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照片遞給我。上面是戈蘭和一個日本女人。

「挺好。」我說。

「她叫hito（日戶），」她寬慰地說，「你公公和我叫她tito（鐵托）。我倆的小玩笑。看著還不錯，是吧？」

我又瞥了照片一眼，一陣令人痛苦的嫉妒傳遍全身。

婆婆嘆了口氣。

「來日方長，塔尼婭。唉，我倆是不長了。一輩子就過去了。可你們還小，應該有更好的前程……聽你媽說，你在阿姆斯特丹還可以啊。」

「挺好的。」

「你一直是尖子生。」

我感覺她話外有話——她想說，她是我這邊兒的——但她找不到合適的詞。

「你不跟他走的時候，戈蘭挺難受的。」

「我知道。」

「幸好時間會治癒一切傷痕。」

公公出現在了門口。

「你倆在這兒說什麼悄悄話呢？我可不想被撇開。什麼時間會治癒一切傷痕？你們女人啊，撿到一點東西就到處學舌。時間不會治癒傷痕；時間製造傷痕。」

「你小說讀太多了。」婆婆說道，好像在跟小孩講話。

我們回到客廳，喝了些咖啡。婆婆開啟酥餅罐子。酥餅是南斯拉夫時期生產的，放了那麼久，都嘗不出味道了。

公公接著絮叨。婆婆不時揮舞一下手臂，好像在趕蒼蠅。接著，她起身開啟電視機。公公開始嘟囔，說她剛才沒聽他講話，說她從來不聽他講話，就想著那個蠢盒子。婆婆調低了音量。她看肥皂劇都只看字幕，用不著聽聲音。

環顧客廳，我感覺東西都變小了。就連公公和婆婆看起來都小了。東西看起來都舊了，灰暗破敗的樣子，就像角落裡那盆落灰的印度橡膠樹一樣。

公公的話語淹沒了客廳，下結論，為行為辯護，發火，發牢騷。這些話幾乎變成了實物。它們是隨著年老和膀胱失禁而來的。他意識不到它們在從自己身上噴出來。

我不知道過了多久，但在某個時刻，我站了起來，好像剛從夢中醒來。

「我該走了，」我說，「我媽給我做飯呢。」

他們沒有挽留我。

「好啦，你現在知道我們的日子是什麼樣了。」婆婆帶著歉意說道。

「什麼樣！」公公咆哮道，「我們比許多地方的人過得都好。要不是出了那些事，我們比美國人過得還好。」

他喘著粗氣，從放電視的桌子底下抽出了三個筆記本。本子很大——是信紙的格式——而且是手工裝訂的。

「給你，」他說，「看看這些吧。我瞎寫的。」

我在門口分別親了他們一口。公公顯然不太舒服。他努力想笑，但嘴角還是向下。這副表情讓他看起來像個被拋棄的孩子，正在努力克服受到的慢待。我到機場時肯定也是這副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