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走就再也搞不清楚了，」梅麗哈說，「我總是不確定時間，你懂我什麼意思嗎？」

對他們來說，時間分為以前和後來。儘管他們能輕鬆地重構出戰前時期，但包括戰爭本身在內的戰後時期就是一團混沌了。最簡單的問題都能將他們絆住。

「我是說，我什麼時候出國的？」

這就是他們說話的方式，還原為最小公約數。

「對。」

「這個，我不是直接過來的。」

一開始都是這樣。或者那樣。一開始，他們做了那件事，去了那裡，然後來到這裡，來到荷蘭。流亡者的敘事是沒有日期的。日期用荷蘭語比較好回答，因為荷蘭官員總是在問：「你第一次到荷蘭是什麼時候？」然而，儘管他們學會了馬上做出回答，卻搞不清回答背後的內容。戰後是一段神秘的時光，它到底是過了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都沒有區別。在短短的戰後時期裡發生了太多的事情，他們的心理時鐘在重壓之下壞掉了。一切都壞掉了，一切都斷掉了，裂成了碎片。地點和時間一樣，分成了以前和後來，生活分成了這邊和那邊。他們突然間沒有了證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我們藉以重構生活的平常見到的人。沒有了這些可靠的中介，他們被拋回了自身。

我走進屋子時就有一種感覺：他們純粹靠意志力回撥了時針。他們將我誘入了他們的繭，好讓他們可以晚一點再去想死的事。但是，死亡就在他們身邊，是他們看不見的租客。空氣裡都是它的臭氣。

公公身穿睡衣，披著一件皺巴巴的浴袍，沒有繫帶子。一根管子從敞著的懷裡伸出來——是導管。這是失禁的表現，我感到了震驚。我幾乎認不出他了：他瘦了，鬍子拉碴，面容委頓，還有黑眼圈。婆婆好一些：她穿著一件好看的罩衫，還塗了口紅。她努力表現出最起碼她還沒失禁的樣子，這觸動了我。

我管他們叫公公和婆婆。奧爾加和馬爾科以前是老師，生下戈蘭時歲數已經不小了。公公在「二戰」爆發前夕從教師培訓學院畢業，參加過游擊隊，戰後擔任克羅埃西亞教育部高官。1948年，與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因為政治失言被送去了goliotok，也就是裸島，在那裡做了三年苦工。獲釋後，他被髮配到地方小鎮當小學老師。直到戈蘭上大學，他們才搬到薩格勒布。

公公一貫樸素內斂：他在裸島學會了閉上嘴巴。直到七十年代為止，勞改營和其中的暴行都是禁忌話題，就算在七十年代也沒有人多談。於是，公公基本上閉了一輩子嘴。不過，他善於傾聽，而且很會問問題。他很少表露對戈蘭的愛；他似乎將這一面全都交給了婆婆。我認為他也是愛我的，以他自己的方式。

突然間，你一句話都插不上了。他說個不停，不光是問，還會自問自答。

「我聽說你在教書啊。學生多嗎？我當老師三十年，一直想算清楚教了多少學生。奧爾加也算。我花了多少時間在這上面，都沒法跟你說。信不信由你，我們就沒算清楚過。於是，我就跟奧爾加說，奧爾加呀，我說，咱家可算出了個數學家，不是嗎？寫信讓他算。」

「你現在別想這事了。」婆婆說。她接著轉向我，扯了我一下。「來，到廚房給我搭把手，走不走，塔尼婭？」

「你看見啥樣了吧。」她小聲說道。

我沒答話。

「說，說，說。不停地說。我都不聽他講了。」

「導管幹嗎用的？」

「別問了。它就是……幫我把餅乾從儲藏室裡拿出來吧，好不好？」

她願意把秘密分享給我這一點打動了我。我開啟了被她抬高為儲藏室的櫥櫃。我驚訝地發現櫥櫃門上用膠帶粘著一張雜誌的標題頁，挺可笑的。那是一張身穿元帥制服的鐵托照片。我一直以為公公和婆婆痛恨鐵托，儘管他們嘴上從來不提。現在好了，公公的劊子手優哉遊哉地進了家門，和家裡不多的大米、麵粉、洋蔥、土豆待在一起。他們決定給他平反。在婆婆的儲藏室裡。顯然，比起現狀，他們更喜歡鐵托時代，儘管他們不敢大聲說出來，正如他們在鐵托時代也有很多事情不敢講。

「他什麼時候成話癆的？」我問道，說著把貼著酥餅照片的馬口鐵罐拿了下來。

「我也說不準。是一點一點的。不過，我最後沒法不注意到了。我不在屋裡時，他就對著牆說話。他就是不停地說。我再也受不了了。真是受不了。我都聽了一千遍了。我甚至感覺睡覺都能聽見他念叨。」她咬了下嘴唇，又說了句，「我就盼著熬完了。」

「戈蘭呢？他了解情況嗎？他過得怎麼樣？」

「你可以看看他的信，如果你想的話。」

「不了。有什麼好看的？」

她出去了片刻，回來時拿著一張快照。

「我不該給你看這，不過，你知道可能比較好。」