，戈蘭的書和我的書，但即便現在的住戶同意還書，我也沒地方擺。

不過，我說服了母親樓上公寓的住戶，他們同意找人處理她家天花板那塊醜陋的黃色汙漬。我還給母親留了點錢，好應對類似的緊急情況，還給水槽安了新水龍頭。

我在薩格勒布住了七天，看了七集巴西肥皂劇。我分清了劇中大家庭裡誰都是誰。從母親下床那一刻起，三臺電視機就至少有一臺是開著的。

「這讓我感覺自己並不孤獨。」她自我辯護道。

「怎麼不試著讀讀書呢？」

「我不行。看書眼睛疼。」

「買副新眼鏡吧。」

「我買了，沒用。眼裡好像有沙子似的。」

我不打電話：沒有人可以打。我會翻看舊通訊錄存的號碼。有一次，我甚至拿起話筒，撥打了一個當年友人的號碼，但還沒等有人接，我就把話筒扣下了。我鬆了一口氣。

我會想起母親。想起她對家的維護。對她來說，最要緊的就是汙漬處理掉、水龍頭不滴水、窗簾潔淨、生活在正軌上執行。但她也是一名鬥士，而且她找到了一名敵人：血糖。她不承認其他任何敵人：她現在太虛弱了，分心就會落敗。於是，她劃出了自己的領地，她在裡面就是至高的統治者。

戈蘭和我的合影放在母親家客廳的瓷器櫃裡。在那裡看到它就讓我明白，她的展品與我在僑民客廳裡看到的是何其相近。僑民們展示的紀念品所表達的並非對過往生活或故鄉的懷念；恰恰相反，這些物件表明他們並不懷念。心形糖餅、鞋形菸灰缸、達爾馬提亞或黑山風格的小帽、手工刺繡和蕾絲、皮質酒葫蘆、亞得里亞海海貝，它們是無數個神龕，利利普特國的墳墓，標誌著一種生活方式的結束、一個明確的選擇，以及他們願意接受這個選擇意味著的損失。

我有沒有接受，我說不好。我能說的是：在那一週時間裡，我一直不自在。出門上街時比和母親在一起時更不自在。我臉上帶著看不見的巴掌印，漫步在薩格勒布的街道。我看東西有一點斜眼，就像兔子似的。為安全起見，我還會抱住建築物的立面。一切看起來都是褪色的，灰色的，一會兒是我的，一會兒是陌生的，一會兒是從前的。

我沒跟母親說自己試過辦新身份證。問題是，我找不到辦公樓。儘管我以前去過幾次，儘管我很熟悉那片區域，儘管我的方向感很好，但我就是找不到地方。我問路的時候，別人讓我往左往右的，可我依然找不到。我在那片狹長的空間——最多有兩三條街——繞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恐慌情緒突然淹沒了我的內心，我哭了。流亡帶來的創傷——它相當於媽媽在小孩子的視域內突然消失——在我最想不到的地方浮現了出來：在家。我竟然在自己再熟悉不過的區域迷路了，這個事實讓我驚恐萬分。

我回想起了乘飛機時偶遇的鄰座乘客。他來自薩格勒布，可能比我大幾歲，是一名建築師，1991年離開了薩格勒布。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回美國的路上。他在一家美國事務所找到了工作，並在那裡定居。

「我以為自己傻掉了。」

「怎麼會呢？你會迷路太正常了，」他說，「改名的街道太多了。」

「但街道還是一樣啊。」

「名字改了，街道就不一樣了。」他說。

「我還是不能相信自己會迷路。」

「有點昏頭罷了。改得太多，太急了。」

「不過，我怎麼會在自己的城市裡走丟呢？」

「要是薩格勒布已經不再是你的城市了呢？」

「薩格勒布永遠是我的城市。」我固執地說，自己都能聽見這句話有多荒唐。

「下次再去，用心學習一下新的街道名就好了。舊名字越早忘記越好。」

「你以為那很容易？」

「一點也不容易。我知道你有多難過。我過去也一樣。可我已經過來了。或者說，它自己就會好的。因為他們已經把我們除名了。我、你、所有離開的人。是啊，我們是搞不清，但我們不算數啊。我們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少數人。看，你現在回過家了。你得沒得到一種印象：人們對過去十年間的事情感到特別不安？」

「我不知道。」

「人們在1991年鬆了一口氣。許多人在前南日子都不好過。總是有某個必須為之奮鬥的倒霉目標：這樣或那樣的光輝未來。還有那些該死的鄰居，指指點點，盯著你家母雞下的蛋比他家多還是少。於是，前南解體的時候，很多人都長舒了一口氣：他們可以摳鼻子，撓屁股，把腿翹到桌子上，把音樂調到最大音量，或者只是坐著看電視了。克羅埃西亞人趕走了塞爾維亞人，塞爾維亞人趕走了克羅埃西亞人，痛打了阿爾巴尼亞人。還有可憐的波斯尼亞人——他們像我們這些僑民一樣被除名了。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都不要他們。是啊，那地方現在到處是罪犯，而且罪犯坑了他們中的很多人，但他們仍然覺得現在比過去好：最起碼罪犯是本族人，高不可攀的標準也沒有了。他們應該感謝米洛舍維奇：畢竟，他拔掉了南斯拉夫的電源。別人誰都沒有這個膽量。大家都高興極了。」

「可後果呢？這一切由誰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